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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军衔
中国有军衔的历史其实很早，从清末开始就有了，随后经过北洋政府时期，至20世纪30年代的大革命，已历“三代”。
大革命初期，全国都处于混战状态，地方派系各自为政，军衔体系可以用杂乱无章来形容。不仅没有统一的军衔制度，而且授予军衔的机构不止一家，国民政府可以授予，军事委员会可以授予，总司令部可以授予，甚至连各个地方部队的上级或军政长官都可以授予。
相对于地方，国民革命军（也就是蒋介石所说的国民党军队）还要稍微规范一些。那时共产党尚未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但是已经有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任职，而且均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
军衔最高的是朱德、刘伯承，他们都是军级官佐，所授军衔为“中将加上将衔”。所谓“中将加上将衔”，是沿用晚清和北洋政府的一种加衔制度，就是说本来已经符合晋升上将的条件，可是名额有限，暂时升不了，只好先委屈一下，等到上将的缺额空出来之后，再择优正式晋升为上将。这一期间允许佩戴上将军衔，享受上将待遇，相当于比中级高一级，可以视为“准上将”。
国共分裂前，共产党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对抓军权不够重视，国民革命军里的党员军事干部很少，大部分都是政治干部。两个“准上将”，刘伯承实际未就职，朱德授衔时是军党代表兼代理政治部主任，不是军事主官。
从中将到少将，除了叶挺是有实际军权的师长，被授予中将外，其余几乎为清一色的政治干部。比如周恩来、李富春、林伯渠、刘伯坚等人，当时职务都已达到军级，被授中将，但他们不是党代表就是政治部主任。
到大革命后期，共产党终于考虑要拉起自己的武装，这就先后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军以及后来正式定名的红军。自此，国民革命军中的大多数共产党员以及部分进步军官也都放弃原有的职位和军衔，彻底投身到红色阵营。
红军在创建和发展的初期阶段，主张扫清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军衔和相应产生的待遇也被包括在里面。井冈山时期，干部和战士都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甚至没收一個地主的鸡蛋，一开始都得由士兵委员会来进行平分。朱德为此还写了一副对联：“白军中，将校尉薪饷各有不同;红军里，官兵伕待遇完全平等。”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八路军、新四军的中高级指挥员都被授予了军衔。
对于这些军衔，指挥员们不是嫌高嫌低的问题，而是在感情上普遍难以接受。内战十年，国共双方已经结下了血海深仇，要和曾经的敌人佩戴一样的军衔，乃至“同殿称臣”“同流合污”，怎么对得起牺牲的同志？
还有一个认识就是觉得过去红军之所以有战斗力，能够做到在艰难困苦中都不溃散，官兵平等、同甘共苦乃是持家的法宝。
王直那时在新四军第二支队任连指导员，他被授予上尉军衔。在此期间，最让他感到头痛和抵触的，就是佩戴国民党军帽徽和军衔。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知道他思想不通，就单独找他谈了一次。大意是如今民族矛盾上升，建立统一战线乃大局的需要，而且部队改编是独立自主的改编，并不意味着理想信念的改变。军官佩戴军衔也一样，仅仅是便于指挥作战，官兵仍旧同甘共苦，没有任何贵贱之分。
一席话顿时让王直茅塞顿开，用他的话来说，是起到了“灯塔引路”的作用。他不但戴上了军帽徽和军衔，而且还做起了其他战友的工作。
临时抱佛脚
14年抗战，按照毛泽东必须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的原则，八路军、新四军高度重视扩充武装力量，武装部队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
部队和干部多了，就有一个组织管理的问题。比如说军区以下各部队的最高指挥员均称为司令员，但各部队的级别有高有低，兵员有多有少，司令员和司令员之间的能力、指挥权限也不一样，一旦合编或协同作战，在战斗中很容易出现扯皮现象。
建立自己的军衔制度，逐渐进入了高层的考虑范围。
1939年，经中央批准，八路军总部发布训令，正式提出推行干部等级制，也就是军衔制度。但因为处于艰苦的作战环境之中，部队连集中起来都不易做到，所以评衔活动进展得很不顺利。特别是1941年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对于部队而言，重要的是如何生存和继续发展下去，授衔自然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于是便在1942年暂停了军衔制的实施。
1946年，国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决议中有改编国共两党军队的内容，其中就包括在共产党的军队里面实行军衔制。可是还尚未来得及落实，国民党军队就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随着解放战争打响，军衔制的实施只能再次不了了之。此后直到1948年，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央又酝酿实施实行军衔制，却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结果。
