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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通外国”意为,暗中勾结外国,阴谋叛国。在那段特殊的时期,常有人会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或被人揭发,或自己坦白,只要有亲属在海外、和国外通信,就难幸免。
自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起,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的杨启贤开始集邮。那时,他刚满10岁。杨启贤没想到这个兴趣会影响自已以后三十年的人生路。
寄往香港的剪报
1957年7月1日,国内反右斗争拉开序幕时,杨启贤18岁,正在惠安一中读高三,准备高考。和许多涉世未深的同學一样,杨启贤决心在这次运动中干出点成绩来。那时候杨启贤写了很多大字报,他认为这样就是表现好。
1958年4月,杨启贤因为在“大鸣大放”中的表现,被列为团委整风的重点对象。8月14日,杨启贤接到“高考落取通知书”,这、止高中毕业成绩各科平均90.6分(满分100)的杨启贤很奇怪。
后经杨启贤自己查明,高考“落取”唯一的原因是政治审查不合格。这与杨启贤的父亲有关,他的父亲开了间不大不小的店铺。杨启贤先后考了5次大学,都为“落取”,原因都是政审不合格。
高考失败后,杨启贤先是到街道工作,后来到惠安北门外小学当了教师。集邮爱好倒是始终没变。通过《集邮》杂志的集邮信箱和报纸上的信息,杨启贤开始和同苏联、保加利亚、日本等国外邮友换邮票。那时都是平邮信件,贴上两毛二的国际邮资,等来回信常常要两个月,所以国际间邮票交换并不频繁。
1958年9月,杨启贤从《集邮》杂志上找到一位香港邮友的地址,并按他的要求寄了些火花和他交换邮票。
香港邮友来信说,自己是一位华侨,想了解国内的情况,希望杨启贤能寄些国内的报纸,他会回赠邮票。
“我想报纸都是公开的,有什么不能看的。”杨启贤说。他从旧报纸中挑出3小块新闻,全都是关于福建当地华侨投资的,剪下来寄往香港。
不久,《集邮》登载消息说,一些香港的国民党特务,借交换邮票的名义搜集国内报纸,要求邮友提高警惕。
杨启贤越想越不对,决定去当地派出所交代情况。公安人员要求杨启贤写好书面材料上交后。日后有人告诉杨启贤,公安局内部对这份材料很重视。
在恐惧中交代
文革之初,杨启贤熟识的一位爱好集邮的语文教师,因收藏清朝、民国时的邮票,被红卫兵挂上“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游街示众。
杨启贤的母亲让杨的表弟撬开箱子,将那些可能被当做罪证的邮票撕下烧掉。其中有上海集邮家陈湘涛赠送的三分“大龙票”和一套“小龙票”等1000多枚。
福建靠海,东临台湾,沿海地区居民多有亲戚在海外,通信往来本是平常。但当时通讯不便,和海外亲戚有联络者很少,多数人都彼此不知是死是活。但在那场风波中,街头巷尾常流传着“特务故事”,曾经打过交道的人,常被传为特务、叛徒。很多人都以怀疑的眼光打量着熟人,甚至揭发他人的“罪行”,抓到真凭实据就会冠以“盗窃国家机密”的罪行,查无实据、猜测的,都会被笼统称作“里通外国”。
杨启贤第一次听说这个罪名,是因为彭德怀被戴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杨启贤害怕与海外通信交换邮票的事会被当“通敌罪”追查,一天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那时只要跟‘外面’稍有联系,事情就复杂了,麻烦也随之而来。”杨启贤说,“我因此对周围人的一举一动格外留神。只要稍有对我冷淡的态度,一束不信任的目光,都令我不寒而栗。”
1967年1月1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第一条就规定。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文革时代,这类文件指导运动,实际具有高于法律的效用。
1969年9月,惠安的教师都被集中起来参加“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学习,其实是对所有教师进行封闭式审查。杨启贤随第二批教师进入学习班,到达当晚,参加前一期学习班召开的“宽严大会”,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一位姓骆的老师上台坦白,说自已集邮过程中犯了“里通外国”罪。骆老师交代的“特务”邮友中,有人曾和杨启贤通信交换邮票。大会当场点名宣布以“隐瞒重大政治历史问题”逮捕两人,在会场的怒吼声中,杨启贤感觉像是在叫自己,差点吓晕过去。
