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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漫长的音乐历史长河中，福建南音可谓独树一帜，被音乐学家誉为“音乐的活化石”。其乐器形制之古老。艺术史料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更有甚者，其演奏形式令音乐研究者产生无限联想，在看过传统南音演奏形式的人们都会对其演奏形式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从历史的烟波中走来。
南音“上下四管”的排列即“上四管”：琵琶、三弦、洞箫、二弦，“下四管”即：响盏、小叫、四宝（亦称：四块）、双铃的演奏座位的排列方式与魏晋时期的敦煌壁画是相似的，也是中国现存保留这种演奏坐序的唯一乐种（图1）。
但单从演奏坐序的排列并不能断定福建南音的打击乐群组演奏形式便是“坐部伎”演奏形式，本文试图从几个反方面进一步论述福建南音打击乐群组与“坐部伎”音乐的关系，更进一步从理论上寻求其相同点，为今后的音乐考古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一、福建南音“下四管”乐器及南音其它打击乐器考究
福建南音中保留着以南音“下四管”即响盏、小叫、四宝、双铃及拍板、云锣、扁鼓的打击乐群组（图2）。
响盏：由小锣、锣筐、及竹摆纸质锣槌头组成，演奏时与琵琶指法同步。属于锣的一种，锣是中国古老且常见的民族乐器，福建南音所使用的“响盏”号称为最小的锣，由于体积较小，难以拿在手上演奏，所以把它放置于竹制锣筐（箍）内，以方便击打。响盏锣为铜质，直径约6厘米，高度约1厘米，演奏时左手持响盏箍，右手执竹制锣槌按琵琶指法击打，逢拍位休止。
小叫：也称为小叫铎。由木鱼、小锣组成，演奏时与响盏组成前后半拍关系。木鱼击点在乐曲重拍（即拍位）位置，且与响盏演奏形成“金木不同鸣”效果，即小锣响时木鱼不响，木鱼响时小锣不响。它和晋剧“狗娃子”相类似，但比“狗娃子”略小。小锣为铜质直径约9厘米，高度约1.5厘米，木鱼一般用紫檀、黑檀等密度较大的木材制作，上方宽约7厘米，下方宽约6.5厘米，高度约7厘米，小叫槌采用质地较松的木材制作，长度约21厘米，宽约2.8厘米，厚约0.5厘米。小叫的演奏没有定谱，演奏者根据乐曲的情绪，或疏或密，或击或停，自由发挥，灵活运用。
四宝：也称“四块”，由四片长宽约25×3CM带有竹皮的竹片精制而成，两端保留竹节，两两一对，执左右两手。演奏时与琵琶指法同步，有特定指法打击方式，拍位重音由左右两手竹片单手合击。与现存日本正仓院博物馆由我国唐朝时期传至日本的“四e竹”相同。在福建南音打击乐群组中，四宝的演奏技巧难度最高，四宝最有特色的演奏是“摇”，它是利用大臂的力量带动手腕将“四宝”摇动，产生细密而均匀的连续敲击声音，并做到强弱变化自如，在琵琶“滚奏”时四宝用“摇”和之。
双铃：即碰铃，属于“钟”的范畴。比现代民族管弦乐队所用碰铃略小，声音清亮、悠远。在福建南音的打击乐群组中，双铃的声音最为清逸，虽然它只是随“撩位”轻疏而击，却能使乐曲雅意盎然。
拍板：即檀板，由5或者6片木头组成，中间以绳串之，在乐队中起到指挥作用，如敦煌壁画飞天乐伎所执（图3）、五代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图4）、泉州大开元寺镇国塔基座《天人赞鹤图》（图5），形制一致。其演奏方式与《宋史·乐书》中对汉代“相和歌”的描述：“丝竹相和，执节者歌”的演绎方式极为相似。古人认为源自两晋南北朝，为清商乐所用的节鼓。《宋书·乐志》（402～479年）载：“傅玄节赋云：黄钟唱哥（歌），九韵兴舞，口非节不咏，手非节不拊。”又载：“魏晋之世……，有宋识善击节倡和。”至盛唐（672～741年）拍板已十分盛行。唐《乐府杂录》载：“拍板本无谱，明皇遣黄幡绰造谱，乃于纸上画两耳以进。”李隆基不解问其故。对曰：“但有耳道，则不失节奏也。”《乐府杂录》还记载，当时的“云韶乐”“清乐部”“鼓架部”“龟兹部”“胡部”都有拍板。在“俳优”还有“铁拍板”。拍板究竟有几板？明代王骥德《曲律》中说：“……古有用九板，今六板或五板。”《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甘肃卷》刊载敦煌壁画乐舞图的拍板，有九板、六板、五板、四板不等。福建南音用五板。过去用几板已无从稽考。泉州大开元寺的主殿、戒坛和东西塔须弥座都有手持拍板的飞天乐伎（图6），木雕的为五板，石雕的为六板。这些都是南宋以前的雕刻作品。可见南音拍板历史之悠久，拍板在中国其它古乐种中早已佚失，唯独保存在福建南音中，一直延续着中华古老音乐的传统。
