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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我在阅读《上海法电工人运动史》时,看到这样一段记载: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斗争中,主要开展保护工厂,确保水、电、交通不停。同时,上级领导人“纪康还带来大量宣传单要大家散发。党员们趁早班上班前和夜班下班后去张贴,这时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不易被发现,而天一亮,市民们就可看到传单,效果很好”。“沪南区主要街道经常可见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告‘约法八章’、解放战场的捷报。人们争相围观,奔走相告。”后又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人运动史》中看到:“4月25日,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给江南造船所所长下达了将工厂迁往台湾的命令。”“江南所地下党支部在上级领导下,开展了以反疏散、反搬运、反破坏为中心的护厂斗争”。同时,组织“全所共产党员、工协会员以及团结在党周围的积极分子一起出动,广泛散发传单,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劝大家不要犹豫,不要彷徨,跟共产党不会错,并动员大家行动起来,保护工厂,迎接解放”。“一张张传单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了职工们的眼睛。原来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人,决定留在上海了;原来决定到台湾去的人,有的开始犹豫,有的决定不走了。”看到这两段记述,我兴奋不已,惊喜交加,这些传单不正是我们印的么!想不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才知道当时还起了这样的作用,当年印传单、迎解放的一幕幕又涌现脑海。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我在敬业中学读高三,刚刚入党不久,是高三乙班级会成员,承担毕业班复习讲义的油印工作。同时我也是《敬中生活》出版部主任。《敬中生活》是一份学生自治会主办的向全校公开发行的油印小报,我负责油印出版发行事宜。考虑到我的合法身份和有利条件,党组织给了我一个秘密任务。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不久,大约是5月上旬(记不清是哪一天了),上级领导人老李(解放后知道他是蓬莱分区委委员李敦仁)布置我与另一名地下党员董师曾(我们两人由他单线联系)刻印一批宣传传单。传单内容主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还有迎接上海解放的口号以及警告反动分子认清形势,争取以功折罪等等。
接到这个任务后,我们清楚地知道,做这件事如果被敌人抓住的话,轻则坐牢、重至杀头。但我心里毫无恐慌,有的只是光荣和使命感,一心只考虑怎么万无一失地完成任务。当时国民党特务密布,一次我推自行车买回两令白报纸时,就曾发生过有人盯梢的情况,我不慌不忙用自行车把白报纸推进学校,以后没有发生情况。经验告诉我们,在敌人眼皮底下印传单可能更为安全。因此决定刻印工作还是在校内进行,这是最好的保护伞。根据安排,我先去顺昌路某弄堂房子的亭子间一外校学生处取传单底稿,对上联络暗号后,我将拿到的传单底稿放在自行车龙头的把手里面(把手的橡胶捏壳是可以取下来的),然后骑着自行车回学校。《敬中生活》的刻印工作都是在教室里进行的,但在教室里刻印秘密传单当然不行,我们遂选择了在学生自治会的办公室进行。这间办公室坐落在操场东南角的一个两层简易小楼上面,楼下是堆放杂物的小仓库,平日基本无人出入。开始我们对校方将这间破房子拨给学生自治会很不满,后来发现这里对秘密工作特别有利,小楼的两个窗口面对操场,有人来时,远远就能望见,很多秘密活动就可在这里举行。《敬中生活》编辑部负责人、高三乙班级长孙循也是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他刻写蜡纸水平最高,由他把蜡纸刻写好以后,我和董师曾两人开始油印。为隐蔽起见,我们在房间外面锁上挂锁,我印刷、董望风,其间曾有一学生前来,我们就伏在里面不动,来人看看房间锁着就走了。不到一个小时,一二千份传单(具体数字记不清了)印好,装了满满一旅行袋。我们两人把蜡纸废纸等全部清理结束,由高一甲班地下党员周祖达(解放后党员会师时才知他是党员)前来把装满了传单的旅行袋拿走,后由他们班的级长、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陈荣城送出。解放后没有多少天,我们地下党员会师(原来都是单线联系,虽然多数相识,大都有工作联系,但相互不知党员身份),开了支部大会(当时党组织还没有公开,支部大会是秘密举行的),之后有一天支部书记胡彭后告诉我说,我们所印的这批传单是给江南造船厂和法商电车公司的。
我们与江南造船厂及法商电车公司并无关系,怎么给他们印传单呢?原来1949年2月,为适应上海面临解放的新形势,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对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形式作一次大的调整,把原来按垂直系统领导的形式(就是按工委、职委、学委、教委等等系统垂直领导)改为基本上按地区分块领导,建立9个党的地区委员会,下设党的分区委和产业分区委。蓬莱、邑庙、嵩山、卢湾四个区的分区委以及一个工厂分区委都归沪南区委领导。这四个区里的工厂、学校、商店的党组织都由沪南区委统一领导,由区委安排有条件的学校党支部为工厂党组织印制传单,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这些传单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感召力?尤其是在江南造船厂群众中起这么大的作用?主要因素是传单内容的震撼力量。