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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马军和“污染地图”又火了一把。
当时，一名前央视记者刚刚发布了一部雾霾调查视频。视频里，发布者提到了可以实时监测空气质量的“污染地图”。伴随着视频的爆红，“污染地图”也跟着火了，不到两周时间，下载量突破170万次，马军更是各路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
在接下来的两三周，马军很忙，忙着接受各种采访。镜头前的他已经47岁，身材瘦高，性格随和。在媒体圈内，马军有着相当不错的人缘和口碑，不管是相熟的媒体，还是陌生的记者，只要提出采访诉求，他大多照单全收。
马军觉得，媒体可以把声音和信息传递出去。
马军是致力于推动环保信息公开的行动者，有着发出声音的实际需求。自2006年成立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以来，他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各地政府公开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数据，并绘制成“污染地图”。截至目前，污染记录已经超过19万条。
马军说，建立环保信息公开平台，利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进行传播，推动各方使用，形成治污减排的动力，最终实现环境改善，这大概就是他的环保策略。
污染晾晒
马军的成名，得益于两张地图，一张是“水污染地图”，一张是“空气污染地图”，通过这两张地图，他将污染问题拿到阳光下晾晒。
在成为职业环保人之前，马军曾经做过记者，也在环境咨询公司工作过，多年的经历让他得以看到中国正在出现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2006年，他辞去原来的工作，在北京市朝阳区成立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下称“环境中心”）。
环境中心成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绘制“水污染地图”——通过公开渠道收集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和300多地市级行政区的水质、污染排放和污染源信息，绘制成一张数字地图，放到研究中心的网站上。一年后，他又利用同样的办法，绘制出中国“空气污染地图”。
将一个国家的空气和水污染信息制作成一张数字地图，这在国内外都没有先例，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数据量大不说，去哪里收集信息，怎么收集信息，都是很现实的问题。马军记得，每天回到办公室后，就通过网站、媒体和环保组织收集各地公开的污染信息。
在过去的9年时间里，马军专注于一件事，那就是将污染信息公布于众。
随着智能手机在中国普及，越来越多人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取信息。2013年，马军将“空气污染地图”搬到了手机，他希望，借助一台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把人们的生活和环境监测紧密联系起来。
中山大学一名研究公益传播的学者认为，马军有环保策略，有互联网意识，“在国内是做得最好的了”。
2013年，马军凭借两张污染地图获选“责任中国·公益盛典”公益人物奖。
信息的力量
按照马军的环保逻辑，信息公开只是途径，以此吸引公众参与，实现治污减排，这才是目的。
2010年出现的“毒苹果”事件值得一说。当时，马军发现苹果公司在华的供应商存在污染问题，要求苹果公开供应链，但遭到拒绝。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介入苹果污染调查，先后发布了2份调查报告，召开了5次新闻发布会，公开苹果供应商的污染事实。
草根环保人揭露跨国IT巨头污染问题，国内外的媒体争相对马军进行报道，苹果公司供应商的污染问题走进公众视野。
美国最大的环保组织之一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甚至对马军进行声援。
苹果公司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经过7次面对面的交谈，终于公开156家供应商名单，并向马军承诺，先开放部分供应商接受第三方环境检测，一旦发现污染问题，立即敦促整改。
这个事件结束后，马军获得了被誉为“绿色诺贝尔奖”的戈德曼环保奖。
变化在发生
要想改变污染现状，马军知道不能孤军作战，政府是他努力寻求的合作方。
在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与政府部门打交道需要很高的技巧。在如何处理和政府的关系上，马军给自己的定位是：协助环保部门。“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协助环保部门解决问题，而不是自己去把问题解决了，最理想的局面应该是公众在监督，政府在监管，企业在治理。”
在马军看来，“污染地图”的出发点和目标都很纯粹，就是坚持环保和公益，在数据公开的基础上，多方合作共同寻求污染治理之道。
几年下来，一些地方政府的态度开始转变，他们甚至成为马军的合作对象。山东省环保厅要求省内各个市、县环保部门建立政务微博，将市民从“污染地图”上转发的排污数据当成微举报，进行跟踪落实和处理。
按照马军的说法，现在已经有300多家企业对污染进行整改。但这个数字仅占“污染地图”数据库里污染企业总数的10%，马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今年，他计划推出“污染地图2.0”。新版本最大的卖点在于增加了“水污染地图”，只要打开APP，市民能够同时看到国内各个城市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情况。与此同时，2.0版本还增加了天气预报、运动指数等实用功能。
在过去几年，马军几乎没有主动对“污染地图”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推广，哪怕把“污染地图”搬到手机上，也只限于少数人知道，上线半年，下载量才达到5万次。
为何如此低调？
马军的回答是：一是如此大规模的数据公布，在国内外都没有先例，大量的技术问题和沟通问题需要处理，包括与政府的沟通等；二是数据还是比较敏感，可能影响企业声誉，需要特别严肃对待；三是数据公开要合法合规，需要做好法律方面的准备，要为企业可能提起的诉讼做好准备。