云锣：又名云辙，云璈。始于唐，流行于宋。最早在南音乐队中也广泛运用，在建于唐垂拱年间的泉州大开元寺“桑莲法界”（主殿）斗拱及“甘露戒坛”藻井上的妙音飞天造像皆有云锣演奏形象（图7）。
在闽南地区最早的南音社团，晋江深沪御宾南音社解放初期仍旧保留云锣演奏，泉州的安溪、德化、永春、洛江等地区的南音组织中至今保留。
扁鼓：鼓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乐器之一，其种类繁多。福建南音使用的“扁鼓”是其中一员，鼓面直径约为20～22CM，高度约为5CM。手持演奏，现广泛运用于福建南音的演奏中。在演奏中，扁鼓能起到调和各种打击乐器音色的作用。与其它几件打击乐器相比较，扁鼓音色较为温和，和四宝一样有较好的融合性，所以在演奏“叠拍”乐曲的时候，用它代替“无撩位可击”的双铃来打击“拍位”，以保证下四管的完整。
以上七种打击乐器组成了福建南音的打击乐群组。
二、南音音乐与“坐部伎”音乐的关系
《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对“坐部伎”及“立部伎”音乐（乐舞）的描述：“又分乐为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唐，段安节《乐府杂录·雅乐》：“在乐悬内，已上谓之坐部伎”。唐，白居易《立部伎》诗：“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鸣。”等文献说明，在唐朝时期宫廷燕乐已有坐部伎、立部伎之分，与敦煌莫高窟壁画之描绘基本吻合，与福建南音演奏现状也基本吻合。但我们不能单纯从演奏形式上就简单判断南音属于唐乐，更应从音乐本体加以区分。根据《新唐书》《旧唐书》对坐部伎音乐的划分，坐部伎音乐共有六部，即：《燕乐》（包括《景云乐》《庆善乐》《破阵乐》《承天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暨《小破阵乐》。而南音现存文献中有大量曲牌（宫调曲牌）是燕乐特有曲牌。由此也可佐证福建南音属于“燕乐体系”或具有燕乐遗风的学术论断。
综上所述，南音包含“下四管”的打击乐群组的演奏方式是符合我国古代音乐对“坐部伎”音乐特征及演奏方式的描述的。本文的研究方向旨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争取进一步地完善，并得到音乐届、学术界同行的批评指正，为福建南音溯本求源的学术研究作进一步的推动。
参考文献：
[1]齐鲁书社：《宋书·乐志》，1982-11出版。
[2]黄翔鹏：《“弦管”题外谈》《中国音乐》，1984年第二期。
[3]白刃：《古乐南音故乡情》《人民日报》，1984.3.17。
[4]陈美娥：《中原古乐史初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3年出版。
[5]刘鸿沟：《闽南音乐指谱全集》，菲律宾金兰郎君社发行，1953年。
[6]上海古籍出版社：《乐府杂录》校注，2015月10月。
[7]大象出版社：《中國音乐文物大系·甘肃卷》，1998年9月。
[8]现代教育出版社，中国出版集团：《新唐书·礼乐志》，2011年5月。
[9]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第88页。
[10]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第131页。
[11]赵为民：《试论蜀地音乐对宋初教坊乐之影响》，《音乐研究》，1992年1月。
[12]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13]袁静芳：《对泉州南音历史源流的几点思考》《两岸论弦管》，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2006年9月。
