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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27日，电视新闻中发现曹操墓的消息令人为之一振，一时间成了热议的话题。
第二天，在曹操高陵考古工地前，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媒体的记者。
显然，记者们是冲着发现曹操墓的新闻而来。曹操墓是怎么发现的?是否经过了科学的发掘和论证?曹操墓的证据是否可靠并且具有说服力?人们有着诸多的质疑。
发现东汉大墓
曹操墓的发现，还要从2006年春节说起。
2006年除夕，正当人们忙着包饺子、放鞭炮的时候，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的村民突然听到一声不同寻常的响声，除夕之夜竟然响起了炮声。
春节过后，西高穴村村民徐焕朝在浇地时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儿。
原本半天就能浇完的地，用了两天时间还没浇完。浇地的水流到一处后，就不往前流了，水都流到哪里去了呢?
徐焕朝来到大田深处，地上赫然出现了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大洞，洞口还有翻动过的新土。徐焕朝马上联想到除夕夜里那一声令大地颤抖的闷响。他意识到这可能是盗墓者用炸药炸开的盗洞。感觉事情非同小可，他立即向乡政府汇报。
乡党委书记贾振林马上随徐焕朝来到地里查看。随后，他安排村里人把洞先填了起来。
然而，他隔两三天去查看时，却发现，封填得很严实的盗洞又被打开了。
为保护好地下可能存在的古墓，贾振林安排巡防队夜里到这边巡视。然而，这并没有震慑住盗墓分子。
这个地方很偏僻，保护难度相当大。
贾振林对盗墓贼一而再、再而三地“光顾”感到十分恼火。他想找个好办法，彻底解决这件事。
他突然想到他的好朋友，河南省考古所派到安丰乡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考古队队长潘伟斌，他正在南水北调工地工作，应该请他来鉴定一下这个墓。如果有价值，就要加大力度保护；如果没有价值，这块地就由乡里统一安排规划，以后也不用再投入人力看守了。
见到潘伟斌，贾振林向他讲述了整个经过，潘伟斌决定亲自去看看。
来到盗洞跟前，潘伟斌出于安全考虑，没有马上下洞察看。他让贾振林把洞口打开通风，准备过两天再一探究竟。
贾振林马上安排人把洞口打开通风，并派人日夜把守。
几天后，潘伟斌拿着手电筒顺着绳子下洞察看。
他借手电筒的光亮，仔细地打量着洞的四周，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大墓之中。
潘伟斌说，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大墓，墓砖非常大，墓的结构非常复杂。
按捺住激动的心情，潘伟斌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线，观察墓室。发现左边有一个门，绝大部分淤土淤到了门洞里。淤土和拱形门洞之间还留有一米多的空隙。前边有个更大的门，里面黑洞洞的，看上去更加深远。他几乎是爬着穿过那个长长的门洞。
潘伟斌说，穿过这个门豁然开朗，出现一个大厅。大厅左右各有一个圆圈门，往前还有一个大点的。我明白了，这个墓是两个主室，每个主室左右各有一个室，考古界一般把小的叫耳室，大的叫侧室。
不知贾振林叫了多少声，潘伟斌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墓室里待了很久了。
潘伟斌从盗洞口出来后，贾振林忙问，这个墓有没有价值?潘伟斌说，估计是东汉王侯一级的墓。
听说可能是王侯一级的大墓，贾振林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墓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曹操墓?
贾振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原来，贾振林刚到安丰乡担任乡党委书记时，就听说1998年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在烧砖取土时发现了一块指示着曹操墓位置的鲁潜墓志，并显示曹操墓很有可能就在这一带。贾振林还特地托人弄来了一张鲁潜墓志的拓片，有时间就拿出来仔细地研究。
鲁潜墓志刻在一块长20.7厘米、宽31.5厘米的青石上面。从上面的文宁中得知墓主人名叫鲁潜，是渤海赵安县人，曾经官任后赵太仆卿驸马都尉。赵建武十一年，即公元345年9月21日去世，终年75岁，同年十一月初七人葬。墓志中的“赵”指的是历史上的“后赵”，是古代少数民族羯族建立起来的政权。根据后赵的官制，鲁潜为正三品，应系朝廷重臣。
这块墓志中最吸引人的是这段文宁： “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二十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迴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这段文宁中提到的“魏武帝”，指的不是别人，正是东汉末年的曹操。
其实，历史上对曹操墓的位置早有记载。
曹操生前就曾留有《终令》和《遗令》，对自己陵墓的选址和墓葬要求交待得非常详细。
建安23年，即公元218年，曹操在《终令》中这样讲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
就在曹操立下《终令》一年半后，建安25年正月，曹操病逝洛阳。临终前留下《遗令》： “吾死之后，……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除此之外，曹操还嘱咐家眷：“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也就是说曹操的高陵应该在铜雀台的西边。
然而，今天我们已经找不到铜雀台的踪迹了，附近的西门豹祠遗址，是不是就是曹操《终令》和《遗令》中提到的那个位置，专家们也不能确定。不过，有人神秘地透露了一个消息：在距西门豹祠遗址十几米远的地方，发现地下埋有古代的石狮子。有人大胆推断，石狮子的位置应该就是古代西门豹祠的大门所在位置。不过，这个推断是否成立，还有待进一步考察认定。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记载：“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王崩于洛阳，二月丁卯葬高陵。”晋朝陆机的《吊魏武帝文·遗令》也提到曹操“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似。”《通鉴·魏记》中记载： “高陵在邺城西。”
唐代《元和郡县志》中记载“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在元代纳新的《河朔访古记》、明代崔铣的《邺乘》中也可见魏武帝陵在古邺县“西南三十里”的记载。
人们发现，在这些记载中，只有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无意中挖到的鲁潜墓志是迄今为止对曹操高陵位置最为详实、准确的记录。
龙振山是紧挨着西高穴村的渔阳村村民，是个在考古和史学方面颇有建树的农民，被当地人尊称为“土博士”。2003年，龙振山根据手头现有的资料和他多年对该地区的考察研究，撰写了一篇题为《鲁潜墓志及其相关问题》的简报，刊登在《华夏考古》杂志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贾振林曾饶有兴致地找到龙振山老人，请教一些与鲁潜墓志有关的事情，并且多次和龙振山老人按照鲁潜墓志上所指示步行路线寻找传说中的“魏武帝陵”。
但历经千年后地形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而且鲁潜墓志 出土的地方因多年烧砖取土，已变成一个巨型土坑。贾振林和龙振山根本不可能严格地按照墓志上所指示的方位前进。所以，寻找曹操墓的线索就此中断了。
当贾振林听到潘伟斌说西高穴这座大墓可能是东汉时期王侯一级的大墓时，他马上就想到了曹操墓。
查看了西高穴被盗大墓后，虽然正在南水北调工地进行考古发掘，但潘伟斌多次到鲁潜墓志的出土地点勘查，并写了一份《关于安阳县西高穴被盗汉墓的调查报告》，提交给河南省文物局。报告中，他请省文物局督促当地政府加强文物保护工作，以免西高穴大墓再次被盗。同时建议省文物局尽快对该墓进行抢救性挖掘。潘伟斌还写了一篇题为《曹操高障今何在》的论文，刊登在台北故宫文物月刊上。文章中潘伟斌明确指出“西高穴村大墓极有可能就是曹操墓，或是曹操高陵陪葬墓中的一座。”
