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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池莉主动调整自己的写作姿态,以“市民作家”自居,赢得大众的认同,这不失为一个聪明务实的选择。市场的成功,为池莉潜意识中的身份焦虑提供了一种心理“代偿”。由于得到了来自现实层面的另一种形式的身份确认,池莉不惮以“市民作家”的务实姿态嘲弄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然而对精神价值的“否定”也在客观上造成了池莉后来的作品格局狭小、价值单向、思想单薄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