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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哥,永远的23岁
5月是吃四季豆的季节。阳光静静地洒进厨房,我闲闲地打理着四季豆。“如果干煸,用那种扁扁的四季豆最好。”这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只要一吃四季豆,我就会想到他。如果他像那些活着的朋友一样,在城市某个角落过着千篇一律的日子,我怀疑自己还会这样强烈地想到他。他选择了一种惨烈的方式来结束生命——把自己抛到窗外去。
那时学校的宿舍很简陋,但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觉得自在。大家准备在朱哥家吃晚饭,所有事务他全权负责,我志愿当下手。我们都叫他朱哥,那年他23岁,我们22岁。他看起来不食人间烟火,其实倒挺会做饭,而且很仔细,边做菜边把灶台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又是我没想到的。
朱哥是教语文的,高高瘦瘦,特别喜欢古文。我们一致认为,若没有那所谓美髯,他看起来还是很清秀的。
他上课跟我们很不相同。我们找些资料来丰富课文,说些自己也不感兴趣的所谓分析理解,表现出对学生高度负责的样子来。有时我站在讲台前苦口婆心地教育学生好好学习,自己也觉得好笑,我也不过22岁,跟他们有很多共同的想法,却不得不摆出过来人的样子讲大道理。
朱哥的资料不是临时找的,大多已经装在头脑中。他在课堂上率性而为、神采飞扬。可惜学生们对这样精彩的讲课并不感冒,这是一所县重点,他们在意的是各种解题技巧。课本选有庄子的《逍遥游》,朱哥在课堂上大谈老庄哲学,心有戚戚焉。可他怎么忘了,庄子是怎么也不会寻死路的啊。医生说,他患的是抑郁症。
抑郁症是什么我原来是不知道的,直到朱哥第一次有轻生的举动。那一次他或许还有生之留恋,虽然吃了很多安眠药,但没从楼上跳下去。他走到楼顶,又摸索着下来了,碰伤了额头,昏倒在厕所,被人及时发现送到了医院,捡回一条命。得知消息,我们语文组一行人赶到了医院。朱哥是外地人,在这个小城市里没有任何亲戚,只有我们这些朋友,他的家在遥远的重庆万县。
我们几个年轻人每天都到医院去看他,他父母用最快的速度赶来照料孩子。朱哥苏醒过来了,但还不能自己进食,嘴唇因为干裂结了一层痂,他妈妈一次又一次用水打湿他的嘴皮。他慢慢地好起来,可以和我们说话了,带着平时一样的微笑,说:“我还是不敢跳下去,走到楼顶就害怕了。”他妈妈笑着嗔怪:“儿子,以后不准做这种傻事了。”
他和他妈妈一点也不像。他妈妈是个说话很快、很干练的女人,很希望朱哥考研。朱哥从小到大都很优秀,读的是当地重点中学,后又被保送到重点大学,但他说考研他是没什么希望的,因为外语不好。他枕边放着一本《心理医生》,他说是母亲买来要他看的。他妈妈听到了,转过头来说:“儿子,你的那些书不要看了,医生说你是得了病,是病我们治好就对了。” 朱哥去世之后,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书柜全装着他的书。他母亲认为这些书害了儿子,所以全留下了。
我一直以为有抑郁症的人肯定很内向,朱哥那么开朗,大家一起吃一起玩比我们还能闹,怎么会是抑郁症?我上网查了好些资料,原来抑郁症也分显形和隐形,看起来是没事人的朱哥患的是隐形抑郁症。其实,我们可以更早察觉,他办公桌上长期放着“安神补脑液”,他早就长期失眠了。
“你为什么失眠?”“就是看书想着问题睡不着,只能又起来看书。”直到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心结,听说有遗书留下,但我没看到。
从医院回来,他父母暂时住在学校里陪他,有家人照顾他,我们都很放心。那时,我在筹备自己的婚礼。一个下午我把请帖送过去,他们一家人正在吃晚饭,朱哥接过喜帖很高兴,连说“恭喜,恭喜!”我反复强调,“你一定要来哦!”他说,“肯定肯定。”他是守诺的人,我完全相信。但没几天,我听同事说他回万县休养去了。我们都说下个学期他就会回来,没想到两个星期后他从自家5楼跳了下去。
这一次,他食言了。
我第一次照大头贴是朱哥带我去的。他对很多学生的玩法都有兴趣。寒冷的冬夜,我和他买书回来,路过一家卖CD的小店,他告诉我,“这家能照大头贴。”到了圣诞节,办公室所有女同事都会收到他的礼物。他和学生们互送贺年卡,但从不参加家长的宴请。他有我们这样的朋友,但没有亲密的女朋友。我和他有过交流,他认为自己无力负担家庭,爱情里只剩下责任就等于没有爱了。周围的朋友都有恋人,他是渴望恋爱的,但他对爱情的期望太高,几次相亲都不成功。我看不出他有什么难过,但我想他心里是压抑的。他太清高了,很多同龄男人做的事他都根本不屑去做。他不适合这污浊的人世。
我们经常去唱卡拉OK。他是麦霸,拿起话筒非常忘我,最喜欢的是武侠片中的插曲。他最神往那种无拘无束的江湖生活,还告诉我们,要把耳发留长,像古代的侠士一般。
他爱研究深奥的哲学,说话却又像孩子一样无忌。一次,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你嘴唇上有胡须。”我有点尴尬,说不过是汗毛长点。我们每个人都把他当作好朋友,都以为了解这个人——热情、慷慨、很少抱怨、乐天安命。殊不知,他为自己保留了一块不向外开放的荒野。