贾振林也在积极行动，对西高穴大墓加大巡查与保护力度。然而，眼看着盗墓活动屡禁不止，贾振林十分着急，他请潘伟斌赶快抢救墓里的文物。
潘伟斌耐心地向他解释说，发掘是一个非常严肃、科学的过程。要科学地发掘，必须对整个墓葬进行了解，按正常程序上报。发掘不能从盗洞进去，要进行研究，找最合理的发掘方案。
其实，作为一位考古工作者，潘伟斌比贾振林还着急。为了争取时间，2008年6月，潘伟斌找到安阳县前县长徐慧商议发掘资金的事，并代笔以安阳县的名义向省文物局提交了要求对西高穴村被盗汉墓进行抢救性挖掘的请示。
结果令潘伟斌十分失望。河南省文物局对西高穴被盗汉墓作出了暂不同意挖掘的批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被业内称为“十六字方针”。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护为主”。因此文物管理部门掌握的标准就是：帝王陵墓原则上不得发掘。
然而，2008年9月的一次突发事件，彻底改变了一切。
原来，安丰乡派出所破获了一起盗墓案件。根据盗墓者交待，他们曾经盗掘过西高穴村大墓，并向派出所交出了被盗文物——一块雕刻精美的画像石。派出所民警不知道画像石的文物等级，无法给盗墓者定罪，他们请求河南省文物局派专家予以鉴定。因此，由河南省文物局执法督察处李陪军和省考古所副研究员潘伟斌等组成的4人专家组立即赶赴西高穴村。
潘伟斌再次深入墓中进行仔细勘查，并和专家们对画像石作了鉴定，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认为西高穴大墓为东汉晚期王侯一级的墓葬。画像石属该墓出土，国家二级文物。
河南省文物局领导听取了专家组意见后，马上作出同意立即对西高穴村东汉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的决定，并立即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发掘申请。
2008年12月，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对西高穴东汉大墓进行抢救性挖掘的申请。河南省考古所委派潘伟斌带队，组织挖掘西高穴东汉大墓。
挖掘东汉大墓
2008年12月12日，对西高穴村东汉大墓的抢救性发掘拉开序幕。
发掘前，考古队用洛阳铲对墓道和墓室的结构进行了详细勘探，基本掌握了墓的大体结构：大墓深达15米，墓道长度40米，宽约10米。
大墓只有一个墓道，这是东汉典型的墓葬形式。这种形式和洞室墓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洞室墓是用砖砌起来，和以前的墓葬最大的区别是把棺椁放进去它有空间，有壁画。
西汉时，由于棺椁直接埋入土中，下葬时一般从东南西北四面开四个墓道。而东汉的洞室墓，棺椁是放在一个较为宽阔的空间里，墓室只设一个墓门，墓道也变成了一个。
对于这座大墓的发掘，曾有两种设想：一是把顶揭掉，从上面一目了然地展示墓室内部空间；另一种是挖开墓道，从墓门进入墓室。
潘伟斌说，我们制定的方案是从墓道发掘，尽量把墓室完整地保护起来，把实物留下来。
古代人在对墓道进行施工时必须一层一层地把土夯实。
潘伟斌说，因为里面的土都夯过了，而且土里面夹杂着料僵石，填土发白，夯筑得非常结实。
从墓道上方，可以清晰地看见古人的夯土剖面。每层夯土的厚度都只有五六厘米，均匀、细密，从墓道最底部一层层夯打至地面。
墓道竣工后回填到墓道里的土就不同了，颜色和疏松程度都有很大区别。
几个月的发掘，西高穴大墓渐渐显露出来：大墓坐西向东，墓道呈斜坡状，墓道两壁呈阶梯状逐级内收。这是魏晋皇室墓的典型特征。
这种形制的墓道在西晋上层社会非常流行，东汉时期则很少出现。神秘的墓主人到底是谁呢?
显然，这座大墓在夯筑时调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体现了墓主人不同寻常的地位。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推进，预计的发掘周期以及工作量，都大大超过了最初的估算。如果雨季来临，同时发掘的编号为二号墓的西高穴大墓，与紧邻的编号为一号墓的两座墓葬，都需要大棚进行保护。
两座耗资数百万元的钢结构大棚建起，既保证了大墓安全，又使得发掘进度不会受到雨季影响。
一天，考古队员信应超在清理墓道底部时，发现了一个碗口大的小洞。随着挖掘，小洞越来越大。当洞口快钻进一个人时，突然陷落。等尘埃落定，大墓的墓门赫然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
令人遗憾的是，墓门已被盗墓者打开了。原本由三层汉砖垒砌而成、总厚度达1.2米的墓门，现在仅剩不到一米高的残垣。让考古队员更加失望的是里面的陶器、残砖、石块被砸得乱七八糟，矿泉水瓶子扔得到处都是。
墓室里的淤土已经达到2米～3米。从大墓中清理出来的土在现场粗筛后，被统一运到专门的地点妥善保管，留作以后再次筛检，以免漏掉墓室中任何一件细小的物品。
发掘工作终于在将近一年后发生了巨大转折。
2009年11月8日，考古队员信应超和尚金山在清理墓室淤土时，发掘出了一个小石牌。
水冲洗后，石牌上的字迹逐渐显现， “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几个字清晰可见。
历史上被封为“魏武王”的有三个人。但是这次发掘出的石牌上镌刻的“魏武王”指的不是别人，正是东汉末年的曹操。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说，谥号是给死人的称号。曹操活着的时候称魏王，死后根据他武功大于文治，所以有了魏武王的谥号。 或许有人会问。鲁潜墓志里“魏武帝”的字样，经专家确认指的就是曹操，为什么石牌上所刻的“魏武王”也是曹操呢?难道历史上对曹操有两种称呼吗?
刘庆柱说，谥号仅仅是曹操去世后，到曹丕称帝前使用；曹丕当了皇帝，他的父亲就不能称呼王了。
原来，曹操死后8个月，曹丕称帝。他把父亲曹操追封为 “魏武帝”。所以，这之后对曹操的称呼都改为“魏武帝”了。而“魏武王”则是曹操去世后，曹丕称帝前这段时间的专有称呼。这个墓因为是在曹丕登基前修建，所以里面石牌上刻有“魏武王”字样，是符合历史事实和文献记载的。而鲁潜的墓晚于曹操墓200多年，所以称曹操墓为“魏武帝陵”是正确的。
找到了证明西高穴东汉大墓是曹操高陵的有力证据，考古队顿时沸腾起来。
由于发掘到了“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的石牌，潘伟斌立即把前些日子找到的类似的石牌全部用水清洗了一遍，结果令人十分欣喜。几个碎成两半的石牌经过拼对，有几个竟然成功地拼到了一起，上面镌刻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或“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文字。对于考古队来说，这些石牌太重要了，这是对这个东汉大墓主人身份判定的最有力、最直接的证据。
在接下来的发掘中，考古队员陆续清理出不少文物。大部分文物虽然算不得贵重精美，但是它们的出现足以证明墓主人就是东汉时期的曹操。
到2009年12月底，历时一年多的西高穴村东汉大墓墓道与墓室及相关文物的清理工作终于结束了。
这是一座“甲”字形大墓，特制大型青砖砌成。由墓道、墓门、前后主墓室、甬道和四个侧室组成。墓道长近40米，宽近10米，最深处达15米，呈斜坡状，两壁逐级内收。圆券形墓门，高达3米多。前后主墓室平面呈方形，四角攒尖顶。四个侧室除了前室北侧室是四角攒尖顶外，其余三个均为圆券形墓顶。
墓室内青石铺地，前墓室顶高6.4米，后墓室顶高6.5米。后墓室顶部有两个盗洞，北边的是古代盗洞，南边的是现代盗洞。盗墓贼从后室的盗洞进入墓中，对墓室的原始形态进行了破坏，前室的铺地石已经被撬起。封门墙的厚度达1.2米。侧室内空间宽阔，南北长3.6米，宽近2米。
墓中出土文物数量非常多。刻有文字的石牌有近60块，还有代表着墓主身份等级的石圭和石璧、兵器、铠甲，并有铁镜、骨尺、玉佩等生活常用之物。此外，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画像石和素陶。
汉魏风韵
曹操高陵出土的250多件文物，为专家确认西高穴东汉大墓就是曹操墓，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材料。
曹操在东汉末年的社会剧烈动荡中，统一了北方，使生产得以恢复，社会趋于稳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那么曹操高陵出土的文物，反映了他怎样的治世理念呢?
