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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微观数据调查，通过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检验政府采购、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并考察该作用是否会受到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利用衡量制度环境的三个变量（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法律制度完善程度）与政府采购的交互项，来实证检验它们在政府采购促进企业创新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1）政府采购能促进企业的研发决策，从而推动企业创新，然而其对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相对较弱。（2）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有显著影响，良好的制度环境不仅能使企业更加明确创新方向，降低企业的信息成本，还能为企业创新成果提供充足的法律保护。（3）制度环境与政府采购协同作用影响企业创新。制度环境能够正向调节政府采购，从而间接影响企业创新。
关键词：政府采购;制度环境;企业创新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企业作为创新主体，需要政府的激励和外部环境的支持。而采购作为政府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一，对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力。欧盟的积极倡导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对政府采购创新激励作用的重视，并挖掘在实践中政府采购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我国虽然较晚采取政府采购方式，但它不仅是中国宏观调控经济发展的有力手段，也是从需求侧支持企业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并且已然成为需求面政策中的中坚力量，几近占据了1/3的政策份额。因此，研究政府采购对企业创新的作用背景和作用机制，对促进中国企业创新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微观数据调查，通过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检验政府采购、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并考察该作用是否会受到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利用衡量制度环境的三个变量（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法律制度完善程度）与政府采购的交互项，来实证检验它们在政府采购促进企业创新中发挥的作用。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1.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2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微观调查数据和201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选择分层抽样的办法处理所调查的数据，其中涉及了中国服务业、零售业、制造业等26个行业的148家国有企业和2700家非国有企业。本文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去除了指标缺失以及选择“不知道”的样本，最后获得了1219个有效研究样本。
2.变量选取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本文运用研发决策（R/D）以及研发强度（R&D/sale）两个变量来衡量。主要采用产品投入指标中研发决策和研发强度两个指标来衡量企业创新状况。
（2）核心解释变量
①政府采购
本文使用调查问卷中“企业在2011年是否获得了政府订单（gorder）”来衡量。若当年获得了政府订单，则取值为1，否则为0。
②制度环境
企业研发活动还需要考虑地区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造成的影响，因为新产品从研发到批量生产再到销售，这一过程必然会受到当地制度环境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市场程度以及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三个方面来衡量制度环境。
③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从企业层面考虑影响企业创新的因素，本文参照已有研究，选取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企业所有制结构、员工受教育程度等作为控制变量。
④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的研究发现，企业所在的城市也会对企业的自主创新产生一定影响。参考已有研究，本文选取《201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整理得到城市层面数据。
3.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政府采购、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参照邓翔等的衡量方法，本文的企业创新能力用研发决策（R&D）和研发强度（R&D/sale）衡量。因为企业研发决策为二元变量，研发强度为非连续变量，本文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进行估计，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4.变量描述性统计及分析
表1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1可以看出，样本中有研发投资行为的企业占比41.8%，而平均研发投资占比仅为2.1%，研发投资强度不高;其中，约有11.9%的企业拥有政府订单;政府干预程度较高。
第（2）、（3）列分别为主要变量在无政府采购、有政府采购中的均值表现。第（4）列为主要变量在有政府采购和无政府采购时的均值差异。第（2）、（3）两列对比可以发现，企业有政府采购时研发投资行为以及研发强度明显高于无政府采购状态，与此同时，有政府采购的企业所对应的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市场程度以及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也比没有政府采购的企业状况好。第（4）列显示有政府采购的企业在研发投资行为、研发强度的均值差异分析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证实政府采购对企业研发决策、研发强度有促进作用，且政府采购对企业研发强度作用较小。
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1.初步回归结果
