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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的国家化进程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以英国为代表的科学原发型国家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路径，法国和德国以自上而下为主，大多数国家则是两种方式相互补充，互相结合。相比于求知，致用是科学在国家层面完成制度化的关键动因，其中，战争和经济是科学的国家化进程快速发展的两个主要因素。根据世界各国的国家科学制度化的方式和特点可以将这些国家分为四种类型，其中两类国家依赖自然资源和工业基础成功实现赶超，而另外两类则还在摸索和发展之中。科学制度化在世界各国的完成均是将核心国家的科学体制、科学理念和文化在边缘国家进行本土化移植，科学制度化进程在不同国家呈现的状态相似度更高、包容性更强。由此，科学本身的概念也因国家层面制度化进程的推进从认知维度拓展到了社会维度。
【关键词】科学 国家 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 F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9.009
早在17世纪，弗兰西斯·培根就通过《新大西岛》这本书为当时的人们勾画了一张现代知识社会的宏伟蓝图。时至今日，历经300多年的沉淀与积累，这位伟大的预言家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人类步入了知识社会。在现代知识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为主要驱动力，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进了各个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进步。而这一推动力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变革则是科学的国家化进程，亦被称为国家层面的科学制度化进程。
所谓科学的国家化进程，我们把它定义为科学作为子系统整合于国家系统之中，并形成科学—技术—经济—军事—文化的综合体①。著名科学史学家乔治·萨顿（George Sutton）认为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智的事业，甚至是世界上唯一能看到进步的事业。科学的进步不仅局限于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积累和更新，更是科学获得社会普遍认可之后與其他社会子系统的深入互动和交流。把科学放在社会系统的宏大版图中考察，20世纪50年代之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对社会的作用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可以发现，科学出现的这些最深刻、最明显的变化，均是科学制度化进程上升到国家、甚至是超国家或跨国家的层面后产生的。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梳理科学国家化进程的历史、方式、动因及结果，能理清科学制度化的总体脉络，使公众及社会深刻认识到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的伟大力量。
科学在国家层面制度化发展的历史
17世纪的英国，近代科学革命已初见端倪，科学这种稚嫩的新鲜事物迫切需要国家和社会在精神和物质层面给予支持，培根的《新大西岛》就是在为科学摇旗呐喊。《新大西岛》②中专门构造了一个国家无条件提供各方面支持的、制度化了的科学技术圣殿——所罗门宫。所罗门宫决不会缺少科研资金，有精致的结构和组织，甚至在高空或地下深处都有实验室；在所罗门宫工作的研究员和长老享有崇高的声望，他们致力于科技知识的创造，这些知识最终都用于促进王国全体人民的福祉；所罗门宫还会定期派遣使者周游世界，使者所要“掠夺”的东西不是金银财宝，而是知识；王国还有专门的人员来评估研究员和长老们所生产的知识对于整个王国的价值和作用，并决定是否将其提交给王国加以使用和推广。从科学和国家关系的层面上，《新大西岛》向人们展示了科学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希望普罗大众看到科学可以改善人类的日常生活而支持科学发展，强调了科学的实用性。在这本书的指引下，世界上现存时间最久、最有影响力的学会——皇家学会随之诞生，并开启了英国的科学制度化进程。在英国，科学制度化的初始阶段由皇家学会成员为代表的绅士科学家③来自发完成。直到20世纪中叶，英国的科学发展几乎都是自生自灭的状态，政府并不介入其中。而到了19世纪，法国和德国科学的崛起让英国人开始反思缘何作为科学革命发源地的英国不复昔日辉煌。剑桥大学卢卡斯讲席教授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向政府申请资助用于发明计算机，政府却没有给予他资金支持，这使得他开始思考英国科学的现状。他认为，英国科学之所以衰落，主要原因是英国不像法国和德国那样，从国家政府的层面对本国的科学研究进行系统规划和干预④。
18世纪的法国又让我们看到了科学国家化的另一番图景。在法国，关注科学发展前景的培根式的人物是著名启蒙哲学家安东尼·孔多塞（Antoine de Condorcet）。与培根描述的所罗门宫的君主政体不同的是，孔多塞心中的科学国家化应该是民主政体的形式，他提倡政府支持科学，但更关注在此条件下如何维护科学的自主权。孔多塞的观点让我们看到了与科学的实用性相反的另一种科学和国家的关系——强调国家和社会促进科学知识的产生和科学本身的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科学实际的发展走上了一条迥异于孔多塞构想的道路，以法兰西科学院为代表的法国诸类国立科研机构都在为国家服务，后来这些机构对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贡献远大于这些领域对科学的贡献。
另一个从政府层面推动了科学的制度化进程的国家是德意志帝国。拿破仑战争的惨败促使普鲁士国王发奋图强，普鲁士地区及后来的德意志帝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在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推动下，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大学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科学课程和科学研究首次从宗教和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成立了独立的科学院系，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其次，著名的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现代化学实验室和研究所，更是用化学研究成果带动了德意志染料工业和化肥工业的大力发展，帮助德意志的工业帝国称霸世界。
