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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这一过程伴随着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文章运用动物行为学模型分析我国转轨时期制度变迁过程中各利益个体在两个集群中的选择，从而揭示政府管制对制度变迁的意义，探讨政府管制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制度变迁 适用度 政府管制 结构性失衡
一、模型Ⅰ——制度利益利用曲线
这里我们运用动物行为学模型来研究制度利益是如何变化的。首先我们做如下假设：第一，在“双轨制”经济中，制度利益的总容量为，并将利益总容量分为N，并将利益总容量分为n1，n2。n1代表国有经济领域的群体利益，n2代表非国有经济领域的群体利益，其中N=n1+n2。第二，各利益个体能自由地选择进入两个领域，无进入壁垒，或者虽在短时间内不能自由进入，但在较长时期内能逐渐进入。并且各利益个体在两个领域之间发生转移的“转移成本”为0。第三，不同领域对竞争者的适用度不一样，每个竞争者都以预期获得最大利益为目标，也就是说我们接受新古典关于“经济人”的假设，都以进入预期利益最大的领域为目标。第四，再假设n2中实行的体制代表市场经济体制，n1中实行的体制代表计划经济体制，n2（市场经济）效率高于n1（计划经济）。
我们用图1来分析利益集群内竞争者数与每个竞争者个体适用度的关系。纵坐标表示Wi（ni），横坐标表示利益集群内个体数n
在上图中，Wi（ni）表示利益集群领域i（i＝１，２）内所有集群成员的适用度。图1（Ⅰ）表示所有利益个体的适用度在两个利益群内都随着利益个体数量的增加而单调递减。图（Ⅱ）假定一个领域的所有个体生活在一个无差别的组织环境中。在某些情况下，社群较大（有一定的限度），由于相互之间的互补，产生“放大效用”，会给领域群体中的成员带来适用度（平均收益率）的提高。图中领域1内的社群成员个数在达到4时个体适用度达到峰值。因为W１（１）＞W２（１），所以第一个到来者会选者在领域1生活，虽然领域1最优个体数为4，但是后面的个体还是会选择领域1，因为W１（x）＞W２(1)（X?缀［１，７］），图Ⅲ表示：因为W2（１）＞W1（7），所以第8个进入者会选择进入领域2，以后每个个体都会根据自己的预期适用度自由的选择领域1和领域2，主要看在哪个领域能获得更高的适用度。而一旦第8个个体进入领域2生活下来，就会有所改变。此时将有利于领域1内的个体向领域2内转移（见图Ⅲ的虚线）。因为领域2内同样存在适用度随个体成员数量增加而上升的“放大效用”，W2（2）＞W1（１）。而发生这种转移的条件是：第一，转移者尚未在集群2做任何投入；第二，转移者从进入领域1起，他的预期适用度发生变化；第三，转移者时刻注意着其他集群适用度的变化，以便调整自己的决策。
从以上对制度利益群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描绘出制度利益在不同领域被各个竞争者所利用的制度利用曲线。在一定限度内，集群越大，会给每个竞争者带来一些好处，而在一定的资源利益容量条件下，随着领域内集群数量的增加，其个体的适用度呈下降趋势。在中国转轨经济中，在“双轨制”下，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并存。如果将国有经济领域的群体利益n1看作图Ⅲ中的领域1，把非国有制经济群体利益n2看作图Ⅲ中的领域2，那么，“双轨制”经济中的制度利益曲线可以看作近似于一个正态分布（如图2）。制度利益利用曲线说明了当出现一个利益领域时，一开始竞争者的数量增加，个体适用度上升，直至达到峰值，然后又开始随个体数量的增加下降。其经济意义是，个体的行为决策所获得的收益随着其他个体增加到一定的程度时，由于制度利益资源容量的限制或现行体制的制约而趋于下降。
二、模型Ⅱ——Fretwel生境选择模型应用
Fretwell（1972）曾提出一个生境选择模型，该模型假设动物个体总是选择在当时来说最好的生境，随着两个生境中的一个被逐渐填满，其质量也会随之下降，直到下降到与另一个生境质量相等为止，随着居住密度的进一步增加，新来个体就会就会继续在两个环境中定居，但是总是能大体上保持生境质量的平衡，动物在生境中的这种定居过程叫“理想自由分布”（ideal free distribution）这种分布实际上是代表生物生境选择博弈中的一种ESS（进化安定战略）。因为个体对生境的最优选择总是依赖于其他个体对生境的选择。因此，生境选择可以看作几个个体的博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要不再有个体能够靠改变生境来增加自己的适用度，就达到一种纳什均衡。在纳什均衡下，所有个体的适用度一样大，而各个体在各生境中分布是一种ESS。
假定N个个体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各集群内分布的，即在集群内分布有ni个个体，则：
上式可以保证不会有任何一个集群内的个体会依靠从一个集群向另一个集群转移而获得适用度的提高。因此向量n＝（n1，n2，n3，···）是一种纳什均衡。由于模型内假定各个个体的适用度相等，因此各个体在各集群内的分布是一种ESS分布。在“理想自由分布”的特定条件下，同一集群内各个个体的适用度可写作Wi（ni）＝ci/ni，ci表示每一个个体可以利用的那部分资源（体现它的生产力水平）。如果一个集群内可被利用的资源是有限的，并且个体的适用度直接与它利用的那部分资源总量成比例的话，那么上述表达方式成立。在此条件下，对于两个已被占领的集群领域i和j来说，有以下等式满足：