恐惧得一夜没睡。为了得到解脱,杨启贤决定在第二天的小组讨论会上把自己的“问题”讲清楚,反正当时只是为了集邮,没有其他目的。学习班的几位负责人得出结论:“杨启贤这是以攻为守,企图用枝节(集邮)问题掩盖实质,背后肯定大有文章。”
学习班中队长下令隔离审查杨启贤。并派出专案组到杨启贤工作单位、居住地调查。
杨启贤很后悔,觉得自己一片忠诚却做了件蠢事。他给县革委会主任、“清理阶级队伍”总指挥写抗议信。抗议信很快转给了中队长,中队长暴怒,认定杨启贤与外界串供,企图蒙混过关,对杨启贤的审查更加严格。杨启贤的一位亲戚在学习班任炊事员,也遭牵连被开除。
9月23日,“杨启贤‘里通外国’罪该万死”“杨启贤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标语贴满学习班。杨启贤被拉上台,批斗会开始。
一块写有杨启贤名字、罪名和骷髅头的纸牌挂在杨启贤脖子上,台下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批斗会后,杨启贤被带入反省室,还有3个人被关在这里。一个秃头,曾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肃反时坦白交代有立功表现,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揪出。中队长说,解放后秃头参与特务活动。秃头服服帖帖,但从来没交代。另一位是某小学的教师,他曾和同事说,解放初舅父生日,他去赴宴,同桌的12人除他外,后都被查出是“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兴泉纵队”特务。他不承认自己是特务,每天面对墙壁抽烟,没写过交代材料。
还有一位是小学校长,被揭发后一直在写交代材料。十几年后偶遇,他告诉杨启贤,他加入的组织后来被平反了,自已从特务变成中共地下党员。
在反省室里,每个人站着面对一堵墙想问题,写交代材料可以坐下来,写得多则可以到有桌椅的房间里。
“可爱的家乡”
接下来几天,学习班改以小组为单位,继续审查杨启贤。“你为什么要集邮?集邮是什么玩意儿?骆某某(骆老师)也说自己在集邮,后来革命群众一追查,他就承认犯了‘里通外国’的罪行,难道你不也是这样吗?”
“集邮是一种高尚的娱乐,可以丰富知识,陶冶情躁。国家就办有集邮公司,出版《集邮》杂志。”杨启贤回答。
“什么高尚的娱乐,分明是借集邮为名干反革命的勾当。为什么跟香港特务通信?这不是‘里通外国’,是什么?”
杨启贤说:“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寄平信还是八分钱,跟国内邮资一样。对方也是中国人,是不是特务我不知道。我只是跟他交换邮票,没干违法的事。说我‘里通外国’,恐怕文不对题吧!”
这样的辩白只能激起会场内更加强烈的声讨。这位曾被认为是“跟几十个国家有联系的国际间谍”,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复述自己简单的故事。审查的时候,杨启贤遭到殴打。更多的细节老人已经不愿回忆,他说当时心里想的是忍耐是唯一的办法。
一天,一位“好友”溜进反省室,对杨启贤说,杨的材料他都看过,再不坦白恐会被从严处理,就是逮捕判刑。
“难道过去我真的犯了里通外国罪。当真干过不法的行为?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杨启贤说,“好友再三表示,这是千真万确,他不骗我,是希望我好。我完全失去了自信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开始怀疑起自己。即使我想交代,也不知道该交代什么。”
杨启贤无法复述当时交换信件的内容,只好按过去与邮友交换邮票的套路,凭想象捏造了几段:“8月9日寄去三十枚邮票,请换给我动物、花卉等外国邮票”,“信和邮票已收到,谢谢,再寄去五十枚,希望能多换一点邮票”等。写完交给好友。
专案组收到杨启贤写的材料后,组长来到反省室说,不要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我们要的是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尤其是军事。
“他们早已认定我为一名真正的里通外国分子,那必然要刺探军事情报。我忽然产生一个恶作剧的念头,”杨启贤说。
