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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照例要在书的末尾写上一些话，即所谓的后记。很多次，提起笔来，却真的不知道从何谈起，总是被一种惶然怅然萦绕着，久久不去。
这是我生命的又一个节点。每到一个节点，总会不自觉的回顾过去。或许这就是一种“提前怀旧”？于是，我想起了五年前的春夏之交、毕业之际。那时候我在给刚刚成稿的博士论文写后记。那篇后记很长，抄在这里，聊以充数，也聊以怀旧吧。
三年前，写硕士学位论文后记大概就是在这个时节。在那个后记的开篇，我说：“论文的完稿，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而如今博士论文的完稿，对于即将走入学术之路的我，更是一个新的起点。
在时间的单向直线流动中，结束就是开始。
在这个结束和开始的质点上，我不由自主地回顾那被时间冲刷带走的过去。
壹
在对过去的重温中，我蓦然意识到，其实选择书话为研究对象，并不是偶然的。在书话研究过程中“越陷越深”，这也许是因为此选题恰好暗合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情结。
记得在开封上学的时候，除了书店街两旁的林立的新旧书店，还有更多的是错落于潘杨湖岸边的旧书摊，一个挨着一个，围绕着这个满溢历史的湖，成为故都汴梁独有的风景，徜徉其中是我最大的乐趣。在河南大学西边的小巷子里，常常有些推着三轮车出来卖旧书的小贩，他们大多是以此为生的“老油条”，也有补贴家用的下岗工人。当然偶尔还会有爱书者因为家庭的变故不得不出卖自己积累半生的藏书。
在一个春天的午后，乍暖还寒，我去小巷子淘书。巷子口边停着一个三轮车，车上码着整整齐齐的一车书。看到这么品相极好的旧书，我不由得驻足翻阅。书摊主是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太，白发苍苍，但是打理得非常整洁，就连三轮车都极干净，车上的油漆颜色丝毫没有擦碰的破损痕迹，完全不像那些“油条”书贩的车子，黑漆漆，油乎乎，一点不讲究。看到这样一个卖书人，我不由得就多问了几句，终于从老太太口中得知，原来这些书籍都是她老伴辛苦淘得的。她老伴一辈子爱书，爱看书，爱买书。但是前不久得了一场大病，为了筹集钱来治病，在她的一再劝说下，老伴忍痛同意将这大半生积攒起来的藏书卖掉。
这是古城与其他一些城市不同的地方，有着一个爱书的民间社会。在如开封这样的老城中，有很多市民不带有功利性的完全出于自己的喜好兴趣而买书、读书，他们往往既非学者也非作家，甚至连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文化人都不是，从事着与文字毫不搭界的工作，但依然对书籍钟情。而一个城市所谓文化底蕴、文化氛围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归功于他们。我最终挑选了品相很好的《西厢记》《长生殿》等几本，尽管真的想再多买一些，但是苦于囊中羞涩，不得不作罢。付完钱，走出好远，我禁不住回望卖书老太太瘦弱的身躯，寒风中我似乎能听到她的叹息，能感到她的无奈。
那一刻，我抚着怀中刚刚买得的书籍，怅然不已，我隐隐明白了书籍在无数次的买卖流转中，阅尽了人世间的沧桑，书籍就是历史和人生的见证者。于是，我知道了书刊典籍所承载的不仅仅是物理性的字迹，也不仅仅是知识性的内容，更充溢着读书人爱书者的悲欢宿命，历史与人世变幻的面影。郁达夫所谓“书即是人，人即是书”，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后来到了新乡，那个城市让我最感不适的是，整个市区几乎没有像样的旧书摊、旧书店。现在每每想起开封，我最感温暖，最为怀念的还是：阳光微煦，和风习习，波光粼粼，龙亭湖旁摆满的书摊，摊主或看书或饮茶或闲聊或叫卖，风一吹过，书摊上的书页被轻轻翻动，簌簌作响，牵引着过往行人驻足流连。
