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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钱钟书先生在其《谈艺录》中言及李贺时，充分肯定了李贺诗歌遣词造句摹写设色上的成就。同时，也指出了李贺诗在构思用意上的不足，谋篇命题上缺乏相对宏大的艺术视野。从钱先生的评价出发，以与其有许多相似之处的李白作为参照，对比分析李贺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李白；李贺；审美范式；钱钟书诗评
李贺与李白同为唐代的浪漫主义诗人，在艺术创作上有着一些相似之处——皆写神鬼玄幻、皆有极大的梦幻色彩，各自有比重较大的梦幻诗；同时，都对于乐府诗有着各自的继承与发展，都是浪漫主义传统的发扬者；在创作上都以奇特的艺术想象和别出机杼的艺术构思而获得赞誉。但李贺之诗名难匹李白。钱钟书对于此有过这样的评价：“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举凡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李贺之诗将注意力放在了诗歌的用词新奇上，冥思苦吟、苦心经营。似宋代文人靠才情而作诗，多以古题发挥。而李白创作则不同，多即兴而作一气呵成，整体诗歌的气象自然流畅、关照宏大。创作方式的不同形成了诗仙、诗鬼两种不同的审美范式。李白代表的是人们对于舒张与展露的情感表达上的满足，而李贺代表着的是好奇与求异的审美追求的满足。具体来说，就是二者在语言表达和诗歌主题用意上的差异。
语言表达上，李白直抒胸臆畅快淋漓，李贺幽曲晦涩曲意难解。所谓白善议论、贺工描摹。一方面，二者诗歌有着意象疏密上的不同。李白的诗往往大处着眼，意象、议论、情感浑然一体，大开大合而没有对于意象的过度应用，只是简单的勾勒。李白诗歌中的意象不加堆砌，不是每句一个或者多个，而是好多句共同构成完整意象，疏朗适中。所以李白对于自己的情感有一个直接的抒发，诗歌的主题和所寄寓的情感是明确可感的。而李贺则将意象进行铺排与描摹，情感不进行直接的抒发与宣泄，有意寄托在意象之中，需要人们多层的解读与阐释。李白诗中景象往往虚写，物象更多是一种感觉而非具体情态。李贺则多为实写，物象有自己浓重的主观色彩。
以李贺与李白的同题乐府诗《将进酒》为例，李贺之诗，开篇一句流丽多彩的画面即全部由意象构成。晶莹的琉璃琥珀，鲜红浓郁的酒。宴酣之乐醉生梦死。龙凤、罗帏、笛鼓、桃花雨等等，意象排列十分密集，前三句意象的数量就多达十几个。每一处的排列都不是随意而为之，用词上也力求新奇不落俗套。酒滴比作红珍珠，佳肴比作龙凤肉，笛是龙笛，鼓是鼍鼓，这番醉饮生出了别样的畅快与奢侈来。皓齿歌，不赏乐而赏歌者皓齿，细腰舞，不观舞曼妙而观舞者妖娆。奇巧风趣可见一斑。如王琦言：“长吉下笔，务为挺拔，不屑作经人道过语。”
李白《将进酒》给人的第一感觉便是没有这样浓丽绚烂。金樽加之白发，配上五花马，便是所有的色彩了。其他李白的诗作，也无外乎浅淡的青冥、绿水、白鹿、青崖。李白诗色彩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举不出几例来。马匹钟玉等象征性物象，散落诗中，不加描摹。诗人更多写豪饮之举，落脚于消愁放旷的情感表达。叙述、议论、抒情等共融一炉。
钱钟书先生认为李贺炼字造句的功力正是李贺的过人之处，将其与戈蒂埃相比。歷来的诗评也对此大加赞赏。但这也正是李贺为人诟病之处，奇巧意味着晦涩生僻的意象书写，意味幽曲容易雕饰过度而失了气韵。
主题用意上，杜牧言“稍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赞美之余也认为文理有所不足。即钱先生言，涉世未深，缺乏完整体认及深刻见解。换句话说，缺乏宏大视野，情感表达不尽淋漓。例如《天上谣》，有人说是描绘完美仙境景象，表达现实的苦闷。也有人说旨在讽刺统治者。都不免牵强附会。取钱钟书言“盖长吉振衣千仞，远尘氛而超世网……鲜人间事”。李贺诗少一些对于世道人情的关照。虽然李贺有一些借古讽今的作品，甚至有人拿杜甫作对比，但不可否认其诗作不食人间烟火。许多人非要从李贺的诗中读出更多的意味来，但实际在李贺短暂而多舛、写满了辛酸与不甘的苦闷人生里，没有那么多的心力去关注更大的世界，用更宏大的视野进行文学书写。钱先生举《公莫舞歌》也未给出其用意的解读，普遍认为只是一首求新的翻新之作，除了对于当时情境的想象之外，没有更多宏大关照及深刻感发。诗于李贺，更像是一种凄苦人生中难得的消遣。涉世未深因命数有限，刻意为诗是他自己的精神栖息。
相比而言，李白有“将复古道，非我而谁”的使命感与积极的处世态度，《蜀道难》用语新奇之余强烈的情感传达，对于祖国山河的热爱及隐忧之思。《古朗月行》中对于当时的政治黑暗昏晕的不满与自己兼济天下的英雄情怀的抒发。有《赠汪伦》《送友人》等诗作感人的深厚友情，直接的离情抒发。诗仙李白的诗，因酣畅的情感表达显得流畅逍遥，诗中洋溢流动着生命意识、有对于自身价值的全面体认、对于时运与自身命运的联系与把握。这是其独到之处，也是形成不同于李贺的诗仙审美范式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王琦等.李贺诗歌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钱钟书.谈艺录[M].中华书局，1984.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5]张剑.20世纪李贺研究综述[J].文学遗产，2002（6）.