一块从盗墓者手中追缴回的画像石，经过鉴定，专家确认是一块典型的东汉时期画像石。画像石雕刻精美，技法娴熟，刻绘形象生动、传神，具有重要文物价值。
这块长120厘米，宽80厘米，厚度15厘米的长方形画像石，可能是石材太重不方便搬运的缘故，盗墓贼把它敲成了三块。
画面上有仆役、车马、桥梁等。画像石分三部分内容，每一部分都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最上端有首阳山三个字，画面内容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孩子伯夷、叔齐谦让王位，远行到周国后，因不堪忍受亡国的屈辱，逃到首阳山的故事。中间部分，刻绘的是春秋时期齐国大夫蔡良忠于国家的故事。下面部分表现的是七个义女为父报仇的故事。这一故事在东汉时期广为流行。
同样题材的画像石在内蒙古、安徽、山东等地东汉墓葬中也有出土。
考古学者认为，这块画像石，除了表现忠孝的儒家文化要义外，还有对作恶的地方官警示、惩处的用意。
曹操高陵出土的大量画像石残块，表面经过抛光，画面内容丰富，包括生产劳动、历史故事、乐舞杂技、车骑出行等。刻绘工笔细腻，刻画的人物、车骑、神兽等生动传神，具有东汉浪漫飘逸的风格。
这些数量众多的画像石残块，许多是在大墓顶部一个盗洞中发现的，考古人员分析，是盗墓者所为。
考古人员将破碎的画像石进行拼对，复原最初完整的图像，解读藏匿其中的历史信息。
潘伟斌说，我们看到像饮酒人带的冠、穿的服饰，包括车都是汉代流行的。雕龙的画像石，在汉代，只有王侯一级的墓才可以有龙的雕刻。
在曹操墓前室，出土了三枚五铢钱，给大墓的年代断定提供了依据。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韩国河说，东汉的五铢和西汉的五铢是有区别的，五和株在写法上有细微差别，从字体的构造，钱币的大小就可以判断它是东汉的随葬品。
画像石中马匹的刻绘较多，因为马匹在当时的军事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从残留的奔马形象，仍可感受到画风的飘逸、隽永。
在曹操高陵的前室与后室之间的甬道中，出土了很多陶器。陶器大都为素面陶器，以日常生活用品居多，具有典型的东汉风格。
从两汉时期到魏晋时期，随葬品最大的变化就是仿铜的陶礼器已经流行。
墓中出土的汉代流行的熏炉，是仿青铜器制作。还有釜形鼎，有三个腿，兽蹄足、品形耳。
同曹操高陵规格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汉代上层社会已经普遍流行陪葬彩陶，但曹操墓出土的陶器都是素面陶器，并且器型偏小，十分粗糙。
曹植在描述父亲曹操下葬的《诔文》中记述，曹操严格实行薄葬，下葬的物品简陋，而且多为陶器。曹操高陵出土文物与历史记载相吻合。
曹操高陵出土的三个陶灶，具有不同造型。显然三个灶台对应的是三位墓主人。
潘伟斌说，灶看着比较简约，火门前面没有很高的挡火墙。一般东汉墓出的灶比较讲究，两边都刻有鱼、肉块，甚至有一些勺子，但这里没有。
考古专家发现，曹操高陵出土的灶台体现了节能的理念，灶台用火得到了有效的利用。
潘伟斌说，两个锅是连孔的，烧火做饭时，余火舍不得浪费掉，又建了一个小灶口，平时热水用。还有个小小的烟囱，用火效率比较高。
灶台上的釜形锅，保温效果较好。烟囱上加有盖帽。可以减少室内火烟，净化空气。
从出土的陶井，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环保意识。
潘伟斌说，井上建有小亭子，是不让雨水进入井中，造成水质污染。
从曹操高陵出土的众多陶器可以看到，汉代经历了长期的繁荣。尽管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经济凋敝，但是世人追求闲适安逸的生活品位依然可见。
从西汉开始，中国逐渐进入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广泛推广，农业生产获得较大发展，酿造业较为发达。
汉代墓葬酒器出土较为普遍，成套盛酒的器皿——耳杯的出土，反映了当时社会饮酒之风盛行。
潘伟斌说，那时酒文化比较发达，平民墓里也出这些东西，反映出当时生活的富足、安逸。东汉晚期，虽然战乱，但曹操这个爱好没有改变。
在曹操高陵出土的石牌上，刻有魏武王所使用的武器名称。专家认为，这些武器应是曹操生前所用之物。
这些记载武器的石牌都有 “格虎”二字。专家认为，格虎是当时的一个常用语，所谓格虎就是格斗，用手格猛兽，格虎是形容。说明他很喜欢武艺、喜髟兵器。
曹操从20岁在洛阳起兵，一生征战南北。
曹操高陵出土的兵器有铁甲、铁剑、铁刀、弩机、以及短矛、大戟、大刀等石牌。
史料记载，曹操生前喜爱铁刀，曾经打制五把宝刀，名为百劈刀。曹操高陵出土了铁刀。有学者认为，这把铁刀可能是曹操生前喜爱的百劈刀。
曹操高陵除了出土大量兵器外，还出土了砚台、书案等。
2010年4月2日，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两会会长联席会议在河南安阳召开。
学者根据曹操高陵以及出土文物，对曹操作了新的研究。认为重民、节俭是曹操执政理念的重要内容。他在中国历史由秦汉时期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转折中，是一位极为关键的人物。
潘伟斌说，墓里出土的器物反映了他的薄葬思想。比如没有发现大型的青铜器，玉器，金银器也很少。所谓的金银器，都是镶嵌的饰件，木质部分朽掉了，饰件保留了。金丝、金扣都是衣服上的东西，包括玉器。
曹操在《遗令》中要求“殓以时服”，即随葬平时穿的衣物，不用特意制作，并要求将生前使用的物品也随葬墓中，包括妻妾曾经使用的一些器物。 一件铭刻“刀尺一”文字的石牌，是指刀与尺各一把。曹操高陵出土的实物中就有铁刀与骨尺。
在中国戏剧舞台，曹操始终以奸臣的大白脸形象出现。事实上，曹操在历史学家眼里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个文学家。曹操高陵的发掘，使得作为文学形象的曹操更加回归真实历史。
史料记载，曹操患有头痛病。在曹操高陵出土一件叫“慰项石”的石枕。这块石枕是不是曹操治疗头痛的专用枕头呢?
专家认为“慰项石”是曹操日常用的一件理疗用品，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的文字。
南京大学考古系黄建秋教授通过对“慰项石”进行显微观察，通过表面的光洁度对比，得出是否使用过的结论。
显微镜照片发现“慰项石”刻字边缘非常粗糙，说明“慰项石”刻字没有经过任何磨损，而“慰项石”的正面和背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磨损痕迹。
对于作为高陵陪葬物清单的石牌，黄建秋也进行了观察实验。
黄建秋说，石牌孔的边缘没有任何磨损痕迹，表面非常粗糙，说明在钻孔后，没有被使用过。证明石牌实际上是为了给曹操墓随葬器物一个名称所制作。
曹操高陵浮出水面，一个千古之谜戛然终止，让考古与历史学者的探索欲望更为强烈。曹操高陵出土的文物还告诉人们怎样新的历史信息呢?