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主要内容有: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没收官僚资本,这一条里要求企业人员保护资财、机器、图表、账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凡愿继续服务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约法八章”最后说: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希望我全体人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等等。《布告》中的每句话,与人民利益戚戚相关,为群众所接受。其次,是江南造船厂的共产党员、“工协”会员的群众基础深厚,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群众信得过的人说的话他们自然会相信。而我刻印传单只是宣传过程的一个中间环节,起了小小螺丝钉的作用。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周奕韵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我在敬业中学读高三,刚刚入党不久,是高三乙班级会成员,承担毕业班复习讲义的油印工作。同时我也是《敬中生活》出版部主任。《敬中生活》是一份学生自治会主办的向全校公开发行的油印小报,我负责油印出版发行事宜。考虑到我的合法身份和有利条件,党组织给了我一个秘密任务。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不久,大约是5月上旬(记不清是哪一天了),上级领导人老李(解放后知道他是蓬莱分区委委员李敦仁)布置我与另一名地下党员董师曾(我们两人由他单线联系)刻印一批宣传传单。传单内容主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还有迎接上海解放的口号以及警告反动分子认清形势,争取以功折罪等等。
接到这个任务后,我们清楚地知道,做这件事如果被敌人抓住的话,轻则坐牢、重至杀头。但我心里毫无恐慌,有的只是光荣和使命感,一心只考虑怎么万无一失地完成任务。当时国民党特务密布,一次我推自行车买回两令白报纸时,就曾发生过有人盯梢的情况,我不慌不忙用自行车把白报纸推进学校,以后没有发生情况。经验告诉我们,在敌人眼皮底下印传单可能更为安全。因此决定刻印工作还是在校内进行,这是最好的保护伞。根据安排,我先去顺昌路某弄堂房子的亭子间一外校学生处取传单底稿,对上联络暗号后,我将拿到的传单底稿放在自行车龙头的把手里面(把手的橡胶捏壳是可以取下来的),然后骑着自行车回学校。《敬中生活》的刻印工作都是在教室里进行的,但在教室里刻印秘密传单当然不行,我们遂选择了在学生自治会的办公室进行。这间办公室坐落在操场东南角的一个两层简易小楼上面,楼下是堆放杂物的小仓库,平日基本无人出入。开始我们对校方将这间破房子拨给学生自治会很不满,后来发现这里对秘密工作特别有利,小楼的两个窗口面对操场,有人来时,远远就能望见,很多秘密活动就可在这里举行。《敬中生活》编辑部负责人、高三乙班级长孙循也是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他刻写蜡纸水平最高,由他把蜡纸刻写好以后,我和董师曾两人开始油印。为隐蔽起见,我们在房间外面锁上挂锁,我印刷、董望风,其间曾有一学生前来,我们就伏在里面不动,来人看看房间锁着就走了。不到一个小时,一二千份传单(具体数字记不清了)印好,装了满满一旅行袋。我们两人把蜡纸废纸等全部清理结束,由高一甲班地下党员周祖达(解放后党员会师时才知他是党员)前来把装满了传单的旅行袋拿走,后由他们班的级长、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陈荣城送出。解放后没有多少天,我们地下党员会师(原来都是单线联系,虽然多数相识,大都有工作联系,但相互不知党员身份),开了支部大会(当时党组织还没有公开,支部大会是秘密举行的),之后有一天支部书记胡彭后告诉我说,我们所印的这批传单是给江南造船厂和法商电车公司的。
我们与江南造船厂及法商电车公司并无关系,怎么给他们印传单呢?原来1949年2月,为适应上海面临解放的新形势,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对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形式作一次大的调整,把原来按垂直系统领导的形式(就是按工委、职委、学委、教委等等系统垂直领导)改为基本上按地区分块领导,建立9个党的地区委员会,下设党的分区委和产业分区委。蓬莱、邑庙、嵩山、卢湾四个区的分区委以及一个工厂分区委都归沪南区委领导。这四个区里的工厂、学校、商店的党组织都由沪南区委统一领导,由区委安排有条件的学校党支部为工厂党组织印制传单,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这些传单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感召力?尤其是在江南造船厂群众中起这么大的作用?主要因素是传单内容的震撼力量。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主要内容有: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没收官僚资本,这一条里要求企业人员保护资财、机器、图表、账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凡愿继续服务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约法八章”最后说: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希望我全体人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等等。《布告》中的每句话,与人民利益戚戚相关,为群众所接受。其次,是江南造船厂的共产党员、“工协”会员的群众基础深厚,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群众信得过的人说的话他们自然会相信。而我刻印传单只是宣传过程的一个中间环节,起了小小螺丝钉的作用。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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