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实在找不出第二处地方像河南一样，如此尖锐地对立也如此丰富地和谐
　　一个地方的风华故旧与人物行迹，与地理关系最密切。说到广州，世人大体听过“西关小姐、东山少爷，河南地痞”这一俚语。
　　西关盛于商，东山重于权，早为世识。唯河南与城中一江相隔，其地理优势培育的异端、奇趣与生动一直罗结于尘网之中，实为城中憾事。
　　遗世独立却声色繁茂
　　所谓“河南”，就是当今珠江之南的海珠区地域。对于包容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羊城来说，它算得上是“极端”了。城里实在找不出第二处地方像河南一样，如此尖锐地对立也如此丰富地和谐，似乎遗世独立却处处自生着繁茂声色。

　　从地理上看，河南位于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北部，属于南郊平原，而非城区，典型的半郭半村。自东往西北为蜿蜒起伏的低丘岗峦，东高西低，南部为平原，河网密布，广布沙田。
　　清李调元所著的《南海百咏》续旧说，“按《南越志》，河南之洲，状如方壶，乃卢循旧居。”此方壶由城南珠江水系的前后航道环绕而成，它与城中荔湾、越秀、东山、天河、黄埔、芳村北面相依，南与广袤的番禺相邻，区域内可谓水色潋滟，北有海珠岛、东据官洲岛、南拥丫髻沙岛。
　　地理上的一水之隔，自然與城区形成距离，而行政管辖上的自由宽松，更使河南兼有城区城郊两相便利。
　　河南原来地属番禺县茭塘巡检司管辖，1921年始划归广州市管辖。独立成四面环水的岛屿，河南也由之称为“河南岛”，与城里的一切若即若离。
　　“若离”之姿态建立于农作物果品家禽六畜的自给上。
　　自小港、鹭岗、新洲、新滘往东南，全是优良的菜田果区，出产闻名遐迩的大塘石榴、小洲龙眼、尚书怀荔枝;再往南，番禺水道一隔，新造有土名，名“大谷围”，顾名思义，是广州最重要的产粮区;隔河的小谷围，以渔业为主，以种植为辅，亦渔亦农，名副其实的四季渔米乡。
　　“河南”之名由何而起
　　关于河南的得名，清代学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卷二“地语”写得生动：
　　“广州南岸有大洲，周回五六十里，江水四环，名河南。人以为在珠江之南，故曰河南，非也。汉章帝时，南海有杨孚者，举贤良，对策上第，拜议郎。其家在珠江南，常移雒阳松柏种宅前，隆冬蜚雪盈树，人皆异之，因目其所居曰河南，河南之得名，自孚始。岭南天暖无雪，而孚之松柏独有雪，气之所召，无间远迩。雪其为松柏来耶，为孚来耶？”
　　民间一般认为，广州城南临珠江，珠江南岸俗名“河南”，但《广东新语》否定了河南之名源于地理位置。大均先生指出，“河南”之名源于东汉朝廷议郎杨孚的旧事，是他把河南松引种在家乡下渡村，因而，其所居地称为“河南”。
　　杨孚世居珠江南岸下渡村，除了他移来的河南雒阳松，以及劝谏汉和帝不对匈奴出兵、提出“创业用武，守业尚文”主张的政绩外，主要的成就是首作《岭南异物志》，以诗体列举岭南物产，记载岭南物产异于北地的不为人识的生长特性，被誉为“粤诗之祖”，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地理志史料。
　　但他名于后世者，却是一场松雪——成就了岭南的“河南”——与中原河南相系。
　　唐诗人许诨有名句“河畔飞雪杨子宅，海边花发越王台”。以杨子宅的偏隅对应南越王歌舞的中心越王台，显然把两者的首开之功相提并论。一是赵王开发岭南文明始，一是河南得名始，两两同列。所以，杨孚的“飞雪”怎能小看？事实上，自汉以来，写广州雪，无不始自河南、始自汉议郎杨孚。
　　这应是河南之名的最权威说法。但在旧志中，河南之名何止于此？“卢循故城”，就是河南得名的另一则典旧。
　　《南越志》云：“河南之洲状若方壶，乃卢循旧居。”《番禺杂志》云：“卢循城在郡之南十里，与广州隔江相对，俗呼河南。”
　　据史载，东晋时期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卢循，反对士族统治和徭役制度，浮海南下，攻占广州，在河南筑城据守达三十年之久，其所据地史称“卢循故城”，故址俗名“牛王岗”。据考，其故地约在民间称为“刘王廪”的岗地上，北临马涌，今晓港公园的石马岗之东是也。河南也因之名“卢循故城”。
　　今名“海珠”有何意
　　状若方壶的河南岛还有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江南洲”。此名字在《南越志》与唐代的《元和郡县志》里均有录。
　　《南越志》称“江南洲周回四十里，中有荔枝洲，上有荔枝，冬夏不凋。”但识之更稀，却不能不提的还有两个更雅致的名号：“荔枝洲”与“花洲”。
　　据《南越志》记载，汉代河南就已盛产荔枝，故名。而河南更是鲜花原产地，清代已设有专用码头渡花到城内出售，名“花渡头”，故河南“花洲”之名顺理成章。
　　而河南今名“海珠”，取“水上明珠”之意。