1959年～1975年，在新疆吐鲁番县，考古人员发掘清理了晋到唐的墓葬四百余座，出土2700多件汉文文书，其中晋十六国时期的只有100多件，有衣物疏、契约等文书直接随葬。
专家认为吐鲁番文书与纸张的普及有关联。 专家认为，纸张虽然是汉代发明的，但是从发明原始的纸，到能够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应用，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应该是在两晋或者魏晋期间。
曹操高陵出土记录随葬物品清单的石牌也叫潜册，类似于吐鲁番文书中的衣物疏。
专家认为，同样是登记随葬品，登记的材料却不一样，一个是石牌，一个是纸张，因为曹操生活的时代是三国，也就是说三国时代已有了纸，可是在制造方面困难还很多。
一件石牌上刻有“樗蒲”两字。“樗蒲”是古代一种赌博游戏，出现在东汉初期，这种游戏在曹魏和南北朝时期颇为流行。
曹操高陵还出土了陶制的11枚棋子，专家认为，这类棋的游戏方法已经失传。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郝本性说，曹操多才多艺，他平时就拿这些消遣，所以死后把所爱同葬。
墓中还发现刻着“黄豆二升”的石牌。黄豆，学名大豆，栽培起源于中国。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黄豆被称为“菽”，为“五谷”之一。两汉之际，民间用语中开始出现“大豆”一词，至汉魏时期，“大豆”已经进入上层社会的书面语言之中。
高陵沧桑
曹操高陵的保护发掘工作井然有序。安阳县成立了由县相关部门组成的曹操高陵工作领导小组，并有专人24小时值班，负责高陵以及出土文物的安全。
曹操高陵的墓道长40米，呈斜坡状，裸露在墓室外，墓道发掘是高陵发掘当中工作量最大的一部分。
墓道有立柱腐烂后留下的中空痕迹，从痕迹可以辨认曾经立有树木。大墓没有封土，又深埋地下15米，墓门用砖封死，三层封门砖按照竖立、横铺、人字形方式码放。三道封门墙厚度达1.2米左右。另有坚固的石门。这样的防盗措施在当时可谓严密之至。
大墓墓门与侧室墓门的石门槽里，有木灰的痕迹。考古人员判断，石门槽里应有门框，墓门是石质的，门框可能是木料。
考古人员发现，墓道外用的是当时普通的绳纹小砖。整个墓室所用的为四种特制的大砖，墓砖与墓砖间用白灰粘连。墓砖做工考究，墓室周围和室内均未发现一块多余的墓砖。说明在建造大墓前经过精心设计，墓砖经过专门烧制，十分珍贵。
大墓经过石灰涂抹，但大都已脱落。两个耳室没有涂抹石灰，墓砖裸露。考古人员判断可能与当时工期紧张有关。
潘伟斌说，据史书记载，曹操在建安二十三年下令修建这个墓，他于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去世。中间有一年左右时间修建此墓。建这么大的墓，时间太紧了。
在大墓的前室和后室的墓壁上有平行的四层铁钉。这些铁钉形状不同。
大墓前室出土了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格虎大刀、格虎短矛等石牌，考古人员判断，这些石牌标明的兵器，有可能就悬挂在前室墓壁的环状铁钉上。因为这些石牌上都有铜链，适合悬挂。
在大墓前后墓室与侧室之间的四个过道，都有门轴与门槽的痕迹。考古人员推断，大墓前室散乱堆放的石板同侧室墓门有关。
石板厚度20厘米，和侧室的门槽厚度基本相当，考古专家推测，应该是封门石。 大墓铺有平整的地板，按照错缝平铺的办法，衔接严实。大墓前室有散乱的石板，是被盗墓者掀起的铺地石。
大墓后室南北两个侧室，有成为土状的棺木轮廓痕迹。
考古人员在清理后室时，发现大量20厘米长的棺钉。说明这个棺材非常厚，侧室里发现的女性棺比较薄，棺也比较短。
就在后室发现棺钉的地方，有大量画像石的残块和石瓦，画像石两面都有刻绘。
潘伟斌说，这些画像石残块儿原始位置在哪个地方?经过分析认为，有可能棺外边还有一个石屋，因为我们发现有石雕瓦。
就在大墓后室后侧铺地石上，有六个有规律对称分布的圆形印痕。考古人员分析，曹操棺木外应有一个石质的棺椁。从摆放位置判断，墓主头 部是朝向东偏南20度力‘向，刚好直指曹操的老家——安徽毫州。
社科院研究员唐际根认为，曹操的棺材曾经是放在石屋里的，盗墓贼把石屋砸碎了。
根据大墓出土的石牌推断，石屋里应当有合页屏风、书案、铺床等日常用品。在对后室的发掘中，发现了已经腐烂的书案、木质屏风等，书案残部纹理依然清晰。
让考古人员感到吃惊的是，大墓画像石都是由厚达十几厘米的石板雕刻而成，异常坚硬。但破碎程度十分严重，不像盗墓者所为。曹操高陵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劫难，使如此坚固的画像石残破不堪呢?
历史学者判断，曹魏政权最大的对手是司马懿家族，毁墓者很可能与司马懿家族夺权有关。刘庆柱认为，这些画像石可能是石屋的残片，说明曹操高陵最初遭到破坏并不是盗墓者，而极有可能是报复性毁墓者。
刘庆柱说，古代有个风俗叫毁墓，毁一半拿火烧了它。石头烧不着，就砸碎它。
刘庆柱注意到，大墓出土的59个石牌中，写有魏武王的都被砸碎了，而没有写魏武王的却完好无损。另外，墓室里两女一男三具遗骨，人头都只剩下头盖骨，男性遗骨的鼻子、脸部都已被砸毁。从这些细节推断，曹操墓室是因政治报复而被毁。
新上台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总要镇压前朝的反抗者。对一些高的建筑，要拆掉，一些墓葬要毁掉。
在曹操大墓后室，有一个早期的盗洞。专家认为毁墓者可能就是从这个早期盗洞进入大墓的。
距离西高穴三里的渔阳村，是一个古老的村落，从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开始，历经夏商周秦汉，这里文明的火焰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渔阳村边，有一处古老的砖瓦窑，这里发现了东魏时代的器物。有专家推测，这处砖窑的土是五花土，适宜烧制砖瓦，很可能与邺城以及曹操墓有关。
距离西高穴曹操高陵三十里的漳河边，有一处古城遗址，就是东汉末年曹操的封地邺城。曹操以邺城为都，进行了统一北方、巩固东汉北方疆域的军事斗争。
也许因为邺城铜雀台留给曹操太多的记忆，曹操特意在临终前嘱咐，他死后的每月初一和十五，妻妾艺伎在铜雀台上遥望高陵，进行祭祀和表演。
然而，随着岁月流逝，曹操高陵在铜雀台的视望中消失了。
事实上，唐代的《元和郡县志》对高陵的记载明确：在县西三十里。北宋学者王明清所著《挥瘵录》，对曹操高陵也有过记载。
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绍候说，宋太祖赵匡胤在公元968年曾下诏书，要保护前朝帝王的陵墓。他列有十个帝王，其中一个就是魏武帝。他谈到魏武帝的高陵在邺西。
曹操高陵的湮废，也正是在曹操形象发生颠覆性变化之际。因为正统观念，南宋以后曹操逐渐成为世人眼里的一代奸雄，曹操墓也成了一个谜。
朱绍候说，另外的原因就是北宋的战乱。北宋末年，这一地区被金人占领，老百姓四散逃离，能记清曹操墓方位的人就不多了。因此北宋以后的记载基本模糊了，所以出现了七十二疑冢说。
后来，曹操“72疑冢”与他狡诈阴险相呼应，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距离西高穴村曹操高陵最近的一个疑冢，考古证实是北齐丞相淮阳王和上开的墓。传说中的“曹操72疑冢”，早在20世纪80年代，发掘证实是东魏、北齐贵族墓葬群，七十二疑冢纯属子虚乌有。
曹操在《终令》记载：“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这说明高陵不是一座孤墓，而是以高陵为中心，周围有文武百官陪葬的一个庞大墓群。
曹操墓西200多米处的一条古渠，当地村民叫冢子沟。2010年4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这里采用高密度电阻率法探测地下墓葬。探测结果是地下局部区域电阻偏低，可能存在大墓。
2009年3月，在曹操高陵还在发掘墓道之际，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黄建秋也曾采用高密度电阻率法，对高陵周边区域进行探测。黄建秋采用与曹操高陵墓道垂直的方向，按照间隔3米的距离布线。
黄建秋说，我至少可以探测地下近20米的深度，可以把地下可能存在的一些古墓葬等现象捕捉到。布了几次线后，发现在现在的一号墓西侧，地下有异常现象存在。 测试后的图像表明，曹操高陵附近可能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墓葬。
事实上，对曹操墓的确认只是一系列考古工作的开端。考古人员已经开始进行曹操高陵周边区域的考古调查，以探明墓地的规模、布局，确定是否存在陵园建筑。
史料记载，按照汉代礼制，曹操高陵开始建有祭殿，后来魏文帝曹丕力推薄葬，并颁布了一道《毁高陵祭殿诏》，毁平了曹操高陵的地表建筑。这也使得曹操墓失去了标志和特征，最终湮没于岁月的烟尘中。
在曹操高陵的发掘中，有没有发现地面陵寝的建筑遗迹呢?
从高空拍摄的曹操墓发掘照片上，考古人员发现，在被命名为二号墓的曹操高陵墓道两侧，有圆形的柱洞和遗迹。
考古人员在曹操墓的墓室顶部发现了直径达50厘米的柱洞，在与曹操墓相邻的一号墓一侧，发现了夯土层。
唐际根认为，夯土就是建筑的遗层。曹操墓的墓顶上没有封土是肯定的，有墓上建筑也是肯定的。
在一号墓旁打下的探沟，考古人员发现了长约20米的墙基遗迹。
考古人员经过勘探发掘，确认曹操高陵地面有过陵寝建筑。
在安阳县渔阳村，农民龙振山在距离曹操墓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东汉板瓦、大砖，还有大门的门钉。
专家考证，这一遗址距离曹操墓不足一公里，说明曹魏时代这里建有规模较大的非民用建筑，这些建筑应当与曹操的陵园有关。
为满足国内外人们参观的需求，安阳县政府按照“原址建馆、原址展示”的原则，及时启动了曹操高陵临时展厅项目，更远的目标是建设高水平的曹操高陵大遗址公园。
第二天，在曹操高陵考古工地前，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媒体的记者。
显然，记者们是冲着发现曹操墓的新闻而来。曹操墓是怎么发现的?是否经过了科学的发掘和论证?曹操墓的证据是否可靠并且具有说服力?人们有着诸多的质疑。
发现东汉大墓
曹操墓的发现，还要从2006年春节说起。
2006年除夕，正当人们忙着包饺子、放鞭炮的时候，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的村民突然听到一声不同寻常的响声，除夕之夜竟然响起了炮声。
春节过后，西高穴村村民徐焕朝在浇地时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儿。
原本半天就能浇完的地，用了两天时间还没浇完。浇地的水流到一处后，就不往前流了，水都流到哪里去了呢?