初步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为制度环境对政府采购的回归结果;模型2、3、4分别表示政府采购、制度环境对研发决策的回归结果;模型5、6、7分别表示政府采购、制度环境对研发强度的回归结果。模型1显示政府干预和市场化程度对政府采购在回归中系数为正，产权保护——安全支付比例对政府采购在回归系数中为负，且分别在1%、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这表明了制度环境可以正向调节政府采购的作用效果，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加强政府采购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
模型2、5显示，政府采购（gorder）系数在回归中均为正，且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控制其他影响因素时，政府采购对企业研发决策和研发强度均有促进作用，且相比企业研发决策，对企业研发强度对作用效果甚微。模型3、模型6显示，政府干预（timgov）和市场化程度（bank）对政府采购在回归中系数为正，且分别在1%、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security）——安全支付比例对政府在回归中系数为负，并且分别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即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较高的政府干预和较高市场化程度以及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较高时，會更加有利于促进企业进行创新。进一步说明，面临较好制度环境的企业进行研发的可能性和研发强度更高一些。
从产权性质角度分析，国有股份占比（soe）系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测试，说明国有股份占比越高越不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且相较于制度环境的单一作用，制度环境和政府采购的共同作用效果更好。说明虽然政府采购对国有企业作用效果较差，但是适宜的政府采购政策将会对国有企业产生正向影响。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12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微观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2SLS、Probit、Tobit模型等方法，分析政府采购、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1）在政府采购驱动企业创新的过程中，对企业研发强度影响较弱，加入衡量制度环境的三个变量时，政府采购对企业研发强度的作用效果得到改善。在克服内生性后，政府采购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2）政府采购的发挥受到衡量制度环境的三个变量影响，制度环境对政府采购有正向的调节作用。政府采购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果受到地区制度环境的影响，地区的政府干预越高、法律制度越完善、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采购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就更好。
上述研究结论对于优化我国的政府采购政策，合理有效地促进我国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目前政府采购对企业创新的鼓励作用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投入力度，但是其对企业研发强度的促进作用相当局限。因此，要加强以创新为导向的企业治理机制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孟萍莉，崔佳慧.2020.中美贸易摩擦的现状特点分析及企业应对策略[J].商业经济，02：67-69+97.
[2]王立清，杨宝臣，高常水.2011.制度环境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科技进步与对策，28（22）：79-83.
[3]崔艳娟，李延喜，陈克兢.2018.外部治理环境对盈余质量的影响：自然资源禀赋是“诅咒”吗[J].南开管理评论，21（02）：172-181+191.
作者简介：顾婧（1995- ），女，汉族，江苏人，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关键词：政府采购;制度环境;企业创新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企业作为创新主体，需要政府的激励和外部环境的支持。而采购作为政府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一，对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力。欧盟的积极倡导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对政府采购创新激励作用的重视，并挖掘在实践中政府采购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我国虽然较晚采取政府采购方式，但它不仅是中国宏观调控经济发展的有力手段，也是从需求侧支持企业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并且已然成为需求面政策中的中坚力量，几近占据了1/3的政策份额。因此，研究政府采购对企业创新的作用背景和作用机制，对促进中国企业创新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微观数据调查，通过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检验政府采购、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并考察该作用是否会受到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利用衡量制度环境的三个变量（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法律制度完善程度）与政府采购的交互项，来实证检验它们在政府采购促进企业创新中发挥的作用。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1.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2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微观调查数据和201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选择分层抽样的办法处理所调查的数据，其中涉及了中国服务业、零售业、制造业等26个行业的148家国有企业和2700家非国有企业。本文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去除了指标缺失以及选择“不知道”的样本，最后获得了1219个有效研究样本。
2.变量选取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本文运用研发决策（R/D）以及研发强度（R&D/sale）两个变量来衡量。主要采用产品投入指标中研发决策和研发强度两个指标来衡量企业创新状况。
（2）核心解释变量
①政府采购
本文使用调查问卷中“企业在2011年是否获得了政府订单（gorder）”来衡量。若当年获得了政府订单，则取值为1，否则为0。
②制度环境