负笈南京，旧书店散落在南大、南师旁边以及朝天宫附近，淘书的乐趣依然。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旧书摊却几乎找不到了。于是，我还是怀念开封的书摊。从旧书摊到旧书店，其实是有着质的区别的，旧书店没有书摊的那种淳朴。与书摊主相比，旧书店的店主往往分外的精明，对所售书籍、读者往往刻薄，一分一毫都精打细算。旧书摊尽管所售参差不齐，品相也常常并不讲究，但偶然看到自己喜欢的，在细细寻觅中往往有一种忽然发现的惊喜。而旧书店则缺少了民间的人情味。作家石舒清曾有长文曰《淘书记》（《中国作家》2009年第3期），文中叙述与旧书摊主的种种交往，展示了摊主们的细碎、凡俗却也朴素温情的生活。石舒清所写的只能是旧书摊而绝对不能是旧书店，一旦从“摊”高升至“店”，不仅意味着规模的扩大、经营的现代化，还伴随着书贾与买书者之间地位和关系的变化。在我，是很愿意流连于书摊的。尽管上面也许落满灰尘，但在阳光普照或和风吹拂的街头巷尾、湖畔河边，书与大自然、与民间社会有着交融，进而成为一体，构成文化古城的独有风景，这在淘书者是一种极为惬意的享受。这样的淘书，其目的往往不仅仅是淘得几部好书，而且更多的是能享受这一过程。
正是这种对书的情结，我开始特别留意于作家学者们有关淘书的记述，进而关注书话文体，再深入到书话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的意义，尤其是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之间的复杂而密切的联系，乃至扩展到书（文化典籍）与人（现当代中国作家学者）间的血脉联系，以及阅读史与文学史的互动与融合等等诸多层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正是这篇博士论文所试图考察、研究和解决的。论文的写作，尽管费力很大，然而还是留下了不少的遗憾。
我们知道，意义的表达、理论的阐述，往往不得不借助前人的话语来表述，对于学术论文而言，更是如此。理论和意义在一代代人的阐述中衍生，进而一层层的累积和扩大。所以，对于当代的学者，我们的学术话语的表述往往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现代以来，西学的涌入和普及，西方理论化的表述方式更是成为我们写作的常态。然而，在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却无法很好的借助理论话语来表述自己的思想。我想，除了笔者理论储备不足以外，也有着研究对象的客观原因在焉。书话，在现代学界尤其是文学界，几乎无人专门研究，是一个空白，其前期的理论积累更复阙如，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几乎没有现成的理论话语资源可供借鉴，以致本论文的行文和表述极少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通行的理论话语，这样的表达和论述也许会让看惯了艰涩理论表述方式的读者认为是肤浅，但也只能如此了，从另外一方面看，这是个特点或亦未可知也。 贰
论文即将完成，我却丝毫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反而一次次在拷问自己：拿出这样一篇并不成熟的“作品”，是否能够面对一直以来给予极大关爱的师长、朋友、亲人么？那一张张或慈爱、或严厉、或亲切、或可爱的面庞一一浮现于眼前。
写这篇后记的时候，恰值清明节前夕。做为父亲唯一的儿子，我又一次无法在清明时节回老家给父亲上坟了。尽管论文并不成熟，我还是想把它献给父亲的在天之灵，但愿在天堂里父亲能得到些许的安慰。记得父亲生前曾教我，要在生活上向最低标准看齐，在学习上向最高标准看齐。这好像是“革命时代”的话语，但在他，确实是最真诚最认真的。从大学到博士，十年来我也尽力去按照他的要求去做。这样做，在我，不为别的，只为让父亲能在另一个世界里安心。
在人生路上，起点往往就决定着未来的走向。
父亲生前是民办教师，教语文，他才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我之所以后来真的读了文学专业的博士生，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对文学的那份喜爱都源自父亲的影响。父亲是真正的“文学青年”，他有两个理想，一个是当作家，一个是成为书法家。在作为孩子的我的眼里，父亲曾写了不少的诗歌，还买了很多的稿纸准备写小说。父亲的书法写得很好，在我们老家当地颇有点名气，有这样的父亲，我一直引以为自豪的。然而坎坷不幸正值壮年的父亲病逝，这两个理想永远的成为了梦想。