ki/ni＝kj/nj变化一下，有ki/kj＝ni/nj
所以在利益容量有限的条件下，任何两个利益集群的个体处于均衡状态时的相对数量与这两个集群的相对生产力呈现对应关系。
三、从制度变迁模型分析政府管制的路径选择
1、非管制逐步替代管制的过程
指导改革是为了解决管制的供求平衡，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在改革之前，管制的供给大大超过了管制的需求，造成管制的绝对过剩。从管制经济学的角度看，用人民公社化取代农业合作化，农民退社自由权被剥夺，这是管制程度的加强，结果导致管制供给超过需求。庆幸的是，我国经济改革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改革的方式，这种改革表现为政府逐步放松管制的过程，即市场化改革完全可以解释为逐步放松计划性管制的过程。这与以上模型分析得出的结论一致，大的方向是政府要放松管制。转轨初期，政府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实行制度变迁的潜在成本大大降低，极大地提高了管制需求者进行制度变迁的积极性。政府推行的放松管制的政策大大缓解了供给过剩的状况。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实际上也是放松管制的措施，如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的试行以及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等。价格体制更是表现在政府放弃对价格的控制权、逐步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价格机制。同时，中国渐进式改革中的“双轨制”表现为管制与非管制的并存。从广义上来说，管制可以被理解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由于管制者是依靠对市场机制的过度干预来实现目标的，因而，必然会导致资源配置的失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渐进式改革的过程可以理解为非管制逐步替代管制的过程。
2、转轨时期中国改革的政府管制路径——结构性失衡问题的解决
虽然中国经济渐进式改革的政治机制的特殊性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上述一般原理所需要的初始条件和约束条件，但是为了解决这种结构性失衡，推行以下两项改革措施显然是明智的。
第一，进一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如果想调整管制机构，而又不想触动政治利益集团，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政府是一个社会中每个利益集团潜在的资源和潜在的威胁。当改革成本不断增加而影响制度变迁绩效的主要因素是政府管制时，政府自身的改革必定能促进管制供给和需求总量上的平衡和结构上的合理化，从而大大提高资源配置水平。
第二，进行综合调整。在一些行业或领域增加管制的供给，甚至可以出现纯政府配置的领域。分析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理由，是为了向个人或集体提供其不能自行供给的防御服务（外来的和内在的）和便利商业社会的工程与设施。因此，纯政府配置在某些领域有存在的必要性。同时，政府可以制定无序市场竞争规则，工业化过程中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在另外一些领域则应该减少管制的供给，如进一步开放金融与贸易市场，拆除地区和行业间壁垒等，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政府放松对产权的集中管制。要在产权改革和管制方面的改革要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进一步的清晰界定产权、放松管制，这样会增加上述模型中（非国有经济领域）制度利益集群的利益容量，提高领域对各利益个体的使用度，培育出新的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从宏观整体上提高整个市场的竞争力，使转轨时期改革的绩效能进一步提高，最终完成“双轨制”过渡。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从整体上来说，目前中国经济改革中政府管制的总量供给仍大于总量需求，放松管制仍是双轨制渐进式改革的主流。但管制供求中的结构性矛盾已成为进一步推行经济转轨的障碍。所以，在继续放开政府对经济管制的同时，配合解决好管制供求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这才是当前制度变迁过程中要注意的主要问题。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丹尼尔·F·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上海三联书店，1999.