20世纪之前虽然已经出现了所谓的英国科学、德国科学和法国科学这样的称呼，但事实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没有制定严格的科学发展规划，亦没有对科学研究持续地资助，因此在制度化层面尚不能称为科学的国家化进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国家化进程从20世纪初开始逐步推进，英国和美国是其中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欧洲各国政府和军队意识到“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毒气的使用、武器的精准化等科学成果初步凸显了科学对战争的作用力。1916年，英国正式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科技与工业研究部（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Industrial Research，简称DSIR）。科技与工业研究部在政治架构上没有部长职位，所有决定由内阁大臣和知名科学家来完成，科学研究的投资方向也由科学家来掌握，科学家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也弥补了英国政府长期对纯科学研究的忽视。随后，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等英联邦主要成员国纷纷效仿英国，在本国政府中建立了部长级层面的科学管理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科学在英国政府中的地位急速提升，政府对科技进行集中决策，与战争相关的雷达、武器等科学研究的资助额度大幅增加。 如果说，英国政府对待科学研究的做法会影响英联邦国家；那么，美国政府在国家层面的科学制度化举措则影响了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国政府还认为科学研究活动应该是市场调节的自主活动，而二战期间原子弹的成功使美国政府和公众形成了共识：即使战争结束也应该继续在国家层面大幅资助科学研究。二战后，美国能源部、海军部等机构均不约而同地开始制定详细的政策和资助计划，投资美国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活动。西方其他主要国家也都紧跟美国步伐，在国家层面上大力推进科学发展。同时，二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和苏联作为两个超级大国称霸天下。基于军事争霸的考虑，无论是当时的西方阵营还是苏东阵营，都极其关注军事相關科学领域的研发和应用。
由此，科学在国家层面的地位彻底巩固。当然，二战后也出现了很多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反思，试图减弱各国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但是，纵然存在这些反思，在世界上所有国家，国家层面的科技发展和研发投入都被看作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国家进步的决定性指标。
国家层面科学制度化的发展方式
科学制度化进程启动以来，无论是美、英、法、德这样的欧美国家，还是以日本、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科学国家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进路。
英国作为科学革命的重要发源地，走过了一条艰难的自下而上的道路。皇家学会作为英国科学制度化之始端，开始只是约12名热爱科学活动的英国贵族组成的无形学院，罗伯特·莫雷（Sir Robert Moray）借助私人关系带来了国王的口谕宣布成立皇家学会。此后的200年间，皇家学会虽然是英国最知名和活跃的科学学会，但与社会中的其他行业行会一样没有得到国王的任何资助，只有特许学会拥有发表刊物免检的资格。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的研究发现，宗教、经济、军事等因素的需求共同推进了英国的科学制度化进程大踏步前进⑤。中世纪的宗教圣徒们只是把科学作为神学的婢女，宗教改革后科学的地位直线上升，成为阅读上帝的两大途径之一。当时的清教徒认为要阅读上帝的两本大书：《圣经》和自然。对于能在《圣经》中找到明确答案的问题，人们要相信《圣经》；而对于在《圣经》中没有给出答案的问题，人们则要向大自然求助，并通过科学研究寻找正确的解答，这是上帝给人类的暗示。英国清教宣扬的价值理念：几乎毫无遮掩的功利主义、入世的兴趣、有条理的坚持不懈的活动、彻底的经验主义、自由思考的权力和责任、反传统主义——所有这些都与科学精神和理念相宜⑥。默顿还对17世纪英国科学研究的热区变幻和研究成果数做了系统统计，发现这些科学研究热区与英国采矿业、纺织业、交通运输业和军事发展有直接关系，这些领域的需求和变革促使企业主、大学教授和热衷于科学的贵族们共同推动了科学的进展。这场轰轰烈烈的科学和工业变革中，唯独缺少英国政府的参与。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以巴贝奇为代表的英国社会各界人士均在不遗余力地推动科学的制度化进程，尤其希望科学被纳入国家组织结构中，但这一梦想直到20世纪初才得以实现。一旦科学制度化进程被提升到国家层面，就迅速占据了重要位置，成为同经济、外交等国家部门一样不可或缺的部分。纵观英国的科学制度化所走过的道路，这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化方式表明英国已经具备了科学发展的土壤，人们能够自觉认可科学价值和科学精神，尊重科学的自主性。尽管这种制度化方式历尽波折、遭遇无数坎坷，却根基牢固，科学自身的精神特质、科学的自主性不会因战争、政治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轻易被动摇或取代。
与之相反，法国和德国科学的制度化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完成的。英国皇家学会成立6年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的近臣科尔培尔（Colbert Jean Baptiste）创建了法兰西科学院（Academy of France）。科尔培尔同英国的莫雷同属国王的重臣，但他用与莫雷迥异的方式构建了法国式的科学院。在他的运作下，路易十四国王同意用年金制保障院士的生活，学者们只要取得科学院的一个席位就可以终身衣食无忧⑦，这为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们自由从事纯理论研究解决了后顾之忧。英国皇家学会的管理松散且随意，而法兰西科学院却拥有完善严格的奖励机制和规章制度；皇家学会把培根倡导的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法兰西科学院却将这些理念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逻辑和数学。在英国，哲学的底部是“实验”和“观察”；在法国，科学的顶部是“数学”⑧。在德国，大学率先在组织结构上设置了独立的科学院系，奉行“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的原则、通过“化学实验室”（La boratorium）和“研讨班”（Seminar）形式培养科学家和教师。加之德国大学的文理共存而不是过分专业化的制度，这些要素综合起来，使德国科学体系被公认为19世纪“生产”职业科学家最成功的范式⑨。自上而下的方式可以让一个国家迅速完成科学制度化的硬件构造，在学校里设立科学课程、建立国立科研机构、制定国家层面的科技发展计划等。但是，科学制度化的软件部分，也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理念及科学自主性等，这些扎根于社会文化中的精神种子，因为缺乏培育它们的土壤，在短期内无法茁壮生长。尤其在被迫接受外来文化的亚洲国家，完成软件上的制度化进程更是曲折。
上述两种方式均属科学制度化发展的两个极端状态，观察世界各国的科学制度化进程不难发现，鲜有国家采用纯粹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方式，大部分国家实际上都是两种方式相互结合、互为补充。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历史很短，没有深厚的科学文化基础，更谈不上科学的发源地。美国迟至1865年时，大学或学院都还没有任何科学院系，极少的一些机构尽管提供了教学用的实验室，但教学方式仍依靠讲授式口头问答来进行。美国科学体制的早期改革者们大都是留学欧洲（主要在德国）的青年科学家，回国后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照搬了德国的科学发展模式⑩。但是，这个科技强国又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说服美国政府组建科学研究与发展署（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SRD）成功研制了原子弹，让政府顿悟科学的威力，让政府官员和民众都意识到科学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干预和管理。二战结束后，美国各个政府部门不约而同地汲取曼哈顿计划的成功经验，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把大批政府资金分配给大学及科研院所的科学家从事各类研究。迄今为止，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均效仿美国等科技强国的模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完成了科学在国家层面的制度化进程。 国家层面的科学制度化的动因