徐焕朝来到大田深处，地上赫然出现了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大洞，洞口还有翻动过的新土。徐焕朝马上联想到除夕夜里那一声令大地颤抖的闷响。他意识到这可能是盗墓者用炸药炸开的盗洞。感觉事情非同小可，他立即向乡政府汇报。
乡党委书记贾振林马上随徐焕朝来到地里查看。随后，他安排村里人把洞先填了起来。
然而，他隔两三天去查看时，却发现，封填得很严实的盗洞又被打开了。
为保护好地下可能存在的古墓，贾振林安排巡防队夜里到这边巡视。然而，这并没有震慑住盗墓分子。
这个地方很偏僻，保护难度相当大。
贾振林对盗墓贼一而再、再而三地“光顾”感到十分恼火。他想找个好办法，彻底解决这件事。
他突然想到他的好朋友，河南省考古所派到安丰乡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考古队队长潘伟斌，他正在南水北调工地工作，应该请他来鉴定一下这个墓。如果有价值，就要加大力度保护；如果没有价值，这块地就由乡里统一安排规划，以后也不用再投入人力看守了。
见到潘伟斌，贾振林向他讲述了整个经过，潘伟斌决定亲自去看看。
来到盗洞跟前，潘伟斌出于安全考虑，没有马上下洞察看。他让贾振林把洞口打开通风，准备过两天再一探究竟。
贾振林马上安排人把洞口打开通风，并派人日夜把守。
几天后，潘伟斌拿着手电筒顺着绳子下洞察看。
他借手电筒的光亮，仔细地打量着洞的四周，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大墓之中。
潘伟斌说，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大墓，墓砖非常大，墓的结构非常复杂。
按捺住激动的心情，潘伟斌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线，观察墓室。发现左边有一个门，绝大部分淤土淤到了门洞里。淤土和拱形门洞之间还留有一米多的空隙。前边有个更大的门，里面黑洞洞的，看上去更加深远。他几乎是爬着穿过那个长长的门洞。
潘伟斌说，穿过这个门豁然开朗，出现一个大厅。大厅左右各有一个圆圈门，往前还有一个大点的。我明白了，这个墓是两个主室，每个主室左右各有一个室，考古界一般把小的叫耳室，大的叫侧室。
不知贾振林叫了多少声，潘伟斌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墓室里待了很久了。
潘伟斌从盗洞口出来后，贾振林忙问，这个墓有没有价值?潘伟斌说，估计是东汉王侯一级的墓。
听说可能是王侯一级的大墓，贾振林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墓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曹操墓?
贾振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原来，贾振林刚到安丰乡担任乡党委书记时，就听说1998年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在烧砖取土时发现了一块指示着曹操墓位置的鲁潜墓志，并显示曹操墓很有可能就在这一带。贾振林还特地托人弄来了一张鲁潜墓志的拓片，有时间就拿出来仔细地研究。
鲁潜墓志刻在一块长20.7厘米、宽31.5厘米的青石上面。从上面的文宁中得知墓主人名叫鲁潜，是渤海赵安县人，曾经官任后赵太仆卿驸马都尉。赵建武十一年，即公元345年9月21日去世，终年75岁，同年十一月初七人葬。墓志中的“赵”指的是历史上的“后赵”，是古代少数民族羯族建立起来的政权。根据后赵的官制，鲁潜为正三品，应系朝廷重臣。
这块墓志中最吸引人的是这段文宁： “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二十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迴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这段文宁中提到的“魏武帝”，指的不是别人，正是东汉末年的曹操。
其实，历史上对曹操墓的位置早有记载。
曹操生前就曾留有《终令》和《遗令》，对自己陵墓的选址和墓葬要求交待得非常详细。
建安23年，即公元218年，曹操在《终令》中这样讲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
就在曹操立下《终令》一年半后，建安25年正月，曹操病逝洛阳。临终前留下《遗令》： “吾死之后，……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除此之外，曹操还嘱咐家眷：“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也就是说曹操的高陵应该在铜雀台的西边。
然而，今天我们已经找不到铜雀台的踪迹了，附近的西门豹祠遗址，是不是就是曹操《终令》和《遗令》中提到的那个位置，专家们也不能确定。不过，有人神秘地透露了一个消息：在距西门豹祠遗址十几米远的地方，发现地下埋有古代的石狮子。有人大胆推断，石狮子的位置应该就是古代西门豹祠的大门所在位置。不过，这个推断是否成立，还有待进一步考察认定。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记载：“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王崩于洛阳，二月丁卯葬高陵。”晋朝陆机的《吊魏武帝文·遗令》也提到曹操“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似。”《通鉴·魏记》中记载： “高陵在邺城西。”
唐代《元和郡县志》中记载“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在元代纳新的《河朔访古记》、明代崔铣的《邺乘》中也可见魏武帝陵在古邺县“西南三十里”的记载。
人们发现，在这些记载中，只有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无意中挖到的鲁潜墓志是迄今为止对曹操高陵位置最为详实、准确的记录。
龙振山是紧挨着西高穴村的渔阳村村民，是个在考古和史学方面颇有建树的农民，被当地人尊称为“土博士”。2003年，龙振山根据手头现有的资料和他多年对该地区的考察研究，撰写了一篇题为《鲁潜墓志及其相关问题》的简报，刊登在《华夏考古》杂志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贾振林曾饶有兴致地找到龙振山老人，请教一些与鲁潜墓志有关的事情，并且多次和龙振山老人按照鲁潜墓志上所指示步行路线寻找传说中的“魏武帝陵”。
但历经千年后地形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而且鲁潜墓志 出土的地方因多年烧砖取土，已变成一个巨型土坑。贾振林和龙振山根本不可能严格地按照墓志上所指示的方位前进。所以，寻找曹操墓的线索就此中断了。
当贾振林听到潘伟斌说西高穴这座大墓可能是东汉时期王侯一级的大墓时，他马上就想到了曹操墓。
查看了西高穴被盗大墓后，虽然正在南水北调工地进行考古发掘，但潘伟斌多次到鲁潜墓志的出土地点勘查，并写了一份《关于安阳县西高穴被盗汉墓的调查报告》，提交给河南省文物局。报告中，他请省文物局督促当地政府加强文物保护工作，以免西高穴大墓再次被盗。同时建议省文物局尽快对该墓进行抢救性挖掘。潘伟斌还写了一篇题为《曹操高障今何在》的论文，刊登在台北故宫文物月刊上。文章中潘伟斌明确指出“西高穴村大墓极有可能就是曹操墓，或是曹操高陵陪葬墓中的一座。”
贾振林也在积极行动，对西高穴大墓加大巡查与保护力度。然而，眼看着盗墓活动屡禁不止，贾振林十分着急，他请潘伟斌赶快抢救墓里的文物。
潘伟斌耐心地向他解释说，发掘是一个非常严肃、科学的过程。要科学地发掘，必须对整个墓葬进行了解，按正常程序上报。发掘不能从盗洞进去，要进行研究，找最合理的发掘方案。
其实，作为一位考古工作者，潘伟斌比贾振林还着急。为了争取时间，2008年6月，潘伟斌找到安阳县前县长徐慧商议发掘资金的事，并代笔以安阳县的名义向省文物局提交了要求对西高穴村被盗汉墓进行抢救性挖掘的请示。