[14]陈瑜：《晋北地区民间道教科仪音乐研究》[M]，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2015年。
[15]泉州市教育局，泉州市文化局：《泉州南音基础教程》，福建人民出版社，ISBN978-7-211-06055-9。
南音“上下四管”的排列即“上四管”：琵琶、三弦、洞箫、二弦，“下四管”即：响盏、小叫、四宝（亦称：四块）、双铃的演奏座位的排列方式与魏晋时期的敦煌壁画是相似的，也是中国现存保留这种演奏坐序的唯一乐种（图1）。
但单从演奏坐序的排列并不能断定福建南音的打击乐群组演奏形式便是“坐部伎”演奏形式，本文试图从几个反方面进一步论述福建南音打击乐群组与“坐部伎”音乐的关系，更进一步从理论上寻求其相同点，为今后的音乐考古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一、福建南音“下四管”乐器及南音其它打击乐器考究
福建南音中保留着以南音“下四管”即响盏、小叫、四宝、双铃及拍板、云锣、扁鼓的打击乐群组（图2）。
响盏：由小锣、锣筐、及竹摆纸质锣槌头组成，演奏时与琵琶指法同步。属于锣的一种，锣是中国古老且常见的民族乐器，福建南音所使用的“响盏”号称为最小的锣，由于体积较小，难以拿在手上演奏，所以把它放置于竹制锣筐（箍）内，以方便击打。响盏锣为铜质，直径约6厘米，高度约1厘米，演奏时左手持响盏箍，右手执竹制锣槌按琵琶指法击打，逢拍位休止。
小叫：也称为小叫铎。由木鱼、小锣组成，演奏时与响盏组成前后半拍关系。木鱼击点在乐曲重拍（即拍位）位置，且与响盏演奏形成“金木不同鸣”效果，即小锣响时木鱼不响，木鱼响时小锣不响。它和晋剧“狗娃子”相类似，但比“狗娃子”略小。小锣为铜质直径约9厘米，高度约1.5厘米，木鱼一般用紫檀、黑檀等密度较大的木材制作，上方宽约7厘米，下方宽约6.5厘米，高度约7厘米，小叫槌采用质地较松的木材制作，长度约21厘米，宽约2.8厘米，厚约0.5厘米。小叫的演奏没有定谱，演奏者根据乐曲的情绪，或疏或密，或击或停，自由发挥，灵活运用。
四宝：也称“四块”，由四片长宽约25×3CM带有竹皮的竹片精制而成，两端保留竹节，两两一对，执左右两手。演奏时与琵琶指法同步，有特定指法打击方式，拍位重音由左右两手竹片单手合击。与现存日本正仓院博物馆由我国唐朝时期传至日本的“四e竹”相同。在福建南音打击乐群组中，四宝的演奏技巧难度最高，四宝最有特色的演奏是“摇”，它是利用大臂的力量带动手腕将“四宝”摇动，产生细密而均匀的连续敲击声音，并做到强弱变化自如，在琵琶“滚奏”时四宝用“摇”和之。
双铃：即碰铃，属于“钟”的范畴。比现代民族管弦乐队所用碰铃略小，声音清亮、悠远。在福建南音的打击乐群组中，双铃的声音最为清逸，虽然它只是随“撩位”轻疏而击，却能使乐曲雅意盎然。
拍板：即檀板，由5或者6片木头组成，中间以绳串之，在乐队中起到指挥作用，如敦煌壁画飞天乐伎所执（图3）、五代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图4）、泉州大开元寺镇国塔基座《天人赞鹤图》（图5），形制一致。其演奏方式与《宋史·乐书》中对汉代“相和歌”的描述：“丝竹相和，执节者歌”的演绎方式极为相似。古人认为源自两晋南北朝，为清商乐所用的节鼓。《宋书·乐志》（402～479年）载：“傅玄节赋云：黄钟唱哥（歌），九韵兴舞，口非节不咏，手非节不拊。”又载：“魏晋之世……，有宋识善击节倡和。”至盛唐（672～741年）拍板已十分盛行。唐《乐府杂录》载：“拍板本无谱，明皇遣黄幡绰造谱，乃于纸上画两耳以进。”李隆基不解问其故。对曰：“但有耳道，则不失节奏也。”《乐府杂录》还记载，当时的“云韶乐”“清乐部”“鼓架部”“龟兹部”“胡部”都有拍板。在“俳优”还有“铁拍板”。拍板究竟有几板？明代王骥德《曲律》中说：“……古有用九板，今六板或五板。”《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甘肃卷》刊载敦煌壁画乐舞图的拍板，有九板、六板、五板、四板不等。福建南音用五板。过去用几板已无从稽考。泉州大开元寺的主殿、戒坛和东西塔须弥座都有手持拍板的飞天乐伎（图6），木雕的为五板，石雕的为六板。这些都是南宋以前的雕刻作品。可见南音拍板历史之悠久，拍板在中国其它古乐种中早已佚失，唯独保存在福建南音中，一直延续着中华古老音乐的传统。