关键词：李白；李贺；审美范式；钱钟书诗评
李贺与李白同为唐代的浪漫主义诗人，在艺术创作上有着一些相似之处——皆写神鬼玄幻、皆有极大的梦幻色彩，各自有比重较大的梦幻诗；同时，都对于乐府诗有着各自的继承与发展，都是浪漫主义传统的发扬者；在创作上都以奇特的艺术想象和别出机杼的艺术构思而获得赞誉。但李贺之诗名难匹李白。钱钟书对于此有过这样的评价：“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举凡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李贺之诗将注意力放在了诗歌的用词新奇上，冥思苦吟、苦心经营。似宋代文人靠才情而作诗，多以古题发挥。而李白创作则不同，多即兴而作一气呵成，整体诗歌的气象自然流畅、关照宏大。创作方式的不同形成了诗仙、诗鬼两种不同的审美范式。李白代表的是人们对于舒张与展露的情感表达上的满足，而李贺代表着的是好奇与求异的审美追求的满足。具体来说，就是二者在语言表达和诗歌主题用意上的差异。
语言表达上，李白直抒胸臆畅快淋漓，李贺幽曲晦涩曲意难解。所谓白善议论、贺工描摹。一方面，二者诗歌有着意象疏密上的不同。李白的诗往往大处着眼，意象、议论、情感浑然一体，大开大合而没有对于意象的过度应用，只是简单的勾勒。李白诗歌中的意象不加堆砌，不是每句一个或者多个，而是好多句共同构成完整意象，疏朗适中。所以李白对于自己的情感有一个直接的抒发，诗歌的主题和所寄寓的情感是明确可感的。而李贺则将意象进行铺排与描摹，情感不进行直接的抒发与宣泄，有意寄托在意象之中，需要人们多层的解读与阐释。李白诗中景象往往虚写，物象更多是一种感觉而非具体情态。李贺则多为实写，物象有自己浓重的主观色彩。
以李贺与李白的同题乐府诗《将进酒》为例，李贺之诗，开篇一句流丽多彩的画面即全部由意象构成。晶莹的琉璃琥珀，鲜红浓郁的酒。宴酣之乐醉生梦死。龙凤、罗帏、笛鼓、桃花雨等等，意象排列十分密集，前三句意象的数量就多达十几个。每一处的排列都不是随意而为之，用词上也力求新奇不落俗套。酒滴比作红珍珠，佳肴比作龙凤肉，笛是龙笛，鼓是鼍鼓，这番醉饮生出了别样的畅快与奢侈来。皓齿歌，不赏乐而赏歌者皓齿，细腰舞，不观舞曼妙而观舞者妖娆。奇巧风趣可见一斑。如王琦言：“长吉下笔，务为挺拔，不屑作经人道过语。”
李白《将进酒》给人的第一感觉便是没有这样浓丽绚烂。金樽加之白发，配上五花马，便是所有的色彩了。其他李白的诗作，也无外乎浅淡的青冥、绿水、白鹿、青崖。李白诗色彩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举不出几例来。马匹钟玉等象征性物象，散落诗中，不加描摹。诗人更多写豪饮之举，落脚于消愁放旷的情感表达。叙述、议论、抒情等共融一炉。
钱钟书先生认为李贺炼字造句的功力正是李贺的过人之处，将其与戈蒂埃相比。歷来的诗评也对此大加赞赏。但这也正是李贺为人诟病之处，奇巧意味着晦涩生僻的意象书写，意味幽曲容易雕饰过度而失了气韵。
主题用意上，杜牧言“稍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赞美之余也认为文理有所不足。即钱先生言，涉世未深，缺乏完整体认及深刻见解。换句话说，缺乏宏大视野，情感表达不尽淋漓。例如《天上谣》，有人说是描绘完美仙境景象，表达现实的苦闷。也有人说旨在讽刺统治者。都不免牵强附会。取钱钟书言“盖长吉振衣千仞，远尘氛而超世网……鲜人间事”。李贺诗少一些对于世道人情的关照。虽然李贺有一些借古讽今的作品，甚至有人拿杜甫作对比，但不可否认其诗作不食人间烟火。许多人非要从李贺的诗中读出更多的意味来，但实际在李贺短暂而多舛、写满了辛酸与不甘的苦闷人生里，没有那么多的心力去关注更大的世界，用更宏大的视野进行文学书写。钱先生举《公莫舞歌》也未给出其用意的解读，普遍认为只是一首求新的翻新之作，除了对于当时情境的想象之外，没有更多宏大关照及深刻感发。诗于李贺，更像是一种凄苦人生中难得的消遣。涉世未深因命数有限，刻意为诗是他自己的精神栖息。
相比而言，李白有“将复古道，非我而谁”的使命感与积极的处世态度，《蜀道难》用语新奇之余强烈的情感传达，对于祖国山河的热爱及隐忧之思。《古朗月行》中对于当时的政治黑暗昏晕的不满与自己兼济天下的英雄情怀的抒发。有《赠汪伦》《送友人》等诗作感人的深厚友情，直接的离情抒发。诗仙李白的诗，因酣畅的情感表达显得流畅逍遥，诗中洋溢流动着生命意识、有对于自身价值的全面体认、对于时运与自身命运的联系与把握。这是其独到之处，也是形成不同于李贺的诗仙审美范式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王琦等.李贺诗歌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钱钟书.谈艺录[M].中华书局，1984.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5]张剑.20世纪李贺研究综述[J].文学遗产，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