新中国的成立，使军衔制真正具备了实现的可能，这项工作被交给了筹建中的总干部管理部。
总干部管理部后改称总干部部，简称总干，它与总政、总参、总后并列，是掌管全军干部工作的领导机关。1950年年底，在总干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已把给军队评定军衔列为来年的首要任务，但随着朝鲜战争不断升级和扩大，中央军委必须把研究重点移向抗美援朝，同时还要提防蒋介石反攻大陆，所以从1951年起，相应推进工作就暂时搁置起来。
各方面再次呼吁重视军衔制，是因为朝鲜战场上已出现了客观需要。
抗美援朝把解放战争后期的大兵团作战推到了一个更高阶段。参战部队的建制非常多，官兵来自于各个不同的野战军，原先的许多具体制度都不一样。在这种装备复杂、运动快速的条件下，光用军长、师长这样的职务序列进行调度，显得很不方便。如果能够实行军衔制，用一个相对统一的等级体系来表明上下级关系，官兵之间、各级军官之间、各军种兵种之间，均有明显的肩章符号予以识别，无疑可以提高指挥效率。
不单是打仗，就是谈判也离不开军衔。1951年7月10日，在处于三八线的开城，中美双方举行朝鲜战争的首次停战谈判。美方首席谈判代表为美国远东海军司令乔埃中将，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为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就军队职务而言，两人差不多，问题是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军衔，也就是有人说的“有军无将”，邓华后来在大授衔时虽被授予上将，但当时他和其他中方代表一样，肩上都空空荡荡。 既然是谈判，不说在身份上压过对手一头，至少也要平起平坐。为了不在气势上落于下风，代表团只好临时给代表们安上一个“军衔”，称之为某某将军或某某上校，邓华就被笼统地介绍为邓华将军。
临时抱佛脚的办法可一可二，但总不能一直这样干。经过这件事，大家都意识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军队同外国（也包括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来往会一天天多起来，没有军衔实在太不方便。
一封电报
1951年国庆节的晚上，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指挥志愿军迎击美军“秋季攻势”的间隙，给毛泽东发去了一封电报，建议国内应考虑7项战备工作，其中就提到了实行军衔制。他也考虑到，因为“长期无官阶制度”，一时评定军衔可能比较困难，为此建议可以采取过渡办法，先“规定职务识别”。
收到彭德怀的电报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因为此时不但在异国作战的志愿军亟须设立军衔，就是国内在军队管理上也开始有了引入军衔制的必要。
1952年4月，彭德怀回国治病，毛泽东决定留他在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让军委与总干一道负责军衔制的推进。
1952年11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军队要在1954年1月准备实行征兵制度、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后来增加了颁发勋章奖章制度，合称四大制度）。
重头戏
军衔等级设置是军衔制的核心内容，各国军衔制有区别，首先就在于等级设置不同。1952年11月，经过与苏联顾问卡苏林反复酝酿，总干提交了第一套军衔等级设置方案。该方案基本上是苏联军衔制的翻版，所不同的只是在将级军衔中增加了“准上将”。
由于解放军的师级干部较多，总干又设想在少将和上校之间增加一个“准将”，用于授予副师长等干部。卡苏林不同意。他不同意是因为苏军的副师长通常不是少将，而是上校，解放军的副师长若被授予准将，在级别上就高过了他们的副師长，在两军交往中对苏军不利。
那时苏联顾问的意见在高层间举足轻重，于是第一套方案就只能作废。
1953年，总干在第一套方案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了一套方案，新方案除吸收苏方意见，并兼顾解放军的具体情况外，还参考了朝鲜的军衔制。在新方案中，“上将”被改称为“大将”，“准上将”被改称为“上将”。少将和上校之间仍然设置了一个军衔，但已不是“准将”，而是校官里的“大校”，这里的“大校”就是从朝鲜人民军那里学来的。尉官也做了较大调整，除“少尉”予以保留外，“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都被分别改称为“大尉”“上尉”“中尉”。
在经历两次方案修改后，最终确定下来的军衔设置为六等十九级。所谓六等是“帅、将、校、尉、军士、兵”，其中减掉了“兵种元帅”“准尉”，最高等的“帅”被分为大元帅和元帅两级。
制订军衔方案的同时，中央军委在薪金制、征兵制的条例制定上也已经初步理出了头绪，于是军衔制的正式实施便被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从开幕到闭幕长达51天，出席会议的高级干部有一百多人，开幕当天，位于中南海居仁堂大厅的会议现场座无虚席。如此规模的全军会议，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正如陈毅在发言中所说：“这样大的会议，在延安也没有召开过，等于全军的党代表会议。”
在这次后来被人们称为“高干会”的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解放军中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会后，全军评定军衔的工作遂得以正式启动。