结果令潘伟斌十分失望。河南省文物局对西高穴被盗汉墓作出了暂不同意挖掘的批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被业内称为“十六字方针”。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护为主”。因此文物管理部门掌握的标准就是：帝王陵墓原则上不得发掘。
然而，2008年9月的一次突发事件，彻底改变了一切。
原来，安丰乡派出所破获了一起盗墓案件。根据盗墓者交待，他们曾经盗掘过西高穴村大墓，并向派出所交出了被盗文物——一块雕刻精美的画像石。派出所民警不知道画像石的文物等级，无法给盗墓者定罪，他们请求河南省文物局派专家予以鉴定。因此，由河南省文物局执法督察处李陪军和省考古所副研究员潘伟斌等组成的4人专家组立即赶赴西高穴村。
潘伟斌再次深入墓中进行仔细勘查，并和专家们对画像石作了鉴定，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认为西高穴大墓为东汉晚期王侯一级的墓葬。画像石属该墓出土，国家二级文物。
河南省文物局领导听取了专家组意见后，马上作出同意立即对西高穴村东汉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的决定，并立即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发掘申请。
2008年12月，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对西高穴东汉大墓进行抢救性挖掘的申请。河南省考古所委派潘伟斌带队，组织挖掘西高穴东汉大墓。
挖掘东汉大墓
2008年12月12日，对西高穴村东汉大墓的抢救性发掘拉开序幕。
发掘前，考古队用洛阳铲对墓道和墓室的结构进行了详细勘探，基本掌握了墓的大体结构：大墓深达15米，墓道长度40米，宽约10米。
大墓只有一个墓道，这是东汉典型的墓葬形式。这种形式和洞室墓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洞室墓是用砖砌起来，和以前的墓葬最大的区别是把棺椁放进去它有空间，有壁画。
西汉时，由于棺椁直接埋入土中，下葬时一般从东南西北四面开四个墓道。而东汉的洞室墓，棺椁是放在一个较为宽阔的空间里，墓室只设一个墓门，墓道也变成了一个。
对于这座大墓的发掘，曾有两种设想：一是把顶揭掉，从上面一目了然地展示墓室内部空间；另一种是挖开墓道，从墓门进入墓室。
潘伟斌说，我们制定的方案是从墓道发掘，尽量把墓室完整地保护起来，把实物留下来。
古代人在对墓道进行施工时必须一层一层地把土夯实。
潘伟斌说，因为里面的土都夯过了，而且土里面夹杂着料僵石，填土发白，夯筑得非常结实。
从墓道上方，可以清晰地看见古人的夯土剖面。每层夯土的厚度都只有五六厘米，均匀、细密，从墓道最底部一层层夯打至地面。
墓道竣工后回填到墓道里的土就不同了，颜色和疏松程度都有很大区别。
几个月的发掘，西高穴大墓渐渐显露出来：大墓坐西向东，墓道呈斜坡状，墓道两壁呈阶梯状逐级内收。这是魏晋皇室墓的典型特征。
这种形制的墓道在西晋上层社会非常流行，东汉时期则很少出现。神秘的墓主人到底是谁呢?
显然，这座大墓在夯筑时调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体现了墓主人不同寻常的地位。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推进，预计的发掘周期以及工作量，都大大超过了最初的估算。如果雨季来临，同时发掘的编号为二号墓的西高穴大墓，与紧邻的编号为一号墓的两座墓葬，都需要大棚进行保护。
两座耗资数百万元的钢结构大棚建起，既保证了大墓安全，又使得发掘进度不会受到雨季影响。
一天，考古队员信应超在清理墓道底部时，发现了一个碗口大的小洞。随着挖掘，小洞越来越大。当洞口快钻进一个人时，突然陷落。等尘埃落定，大墓的墓门赫然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
令人遗憾的是，墓门已被盗墓者打开了。原本由三层汉砖垒砌而成、总厚度达1.2米的墓门，现在仅剩不到一米高的残垣。让考古队员更加失望的是里面的陶器、残砖、石块被砸得乱七八糟，矿泉水瓶子扔得到处都是。
墓室里的淤土已经达到2米～3米。从大墓中清理出来的土在现场粗筛后，被统一运到专门的地点妥善保管，留作以后再次筛检，以免漏掉墓室中任何一件细小的物品。
发掘工作终于在将近一年后发生了巨大转折。
2009年11月8日，考古队员信应超和尚金山在清理墓室淤土时，发掘出了一个小石牌。
水冲洗后，石牌上的字迹逐渐显现， “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几个字清晰可见。
历史上被封为“魏武王”的有三个人。但是这次发掘出的石牌上镌刻的“魏武王”指的不是别人，正是东汉末年的曹操。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说，谥号是给死人的称号。曹操活着的时候称魏王，死后根据他武功大于文治，所以有了魏武王的谥号。 或许有人会问。鲁潜墓志里“魏武帝”的字样，经专家确认指的就是曹操，为什么石牌上所刻的“魏武王”也是曹操呢?难道历史上对曹操有两种称呼吗?
刘庆柱说，谥号仅仅是曹操去世后，到曹丕称帝前使用；曹丕当了皇帝，他的父亲就不能称呼王了。
原来，曹操死后8个月，曹丕称帝。他把父亲曹操追封为 “魏武帝”。所以，这之后对曹操的称呼都改为“魏武帝”了。而“魏武王”则是曹操去世后，曹丕称帝前这段时间的专有称呼。这个墓因为是在曹丕登基前修建，所以里面石牌上刻有“魏武王”字样，是符合历史事实和文献记载的。而鲁潜的墓晚于曹操墓200多年，所以称曹操墓为“魏武帝陵”是正确的。
找到了证明西高穴东汉大墓是曹操高陵的有力证据，考古队顿时沸腾起来。
由于发掘到了“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的石牌，潘伟斌立即把前些日子找到的类似的石牌全部用水清洗了一遍，结果令人十分欣喜。几个碎成两半的石牌经过拼对，有几个竟然成功地拼到了一起，上面镌刻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或“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文字。对于考古队来说，这些石牌太重要了，这是对这个东汉大墓主人身份判定的最有力、最直接的证据。
在接下来的发掘中，考古队员陆续清理出不少文物。大部分文物虽然算不得贵重精美，但是它们的出现足以证明墓主人就是东汉时期的曹操。
到2009年12月底，历时一年多的西高穴村东汉大墓墓道与墓室及相关文物的清理工作终于结束了。
这是一座“甲”字形大墓，特制大型青砖砌成。由墓道、墓门、前后主墓室、甬道和四个侧室组成。墓道长近40米，宽近10米，最深处达15米，呈斜坡状，两壁逐级内收。圆券形墓门，高达3米多。前后主墓室平面呈方形，四角攒尖顶。四个侧室除了前室北侧室是四角攒尖顶外，其余三个均为圆券形墓顶。
墓室内青石铺地，前墓室顶高6.4米，后墓室顶高6.5米。后墓室顶部有两个盗洞，北边的是古代盗洞，南边的是现代盗洞。盗墓贼从后室的盗洞进入墓中，对墓室的原始形态进行了破坏，前室的铺地石已经被撬起。封门墙的厚度达1.2米。侧室内空间宽阔，南北长3.6米，宽近2米。
墓中出土文物数量非常多。刻有文字的石牌有近60块，还有代表着墓主身份等级的石圭和石璧、兵器、铠甲，并有铁镜、骨尺、玉佩等生活常用之物。此外，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画像石和素陶。
汉魏风韵
曹操高陵出土的250多件文物，为专家确认西高穴东汉大墓就是曹操墓，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材料。
曹操在东汉末年的社会剧烈动荡中，统一了北方，使生产得以恢复，社会趋于稳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那么曹操高陵出土的文物，反映了他怎样的治世理念呢?