希腊时代备受现代科学家的推崇，在于希腊时代的自然哲学家思辨和研究只是为了获取纯粹的知识，成为后世哲学家和科学家们思考哲学的理想国。自那时起，获取知识就成为科学获得大众认可的一个推动力。20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作为现代物理学的两大基本支柱，彻底颠覆了一直被奉为经典的牛顿物理学。没有人会料到，相对论的发现原本只是为了增加人类的知识，竟然在三十多年后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这一事实鼓励国家机构投入巨资支持以求知为目的的科学研究活动，也代表着大规模的国家层面的科学制度化进程正式启动。
与科学制度化的求知动因同时发展的是致用动因，科学的致用功能使得它為得到其合法性而服务于各类利益团体，“科学是神学的婢女”，本质上就是说科学通过服务于宗教在神权统治的年代得以生存。在宗教改革之后的王权统治国家，国王为点缀门面资助科学。后来，科学与社会各个领域找到了契合点并逐步完成了自身的制度化。把科学的制度化聚焦于国家层面，可以发现致用是关键因素。其中，科学与战争和经济的关系最为密切。
战争往往能使科学有机会崭露头角，让政府看到科学的威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突然发现染料、药品以及光学玻璃等日常用品一夜之间全部断货，因为这些日用品都严重依赖德国进口，这促使英国把科技政策的制定管理上升到了政府层面，以期振兴本国的工业；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战争，当属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借助科学的力量直接锁定了二战的胜利，而科学也借助战争彻底巩固了其在政府和社会中的地位，政府对科学开始全面规划和干预。在万尼瓦尔·布什的战后科学发展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的指导下，美国科学基金会、国立卫生研究院等科研资助机构相继成立，持续资助美国的各类基础研究。美国设立奖学金资助全世界的优秀学生到美国攻读博士，这些优秀人才大多留在美国工作，造成了持续至今的世界各国人才外流现象。
和平年代，寻求科学与经济的契合点保证科学得以获得长久的资助。起初，欧美主要国家的经济学家们认为科学对国家经济的贡献是一种线性模式：科学通过技术把成果应用于社会并转化为生产力。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也提倡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更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复杂，科学和技术两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线性模式的解释失去了说服力。基于市场经济的特性，企业只会投资能立刻看到收益的技术，而具有发展潜力的、对社会和人类未来发展有长期贡献的基础研究则应该由政府来承担，这一解释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市场失灵理论。虽然这成为国家投资基础研究的一种经典解释，但却无法说明世界各国缘何对科学研究投入巨额资助，而且资助额度成倍增长。后来，研究者们虽然想从各种进路来解释这一现象，但至今尚未产生公认的理论。目前，世界各国已经把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关系提升到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高度。未来，随着科学的合法性日益巩固，科学的地位还将持续走高。
不同国家的科学制度化历程及其特点
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这些国家的科学总是受到过多关注，现实中，除了这四个国家之外，大部分国家的科学制度化也有其独特特点。这些国家都是科学后发型国家，同时，由于技术、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很多国家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又使不同国家的科学制度化相互影响和依赖。综合上述的各方面因素，我们可以根据世界各国的国家科学制度化的方式和特点作出归纳和区分：
第一类是依赖自然资源先发展技术后推动科学的科学后发型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这些国家利用资源丰富、农业和畜牧业比较发达的优势，迅速扩大生产积累了大量原始财富。为了应对激烈的世界竞争，这类国家的优势产业对于产品的质量要求也不断提高，导致与之相关的农业科学、生态学、地球科学等基础研究的需求上涨、投资加大，最后带动了这些基础研究领域实力的提升。需要注意的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之所以在科学后发型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不仅因为他们曾经作为殖民地照搬了英国的科技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这类国家的文化传统与英国一脉相承，减少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隔阂。即使这些国家后来脱离了殖民地身份，但依然是英联邦的一员，没有技术壁垒阻断他们与科技强国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所以二战后，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层面科学制度化随着相应的技术优势而飞速发展。
第二类是依靠工业基础先发展技术后推动科学的科学后发型国家，如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二战后的日本仍然保留了战前的工业实力，加之美国的扶植政策，使日本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一样，可以不受技术壁垒影响获得英美的先进技术。日本于1970年代在技术领域赶超英国，成为能生产材料、计算机等高精尖产品的技术强国。一些与尖端技术产品密切相关的物理学、化学、电子科学等基础研究学科在20世纪末开始显现优势，更是在21世纪初获得多个诺贝尔奖?。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开始了全面西化，科研体系、教育机构皆效仿西方，西方科学文化也在日本成功移植。日本的科研人员留洋归国之后把近代科学传统和科学精神保留并传承下来。例如，以汤川秀树为代表的日本核物理学家学成回国后以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为据点，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21世纪初连续出现了11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堪称日本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短短百余年时间，日本就蜕变为亚洲第一科技强国。