（摘自现代出版社《大授衔》 作者：关河五十州）
中国有军衔的历史其实很早，从清末开始就有了，随后经过北洋政府时期，至20世纪30年代的大革命，已历“三代”。
大革命初期，全国都处于混战状态，地方派系各自为政，军衔体系可以用杂乱无章来形容。不仅没有统一的军衔制度，而且授予军衔的机构不止一家，国民政府可以授予，军事委员会可以授予，总司令部可以授予，甚至连各个地方部队的上级或军政长官都可以授予。
相对于地方，国民革命军（也就是蒋介石所说的国民党军队）还要稍微规范一些。那时共产党尚未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但是已经有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任职，而且均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
军衔最高的是朱德、刘伯承，他们都是军级官佐，所授军衔为“中将加上将衔”。所谓“中将加上将衔”，是沿用晚清和北洋政府的一种加衔制度，就是说本来已经符合晋升上将的条件，可是名额有限，暂时升不了，只好先委屈一下，等到上将的缺额空出来之后，再择优正式晋升为上将。这一期间允许佩戴上将军衔，享受上将待遇，相当于比中级高一级，可以视为“准上将”。
国共分裂前，共产党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对抓军权不够重视，国民革命军里的党员军事干部很少，大部分都是政治干部。两个“准上将”，刘伯承实际未就职，朱德授衔时是军党代表兼代理政治部主任，不是军事主官。
从中将到少将，除了叶挺是有实际军权的师长，被授予中将外，其余几乎为清一色的政治干部。比如周恩来、李富春、林伯渠、刘伯坚等人，当时职务都已达到军级，被授中将，但他们不是党代表就是政治部主任。
到大革命后期，共产党终于考虑要拉起自己的武装，这就先后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军以及后来正式定名的红军。自此，国民革命军中的大多数共产党员以及部分进步军官也都放弃原有的职位和军衔，彻底投身到红色阵营。
红军在创建和发展的初期阶段，主张扫清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军衔和相应产生的待遇也被包括在里面。井冈山时期，干部和战士都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甚至没收一個地主的鸡蛋，一开始都得由士兵委员会来进行平分。朱德为此还写了一副对联：“白军中，将校尉薪饷各有不同;红军里，官兵伕待遇完全平等。”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八路军、新四军的中高级指挥员都被授予了军衔。
对于这些军衔，指挥员们不是嫌高嫌低的问题，而是在感情上普遍难以接受。内战十年，国共双方已经结下了血海深仇，要和曾经的敌人佩戴一样的军衔，乃至“同殿称臣”“同流合污”，怎么对得起牺牲的同志？
还有一个认识就是觉得过去红军之所以有战斗力，能够做到在艰难困苦中都不溃散，官兵平等、同甘共苦乃是持家的法宝。
王直那时在新四军第二支队任连指导员，他被授予上尉军衔。在此期间，最让他感到头痛和抵触的，就是佩戴国民党军帽徽和军衔。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知道他思想不通，就单独找他谈了一次。大意是如今民族矛盾上升，建立统一战线乃大局的需要，而且部队改编是独立自主的改编，并不意味着理想信念的改变。军官佩戴军衔也一样，仅仅是便于指挥作战，官兵仍旧同甘共苦，没有任何贵贱之分。
一席话顿时让王直茅塞顿开，用他的话来说，是起到了“灯塔引路”的作用。他不但戴上了军帽徽和军衔，而且还做起了其他战友的工作。
临时抱佛脚
14年抗战，按照毛泽东必须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的原则，八路军、新四军高度重视扩充武装力量，武装部队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
部队和干部多了，就有一个组织管理的问题。比如说军区以下各部队的最高指挥员均称为司令员，但各部队的级别有高有低，兵员有多有少，司令员和司令员之间的能力、指挥权限也不一样，一旦合编或协同作战，在战斗中很容易出现扯皮现象。
建立自己的军衔制度，逐渐进入了高层的考虑范围。
1939年，经中央批准，八路军总部发布训令，正式提出推行干部等级制，也就是军衔制度。但因为处于艰苦的作战环境之中，部队连集中起来都不易做到，所以评衔活动进展得很不顺利。特别是1941年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对于部队而言，重要的是如何生存和继续发展下去，授衔自然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于是便在1942年暂停了军衔制的实施。
1946年，国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决议中有改编国共两党军队的内容，其中就包括在共产党的军队里面实行军衔制。可是还尚未来得及落实，国民党军队就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随着解放战争打响，军衔制的实施只能再次不了了之。此后直到1948年，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央又酝酿实施实行军衔制，却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结果。
新中国的成立，使军衔制真正具备了实现的可能，这项工作被交给了筹建中的总干部管理部。
