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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松波,德籍华裔,1990年进入北大学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1994年取得博士学位,后从商。现任德国周氏王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百得利汽车进出口公司CEO,北京华商投资有限公司CEO。
我从小爱好哲学,14岁便开始思考人生:自己到底是谁?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
18岁时,我背起行囊,独步钻进了美国的森林。三个月旅途奔波与冥思苦想,终于使我豁然开朗:万事万物似乎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因此,一切从变化出发,适应变化,甚至主动创造变化,才是正确的处事方法。
有人看到变化就害怕,生怕潮流涌来把自己淹没。我认为,主动感受变化,能将不好的感觉抛弃,因为,这是自己在引导这种变化。
★人生的几次重大选择
1990年,攻读国民经济学专业的我从德国波恩大学毕业,那时我拿到了美国哈佛大学的奖学金。不承想一次偶遇,使我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我遇到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一位参赞。曾任兰州大学副校长的他向我谈起了中国,说了很多。最后他对我说,“你有中国血统,何不回祖国看看?”
我的心里起了波动,我专门到国家图书馆查阅有关中国的资料。而中国古代哲学征服了我。
现在看这段取舍,我觉得有两个最关键的理由支持我回国:一,如果想超常成功,就必须有最独特的东西。我在德国长大,如果回去学习中国文化,从知识结构上说,对我最有利;二,我黑头发黄皮肤,是个华人,又在德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我想我可以也应该给中国和德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做些事情。
1990年硕士毕业后,我来到了北京。
刚下飞机时,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川流不息的自行车,我觉得现实的北京与想象中充满神秘魅力的北京有着巨大反差。当时我略感失望:这就是我新生活开始的地方吗?值得吗?我可是放弃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来到北京大学求学的啊。
但是,我很快在北大的未名湖边找到了感觉:我进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师从赵靖老教授攻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对我的朋友们而言,这又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为什么我没有选择金融等热门专业,而是在没有任何古文基础的情况下着手研读古代经济史呢?
我向朋友们解释说:中国的古代思想文化蕴涵了很深的哲理,如果能够系统地加以整理,在实际运作中灵活运用,必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再者,到哪里都可以学金融,而中国的古代思想却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在北大读书的中国人可以接受到的最有价值的教育。我放弃哈佛来到北大,就是希望能够中国的舞台上施展才华,做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中国古代思想对我而言是合适的。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尽管学习的过程很艰难:赵靖老教授现在还记得我这个弟子入门时连普通话都说得不太好的样子,有时他甚至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帮助我研读古文的经济文献,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的时间,我硬是把儒法道墨等各家的经济思想整理了一遍。1994年,当我走出北大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比较深刻领会了古代哲人思想精髓的博士。
这个时候,我人生中新的选择又出现了:走出北大的同时,我拿到了副教授的聘书,我犹豫了:从商,还是从事学术研究?
尽管我对学术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在读博阶段已经开始编译书籍,但我仍然选择了从商。我想,如果我从事学术研究,可能就没有机会开展商业实践;而如果我从商,仍然有机会接触学术。另一方面,实业报国在我看来也更能体现个体的价值和才能。
事实证明,我又一次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如今,我的公司年贸易额已经超过20亿人民币,我利用闲暇时间撰写的《企业兵法管理》和《商战新论》也被学术界给予了较高评价。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能够在中国的大舞台上尽情施展才华了,也能够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使者的作用了。
当然,最令我感到骄傲的,还是自己面对每一次人生重大选择时的正确决定,特别是当年选择来北大读书。如果没有在北大的经历,就不会有现在的周松波,也不会有爱情和现在的幸福家庭。因为,我在北大收获了美好的爱情,我对北大的感情很深。
★商场是人生的实验室
1996年后,我开始做实业。那时候没有创业资本,我不得不从推销医疗器械起步,整日奔波于夏日炎炎的北京,医生们常常被我的诚恳所打动。
在最初的创业道路上,我悟出一个道理:在没有资本的时候,选择咨询业为切入口,比较容易实现资金的积累,对了解一个行业也大有好处。
事实上,我本人就是凭借对信息的敏锐赚得了第一桶金。
一次,我去拜会一家烟草公司的朋友,朋友传真机里滚动的一条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家英国烟草公司想要谈合作。他们公司一天到晚接到类似的信息,并不当真,只把信息送到研究部门了事。我却于当夜查到这家外国公司的地址,第二天便和他们联系,表明自己具有帮助双方达成合作的能力。
中外双方看到我做的项目合作计划书,都认为这是一份十分专业的计划书。谈判虽然艰苦,但项目合作成功,我拿到了极为可观的佣金。
人与人之间看起来差不多,就是那么一点点智慧的火花才使人显得不同。很多年轻的朋友问我成功秘诀,秘诀当然谈不上,我简单总结如下:有激情,能吃苦,善做人,会做事,重视信息,创造机遇,把握机遇,绝不轻言放弃。
我把每次做生意的过程当作一次实验,从中悟出了深刻的做人哲理和经商秘诀。在实验过程中我体会到,人要学会自我控制:在关键时刻冷静不失气度,避免情绪化。把握分寸,做事胸怀宽广,自然而然会赢得信赖。
我曾经把外商带到大连的一家企业,洽谈一个4000多万美金的项目。一上谈判桌,这个企业的人就毫不客气地对外商说:“如果这个项目你让周氏王朝的人参与,我们就不谈了。”如此意外的场面,外商都不禁脸红,我却相当冷静,当时我平和地表态:“没问题,但请给我两分钟的时间向外商解释。转过身,我若无其事地向外商告辞:“你们不要为难,我马上撤。我的目的很明确:只要你们成功!如果需要的话,我随时可以为你们出谋划策。”我说完这番话就大大方方离开谈判桌。
没想到,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谈判之后,外商主动找到我,要求精诚合作、利益共享。而此时,我虽然觉得事情的结果还不错,但内心总有一个心愿:希望有一天,那位企业老总主动把我请回到谈判桌上。
有心人自有良机。不久,奥地利总统来华访问,随行的还有许多外商。我立即找到那家企业的有关人员,共同策划,创造机会让该企业老总与奥地利政府代表见面。这位老总动心了:“当初那么得罪他,他还为我们企业的发展着想、做事……”从此,友好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后来,我们两人在北京相聚甚欢。再后来,我一次又一次坐到了谈判桌上,事业也越做越顺利。
在生意越做越红火的同时,我却对员工强调企业要在发展中求平衡,不必过分追求速度,而要在每个阶段试着涉足不同的行业以积累经验。
与做企业类似,我认为人也要学会自我控制,必要的时候学会放弃。我意识到心理平衡对人生十分重要。心理平衡的人,就会求善、求美。
我始终坚持:企业家不必追求极端的成功,要留下奋斗的空间。要做有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的企业家,在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享受乐趣。基于这种认识,我在北大设立了奖学金,鼓励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在中国遭受洪水灾害的时候,也主动捐款。
挣钱不是我的目标,只是手段而已。钱是很表面的东西。只是在促成事物的过程中,我拿到钱会很快乐。
按我的理想,40岁后要回归书斋一个时期,将十几年积累的实战经验和中西文化精髓结合,潜心研究,专心致志地研究人文发展之道。因为我认为“儒商”二字,儒为体,商为用,无论从商为儒,首先要诚心正意,方能去功利心,去浮躁心,正确把握变化中的机会、保持动态中的平衡,而近乎成功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