当时，一名前央视记者刚刚发布了一部雾霾调查视频。视频里，发布者提到了可以实时监测空气质量的“污染地图”。伴随着视频的爆红，“污染地图”也跟着火了，不到两周时间，下载量突破170万次，马军更是各路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
在接下来的两三周，马军很忙，忙着接受各种采访。镜头前的他已经47岁，身材瘦高，性格随和。在媒体圈内，马军有着相当不错的人缘和口碑，不管是相熟的媒体，还是陌生的记者，只要提出采访诉求，他大多照单全收。
马军觉得，媒体可以把声音和信息传递出去。
马军是致力于推动环保信息公开的行动者，有着发出声音的实际需求。自2006年成立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以来，他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各地政府公开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数据，并绘制成“污染地图”。截至目前，污染记录已经超过19万条。
马军说，建立环保信息公开平台，利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进行传播，推动各方使用，形成治污减排的动力，最终实现环境改善，这大概就是他的环保策略。
污染晾晒
马军的成名，得益于两张地图，一张是“水污染地图”，一张是“空气污染地图”，通过这两张地图，他将污染问题拿到阳光下晾晒。
在成为职业环保人之前，马军曾经做过记者，也在环境咨询公司工作过，多年的经历让他得以看到中国正在出现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2006年，他辞去原来的工作，在北京市朝阳区成立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下称“环境中心”）。
环境中心成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绘制“水污染地图”——通过公开渠道收集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和300多地市级行政区的水质、污染排放和污染源信息，绘制成一张数字地图，放到研究中心的网站上。一年后，他又利用同样的办法，绘制出中国“空气污染地图”。
将一个国家的空气和水污染信息制作成一张数字地图，这在国内外都没有先例，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数据量大不说，去哪里收集信息，怎么收集信息，都是很现实的问题。马军记得，每天回到办公室后，就通过网站、媒体和环保组织收集各地公开的污染信息。
在过去的9年时间里，马军专注于一件事，那就是将污染信息公布于众。
随着智能手机在中国普及，越来越多人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取信息。2013年，马军将“空气污染地图”搬到了手机，他希望，借助一台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把人们的生活和环境监测紧密联系起来。
中山大学一名研究公益传播的学者认为，马军有环保策略，有互联网意识，“在国内是做得最好的了”。
2013年，马军凭借两张污染地图获选“责任中国·公益盛典”公益人物奖。
信息的力量
按照马军的环保逻辑，信息公开只是途径，以此吸引公众参与，实现治污减排，这才是目的。
2010年出现的“毒苹果”事件值得一说。当时，马军发现苹果公司在华的供应商存在污染问题，要求苹果公开供应链，但遭到拒绝。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介入苹果污染调查，先后发布了2份调查报告，召开了5次新闻发布会，公开苹果供应商的污染事实。
草根环保人揭露跨国IT巨头污染问题，国内外的媒体争相对马军进行报道，苹果公司供应商的污染问题走进公众视野。
美国最大的环保组织之一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甚至对马军进行声援。
苹果公司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经过7次面对面的交谈，终于公开156家供应商名单，并向马军承诺，先开放部分供应商接受第三方环境检测，一旦发现污染问题，立即敦促整改。
这个事件结束后，马军获得了被誉为“绿色诺贝尔奖”的戈德曼环保奖。
变化在发生
要想改变污染现状，马军知道不能孤军作战，政府是他努力寻求的合作方。
在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与政府部门打交道需要很高的技巧。在如何处理和政府的关系上，马军给自己的定位是：协助环保部门。“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协助环保部门解决问题，而不是自己去把问题解决了，最理想的局面应该是公众在监督，政府在监管，企业在治理。”
在马军看来，“污染地图”的出发点和目标都很纯粹，就是坚持环保和公益，在数据公开的基础上，多方合作共同寻求污染治理之道。
几年下来，一些地方政府的态度开始转变，他们甚至成为马军的合作对象。山东省环保厅要求省内各个市、县环保部门建立政务微博，将市民从“污染地图”上转发的排污数据当成微举报，进行跟踪落实和处理。
按照马军的说法，现在已经有300多家企业对污染进行整改。但这个数字仅占“污染地图”数据库里污染企业总数的10%，马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今年，他计划推出“污染地图2.0”。新版本最大的卖点在于增加了“水污染地图”，只要打开APP，市民能够同时看到国内各个城市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情况。与此同时，2.0版本还增加了天气预报、运动指数等实用功能。
在过去几年，马军几乎没有主动对“污染地图”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推广，哪怕把“污染地图”搬到手机上，也只限于少数人知道，上线半年，下载量才达到5万次。
为何如此低调？
马军的回答是：一是如此大规模的数据公布，在国内外都没有先例，大量的技术问题和沟通问题需要处理，包括与政府的沟通等；二是数据还是比较敏感，可能影响企业声誉，需要特别严肃对待；三是数据公开要合法合规，需要做好法律方面的准备，要为企业可能提起的诉讼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