一块从盗墓者手中追缴回的画像石，经过鉴定，专家确认是一块典型的东汉时期画像石。画像石雕刻精美，技法娴熟，刻绘形象生动、传神，具有重要文物价值。
这块长120厘米，宽80厘米，厚度15厘米的长方形画像石，可能是石材太重不方便搬运的缘故，盗墓贼把它敲成了三块。
画面上有仆役、车马、桥梁等。画像石分三部分内容，每一部分都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最上端有首阳山三个字，画面内容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孩子伯夷、叔齐谦让王位，远行到周国后，因不堪忍受亡国的屈辱，逃到首阳山的故事。中间部分，刻绘的是春秋时期齐国大夫蔡良忠于国家的故事。下面部分表现的是七个义女为父报仇的故事。这一故事在东汉时期广为流行。
同样题材的画像石在内蒙古、安徽、山东等地东汉墓葬中也有出土。
考古学者认为，这块画像石，除了表现忠孝的儒家文化要义外，还有对作恶的地方官警示、惩处的用意。
曹操高陵出土的大量画像石残块，表面经过抛光，画面内容丰富，包括生产劳动、历史故事、乐舞杂技、车骑出行等。刻绘工笔细腻，刻画的人物、车骑、神兽等生动传神，具有东汉浪漫飘逸的风格。
这些数量众多的画像石残块，许多是在大墓顶部一个盗洞中发现的，考古人员分析，是盗墓者所为。
考古人员将破碎的画像石进行拼对，复原最初完整的图像，解读藏匿其中的历史信息。
潘伟斌说，我们看到像饮酒人带的冠、穿的服饰，包括车都是汉代流行的。雕龙的画像石，在汉代，只有王侯一级的墓才可以有龙的雕刻。
在曹操墓前室，出土了三枚五铢钱，给大墓的年代断定提供了依据。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韩国河说，东汉的五铢和西汉的五铢是有区别的，五和株在写法上有细微差别，从字体的构造，钱币的大小就可以判断它是东汉的随葬品。
画像石中马匹的刻绘较多，因为马匹在当时的军事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从残留的奔马形象，仍可感受到画风的飘逸、隽永。
在曹操高陵的前室与后室之间的甬道中，出土了很多陶器。陶器大都为素面陶器，以日常生活用品居多，具有典型的东汉风格。
从两汉时期到魏晋时期，随葬品最大的变化就是仿铜的陶礼器已经流行。
墓中出土的汉代流行的熏炉，是仿青铜器制作。还有釜形鼎，有三个腿，兽蹄足、品形耳。
同曹操高陵规格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汉代上层社会已经普遍流行陪葬彩陶，但曹操墓出土的陶器都是素面陶器，并且器型偏小，十分粗糙。
曹植在描述父亲曹操下葬的《诔文》中记述，曹操严格实行薄葬，下葬的物品简陋，而且多为陶器。曹操高陵出土文物与历史记载相吻合。
曹操高陵出土的三个陶灶，具有不同造型。显然三个灶台对应的是三位墓主人。
潘伟斌说，灶看着比较简约，火门前面没有很高的挡火墙。一般东汉墓出的灶比较讲究，两边都刻有鱼、肉块，甚至有一些勺子，但这里没有。
考古专家发现，曹操高陵出土的灶台体现了节能的理念，灶台用火得到了有效的利用。
潘伟斌说，两个锅是连孔的，烧火做饭时，余火舍不得浪费掉，又建了一个小灶口，平时热水用。还有个小小的烟囱，用火效率比较高。
灶台上的釜形锅，保温效果较好。烟囱上加有盖帽。可以减少室内火烟，净化空气。
从出土的陶井，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环保意识。
潘伟斌说，井上建有小亭子，是不让雨水进入井中，造成水质污染。
从曹操高陵出土的众多陶器可以看到，汉代经历了长期的繁荣。尽管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经济凋敝，但是世人追求闲适安逸的生活品位依然可见。
从西汉开始，中国逐渐进入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广泛推广，农业生产获得较大发展，酿造业较为发达。
汉代墓葬酒器出土较为普遍，成套盛酒的器皿——耳杯的出土，反映了当时社会饮酒之风盛行。
潘伟斌说，那时酒文化比较发达，平民墓里也出这些东西，反映出当时生活的富足、安逸。东汉晚期，虽然战乱，但曹操这个爱好没有改变。
在曹操高陵出土的石牌上，刻有魏武王所使用的武器名称。专家认为，这些武器应是曹操生前所用之物。
这些记载武器的石牌都有 “格虎”二字。专家认为，格虎是当时的一个常用语，所谓格虎就是格斗，用手格猛兽，格虎是形容。说明他很喜欢武艺、喜髟兵器。
曹操从20岁在洛阳起兵，一生征战南北。
曹操高陵出土的兵器有铁甲、铁剑、铁刀、弩机、以及短矛、大戟、大刀等石牌。
史料记载，曹操生前喜爱铁刀，曾经打制五把宝刀，名为百劈刀。曹操高陵出土了铁刀。有学者认为，这把铁刀可能是曹操生前喜爱的百劈刀。
曹操高陵除了出土大量兵器外，还出土了砚台、书案等。
2010年4月2日，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两会会长联席会议在河南安阳召开。
学者根据曹操高陵以及出土文物，对曹操作了新的研究。认为重民、节俭是曹操执政理念的重要内容。他在中国历史由秦汉时期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转折中，是一位极为关键的人物。
潘伟斌说，墓里出土的器物反映了他的薄葬思想。比如没有发现大型的青铜器，玉器，金银器也很少。所谓的金银器，都是镶嵌的饰件，木质部分朽掉了，饰件保留了。金丝、金扣都是衣服上的东西，包括玉器。
曹操在《遗令》中要求“殓以时服”，即随葬平时穿的衣物，不用特意制作，并要求将生前使用的物品也随葬墓中，包括妻妾曾经使用的一些器物。 一件铭刻“刀尺一”文字的石牌，是指刀与尺各一把。曹操高陵出土的实物中就有铁刀与骨尺。
在中国戏剧舞台，曹操始终以奸臣的大白脸形象出现。事实上，曹操在历史学家眼里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个文学家。曹操高陵的发掘，使得作为文学形象的曹操更加回归真实历史。
史料记载，曹操患有头痛病。在曹操高陵出土一件叫“慰项石”的石枕。这块石枕是不是曹操治疗头痛的专用枕头呢?
专家认为“慰项石”是曹操日常用的一件理疗用品，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的文字。
南京大学考古系黄建秋教授通过对“慰项石”进行显微观察，通过表面的光洁度对比，得出是否使用过的结论。
显微镜照片发现“慰项石”刻字边缘非常粗糙，说明“慰项石”刻字没有经过任何磨损，而“慰项石”的正面和背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磨损痕迹。
对于作为高陵陪葬物清单的石牌，黄建秋也进行了观察实验。
黄建秋说，石牌孔的边缘没有任何磨损痕迹，表面非常粗糙，说明在钻孔后，没有被使用过。证明石牌实际上是为了给曹操墓随葬器物一个名称所制作。
曹操高陵浮出水面，一个千古之谜戛然终止，让考古与历史学者的探索欲望更为强烈。曹操高陵出土的文物还告诉人们怎样新的历史信息呢?