企业研发活动还需要考虑地区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造成的影响，因为新产品从研发到批量生产再到销售，这一过程必然会受到当地制度环境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市场程度以及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三个方面来衡量制度环境。
③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从企业层面考虑影响企业创新的因素，本文参照已有研究，选取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企业所有制结构、员工受教育程度等作为控制变量。
④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的研究发现，企业所在的城市也会对企业的自主创新产生一定影响。参考已有研究，本文选取《201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整理得到城市层面数据。
3.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政府采购、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参照邓翔等的衡量方法，本文的企业创新能力用研发决策（R&D）和研发强度（R&D/sale）衡量。因为企业研发决策为二元变量，研发强度为非连续变量，本文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进行估计，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4.变量描述性统计及分析
表1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1可以看出，样本中有研发投资行为的企业占比41.8%，而平均研发投资占比仅为2.1%，研发投资强度不高;其中，约有11.9%的企业拥有政府订单;政府干预程度较高。
第（2）、（3）列分别为主要变量在无政府采购、有政府采购中的均值表现。第（4）列为主要变量在有政府采购和无政府采购时的均值差异。第（2）、（3）两列对比可以发现，企业有政府采购时研发投资行为以及研发强度明显高于无政府采购状态，与此同时，有政府采购的企业所对应的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市场程度以及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也比没有政府采购的企业状况好。第（4）列显示有政府采购的企业在研发投资行为、研发强度的均值差异分析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证实政府采购对企业研发决策、研发强度有促进作用，且政府采购对企业研发强度作用较小。
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1.初步回归结果
初步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为制度环境对政府采购的回归结果;模型2、3、4分别表示政府采购、制度环境对研发决策的回归结果;模型5、6、7分别表示政府采购、制度环境对研发强度的回归结果。模型1显示政府干预和市场化程度对政府采购在回归中系数为正，产权保护——安全支付比例对政府采购在回归系数中为负，且分别在1%、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这表明了制度环境可以正向调节政府采购的作用效果，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加强政府采购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
模型2、5显示，政府采购（gorder）系数在回归中均为正，且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控制其他影响因素时，政府采购对企业研发决策和研发强度均有促进作用，且相比企业研发决策，对企业研发强度对作用效果甚微。模型3、模型6显示，政府干预（timgov）和市场化程度（bank）对政府采购在回归中系数为正，且分别在1%、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security）——安全支付比例对政府在回归中系数为负，并且分别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即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较高的政府干预和较高市场化程度以及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较高时，會更加有利于促进企业进行创新。进一步说明，面临较好制度环境的企业进行研发的可能性和研发强度更高一些。
从产权性质角度分析，国有股份占比（soe）系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测试，说明国有股份占比越高越不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且相较于制度环境的单一作用，制度环境和政府采购的共同作用效果更好。说明虽然政府采购对国有企业作用效果较差，但是适宜的政府采购政策将会对国有企业产生正向影响。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12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微观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2SLS、Probit、Tobit模型等方法，分析政府采购、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1）在政府采购驱动企业创新的过程中，对企业研发强度影响较弱，加入衡量制度环境的三个变量时，政府采购对企业研发强度的作用效果得到改善。在克服内生性后，政府采购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2）政府采购的发挥受到衡量制度环境的三个变量影响，制度环境对政府采购有正向的调节作用。政府采购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果受到地区制度环境的影响，地区的政府干预越高、法律制度越完善、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采购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就更好。
上述研究结论对于优化我国的政府采购政策，合理有效地促进我国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目前政府采购对企业创新的鼓励作用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投入力度，但是其对企业研发强度的促进作用相当局限。因此，要加强以创新为导向的企业治理机制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孟萍莉，崔佳慧.2020.中美贸易摩擦的现状特点分析及企业应对策略[J].商业经济，02：67-69+97.
[2]王立清，杨宝臣，高常水.2011.制度环境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科技进步与对策，28（22）：79-83.
[3]崔艳娟，李延喜，陈克兢.2018.外部治理环境对盈余质量的影响：自然资源禀赋是“诅咒”吗[J].南开管理评论，21（02）：172-181+191.
作者简介：顾婧（1995- ），女，汉族，江苏人，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