　　“海珠”一名源于珠江著名的“羊城三石”之中的海珠石。海珠石居中，海印石在东，浮丘石在西，这三石在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李调元的《南粤笔记》、范端昂的《粤中见闻》等典籍中均有记载，所谓“南海有沉香之水，又有浮水之石。”如《粤中见闻》记“海珠石”：“广城南海中，有片石涌出水面，广袤数十丈。相传有贾胡持摩尼球至此，珠飞入水，浦曰沉珠，其石曰海珠。”
　　以珠化石、因石为岛，其书记述了海珠石上曾经存在的慈度寺景观、古榕以及清顺治年间的炮台等等，海珠石还被选为宋代羊城八景之一：“珠海晴澜”。
　　清初，海珠石还是粤人五月竞渡之乐场。清王士祯《广州游览小志》记载：“海珠石在江中，上有慈度寺，下瞰江水，北带羊城，舟舶渔艇，往来如画图，为粤人竞渡之所。” 　　人知西关商贾，未知河南巨富
　　河南之重原在西北。
　　广州城中有几处民间认可的富豪区，均形成于清末民初。一在西关三宝，以海山仙馆为表征;一在东山，以梅花园为要。但河南的富豪区基本泥入史籍，后人寻之，惊异于“山川满目泪沾衣，荣华富贵能几时”。
　　据史所载，河南的建宅开村，自汉而始，至明朝万历年间已发展为十三村。明清以后，“河南”渐成广州城外富商聚居地，商贾择此地而居的原因，是它与城中似断非断的关联：有隔河之便，无城中扰烦。
　　清咸丰元年（1851）陈徽言《南越游记》称：“广州城南隔河有地名河南，富者多居之。人烟稠密，栉比相错。”这里所指的“城南”，是河南的北面与西北部，因为此地一江之隔就是十三行， 十三行在1757～1842年这85年间，是中国唯一的官方特许的可与海外贸易的牙行，是制造中国巨富的属地。
　　人知西关商贾，未知河南巨富。清末时期，河南有巨富潘、卢、伍、叶、周五大家族，全部聚居在西北一带。五大家族相继建立的屋宇、园林府邸以及酒肆楼台等，至今依然是河南繁华梦尽的最好版本，如残迹可追的“伍家花园”，其盛，时人不可及，其败，后人不及闻。
　　曾为羊城首富、居十三行首领地位近三十年的潘振承，原籍福建漳州龙溪乡，迁居河南后，也把所居地名为“龙溪乡”，以纪念乡土，他也成为潘氏入粤寄籍的始祖。
　　潘振承开设的同文行，几乎垄断了与英商的生丝贸易，其家族被史学界誉为广东省自清朝以来最显赫者。他在成为十三行首领后，积极帮助行商，如设立行佣基金作偿还债务、应付税饷、治理河道、支持军需等，而子弟中多有才人，如中了进士的次子潘有为，出任京官、享有诗名。
　　民初建置广州市，河南划归广州市管辖后，集中开发东北以及南部。
　　如今，你只要有半天的时间，即可遍访河南西北部的同福路、南华路连群的骑楼长廊，感受这里楼底的高敞、比邻的商铺、笔直的街道，以及亭台窗花的遺韵。
　　与一江以北的繁盛相比，这里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片西北往南去的区域，至今仍完整地保留了“马路——街廊——商铺”的骑楼形制，随处可见古典复兴式的西方风格与中式符号的结合。
　　“河南地痞”的演绎者
　　河南一地被轻视，全因一句“河南地痞”。此说法言之凿凿，多为坊间的俚俗笑谈，但即便是笑谈，也有根由所及。
　　一是河南向为郊野，无业无生产的人多，偷鸡摸狗者，为生活计，往往群起成一势力，别人视之，错以为地方民性所然;二是河南在上世纪50年代规划为工业区，工厂平民混杂，商贸气象与经济气息弱。九十年代末，广州城房地产大开发，还流行“宁要河北一张床，不要河南一间房”这样的话。
　　但河南人物之盛，为世人侧目，历代人物行藏之广博，恐怕没有其他地区可匹敌。
　　如前所述，河南地名之得，源于两个人物。一是东汉时期的杨孚，任朝廷议郎，二是东晋时期江浙一带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卢循。
　　明代嘉靖年间的何维柏，曾任礼部尚书和福建巡抚，刚正不阿，与海瑞齐名。他因弹劾奸臣严嵩被下杖入狱，后罢官到广州河南云桂村，开设天山书院授徒讲学，修建了城中至今保存最好的古桥之一云桂桥。
　　明末清初的贸易商港黄埔村，出产了政治家、外交家胡璇泽、梁诚，商业巨子梁韬、梁经国，专家学者胡栋朝、冯锐，军事家冯肇宪、梁广谦等。
　　孙中山、廖仲恺、黄兴等在反清活动的策划中，也与河南关系密切。民国年间，孙中山先后两次在河南建立大元帅府，领导北伐和国民革命。
　　最著名的“河南地痞”的演绎者应是“河南皇”李福林，他经历了从莽民到市长的人生传奇。
　　李福林早年跟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为国民党军官，1924年，李福林以粤军第三军军长之身兼任广州市长。次年，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抗战前离开军界，1953年在香港去世。
　　“李灯筒”这个外号，来自于他独创的剪径方式——把煤油灯灯筒纳在衣袖里，让圆管形玻璃凸起，拦截抢劫对象时，就喊道：“手枪！”几乎无一失手。这一传奇故事颇增加了“地痞”的色彩，所以在民间广为流传。
　　现存的李福林庄园，藏在车水马龙的广州大道南上。庄园建于民国，原名厚德围，俗称“二十亩”，四面环水，如一小岛，有主楼、耕仔楼、水榭、钓鱼台、门楼等等。而当年的驻军的据点，俗称“福军总部”四层西式洋楼，还位于河南宝岗路上，做了海珠区政府办公楼。
　　如此丰盈古今，“河南”与“河南地痞”之详，终究应由口述而存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