云锣：又名云辙，云璈。始于唐，流行于宋。最早在南音乐队中也广泛运用，在建于唐垂拱年间的泉州大开元寺“桑莲法界”（主殿）斗拱及“甘露戒坛”藻井上的妙音飞天造像皆有云锣演奏形象（图7）。
在闽南地区最早的南音社团，晋江深沪御宾南音社解放初期仍旧保留云锣演奏，泉州的安溪、德化、永春、洛江等地区的南音组织中至今保留。
扁鼓：鼓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乐器之一，其种类繁多。福建南音使用的“扁鼓”是其中一员，鼓面直径约为20～22CM，高度约为5CM。手持演奏，现广泛运用于福建南音的演奏中。在演奏中，扁鼓能起到调和各种打击乐器音色的作用。与其它几件打击乐器相比较，扁鼓音色较为温和，和四宝一样有较好的融合性，所以在演奏“叠拍”乐曲的时候，用它代替“无撩位可击”的双铃来打击“拍位”，以保证下四管的完整。
以上七种打击乐器组成了福建南音的打击乐群组。
二、南音音乐与“坐部伎”音乐的关系
《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对“坐部伎”及“立部伎”音乐（乐舞）的描述：“又分乐为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唐，段安节《乐府杂录·雅乐》：“在乐悬内，已上谓之坐部伎”。唐，白居易《立部伎》诗：“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鸣。”等文献说明，在唐朝时期宫廷燕乐已有坐部伎、立部伎之分，与敦煌莫高窟壁画之描绘基本吻合，与福建南音演奏现状也基本吻合。但我们不能单纯从演奏形式上就简单判断南音属于唐乐，更应从音乐本体加以区分。根据《新唐书》《旧唐书》对坐部伎音乐的划分，坐部伎音乐共有六部，即：《燕乐》（包括《景云乐》《庆善乐》《破阵乐》《承天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暨《小破阵乐》。而南音现存文献中有大量曲牌（宫调曲牌）是燕乐特有曲牌。由此也可佐证福建南音属于“燕乐体系”或具有燕乐遗风的学术论断。
综上所述，南音包含“下四管”的打击乐群组的演奏方式是符合我国古代音乐对“坐部伎”音乐特征及演奏方式的描述的。本文的研究方向旨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争取进一步地完善，并得到音乐届、学术界同行的批评指正，为福建南音溯本求源的学术研究作进一步的推动。
参考文献：
[1]齐鲁书社：《宋书·乐志》，1982-11出版。
[2]黄翔鹏：《“弦管”题外谈》《中国音乐》，1984年第二期。
[3]白刃：《古乐南音故乡情》《人民日报》，1984.3.17。
[4]陈美娥：《中原古乐史初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3年出版。
[5]刘鸿沟：《闽南音乐指谱全集》，菲律宾金兰郎君社发行，1953年。
[6]上海古籍出版社：《乐府杂录》校注，2015月10月。
[7]大象出版社：《中國音乐文物大系·甘肃卷》，1998年9月。
[8]现代教育出版社，中国出版集团：《新唐书·礼乐志》，2011年5月。
[9]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第88页。
[10]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第131页。
[11]赵为民：《试论蜀地音乐对宋初教坊乐之影响》，《音乐研究》，1992年1月。
[12]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13]袁静芳：《对泉州南音历史源流的几点思考》《两岸论弦管》，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2006年9月。
[14]陈瑜：《晋北地区民间道教科仪音乐研究》[M]，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2015年。
[15]泉州市教育局，泉州市文化局：《泉州南音基础教程》，福建人民出版社，ISBN978-7-211-060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