他写了一篇内容为“可爱的家乡”的文章,“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我们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建了许多工厂:有酒厂、印刷厂和农械厂。以前这里没有汽车,现在公路四通八达,乘车非常方便。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入学人数大大增加,不但有小学、中学、还办起大学”,“我们这里有飞机场,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算是凑上军事内容,上交了。
最后,专案组长让杨启贤在一张标题为“定案依据”的纸上签字,内容是:“杨启贤借集邮为名跟香港特务机关通信联系,向对方提供我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并接受对方的报酬,已构成里通外国的罪行。”
重新接触邮票
1971年回城后,杨启贤开始写申诉书,要求恢复“里通外国”前的职业,继续担任小学教师,都无回音。直到1974年6月才得以重新成为教师,但因受过审查,工资定级比其他教师都少。1977年调整工资,杨启贤本可自然提升一级,学校讨论通过,但公社拒绝盖章。
因为害怕,杨启贤一直都不再集邮,看见地上有枚珍稀的邮票,他也不捡,只顾快步走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惠安成立集邮协会,相熟的人找来让他担任理事,杨启贤才重新接触邮票。
改革开放第二年,1979年,杨启贤开始担任责任更重的高中英语老师。在这一年,县里来人告诉杨启贤说:“我们已经把你的材料都烧掉了。”并将杨启贤在1969年写的“认罪材料”退还给他,算是对杨启贤“里通外國”查无实据的定论。
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时,详细列举了他们用“里通外国”迫害高级干部的案例,涉及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近30人。此后,越来越多无辜被扣上“里通外国”罪名的普通人得到平反。
以遭遇最深切的归侨、侨眷为例,“文革”时期共发生涉侨的“里通外国案”34000多件,到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已经平反纠正33000件,占总数的96%。
非理性的政治运动已经过去了,走向世界各个角落的中国人开始主动分享自己的文化、知识、商品和资金。从精英走向全民,由公费到自费,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身份也不再仅仅是学生,经商贸易、投资考察、休闲旅游都已经寻常事。
“对人民不信任,就是对自己的政策缺乏信心。”杨启贤这样看待多年前发生的事,“现在讲开放交流,表明强大了,有抵抗力,有免疫力。”
自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起,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的杨启贤开始集邮。那时,他刚满10岁。杨启贤没想到这个兴趣会影响自已以后三十年的人生路。
寄往香港的剪报
1957年7月1日,国内反右斗争拉开序幕时,杨启贤18岁,正在惠安一中读高三,准备高考。和许多涉世未深的同學一样,杨启贤决心在这次运动中干出点成绩来。那时候杨启贤写了很多大字报,他认为这样就是表现好。
1958年4月,杨启贤因为在“大鸣大放”中的表现,被列为团委整风的重点对象。8月14日,杨启贤接到“高考落取通知书”,这、止高中毕业成绩各科平均90.6分(满分100)的杨启贤很奇怪。
后经杨启贤自己查明,高考“落取”唯一的原因是政治审查不合格。这与杨启贤的父亲有关,他的父亲开了间不大不小的店铺。杨启贤先后考了5次大学,都为“落取”,原因都是政审不合格。
高考失败后,杨启贤先是到街道工作,后来到惠安北门外小学当了教师。集邮爱好倒是始终没变。通过《集邮》杂志的集邮信箱和报纸上的信息,杨启贤开始和同苏联、保加利亚、日本等国外邮友换邮票。那时都是平邮信件,贴上两毛二的国际邮资,等来回信常常要两个月,所以国际间邮票交换并不频繁。
1958年9月,杨启贤从《集邮》杂志上找到一位香港邮友的地址,并按他的要求寄了些火花和他交换邮票。
香港邮友来信说,自己是一位华侨,想了解国内的情况,希望杨启贤能寄些国内的报纸,他会回赠邮票。
“我想报纸都是公开的,有什么不能看的。”杨启贤说。他从旧报纸中挑出3小块新闻,全都是关于福建当地华侨投资的,剪下来寄往香港。
不久,《集邮》登载消息说,一些香港的国民党特务,借交换邮票的名义搜集国内报纸,要求邮友提高警惕。
杨启贤越想越不对,决定去当地派出所交代情况。公安人员要求杨启贤写好书面材料上交后。日后有人告诉杨启贤,公安局内部对这份材料很重视。