父亲爱书。清楚地记得，在我小时候，父亲每每进县城或开封，都一定会带着我去逛书店。其实，说“逛书店”实在不准确，因为完全没有“逛”的悠闲从容的心境。那个时侯，农村人进一次城不容易。父亲每次进城，大多是拉着架子车为了卖自己地里产的如红薯、大蒜、粉条等农产品，只有卖了这些东西，才能有些余钱去买书。书对农民来说，是奢侈品，对于当民办教师的父亲同样如此。每次进书店，得等把农产品卖完，所以都是极匆忙的。农贸市场往往离书店很远，等卖完东西拉着架子车赶到书店时，往往离书店打烊的时间也都很近了。然而书摊并不这么循规蹈矩，只要有主顾，往往是华灯初上的时候还在照常“营业”。于是，到书摊看看则就成了父子俩最好的选择了。父亲的背有些驼，直到现在，伏在书架前贪婪地翻书的父亲那如弓的背影，一直清晰的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直到现在都固执的认为，父亲对文学的爱好、对书籍的执着的基因，一定是遗传给了我。求学至今的我，每写完一篇文章，或每有文章见诸报刊的时候，不仅没有兴奋，竟会涌出一丝惆怅：要是父亲还活着，要是他能够看到该多好！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我常常会在梦里见到父亲，每次出现的都是极和蔼极慈祥的笑容，他把笑容留给了我，而把苦难一个人带去承担。所以，我想把这篇博士论文献给父亲，我想天堂里应该没有人世间的种种不幸与不公吧，愿他在那里安息。
之所以抄在这里，是为了存下当时的心情档案。博士论文后记，现在再翻出来看看，刹那间自己把自己感动了。现在的我怎么也写不出来这样的文字了。是不是自己少了那时的敏感之心、“惊异”之心？怀旧之中，若有所得，又似有所失。
记得读硕士的时候，有一次上讨论课，我曾提出一个心中萦绕许久的问题：文学何为？研究何往？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后来读牟宗三先生的《生命的学问》一书，似有所感，好像找到了答案，但又常常会有惶然与疑惑，或许没有答案，或许答案就在不断探寻的过程中。
从写作硕士学位论文到写作博士论文，再到现在这部博士论文出版，转眼十年过去了，这十年间，自己关注最多的一直是书话研究。那时候学界特别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关注书话的极少极少。从2009年博士论文成稿到现在，这四五年间，逐渐有了更多的人开始加入到书话研究中来，当然对书话各个层面的问题的开展也就更加全面了和大大推进了。每当看到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我都会有“吾道不孤”的欣喜。因此，我决定出版了这已经搁置很久的论文，也算对自己十年来学术研究入门之路的一个交代、一个小结。否则，我真的不舍得就此抽身去转向其他课题。
现在我的博士论文终于出版了。我要感谢的人，有很多很多。但是，如果一一列出的话，似乎又觉得太俗套了。还是将这份感谢存在心里更好一些吧，这样至少可以避免排序先后的尴尬。但是，有两位恩师——杨洪承先生和丁帆先生——我是一定要在这里特别提出表达感激之情的。两位恩师一直以来的关心指导，是我在学术之路上努力前行的强大动力。杨老师是我的博士导师。随园十年，杨老师对我学习研究及生活都关心指导极多，我心中的感激非言语所能表达。为小书的出版，杨老师又拨冗赐序，序言中的过誉之词，其实是对我的鼓励与鞭策。丁老师是我的博士后导师。而且在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丁老师都是答辩委员会主席。记得论文写作过程中和答辩会上，丁老师在肯定的同时提出了极有针对性的意见，这些都是让我受益很多，鼓舞很大。平时在并不太多的言语中，我能感受到老师对我关心。本书即将付梓，丁老师的题签，为这本小书平添许多文化气息。还有人民出版社的宰艳红女士，她认真负责和包容鼓励，我都会记在心里的。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自己博士论文后记的结尾，依样录下，权作结尾：
人的点滴进步，从来都不完全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这背后都有老师、亲人、朋友的关爱支持。赖于这么多人的帮助，在我，唯有拿出更多的努力，向着远方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除此，我还有别的选择的么？