第三类是缺乏工业技术基础的科学落后国家，集中在南美和南亚地区，巴西、阿根廷、印度和马来西亚是其中的代表。这些国家之前多为殖民地，经济和政治都长期依赖所属国，也建立了与所属国需求相一致的科学学会和科研院所，完成了部分科学制度化。这些国家即使脱离了殖民统治，但依然只是英美等欧洲发达国家的原材料生产地。这些国家的工业基础薄弱，也没有太多与技术需求相关的基础研究领域得到资助。当然，前殖民地的优势也使这些国家的科研人员有机会受到系统的西方科学教育，推动本国科学的发展。很多印度基础科学研究人员都曾在欧洲和美国学习，但这些研究工作与本国的技术领域相脱节，无法形成技术带动科学的联动模式?。同时，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隔阂导致与科学软实力密切相关的科学文化在这些前殖民地国家无法普及和扎根。印度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男女童之间，以及不同种姓之间的受教育程度都差别巨大，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和保持率都较低。一个义务教育都无法普及的国家，自然无法具备科学教育和科学文化的基础。 第四类是技术实力严重不平衡的东欧苏联卫星国。1989年之前，乌克兰、白俄罗斯、捷克、波兰的各方面发展都要依附于苏联的统一指挥和管理。这些国家同苏联一样，在与军事相关的航空航天、核物理等领域有独特的优势，但民用技术严重缺乏，尤其是轻工业领域非常薄弱，所以这些卫星国的技术与基础研究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21世纪以来，这些卫星国完全摈弃以往传统，纷纷要求加入欧盟。在科学领域可以看到，很多东欧小国的国家科学制度化进程是在以OECD和欧盟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和超国家实体的支持下重建的，听从这些国际组织专家的指导，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这又使我们看到了科学制度化的更高层面——超国家或跨国家的科学制度化带给国家制度化层面的影响。但是，这些苏联卫星国同样面临科学文化在本土是否会水土不服的问题，未来是否能成功跻身科技强国尚难预料。
总之，一个国家的科学制度化绝非只是国家的内部事务，其进程深受本国历史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影响。科学制度化在世界各国的完成，均是将核心国家的科学体制、科学理念和文化在边缘国家进行本土化移植，均是边缘国家的科学家在核心国家接受系统科学训练后把科学制度化的必备要素带回本国扩散和传播。上述对不同国家的分类描述不难发现：受殖民地影响，南美、南亚和非洲诸边缘国家的科学发展仍然延续了英国和法国这类核心国家的传统。受意识形态影响，东欧各卫星国也曾持续依赖苏联。而美国作为二战后的超级大国，它的科技政策制定、科技重点和优先发展领域的确定对当今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科技发展均有强大的辐射指导作用。
总结及展望
近代科学产生至今，“科学”一词逐渐被广泛使用，虽然“科学”并没有世界公认的定义，但从认知维度上对科学的理解已经相当成熟和统一。当科学制度化停留在设立学会和在大学中建立独立的科学院系阶段时，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多局限于认知维度的层面。当科学制度化进程在国家层面加速推进时，对科学的普遍理解就从认知维度迅速拓展到了社会维度。虽然马克思早就深刻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科学与国家相遇后，科学才作为一项要素快速与社会其他关键要素全面渗透和融合。可以说，科学的国家化使普罗大众接受并认可了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科学的发展推动了科学制度化进程的演进，而科学在国家层面的制度化又促使我们从社会维度对科学本身的定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我们从科学在国家层面的制度化进程中可以明显发现，相比于宗教、政治的制度化，科学制度化进程在不同国家呈现的状态相似度更高、包容性更强。在任何一个国家，科学的制度化都经历了科学学会的建立、大学中设立独立的科学院系、科学家职业的出现、国家层面的科技政策和科学资助的制定等一系列实际步骤。虽然不同国家的科学发展水平和科学制度化程度都有很大的差距，但在全球范围内均呈现出几个科学实力较强的核心国家带动若干科学实力较弱的边缘国家的状态。同时，科学后发型国家之所以能转变为科技强国，也都归因于近代科学文化、科学精神和科学管理理念在这些国家成功移植。无论是历史上殖民地国家居民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还是当今欧盟对东欧国家的扶植，科学最早收到当地居民的認可，科学的制度化在殖民地国家最容易推广和完成。各个国家的科学制度化拥有高度的一致性，默顿所强调的科学的普遍性在不同国家层面的科学制度化进程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
科学完成国家层面的制度化意味着科学的地位上升到同经济、文化、法律等其他社会要素一样，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制度化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过程让我们看到，这一过程其实是科学从社会中逐步独立，获得认可之后又还原或回归社会的历程。这一过程发展至今，科学、技术与经济已经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创新这一概念。创新的范围扩展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相应地，科学也融入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但是，科学的制度化发展还远未结束，在科学的国家化进程开启的同时，欧洲也启动了跨国和超国家层面的科学制度化进程，这一层面的科学制度化将为我们呈现与国家层面的科学制度化不同的状态，需要学者们以新视角继续探索和研究。
注释
高洁、袁江洋：《科学无国界：欧盟科技体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
[英]弗·培根：《新大西岛》，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绅士科学家：科学革命初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大多是英国的贵族、企业主，科学研究是他们的业余爱好，并非谋生手段，因此被称为绅士科学家。
C. Babbage， Reflections on the Decline of Science in England and on Some of Its Causes， London， 1830.
[英]罗伯特·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0年。
本-大卫、郝刘祥：《清教与现代科学》，《科学文化评论》，2007年第4卷第5期，第37～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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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略论近代科学的制度化过程》，《自然辩证法研究》，1987年第4期，第40～50页。
[美]V.布什等：《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范岱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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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云其其格、袁江洋：《谱系与传统：从日本诺贝尔奖获奖谱系看一流科学传统的构建》，《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25卷第7期，第57～63页。
Evan Schofer， "The Global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eological Science， 1800 to 199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3， Vol. 68， No. 5，pp. 730-759.