在恐惧中交代
文革之初,杨启贤熟识的一位爱好集邮的语文教师,因收藏清朝、民国时的邮票,被红卫兵挂上“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游街示众。
杨启贤的母亲让杨的表弟撬开箱子,将那些可能被当做罪证的邮票撕下烧掉。其中有上海集邮家陈湘涛赠送的三分“大龙票”和一套“小龙票”等1000多枚。
福建靠海,东临台湾,沿海地区居民多有亲戚在海外,通信往来本是平常。但当时通讯不便,和海外亲戚有联络者很少,多数人都彼此不知是死是活。但在那场风波中,街头巷尾常流传着“特务故事”,曾经打过交道的人,常被传为特务、叛徒。很多人都以怀疑的眼光打量着熟人,甚至揭发他人的“罪行”,抓到真凭实据就会冠以“盗窃国家机密”的罪行,查无实据、猜测的,都会被笼统称作“里通外国”。
杨启贤第一次听说这个罪名,是因为彭德怀被戴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杨启贤害怕与海外通信交换邮票的事会被当“通敌罪”追查,一天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那时只要跟‘外面’稍有联系,事情就复杂了,麻烦也随之而来。”杨启贤说,“我因此对周围人的一举一动格外留神。只要稍有对我冷淡的态度,一束不信任的目光,都令我不寒而栗。”
1967年1月1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第一条就规定。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文革时代,这类文件指导运动,实际具有高于法律的效用。
1969年9月,惠安的教师都被集中起来参加“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学习,其实是对所有教师进行封闭式审查。杨启贤随第二批教师进入学习班,到达当晚,参加前一期学习班召开的“宽严大会”,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一位姓骆的老师上台坦白,说自已集邮过程中犯了“里通外国”罪。骆老师交代的“特务”邮友中,有人曾和杨启贤通信交换邮票。大会当场点名宣布以“隐瞒重大政治历史问题”逮捕两人,在会场的怒吼声中,杨启贤感觉像是在叫自己,差点吓晕过去。
恐惧得一夜没睡。为了得到解脱,杨启贤决定在第二天的小组讨论会上把自己的“问题”讲清楚,反正当时只是为了集邮,没有其他目的。学习班的几位负责人得出结论:“杨启贤这是以攻为守,企图用枝节(集邮)问题掩盖实质,背后肯定大有文章。”
学习班中队长下令隔离审查杨启贤。并派出专案组到杨启贤工作单位、居住地调查。
杨启贤很后悔,觉得自己一片忠诚却做了件蠢事。他给县革委会主任、“清理阶级队伍”总指挥写抗议信。抗议信很快转给了中队长,中队长暴怒,认定杨启贤与外界串供,企图蒙混过关,对杨启贤的审查更加严格。杨启贤的一位亲戚在学习班任炊事员,也遭牵连被开除。
9月23日,“杨启贤‘里通外国’罪该万死”“杨启贤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标语贴满学习班。杨启贤被拉上台,批斗会开始。
一块写有杨启贤名字、罪名和骷髅头的纸牌挂在杨启贤脖子上,台下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批斗会后,杨启贤被带入反省室,还有3个人被关在这里。一个秃头,曾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肃反时坦白交代有立功表现,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揪出。中队长说,解放后秃头参与特务活动。秃头服服帖帖,但从来没交代。另一位是某小学的教师,他曾和同事说,解放初舅父生日,他去赴宴,同桌的12人除他外,后都被查出是“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兴泉纵队”特务。他不承认自己是特务,每天面对墙壁抽烟,没写过交代材料。
还有一位是小学校长,被揭发后一直在写交代材料。十几年后偶遇,他告诉杨启贤,他加入的组织后来被平反了,自已从特务变成中共地下党员。
在反省室里,每个人站着面对一堵墙想问题,写交代材料可以坐下来,写得多则可以到有桌椅的房间里。
“可爱的家乡”
接下来几天,学习班改以小组为单位,继续审查杨启贤。“你为什么要集邮?集邮是什么玩意儿?骆某某(骆老师)也说自己在集邮,后来革命群众一追查,他就承认犯了‘里通外国’的罪行,难道你不也是这样吗?”