[3]亚当·斯密：国富论[M]，商务印书馆，2004.
[4]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M]，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关键词】制度变迁 适用度 政府管制 结构性失衡
一、模型Ⅰ——制度利益利用曲线
这里我们运用动物行为学模型来研究制度利益是如何变化的。首先我们做如下假设：第一，在“双轨制”经济中，制度利益的总容量为，并将利益总容量分为N，并将利益总容量分为n1，n2。n1代表国有经济领域的群体利益，n2代表非国有经济领域的群体利益，其中N=n1+n2。第二，各利益个体能自由地选择进入两个领域，无进入壁垒，或者虽在短时间内不能自由进入，但在较长时期内能逐渐进入。并且各利益个体在两个领域之间发生转移的“转移成本”为0。第三，不同领域对竞争者的适用度不一样，每个竞争者都以预期获得最大利益为目标，也就是说我们接受新古典关于“经济人”的假设，都以进入预期利益最大的领域为目标。第四，再假设n2中实行的体制代表市场经济体制，n1中实行的体制代表计划经济体制，n2（市场经济）效率高于n1（计划经济）。
我们用图1来分析利益集群内竞争者数与每个竞争者个体适用度的关系。纵坐标表示Wi（ni），横坐标表示利益集群内个体数n
在上图中，Wi（ni）表示利益集群领域i（i＝１，２）内所有集群成员的适用度。图1（Ⅰ）表示所有利益个体的适用度在两个利益群内都随着利益个体数量的增加而单调递减。图（Ⅱ）假定一个领域的所有个体生活在一个无差别的组织环境中。在某些情况下，社群较大（有一定的限度），由于相互之间的互补，产生“放大效用”，会给领域群体中的成员带来适用度（平均收益率）的提高。图中领域1内的社群成员个数在达到4时个体适用度达到峰值。因为W１（１）＞W２（１），所以第一个到来者会选者在领域1生活，虽然领域1最优个体数为4，但是后面的个体还是会选择领域1，因为W１（x）＞W２(1)（X?缀［１，７］），图Ⅲ表示：因为W2（１）＞W1（7），所以第8个进入者会选择进入领域2，以后每个个体都会根据自己的预期适用度自由的选择领域1和领域2，主要看在哪个领域能获得更高的适用度。而一旦第8个个体进入领域2生活下来，就会有所改变。此时将有利于领域1内的个体向领域2内转移（见图Ⅲ的虚线）。因为领域2内同样存在适用度随个体成员数量增加而上升的“放大效用”，W2（2）＞W1（１）。而发生这种转移的条件是：第一，转移者尚未在集群2做任何投入；第二，转移者从进入领域1起，他的预期适用度发生变化；第三，转移者时刻注意着其他集群适用度的变化，以便调整自己的决策。
从以上对制度利益群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描绘出制度利益在不同领域被各个竞争者所利用的制度利用曲线。在一定限度内，集群越大，会给每个竞争者带来一些好处，而在一定的资源利益容量条件下，随着领域内集群数量的增加，其个体的适用度呈下降趋势。在中国转轨经济中，在“双轨制”下，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并存。如果将国有经济领域的群体利益n1看作图Ⅲ中的领域1，把非国有制经济群体利益n2看作图Ⅲ中的领域2，那么，“双轨制”经济中的制度利益曲线可以看作近似于一个正态分布（如图2）。制度利益利用曲线说明了当出现一个利益领域时，一开始竞争者的数量增加，个体适用度上升，直至达到峰值，然后又开始随个体数量的增加下降。其经济意义是，个体的行为决策所获得的收益随着其他个体增加到一定的程度时，由于制度利益资源容量的限制或现行体制的制约而趋于下降。
二、模型Ⅱ——Fretwel生境选择模型应用
Fretwell（1972）曾提出一个生境选择模型，该模型假设动物个体总是选择在当时来说最好的生境，随着两个生境中的一个被逐渐填满，其质量也会随之下降，直到下降到与另一个生境质量相等为止，随着居住密度的进一步增加，新来个体就会就会继续在两个环境中定居，但是总是能大体上保持生境质量的平衡，动物在生境中的这种定居过程叫“理想自由分布”（ideal free distribution）这种分布实际上是代表生物生境选择博弈中的一种ESS（进化安定战略）。因为个体对生境的最优选择总是依赖于其他个体对生境的选择。因此，生境选择可以看作几个个体的博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要不再有个体能够靠改变生境来增加自己的适用度，就达到一种纳什均衡。在纳什均衡下，所有个体的适用度一样大，而各个体在各生境中分布是一种ESS。
假定N个个体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各集群内分布的，即在集群内分布有ni个个体，则：
上式可以保证不会有任何一个集群内的个体会依靠从一个集群向另一个集群转移而获得适用度的提高。因此向量n＝（n1，n2，n3，···）是一种纳什均衡。由于模型内假定各个个体的适用度相等，因此各个体在各集群内的分布是一种ESS分布。在“理想自由分布”的特定条件下，同一集群内各个个体的适用度可写作Wi（ni）＝ci/ni，ci表示每一个个体可以利用的那部分资源（体现它的生产力水平）。如果一个集群内可被利用的资源是有限的，并且个体的适用度直接与它利用的那部分资源总量成比例的话，那么上述表达方式成立。在此条件下，对于两个已被占领的集群领域i和j来说，有以下等式满足：
ki/ni＝kj/nj变化一下，有ki/kj＝ni/nj
所以在利益容量有限的条件下，任何两个利益集群的个体处于均衡状态时的相对数量与这两个集群的相对生产力呈现对应关系。