责 编/马冰莹
【关键词】科学 国家 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 F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9.009
早在17世纪，弗兰西斯·培根就通过《新大西岛》这本书为当时的人们勾画了一张现代知识社会的宏伟蓝图。时至今日，历经300多年的沉淀与积累，这位伟大的预言家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人类步入了知识社会。在现代知识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为主要驱动力，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进了各个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进步。而这一推动力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变革则是科学的国家化进程，亦被称为国家层面的科学制度化进程。
所谓科学的国家化进程，我们把它定义为科学作为子系统整合于国家系统之中，并形成科学—技术—经济—军事—文化的综合体①。著名科学史学家乔治·萨顿（George Sutton）认为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智的事业，甚至是世界上唯一能看到进步的事业。科学的进步不仅局限于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积累和更新，更是科学获得社会普遍认可之后與其他社会子系统的深入互动和交流。把科学放在社会系统的宏大版图中考察，20世纪50年代之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对社会的作用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可以发现，科学出现的这些最深刻、最明显的变化，均是科学制度化进程上升到国家、甚至是超国家或跨国家的层面后产生的。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梳理科学国家化进程的历史、方式、动因及结果，能理清科学制度化的总体脉络，使公众及社会深刻认识到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的伟大力量。
科学在国家层面制度化发展的历史
17世纪的英国，近代科学革命已初见端倪，科学这种稚嫩的新鲜事物迫切需要国家和社会在精神和物质层面给予支持，培根的《新大西岛》就是在为科学摇旗呐喊。《新大西岛》②中专门构造了一个国家无条件提供各方面支持的、制度化了的科学技术圣殿——所罗门宫。所罗门宫决不会缺少科研资金，有精致的结构和组织，甚至在高空或地下深处都有实验室；在所罗门宫工作的研究员和长老享有崇高的声望，他们致力于科技知识的创造，这些知识最终都用于促进王国全体人民的福祉；所罗门宫还会定期派遣使者周游世界，使者所要“掠夺”的东西不是金银财宝，而是知识；王国还有专门的人员来评估研究员和长老们所生产的知识对于整个王国的价值和作用，并决定是否将其提交给王国加以使用和推广。从科学和国家关系的层面上，《新大西岛》向人们展示了科学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希望普罗大众看到科学可以改善人类的日常生活而支持科学发展，强调了科学的实用性。在这本书的指引下，世界上现存时间最久、最有影响力的学会——皇家学会随之诞生，并开启了英国的科学制度化进程。在英国，科学制度化的初始阶段由皇家学会成员为代表的绅士科学家③来自发完成。直到20世纪中叶，英国的科学发展几乎都是自生自灭的状态，政府并不介入其中。而到了19世纪，法国和德国科学的崛起让英国人开始反思缘何作为科学革命发源地的英国不复昔日辉煌。剑桥大学卢卡斯讲席教授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向政府申请资助用于发明计算机，政府却没有给予他资金支持，这使得他开始思考英国科学的现状。他认为，英国科学之所以衰落，主要原因是英国不像法国和德国那样，从国家政府的层面对本国的科学研究进行系统规划和干预④。
18世纪的法国又让我们看到了科学国家化的另一番图景。在法国，关注科学发展前景的培根式的人物是著名启蒙哲学家安东尼·孔多塞（Antoine de Condorcet）。与培根描述的所罗门宫的君主政体不同的是，孔多塞心中的科学国家化应该是民主政体的形式，他提倡政府支持科学，但更关注在此条件下如何维护科学的自主权。孔多塞的观点让我们看到了与科学的实用性相反的另一种科学和国家的关系——强调国家和社会促进科学知识的产生和科学本身的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科学实际的发展走上了一条迥异于孔多塞构想的道路，以法兰西科学院为代表的法国诸类国立科研机构都在为国家服务，后来这些机构对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贡献远大于这些领域对科学的贡献。
另一个从政府层面推动了科学的制度化进程的国家是德意志帝国。拿破仑战争的惨败促使普鲁士国王发奋图强，普鲁士地区及后来的德意志帝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在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推动下，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大学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科学课程和科学研究首次从宗教和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成立了独立的科学院系，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其次，著名的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现代化学实验室和研究所，更是用化学研究成果带动了德意志染料工业和化肥工业的大力发展，帮助德意志的工业帝国称霸世界。
20世纪之前虽然已经出现了所谓的英国科学、德国科学和法国科学这样的称呼，但事实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没有制定严格的科学发展规划，亦没有对科学研究持续地资助，因此在制度化层面尚不能称为科学的国家化进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国家化进程从20世纪初开始逐步推进，英国和美国是其中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欧洲各国政府和军队意识到“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毒气的使用、武器的精准化等科学成果初步凸显了科学对战争的作用力。1916年，英国正式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科技与工业研究部（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Industrial Research，简称DSIR）。科技与工业研究部在政治架构上没有部长职位，所有决定由内阁大臣和知名科学家来完成，科学研究的投资方向也由科学家来掌握，科学家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也弥补了英国政府长期对纯科学研究的忽视。随后，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等英联邦主要成员国纷纷效仿英国，在本国政府中建立了部长级层面的科学管理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科学在英国政府中的地位急速提升，政府对科技进行集中决策，与战争相关的雷达、武器等科学研究的资助额度大幅增加。 如果说，英国政府对待科学研究的做法会影响英联邦国家；那么，美国政府在国家层面的科学制度化举措则影响了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国政府还认为科学研究活动应该是市场调节的自主活动，而二战期间原子弹的成功使美国政府和公众形成了共识：即使战争结束也应该继续在国家层面大幅资助科学研究。二战后，美国能源部、海军部等机构均不约而同地开始制定详细的政策和资助计划，投资美国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活动。西方其他主要国家也都紧跟美国步伐，在国家层面上大力推进科学发展。同时，二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和苏联作为两个超级大国称霸天下。基于军事争霸的考虑，无论是当时的西方阵营还是苏东阵营，都极其关注军事相關科学领域的研发和应用。