在时间的单向直线流动中，结束就是开始。
在这个结束和开始的质点上，我必须正视即将被时间冲刷带走的未来……
这是我生命的又一个节点。每到一个节点，总会不自觉的回顾过去。或许这就是一种“提前怀旧”？于是，我想起了五年前的春夏之交、毕业之际。那时候我在给刚刚成稿的博士论文写后记。那篇后记很长，抄在这里，聊以充数，也聊以怀旧吧。
三年前，写硕士学位论文后记大概就是在这个时节。在那个后记的开篇，我说：“论文的完稿，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而如今博士论文的完稿，对于即将走入学术之路的我，更是一个新的起点。
在时间的单向直线流动中，结束就是开始。
在这个结束和开始的质点上，我不由自主地回顾那被时间冲刷带走的过去。
壹
在对过去的重温中，我蓦然意识到，其实选择书话为研究对象，并不是偶然的。在书话研究过程中“越陷越深”，这也许是因为此选题恰好暗合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情结。
记得在开封上学的时候，除了书店街两旁的林立的新旧书店，还有更多的是错落于潘杨湖岸边的旧书摊，一个挨着一个，围绕着这个满溢历史的湖，成为故都汴梁独有的风景，徜徉其中是我最大的乐趣。在河南大学西边的小巷子里，常常有些推着三轮车出来卖旧书的小贩，他们大多是以此为生的“老油条”，也有补贴家用的下岗工人。当然偶尔还会有爱书者因为家庭的变故不得不出卖自己积累半生的藏书。
在一个春天的午后，乍暖还寒，我去小巷子淘书。巷子口边停着一个三轮车，车上码着整整齐齐的一车书。看到这么品相极好的旧书，我不由得驻足翻阅。书摊主是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太，白发苍苍，但是打理得非常整洁，就连三轮车都极干净，车上的油漆颜色丝毫没有擦碰的破损痕迹，完全不像那些“油条”书贩的车子，黑漆漆，油乎乎，一点不讲究。看到这样一个卖书人，我不由得就多问了几句，终于从老太太口中得知，原来这些书籍都是她老伴辛苦淘得的。她老伴一辈子爱书，爱看书，爱买书。但是前不久得了一场大病，为了筹集钱来治病，在她的一再劝说下，老伴忍痛同意将这大半生积攒起来的藏书卖掉。
这是古城与其他一些城市不同的地方，有着一个爱书的民间社会。在如开封这样的老城中，有很多市民不带有功利性的完全出于自己的喜好兴趣而买书、读书，他们往往既非学者也非作家，甚至连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文化人都不是，从事着与文字毫不搭界的工作，但依然对书籍钟情。而一个城市所谓文化底蕴、文化氛围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归功于他们。我最终挑选了品相很好的《西厢记》《长生殿》等几本，尽管真的想再多买一些，但是苦于囊中羞涩，不得不作罢。付完钱，走出好远，我禁不住回望卖书老太太瘦弱的身躯，寒风中我似乎能听到她的叹息，能感到她的无奈。
那一刻，我抚着怀中刚刚买得的书籍，怅然不已，我隐隐明白了书籍在无数次的买卖流转中，阅尽了人世间的沧桑，书籍就是历史和人生的见证者。于是，我知道了书刊典籍所承载的不仅仅是物理性的字迹，也不仅仅是知识性的内容，更充溢着读书人爱书者的悲欢宿命，历史与人世变幻的面影。郁达夫所谓“书即是人，人即是书”，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后来到了新乡，那个城市让我最感不适的是，整个市区几乎没有像样的旧书摊、旧书店。现在每每想起开封，我最感温暖，最为怀念的还是：阳光微煦，和风习习，波光粼粼，龙亭湖旁摆满的书摊，摊主或看书或饮茶或闲聊或叫卖，风一吹过，书摊上的书页被轻轻翻动，簌簌作响，牵引着过往行人驻足流连。
负笈南京，旧书店散落在南大、南师旁边以及朝天宫附近，淘书的乐趣依然。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旧书摊却几乎找不到了。于是，我还是怀念开封的书摊。从旧书摊到旧书店，其实是有着质的区别的，旧书店没有书摊的那种淳朴。与书摊主相比，旧书店的店主往往分外的精明，对所售书籍、读者往往刻薄，一分一毫都精打细算。旧书摊尽管所售参差不齐，品相也常常并不讲究，但偶然看到自己喜欢的，在细细寻觅中往往有一种忽然发现的惊喜。而旧书店则缺少了民间的人情味。作家石舒清曾有长文曰《淘书记》（《中国作家》2009年第3期），文中叙述与旧书摊主的种种交往，展示了摊主们的细碎、凡俗却也朴素温情的生活。石舒清所写的只能是旧书摊而绝对不能是旧书店，一旦从“摊”高升至“店”，不仅意味着规模的扩大、经营的现代化，还伴随着书贾与买书者之间地位和关系的变化。在我，是很愿意流连于书摊的。尽管上面也许落满灰尘，但在阳光普照或和风吹拂的街头巷尾、湖畔河边，书与大自然、与民间社会有着交融，进而成为一体，构成文化古城的独有风景，这在淘书者是一种极为惬意的享受。这样的淘书，其目的往往不仅仅是淘得几部好书，而且更多的是能享受这一过程。