三、从制度变迁模型分析政府管制的路径选择
1、非管制逐步替代管制的过程
指导改革是为了解决管制的供求平衡，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在改革之前，管制的供给大大超过了管制的需求，造成管制的绝对过剩。从管制经济学的角度看，用人民公社化取代农业合作化，农民退社自由权被剥夺，这是管制程度的加强，结果导致管制供给超过需求。庆幸的是，我国经济改革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改革的方式，这种改革表现为政府逐步放松管制的过程，即市场化改革完全可以解释为逐步放松计划性管制的过程。这与以上模型分析得出的结论一致，大的方向是政府要放松管制。转轨初期，政府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实行制度变迁的潜在成本大大降低，极大地提高了管制需求者进行制度变迁的积极性。政府推行的放松管制的政策大大缓解了供给过剩的状况。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实际上也是放松管制的措施，如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的试行以及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等。价格体制更是表现在政府放弃对价格的控制权、逐步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价格机制。同时，中国渐进式改革中的“双轨制”表现为管制与非管制的并存。从广义上来说，管制可以被理解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由于管制者是依靠对市场机制的过度干预来实现目标的，因而，必然会导致资源配置的失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渐进式改革的过程可以理解为非管制逐步替代管制的过程。
2、转轨时期中国改革的政府管制路径——结构性失衡问题的解决
虽然中国经济渐进式改革的政治机制的特殊性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上述一般原理所需要的初始条件和约束条件，但是为了解决这种结构性失衡，推行以下两项改革措施显然是明智的。
第一，进一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如果想调整管制机构，而又不想触动政治利益集团，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政府是一个社会中每个利益集团潜在的资源和潜在的威胁。当改革成本不断增加而影响制度变迁绩效的主要因素是政府管制时，政府自身的改革必定能促进管制供给和需求总量上的平衡和结构上的合理化，从而大大提高资源配置水平。
第二，进行综合调整。在一些行业或领域增加管制的供给，甚至可以出现纯政府配置的领域。分析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理由，是为了向个人或集体提供其不能自行供给的防御服务（外来的和内在的）和便利商业社会的工程与设施。因此，纯政府配置在某些领域有存在的必要性。同时，政府可以制定无序市场竞争规则，工业化过程中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在另外一些领域则应该减少管制的供给，如进一步开放金融与贸易市场，拆除地区和行业间壁垒等，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政府放松对产权的集中管制。要在产权改革和管制方面的改革要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进一步的清晰界定产权、放松管制，这样会增加上述模型中（非国有经济领域）制度利益集群的利益容量，提高领域对各利益个体的使用度，培育出新的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从宏观整体上提高整个市场的竞争力，使转轨时期改革的绩效能进一步提高，最终完成“双轨制”过渡。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从整体上来说，目前中国经济改革中政府管制的总量供给仍大于总量需求，放松管制仍是双轨制渐进式改革的主流。但管制供求中的结构性矛盾已成为进一步推行经济转轨的障碍。所以，在继续放开政府对经济管制的同时，配合解决好管制供求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这才是当前制度变迁过程中要注意的主要问题。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丹尼尔·F·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上海三联书店，1999.
[3]亚当·斯密：国富论[M]，商务印书馆，2004.
[4]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M]，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