朱哥自己感觉到的是幸福吧。永远的23岁,清秀俊朗,过上了想过的那种生活,从天堂遥望忙碌的我们。
5月是吃四季豆的季节。阳光静静地洒进厨房,我闲闲地打理着四季豆。“如果干煸,用那种扁扁的四季豆最好。”这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只要一吃四季豆,我就会想到他。如果他像那些活着的朋友一样,在城市某个角落过着千篇一律的日子,我怀疑自己还会这样强烈地想到他。他选择了一种惨烈的方式来结束生命——把自己抛到窗外去。
那时学校的宿舍很简陋,但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觉得自在。大家准备在朱哥家吃晚饭,所有事务他全权负责,我志愿当下手。我们都叫他朱哥,那年他23岁,我们22岁。他看起来不食人间烟火,其实倒挺会做饭,而且很仔细,边做菜边把灶台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又是我没想到的。
朱哥是教语文的,高高瘦瘦,特别喜欢古文。我们一致认为,若没有那所谓美髯,他看起来还是很清秀的。
他上课跟我们很不相同。我们找些资料来丰富课文,说些自己也不感兴趣的所谓分析理解,表现出对学生高度负责的样子来。有时我站在讲台前苦口婆心地教育学生好好学习,自己也觉得好笑,我也不过22岁,跟他们有很多共同的想法,却不得不摆出过来人的样子讲大道理。
朱哥的资料不是临时找的,大多已经装在头脑中。他在课堂上率性而为、神采飞扬。可惜学生们对这样精彩的讲课并不感冒,这是一所县重点,他们在意的是各种解题技巧。课本选有庄子的《逍遥游》,朱哥在课堂上大谈老庄哲学,心有戚戚焉。可他怎么忘了,庄子是怎么也不会寻死路的啊。医生说,他患的是抑郁症。
抑郁症是什么我原来是不知道的,直到朱哥第一次有轻生的举动。那一次他或许还有生之留恋,虽然吃了很多安眠药,但没从楼上跳下去。他走到楼顶,又摸索着下来了,碰伤了额头,昏倒在厕所,被人及时发现送到了医院,捡回一条命。得知消息,我们语文组一行人赶到了医院。朱哥是外地人,在这个小城市里没有任何亲戚,只有我们这些朋友,他的家在遥远的重庆万县。
我们几个年轻人每天都到医院去看他,他父母用最快的速度赶来照料孩子。朱哥苏醒过来了,但还不能自己进食,嘴唇因为干裂结了一层痂,他妈妈一次又一次用水打湿他的嘴皮。他慢慢地好起来,可以和我们说话了,带着平时一样的微笑,说:“我还是不敢跳下去,走到楼顶就害怕了。”他妈妈笑着嗔怪:“儿子,以后不准做这种傻事了。”
他和他妈妈一点也不像。他妈妈是个说话很快、很干练的女人,很希望朱哥考研。朱哥从小到大都很优秀,读的是当地重点中学,后又被保送到重点大学,但他说考研他是没什么希望的,因为外语不好。他枕边放着一本《心理医生》,他说是母亲买来要他看的。他妈妈听到了,转过头来说:“儿子,你的那些书不要看了,医生说你是得了病,是病我们治好就对了。” 朱哥去世之后,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书柜全装着他的书。他母亲认为这些书害了儿子,所以全留下了。
我一直以为有抑郁症的人肯定很内向,朱哥那么开朗,大家一起吃一起玩比我们还能闹,怎么会是抑郁症?我上网查了好些资料,原来抑郁症也分显形和隐形,看起来是没事人的朱哥患的是隐形抑郁症。其实,我们可以更早察觉,他办公桌上长期放着“安神补脑液”,他早就长期失眠了。
“你为什么失眠?”“就是看书想着问题睡不着,只能又起来看书。”直到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心结,听说有遗书留下,但我没看到。
从医院回来,他父母暂时住在学校里陪他,有家人照顾他,我们都很放心。那时,我在筹备自己的婚礼。一个下午我把请帖送过去,他们一家人正在吃晚饭,朱哥接过喜帖很高兴,连说“恭喜,恭喜!”我反复强调,“你一定要来哦!”他说,“肯定肯定。”他是守诺的人,我完全相信。但没几天,我听同事说他回万县休养去了。我们都说下个学期他就会回来,没想到两个星期后他从自家5楼跳了下去。
这一次,他食言了。
我第一次照大头贴是朱哥带我去的。他对很多学生的玩法都有兴趣。寒冷的冬夜,我和他买书回来,路过一家卖CD的小店,他告诉我,“这家能照大头贴。”到了圣诞节,办公室所有女同事都会收到他的礼物。他和学生们互送贺年卡,但从不参加家长的宴请。他有我们这样的朋友,但没有亲密的女朋友。我和他有过交流,他认为自己无力负担家庭,爱情里只剩下责任就等于没有爱了。周围的朋友都有恋人,他是渴望恋爱的,但他对爱情的期望太高,几次相亲都不成功。我看不出他有什么难过,但我想他心里是压抑的。他太清高了,很多同龄男人做的事他都根本不屑去做。他不适合这污浊的人世。
我们经常去唱卡拉OK。他是麦霸,拿起话筒非常忘我,最喜欢的是武侠片中的插曲。他最神往那种无拘无束的江湖生活,还告诉我们,要把耳发留长,像古代的侠士一般。
他爱研究深奥的哲学,说话却又像孩子一样无忌。一次,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你嘴唇上有胡须。”我有点尴尬,说不过是汗毛长点。我们每个人都把他当作好朋友,都以为了解这个人——热情、慷慨、很少抱怨、乐天安命。殊不知,他为自己保留了一块不向外开放的荒野。
朱哥自己感觉到的是幸福吧。永远的23岁,清秀俊朗,过上了想过的那种生活,从天堂遥望忙碌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