总干部管理部后改称总干部部，简称总干，它与总政、总参、总后并列，是掌管全军干部工作的领导机关。1950年年底，在总干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已把给军队评定军衔列为来年的首要任务，但随着朝鲜战争不断升级和扩大，中央军委必须把研究重点移向抗美援朝，同时还要提防蒋介石反攻大陆，所以从1951年起，相应推进工作就暂时搁置起来。
各方面再次呼吁重视军衔制，是因为朝鲜战场上已出现了客观需要。
抗美援朝把解放战争后期的大兵团作战推到了一个更高阶段。参战部队的建制非常多，官兵来自于各个不同的野战军，原先的许多具体制度都不一样。在这种装备复杂、运动快速的条件下，光用军长、师长这样的职务序列进行调度，显得很不方便。如果能够实行军衔制，用一个相对统一的等级体系来表明上下级关系，官兵之间、各级军官之间、各军种兵种之间，均有明显的肩章符号予以识别，无疑可以提高指挥效率。
不单是打仗，就是谈判也离不开军衔。1951年7月10日，在处于三八线的开城，中美双方举行朝鲜战争的首次停战谈判。美方首席谈判代表为美国远东海军司令乔埃中将，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为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就军队职务而言，两人差不多，问题是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军衔，也就是有人说的“有军无将”，邓华后来在大授衔时虽被授予上将，但当时他和其他中方代表一样，肩上都空空荡荡。 既然是谈判，不说在身份上压过对手一头，至少也要平起平坐。为了不在气势上落于下风，代表团只好临时给代表们安上一个“军衔”，称之为某某将军或某某上校，邓华就被笼统地介绍为邓华将军。
临时抱佛脚的办法可一可二，但总不能一直这样干。经过这件事，大家都意识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军队同外国（也包括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来往会一天天多起来，没有军衔实在太不方便。
一封电报
1951年国庆节的晚上，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指挥志愿军迎击美军“秋季攻势”的间隙，给毛泽东发去了一封电报，建议国内应考虑7项战备工作，其中就提到了实行军衔制。他也考虑到，因为“长期无官阶制度”，一时评定军衔可能比较困难，为此建议可以采取过渡办法，先“规定职务识别”。
收到彭德怀的电报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因为此时不但在异国作战的志愿军亟须设立军衔，就是国内在军队管理上也开始有了引入军衔制的必要。
1952年4月，彭德怀回国治病，毛泽东决定留他在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让军委与总干一道负责军衔制的推进。
1952年11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军队要在1954年1月准备实行征兵制度、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后来增加了颁发勋章奖章制度，合称四大制度）。
重头戏
军衔等级设置是军衔制的核心内容，各国军衔制有区别，首先就在于等级设置不同。1952年11月，经过与苏联顾问卡苏林反复酝酿，总干提交了第一套军衔等级设置方案。该方案基本上是苏联军衔制的翻版，所不同的只是在将级军衔中增加了“准上将”。
由于解放军的师级干部较多，总干又设想在少将和上校之间增加一个“准将”，用于授予副师长等干部。卡苏林不同意。他不同意是因为苏军的副师长通常不是少将，而是上校，解放军的副师长若被授予准将，在级别上就高过了他们的副師长，在两军交往中对苏军不利。
那时苏联顾问的意见在高层间举足轻重，于是第一套方案就只能作废。
1953年，总干在第一套方案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了一套方案，新方案除吸收苏方意见，并兼顾解放军的具体情况外，还参考了朝鲜的军衔制。在新方案中，“上将”被改称为“大将”，“准上将”被改称为“上将”。少将和上校之间仍然设置了一个军衔，但已不是“准将”，而是校官里的“大校”，这里的“大校”就是从朝鲜人民军那里学来的。尉官也做了较大调整，除“少尉”予以保留外，“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都被分别改称为“大尉”“上尉”“中尉”。
在经历两次方案修改后，最终确定下来的军衔设置为六等十九级。所谓六等是“帅、将、校、尉、军士、兵”，其中减掉了“兵种元帅”“准尉”，最高等的“帅”被分为大元帅和元帅两级。
制订军衔方案的同时，中央军委在薪金制、征兵制的条例制定上也已经初步理出了头绪，于是军衔制的正式实施便被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从开幕到闭幕长达51天，出席会议的高级干部有一百多人，开幕当天，位于中南海居仁堂大厅的会议现场座无虚席。如此规模的全军会议，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正如陈毅在发言中所说：“这样大的会议，在延安也没有召开过，等于全军的党代表会议。”
在这次后来被人们称为“高干会”的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解放军中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会后，全军评定军衔的工作遂得以正式启动。
（摘自现代出版社《大授衔》 作者：关河五十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