1959年～1975年，在新疆吐鲁番县，考古人员发掘清理了晋到唐的墓葬四百余座，出土2700多件汉文文书，其中晋十六国时期的只有100多件，有衣物疏、契约等文书直接随葬。
专家认为吐鲁番文书与纸张的普及有关联。 专家认为，纸张虽然是汉代发明的，但是从发明原始的纸，到能够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应用，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应该是在两晋或者魏晋期间。
曹操高陵出土记录随葬物品清单的石牌也叫潜册，类似于吐鲁番文书中的衣物疏。
专家认为，同样是登记随葬品，登记的材料却不一样，一个是石牌，一个是纸张，因为曹操生活的时代是三国，也就是说三国时代已有了纸，可是在制造方面困难还很多。
一件石牌上刻有“樗蒲”两字。“樗蒲”是古代一种赌博游戏，出现在东汉初期，这种游戏在曹魏和南北朝时期颇为流行。
曹操高陵还出土了陶制的11枚棋子，专家认为，这类棋的游戏方法已经失传。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郝本性说，曹操多才多艺，他平时就拿这些消遣，所以死后把所爱同葬。
墓中还发现刻着“黄豆二升”的石牌。黄豆，学名大豆，栽培起源于中国。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黄豆被称为“菽”，为“五谷”之一。两汉之际，民间用语中开始出现“大豆”一词，至汉魏时期，“大豆”已经进入上层社会的书面语言之中。
高陵沧桑
曹操高陵的保护发掘工作井然有序。安阳县成立了由县相关部门组成的曹操高陵工作领导小组，并有专人24小时值班，负责高陵以及出土文物的安全。
曹操高陵的墓道长40米，呈斜坡状，裸露在墓室外，墓道发掘是高陵发掘当中工作量最大的一部分。
墓道有立柱腐烂后留下的中空痕迹，从痕迹可以辨认曾经立有树木。大墓没有封土，又深埋地下15米，墓门用砖封死，三层封门砖按照竖立、横铺、人字形方式码放。三道封门墙厚度达1.2米左右。另有坚固的石门。这样的防盗措施在当时可谓严密之至。
大墓墓门与侧室墓门的石门槽里，有木灰的痕迹。考古人员判断，石门槽里应有门框，墓门是石质的，门框可能是木料。
考古人员发现，墓道外用的是当时普通的绳纹小砖。整个墓室所用的为四种特制的大砖，墓砖与墓砖间用白灰粘连。墓砖做工考究，墓室周围和室内均未发现一块多余的墓砖。说明在建造大墓前经过精心设计，墓砖经过专门烧制，十分珍贵。
大墓经过石灰涂抹，但大都已脱落。两个耳室没有涂抹石灰，墓砖裸露。考古人员判断可能与当时工期紧张有关。
潘伟斌说，据史书记载，曹操在建安二十三年下令修建这个墓，他于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去世。中间有一年左右时间修建此墓。建这么大的墓，时间太紧了。
在大墓的前室和后室的墓壁上有平行的四层铁钉。这些铁钉形状不同。
大墓前室出土了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格虎大刀、格虎短矛等石牌，考古人员判断，这些石牌标明的兵器，有可能就悬挂在前室墓壁的环状铁钉上。因为这些石牌上都有铜链，适合悬挂。
在大墓前后墓室与侧室之间的四个过道，都有门轴与门槽的痕迹。考古人员推断，大墓前室散乱堆放的石板同侧室墓门有关。
石板厚度20厘米，和侧室的门槽厚度基本相当，考古专家推测，应该是封门石。 大墓铺有平整的地板，按照错缝平铺的办法，衔接严实。大墓前室有散乱的石板，是被盗墓者掀起的铺地石。
大墓后室南北两个侧室，有成为土状的棺木轮廓痕迹。
考古人员在清理后室时，发现大量20厘米长的棺钉。说明这个棺材非常厚，侧室里发现的女性棺比较薄，棺也比较短。
就在后室发现棺钉的地方，有大量画像石的残块和石瓦，画像石两面都有刻绘。
潘伟斌说，这些画像石残块儿原始位置在哪个地方?经过分析认为，有可能棺外边还有一个石屋，因为我们发现有石雕瓦。
就在大墓后室后侧铺地石上，有六个有规律对称分布的圆形印痕。考古人员分析，曹操棺木外应有一个石质的棺椁。从摆放位置判断，墓主头 部是朝向东偏南20度力‘向，刚好直指曹操的老家——安徽毫州。
社科院研究员唐际根认为，曹操的棺材曾经是放在石屋里的，盗墓贼把石屋砸碎了。
根据大墓出土的石牌推断，石屋里应当有合页屏风、书案、铺床等日常用品。在对后室的发掘中，发现了已经腐烂的书案、木质屏风等，书案残部纹理依然清晰。
让考古人员感到吃惊的是，大墓画像石都是由厚达十几厘米的石板雕刻而成，异常坚硬。但破碎程度十分严重，不像盗墓者所为。曹操高陵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劫难，使如此坚固的画像石残破不堪呢?
历史学者判断，曹魏政权最大的对手是司马懿家族，毁墓者很可能与司马懿家族夺权有关。刘庆柱认为，这些画像石可能是石屋的残片，说明曹操高陵最初遭到破坏并不是盗墓者，而极有可能是报复性毁墓者。
刘庆柱说，古代有个风俗叫毁墓，毁一半拿火烧了它。石头烧不着，就砸碎它。
刘庆柱注意到，大墓出土的59个石牌中，写有魏武王的都被砸碎了，而没有写魏武王的却完好无损。另外，墓室里两女一男三具遗骨，人头都只剩下头盖骨，男性遗骨的鼻子、脸部都已被砸毁。从这些细节推断，曹操墓室是因政治报复而被毁。
新上台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总要镇压前朝的反抗者。对一些高的建筑，要拆掉，一些墓葬要毁掉。
在曹操大墓后室，有一个早期的盗洞。专家认为毁墓者可能就是从这个早期盗洞进入大墓的。
距离西高穴三里的渔阳村，是一个古老的村落，从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开始，历经夏商周秦汉，这里文明的火焰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渔阳村边，有一处古老的砖瓦窑，这里发现了东魏时代的器物。有专家推测，这处砖窑的土是五花土，适宜烧制砖瓦，很可能与邺城以及曹操墓有关。
距离西高穴曹操高陵三十里的漳河边，有一处古城遗址，就是东汉末年曹操的封地邺城。曹操以邺城为都，进行了统一北方、巩固东汉北方疆域的军事斗争。
也许因为邺城铜雀台留给曹操太多的记忆，曹操特意在临终前嘱咐，他死后的每月初一和十五，妻妾艺伎在铜雀台上遥望高陵，进行祭祀和表演。
然而，随着岁月流逝，曹操高陵在铜雀台的视望中消失了。
事实上，唐代的《元和郡县志》对高陵的记载明确：在县西三十里。北宋学者王明清所著《挥瘵录》，对曹操高陵也有过记载。
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绍候说，宋太祖赵匡胤在公元968年曾下诏书，要保护前朝帝王的陵墓。他列有十个帝王，其中一个就是魏武帝。他谈到魏武帝的高陵在邺西。
曹操高陵的湮废，也正是在曹操形象发生颠覆性变化之际。因为正统观念，南宋以后曹操逐渐成为世人眼里的一代奸雄，曹操墓也成了一个谜。
朱绍候说，另外的原因就是北宋的战乱。北宋末年，这一地区被金人占领，老百姓四散逃离，能记清曹操墓方位的人就不多了。因此北宋以后的记载基本模糊了，所以出现了七十二疑冢说。
后来，曹操“72疑冢”与他狡诈阴险相呼应，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距离西高穴村曹操高陵最近的一个疑冢，考古证实是北齐丞相淮阳王和上开的墓。传说中的“曹操72疑冢”，早在20世纪80年代，发掘证实是东魏、北齐贵族墓葬群，七十二疑冢纯属子虚乌有。
曹操在《终令》记载：“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这说明高陵不是一座孤墓，而是以高陵为中心，周围有文武百官陪葬的一个庞大墓群。
曹操墓西200多米处的一条古渠，当地村民叫冢子沟。2010年4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这里采用高密度电阻率法探测地下墓葬。探测结果是地下局部区域电阻偏低，可能存在大墓。
2009年3月，在曹操高陵还在发掘墓道之际，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黄建秋也曾采用高密度电阻率法，对高陵周边区域进行探测。黄建秋采用与曹操高陵墓道垂直的方向，按照间隔3米的距离布线。
黄建秋说，我至少可以探测地下近20米的深度，可以把地下可能存在的一些古墓葬等现象捕捉到。布了几次线后，发现在现在的一号墓西侧，地下有异常现象存在。 测试后的图像表明，曹操高陵附近可能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墓葬。
事实上，对曹操墓的确认只是一系列考古工作的开端。考古人员已经开始进行曹操高陵周边区域的考古调查，以探明墓地的规模、布局，确定是否存在陵园建筑。
史料记载，按照汉代礼制，曹操高陵开始建有祭殿，后来魏文帝曹丕力推薄葬，并颁布了一道《毁高陵祭殿诏》，毁平了曹操高陵的地表建筑。这也使得曹操墓失去了标志和特征，最终湮没于岁月的烟尘中。
在曹操高陵的发掘中，有没有发现地面陵寝的建筑遗迹呢?
从高空拍摄的曹操墓发掘照片上，考古人员发现，在被命名为二号墓的曹操高陵墓道两侧，有圆形的柱洞和遗迹。
考古人员在曹操墓的墓室顶部发现了直径达50厘米的柱洞，在与曹操墓相邻的一号墓一侧，发现了夯土层。
唐际根认为，夯土就是建筑的遗层。曹操墓的墓顶上没有封土是肯定的，有墓上建筑也是肯定的。
在一号墓旁打下的探沟，考古人员发现了长约20米的墙基遗迹。
考古人员经过勘探发掘，确认曹操高陵地面有过陵寝建筑。
在安阳县渔阳村，农民龙振山在距离曹操墓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东汉板瓦、大砖，还有大门的门钉。
专家考证，这一遗址距离曹操墓不足一公里，说明曹魏时代这里建有规模较大的非民用建筑，这些建筑应当与曹操的陵园有关。
为满足国内外人们参观的需求，安阳县政府按照“原址建馆、原址展示”的原则，及时启动了曹操高陵临时展厅项目，更远的目标是建设高水平的曹操高陵大遗址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