“集邮是一种高尚的娱乐,可以丰富知识,陶冶情躁。国家就办有集邮公司,出版《集邮》杂志。”杨启贤回答。
“什么高尚的娱乐,分明是借集邮为名干反革命的勾当。为什么跟香港特务通信?这不是‘里通外国’,是什么?”
杨启贤说:“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寄平信还是八分钱,跟国内邮资一样。对方也是中国人,是不是特务我不知道。我只是跟他交换邮票,没干违法的事。说我‘里通外国’,恐怕文不对题吧!”
这样的辩白只能激起会场内更加强烈的声讨。这位曾被认为是“跟几十个国家有联系的国际间谍”,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复述自己简单的故事。审查的时候,杨启贤遭到殴打。更多的细节老人已经不愿回忆,他说当时心里想的是忍耐是唯一的办法。
一天,一位“好友”溜进反省室,对杨启贤说,杨的材料他都看过,再不坦白恐会被从严处理,就是逮捕判刑。
“难道过去我真的犯了里通外国罪。当真干过不法的行为?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杨启贤说,“好友再三表示,这是千真万确,他不骗我,是希望我好。我完全失去了自信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开始怀疑起自己。即使我想交代,也不知道该交代什么。”
杨启贤无法复述当时交换信件的内容,只好按过去与邮友交换邮票的套路,凭想象捏造了几段:“8月9日寄去三十枚邮票,请换给我动物、花卉等外国邮票”,“信和邮票已收到,谢谢,再寄去五十枚,希望能多换一点邮票”等。写完交给好友。
专案组收到杨启贤写的材料后,组长来到反省室说,不要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我们要的是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尤其是军事。
“他们早已认定我为一名真正的里通外国分子,那必然要刺探军事情报。我忽然产生一个恶作剧的念头,”杨启贤说。
他写了一篇内容为“可爱的家乡”的文章,“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我们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建了许多工厂:有酒厂、印刷厂和农械厂。以前这里没有汽车,现在公路四通八达,乘车非常方便。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入学人数大大增加,不但有小学、中学、还办起大学”,“我们这里有飞机场,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算是凑上军事内容,上交了。
最后,专案组长让杨启贤在一张标题为“定案依据”的纸上签字,内容是:“杨启贤借集邮为名跟香港特务机关通信联系,向对方提供我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并接受对方的报酬,已构成里通外国的罪行。”
重新接触邮票
1971年回城后,杨启贤开始写申诉书,要求恢复“里通外国”前的职业,继续担任小学教师,都无回音。直到1974年6月才得以重新成为教师,但因受过审查,工资定级比其他教师都少。1977年调整工资,杨启贤本可自然提升一级,学校讨论通过,但公社拒绝盖章。
因为害怕,杨启贤一直都不再集邮,看见地上有枚珍稀的邮票,他也不捡,只顾快步走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惠安成立集邮协会,相熟的人找来让他担任理事,杨启贤才重新接触邮票。
改革开放第二年,1979年,杨启贤开始担任责任更重的高中英语老师。在这一年,县里来人告诉杨启贤说:“我们已经把你的材料都烧掉了。”并将杨启贤在1969年写的“认罪材料”退还给他,算是对杨启贤“里通外國”查无实据的定论。
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时,详细列举了他们用“里通外国”迫害高级干部的案例,涉及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近30人。此后,越来越多无辜被扣上“里通外国”罪名的普通人得到平反。
以遭遇最深切的归侨、侨眷为例,“文革”时期共发生涉侨的“里通外国案”34000多件,到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已经平反纠正33000件,占总数的96%。
非理性的政治运动已经过去了,走向世界各个角落的中国人开始主动分享自己的文化、知识、商品和资金。从精英走向全民,由公费到自费,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身份也不再仅仅是学生,经商贸易、投资考察、休闲旅游都已经寻常事。
“对人民不信任,就是对自己的政策缺乏信心。”杨启贤这样看待多年前发生的事,“现在讲开放交流,表明强大了,有抵抗力,有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