由此，科学在国家层面的地位彻底巩固。当然，二战后也出现了很多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反思，试图减弱各国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但是，纵然存在这些反思，在世界上所有国家，国家层面的科技发展和研发投入都被看作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国家进步的决定性指标。
国家层面科学制度化的发展方式
科学制度化进程启动以来，无论是美、英、法、德这样的欧美国家，还是以日本、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科学国家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进路。
英国作为科学革命的重要发源地，走过了一条艰难的自下而上的道路。皇家学会作为英国科学制度化之始端，开始只是约12名热爱科学活动的英国贵族组成的无形学院，罗伯特·莫雷（Sir Robert Moray）借助私人关系带来了国王的口谕宣布成立皇家学会。此后的200年间，皇家学会虽然是英国最知名和活跃的科学学会，但与社会中的其他行业行会一样没有得到国王的任何资助，只有特许学会拥有发表刊物免检的资格。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的研究发现，宗教、经济、军事等因素的需求共同推进了英国的科学制度化进程大踏步前进⑤。中世纪的宗教圣徒们只是把科学作为神学的婢女，宗教改革后科学的地位直线上升，成为阅读上帝的两大途径之一。当时的清教徒认为要阅读上帝的两本大书：《圣经》和自然。对于能在《圣经》中找到明确答案的问题，人们要相信《圣经》；而对于在《圣经》中没有给出答案的问题，人们则要向大自然求助，并通过科学研究寻找正确的解答，这是上帝给人类的暗示。英国清教宣扬的价值理念：几乎毫无遮掩的功利主义、入世的兴趣、有条理的坚持不懈的活动、彻底的经验主义、自由思考的权力和责任、反传统主义——所有这些都与科学精神和理念相宜⑥。默顿还对17世纪英国科学研究的热区变幻和研究成果数做了系统统计，发现这些科学研究热区与英国采矿业、纺织业、交通运输业和军事发展有直接关系，这些领域的需求和变革促使企业主、大学教授和热衷于科学的贵族们共同推动了科学的进展。这场轰轰烈烈的科学和工业变革中，唯独缺少英国政府的参与。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以巴贝奇为代表的英国社会各界人士均在不遗余力地推动科学的制度化进程，尤其希望科学被纳入国家组织结构中，但这一梦想直到20世纪初才得以实现。一旦科学制度化进程被提升到国家层面，就迅速占据了重要位置，成为同经济、外交等国家部门一样不可或缺的部分。纵观英国的科学制度化所走过的道路，这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化方式表明英国已经具备了科学发展的土壤，人们能够自觉认可科学价值和科学精神，尊重科学的自主性。尽管这种制度化方式历尽波折、遭遇无数坎坷，却根基牢固，科学自身的精神特质、科学的自主性不会因战争、政治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轻易被动摇或取代。
与之相反，法国和德国科学的制度化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完成的。英国皇家学会成立6年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的近臣科尔培尔（Colbert Jean Baptiste）创建了法兰西科学院（Academy of France）。科尔培尔同英国的莫雷同属国王的重臣，但他用与莫雷迥异的方式构建了法国式的科学院。在他的运作下，路易十四国王同意用年金制保障院士的生活，学者们只要取得科学院的一个席位就可以终身衣食无忧⑦，这为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们自由从事纯理论研究解决了后顾之忧。英国皇家学会的管理松散且随意，而法兰西科学院却拥有完善严格的奖励机制和规章制度；皇家学会把培根倡导的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法兰西科学院却将这些理念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逻辑和数学。在英国，哲学的底部是“实验”和“观察”；在法国，科学的顶部是“数学”⑧。在德国，大学率先在组织结构上设置了独立的科学院系，奉行“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的原则、通过“化学实验室”（La boratorium）和“研讨班”（Seminar）形式培养科学家和教师。加之德国大学的文理共存而不是过分专业化的制度，这些要素综合起来，使德国科学体系被公认为19世纪“生产”职业科学家最成功的范式⑨。自上而下的方式可以让一个国家迅速完成科学制度化的硬件构造，在学校里设立科学课程、建立国立科研机构、制定国家层面的科技发展计划等。但是，科学制度化的软件部分，也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理念及科学自主性等，这些扎根于社会文化中的精神种子，因为缺乏培育它们的土壤，在短期内无法茁壮生长。尤其在被迫接受外来文化的亚洲国家，完成软件上的制度化进程更是曲折。
上述两种方式均属科学制度化发展的两个极端状态，观察世界各国的科学制度化进程不难发现，鲜有国家采用纯粹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方式，大部分国家实际上都是两种方式相互结合、互为补充。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历史很短，没有深厚的科学文化基础，更谈不上科学的发源地。美国迟至1865年时，大学或学院都还没有任何科学院系，极少的一些机构尽管提供了教学用的实验室，但教学方式仍依靠讲授式口头问答来进行。美国科学体制的早期改革者们大都是留学欧洲（主要在德国）的青年科学家，回国后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照搬了德国的科学发展模式⑩。但是，这个科技强国又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说服美国政府组建科学研究与发展署（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SRD）成功研制了原子弹，让政府顿悟科学的威力，让政府官员和民众都意识到科学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干预和管理。二战结束后，美国各个政府部门不约而同地汲取曼哈顿计划的成功经验，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把大批政府资金分配给大学及科研院所的科学家从事各类研究。迄今为止，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均效仿美国等科技强国的模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完成了科学在国家层面的制度化进程。 国家层面的科学制度化的动因