正是这种对书的情结，我开始特别留意于作家学者们有关淘书的记述，进而关注书话文体，再深入到书话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的意义，尤其是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之间的复杂而密切的联系，乃至扩展到书（文化典籍）与人（现当代中国作家学者）间的血脉联系，以及阅读史与文学史的互动与融合等等诸多层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正是这篇博士论文所试图考察、研究和解决的。论文的写作，尽管费力很大，然而还是留下了不少的遗憾。
我们知道，意义的表达、理论的阐述，往往不得不借助前人的话语来表述，对于学术论文而言，更是如此。理论和意义在一代代人的阐述中衍生，进而一层层的累积和扩大。所以，对于当代的学者，我们的学术话语的表述往往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现代以来，西学的涌入和普及，西方理论化的表述方式更是成为我们写作的常态。然而，在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却无法很好的借助理论话语来表述自己的思想。我想，除了笔者理论储备不足以外，也有着研究对象的客观原因在焉。书话，在现代学界尤其是文学界，几乎无人专门研究，是一个空白，其前期的理论积累更复阙如，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几乎没有现成的理论话语资源可供借鉴，以致本论文的行文和表述极少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通行的理论话语，这样的表达和论述也许会让看惯了艰涩理论表述方式的读者认为是肤浅，但也只能如此了，从另外一方面看，这是个特点或亦未可知也。 贰
论文即将完成，我却丝毫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反而一次次在拷问自己：拿出这样一篇并不成熟的“作品”，是否能够面对一直以来给予极大关爱的师长、朋友、亲人么？那一张张或慈爱、或严厉、或亲切、或可爱的面庞一一浮现于眼前。
写这篇后记的时候，恰值清明节前夕。做为父亲唯一的儿子，我又一次无法在清明时节回老家给父亲上坟了。尽管论文并不成熟，我还是想把它献给父亲的在天之灵，但愿在天堂里父亲能得到些许的安慰。记得父亲生前曾教我，要在生活上向最低标准看齐，在学习上向最高标准看齐。这好像是“革命时代”的话语，但在他，确实是最真诚最认真的。从大学到博士，十年来我也尽力去按照他的要求去做。这样做，在我，不为别的，只为让父亲能在另一个世界里安心。
在人生路上，起点往往就决定着未来的走向。
父亲生前是民办教师，教语文，他才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我之所以后来真的读了文学专业的博士生，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对文学的那份喜爱都源自父亲的影响。父亲是真正的“文学青年”，他有两个理想，一个是当作家，一个是成为书法家。在作为孩子的我的眼里，父亲曾写了不少的诗歌，还买了很多的稿纸准备写小说。父亲的书法写得很好，在我们老家当地颇有点名气，有这样的父亲，我一直引以为自豪的。然而坎坷不幸正值壮年的父亲病逝，这两个理想永远的成为了梦想。