希腊时代备受现代科学家的推崇，在于希腊时代的自然哲学家思辨和研究只是为了获取纯粹的知识，成为后世哲学家和科学家们思考哲学的理想国。自那时起，获取知识就成为科学获得大众认可的一个推动力。20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作为现代物理学的两大基本支柱，彻底颠覆了一直被奉为经典的牛顿物理学。没有人会料到，相对论的发现原本只是为了增加人类的知识，竟然在三十多年后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这一事实鼓励国家机构投入巨资支持以求知为目的的科学研究活动，也代表着大规模的国家层面的科学制度化进程正式启动。
与科学制度化的求知动因同时发展的是致用动因，科学的致用功能使得它為得到其合法性而服务于各类利益团体，“科学是神学的婢女”，本质上就是说科学通过服务于宗教在神权统治的年代得以生存。在宗教改革之后的王权统治国家，国王为点缀门面资助科学。后来，科学与社会各个领域找到了契合点并逐步完成了自身的制度化。把科学的制度化聚焦于国家层面，可以发现致用是关键因素。其中，科学与战争和经济的关系最为密切。
战争往往能使科学有机会崭露头角，让政府看到科学的威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突然发现染料、药品以及光学玻璃等日常用品一夜之间全部断货，因为这些日用品都严重依赖德国进口，这促使英国把科技政策的制定管理上升到了政府层面，以期振兴本国的工业；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战争，当属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借助科学的力量直接锁定了二战的胜利，而科学也借助战争彻底巩固了其在政府和社会中的地位，政府对科学开始全面规划和干预。在万尼瓦尔·布什的战后科学发展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的指导下，美国科学基金会、国立卫生研究院等科研资助机构相继成立，持续资助美国的各类基础研究。美国设立奖学金资助全世界的优秀学生到美国攻读博士，这些优秀人才大多留在美国工作，造成了持续至今的世界各国人才外流现象。
和平年代，寻求科学与经济的契合点保证科学得以获得长久的资助。起初，欧美主要国家的经济学家们认为科学对国家经济的贡献是一种线性模式：科学通过技术把成果应用于社会并转化为生产力。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也提倡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更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复杂，科学和技术两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线性模式的解释失去了说服力。基于市场经济的特性，企业只会投资能立刻看到收益的技术，而具有发展潜力的、对社会和人类未来发展有长期贡献的基础研究则应该由政府来承担，这一解释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市场失灵理论。虽然这成为国家投资基础研究的一种经典解释，但却无法说明世界各国缘何对科学研究投入巨额资助，而且资助额度成倍增长。后来，研究者们虽然想从各种进路来解释这一现象，但至今尚未产生公认的理论。目前，世界各国已经把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关系提升到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高度。未来，随着科学的合法性日益巩固，科学的地位还将持续走高。
不同国家的科学制度化历程及其特点
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这些国家的科学总是受到过多关注，现实中，除了这四个国家之外，大部分国家的科学制度化也有其独特特点。这些国家都是科学后发型国家，同时，由于技术、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很多国家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又使不同国家的科学制度化相互影响和依赖。综合上述的各方面因素，我们可以根据世界各国的国家科学制度化的方式和特点作出归纳和区分：
第一类是依赖自然资源先发展技术后推动科学的科学后发型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这些国家利用资源丰富、农业和畜牧业比较发达的优势，迅速扩大生产积累了大量原始财富。为了应对激烈的世界竞争，这类国家的优势产业对于产品的质量要求也不断提高，导致与之相关的农业科学、生态学、地球科学等基础研究的需求上涨、投资加大，最后带动了这些基础研究领域实力的提升。需要注意的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之所以在科学后发型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不仅因为他们曾经作为殖民地照搬了英国的科技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这类国家的文化传统与英国一脉相承，减少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隔阂。即使这些国家后来脱离了殖民地身份，但依然是英联邦的一员，没有技术壁垒阻断他们与科技强国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所以二战后，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层面科学制度化随着相应的技术优势而飞速发展。
第二类是依靠工业基础先发展技术后推动科学的科学后发型国家，如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二战后的日本仍然保留了战前的工业实力，加之美国的扶植政策，使日本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一样，可以不受技术壁垒影响获得英美的先进技术。日本于1970年代在技术领域赶超英国，成为能生产材料、计算机等高精尖产品的技术强国。一些与尖端技术产品密切相关的物理学、化学、电子科学等基础研究学科在20世纪末开始显现优势，更是在21世纪初获得多个诺贝尔奖?。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开始了全面西化，科研体系、教育机构皆效仿西方，西方科学文化也在日本成功移植。日本的科研人员留洋归国之后把近代科学传统和科学精神保留并传承下来。例如，以汤川秀树为代表的日本核物理学家学成回国后以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为据点，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21世纪初连续出现了11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堪称日本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短短百余年时间，日本就蜕变为亚洲第一科技强国。