父亲爱书。清楚地记得，在我小时候，父亲每每进县城或开封，都一定会带着我去逛书店。其实，说“逛书店”实在不准确，因为完全没有“逛”的悠闲从容的心境。那个时侯，农村人进一次城不容易。父亲每次进城，大多是拉着架子车为了卖自己地里产的如红薯、大蒜、粉条等农产品，只有卖了这些东西，才能有些余钱去买书。书对农民来说，是奢侈品，对于当民办教师的父亲同样如此。每次进书店，得等把农产品卖完，所以都是极匆忙的。农贸市场往往离书店很远，等卖完东西拉着架子车赶到书店时，往往离书店打烊的时间也都很近了。然而书摊并不这么循规蹈矩，只要有主顾，往往是华灯初上的时候还在照常“营业”。于是，到书摊看看则就成了父子俩最好的选择了。父亲的背有些驼，直到现在，伏在书架前贪婪地翻书的父亲那如弓的背影，一直清晰的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直到现在都固执的认为，父亲对文学的爱好、对书籍的执着的基因，一定是遗传给了我。求学至今的我，每写完一篇文章，或每有文章见诸报刊的时候，不仅没有兴奋，竟会涌出一丝惆怅：要是父亲还活着，要是他能够看到该多好！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我常常会在梦里见到父亲，每次出现的都是极和蔼极慈祥的笑容，他把笑容留给了我，而把苦难一个人带去承担。所以，我想把这篇博士论文献给父亲，我想天堂里应该没有人世间的种种不幸与不公吧，愿他在那里安息。
之所以抄在这里，是为了存下当时的心情档案。博士论文后记，现在再翻出来看看，刹那间自己把自己感动了。现在的我怎么也写不出来这样的文字了。是不是自己少了那时的敏感之心、“惊异”之心？怀旧之中，若有所得，又似有所失。
记得读硕士的时候，有一次上讨论课，我曾提出一个心中萦绕许久的问题：文学何为？研究何往？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后来读牟宗三先生的《生命的学问》一书，似有所感，好像找到了答案，但又常常会有惶然与疑惑，或许没有答案，或许答案就在不断探寻的过程中。
从写作硕士学位论文到写作博士论文，再到现在这部博士论文出版，转眼十年过去了，这十年间，自己关注最多的一直是书话研究。那时候学界特别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关注书话的极少极少。从2009年博士论文成稿到现在，这四五年间，逐渐有了更多的人开始加入到书话研究中来，当然对书话各个层面的问题的开展也就更加全面了和大大推进了。每当看到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我都会有“吾道不孤”的欣喜。因此，我决定出版了这已经搁置很久的论文，也算对自己十年来学术研究入门之路的一个交代、一个小结。否则，我真的不舍得就此抽身去转向其他课题。
现在我的博士论文终于出版了。我要感谢的人，有很多很多。但是，如果一一列出的话，似乎又觉得太俗套了。还是将这份感谢存在心里更好一些吧，这样至少可以避免排序先后的尴尬。但是，有两位恩师——杨洪承先生和丁帆先生——我是一定要在这里特别提出表达感激之情的。两位恩师一直以来的关心指导，是我在学术之路上努力前行的强大动力。杨老师是我的博士导师。随园十年，杨老师对我学习研究及生活都关心指导极多，我心中的感激非言语所能表达。为小书的出版，杨老师又拨冗赐序，序言中的过誉之词，其实是对我的鼓励与鞭策。丁老师是我的博士后导师。而且在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丁老师都是答辩委员会主席。记得论文写作过程中和答辩会上，丁老师在肯定的同时提出了极有针对性的意见，这些都是让我受益很多，鼓舞很大。平时在并不太多的言语中，我能感受到老师对我关心。本书即将付梓，丁老师的题签，为这本小书平添许多文化气息。还有人民出版社的宰艳红女士，她认真负责和包容鼓励，我都会记在心里的。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自己博士论文后记的结尾，依样录下，权作结尾：
人的点滴进步，从来都不完全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这背后都有老师、亲人、朋友的关爱支持。赖于这么多人的帮助，在我，唯有拿出更多的努力，向着远方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除此，我还有别的选择的么？
在时间的单向直线流动中，结束就是开始。
在这个结束和开始的质点上，我必须正视即将被时间冲刷带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