第三类是缺乏工业技术基础的科学落后国家，集中在南美和南亚地区，巴西、阿根廷、印度和马来西亚是其中的代表。这些国家之前多为殖民地，经济和政治都长期依赖所属国，也建立了与所属国需求相一致的科学学会和科研院所，完成了部分科学制度化。这些国家即使脱离了殖民统治，但依然只是英美等欧洲发达国家的原材料生产地。这些国家的工业基础薄弱，也没有太多与技术需求相关的基础研究领域得到资助。当然，前殖民地的优势也使这些国家的科研人员有机会受到系统的西方科学教育，推动本国科学的发展。很多印度基础科学研究人员都曾在欧洲和美国学习，但这些研究工作与本国的技术领域相脱节，无法形成技术带动科学的联动模式?。同时，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隔阂导致与科学软实力密切相关的科学文化在这些前殖民地国家无法普及和扎根。印度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男女童之间，以及不同种姓之间的受教育程度都差别巨大，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和保持率都较低。一个义务教育都无法普及的国家，自然无法具备科学教育和科学文化的基础。 第四类是技术实力严重不平衡的东欧苏联卫星国。1989年之前，乌克兰、白俄罗斯、捷克、波兰的各方面发展都要依附于苏联的统一指挥和管理。这些国家同苏联一样，在与军事相关的航空航天、核物理等领域有独特的优势，但民用技术严重缺乏，尤其是轻工业领域非常薄弱，所以这些卫星国的技术与基础研究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21世纪以来，这些卫星国完全摈弃以往传统，纷纷要求加入欧盟。在科学领域可以看到，很多东欧小国的国家科学制度化进程是在以OECD和欧盟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和超国家实体的支持下重建的，听从这些国际组织专家的指导，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这又使我们看到了科学制度化的更高层面——超国家或跨国家的科学制度化带给国家制度化层面的影响。但是，这些苏联卫星国同样面临科学文化在本土是否会水土不服的问题，未来是否能成功跻身科技强国尚难预料。
总之，一个国家的科学制度化绝非只是国家的内部事务，其进程深受本国历史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影响。科学制度化在世界各国的完成，均是将核心国家的科学体制、科学理念和文化在边缘国家进行本土化移植，均是边缘国家的科学家在核心国家接受系统科学训练后把科学制度化的必备要素带回本国扩散和传播。上述对不同国家的分类描述不难发现：受殖民地影响，南美、南亚和非洲诸边缘国家的科学发展仍然延续了英国和法国这类核心国家的传统。受意识形态影响，东欧各卫星国也曾持续依赖苏联。而美国作为二战后的超级大国，它的科技政策制定、科技重点和优先发展领域的确定对当今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科技发展均有强大的辐射指导作用。
总结及展望
近代科学产生至今，“科学”一词逐渐被广泛使用，虽然“科学”并没有世界公认的定义，但从认知维度上对科学的理解已经相当成熟和统一。当科学制度化停留在设立学会和在大学中建立独立的科学院系阶段时，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多局限于认知维度的层面。当科学制度化进程在国家层面加速推进时，对科学的普遍理解就从认知维度迅速拓展到了社会维度。虽然马克思早就深刻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科学与国家相遇后，科学才作为一项要素快速与社会其他关键要素全面渗透和融合。可以说，科学的国家化使普罗大众接受并认可了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科学的发展推动了科学制度化进程的演进，而科学在国家层面的制度化又促使我们从社会维度对科学本身的定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我们从科学在国家层面的制度化进程中可以明显发现，相比于宗教、政治的制度化，科学制度化进程在不同国家呈现的状态相似度更高、包容性更强。在任何一个国家，科学的制度化都经历了科学学会的建立、大学中设立独立的科学院系、科学家职业的出现、国家层面的科技政策和科学资助的制定等一系列实际步骤。虽然不同国家的科学发展水平和科学制度化程度都有很大的差距，但在全球范围内均呈现出几个科学实力较强的核心国家带动若干科学实力较弱的边缘国家的状态。同时，科学后发型国家之所以能转变为科技强国，也都归因于近代科学文化、科学精神和科学管理理念在这些国家成功移植。无论是历史上殖民地国家居民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还是当今欧盟对东欧国家的扶植，科学最早收到当地居民的認可，科学的制度化在殖民地国家最容易推广和完成。各个国家的科学制度化拥有高度的一致性，默顿所强调的科学的普遍性在不同国家层面的科学制度化进程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
科学完成国家层面的制度化意味着科学的地位上升到同经济、文化、法律等其他社会要素一样，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制度化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过程让我们看到，这一过程其实是科学从社会中逐步独立，获得认可之后又还原或回归社会的历程。这一过程发展至今，科学、技术与经济已经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创新这一概念。创新的范围扩展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相应地，科学也融入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但是，科学的制度化发展还远未结束，在科学的国家化进程开启的同时，欧洲也启动了跨国和超国家层面的科学制度化进程，这一层面的科学制度化将为我们呈现与国家层面的科学制度化不同的状态，需要学者们以新视角继续探索和研究。
注释
高洁、袁江洋：《科学无国界：欧盟科技体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
[英]弗·培根：《新大西岛》，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绅士科学家：科学革命初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大多是英国的贵族、企业主，科学研究是他们的业余爱好，并非谋生手段，因此被称为绅士科学家。
C. Babbage， Reflections on the Decline of Science in England and on Some of Its Causes， London， 1830.
[英]罗伯特·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0年。
本-大卫、郝刘祥：《清教与现代科学》，《科学文化评论》，2007年第4卷第5期，第37～52页。
[英]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一卷》，周昌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杨庆余：《法兰西科学院：欧洲近代科学建制的典范》，《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年第24卷第6期，第81～87页。
陈光：《略论近代科学的制度化过程》，《自然辩证法研究》，1987年第4期，第40～50页。
[美]V.布什等：《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范岱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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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云其其格、袁江洋：《谱系与传统：从日本诺贝尔奖获奖谱系看一流科学传统的构建》，《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25卷第7期，第57～63页。
Evan Schofer， "The Global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eological Science， 1800 to 199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3， Vol. 68， No. 5，pp. 730-759.
责 编/马冰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