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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心如的人生道路有些奇特。
他的父亲是清朝的一个县官，清廉开明，把儿子都送到日本留学。康心如的兄长康心孚留学期间参加了同盟会，以革命思想影响弟弟们，使康心如立志革命。
1911年，21岁的康心如在日本除了学习，还考察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发展起来的大垄断资本集团，如三菱、三井等大企业，他认为这种大规模实业是民族复兴的开端，年轻的康心如心里顿生“有为者亦若是”的感慨。这种微妙的差别，使其后来从书生革命之路，拐入了实学、实业的道路。
借鸡生蛋
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才几个月，康心如的父亲病逝。康心如回国奔丧，遇到了辛亥革命，他决定放弃出国学习的机会，参加革命。
他和朋友们一起，在成都创办了《公论日报》、《国民公报》等进步报刊，宣传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在兄长的支持下，23岁的康心如又在上海创办了《雅言》杂志，同时兼任了四川浚川银行上海分行经理。
袁世凯倒台后，康心如到北京，跟好友张季鸾一道创办《中华新报》，继续宣传革命，抨击军阀政权，结果报纸被封。他和张季鸾被捕，关了近一年时间。
在监狱期间，长兄康心孚病逝，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压到康心如的身上，使他开始思考兴趣、事业和责任之间的平衡。从此，社会上少了一个革命者、一个报人，但多了一个实业家、社会活动家、金融巨子。
康心如以革命的心思和意志投身“食货”，他的机遇和智慧皆有可观。在父执邓芝如牵线搭桥的过程中，他找到了自己无可取代的位置。邓芝如和美国人合资在四川办银行，在康心如一来二去的沟通中，双方都离不开康心如。结果，邓芝如借资一万二千元给康心如，使康心如成为美丰银行四川分行的股东。
一般人以为，康心如是靠精明进入银行业。他确实善于无中生有，借势做事。康心如借船下海，后来又借美国人的力量除去了邓芝如的势力；再借四川军阀刘湘等人的支持，使美丰银行完全成为中资机构……康心如的名言是：“帝国主义、土匪、鸦片烟和洋水，对美丰券的发行是帮了大忙的。”
当然，他并不是现在所说的“白手套”，邓芝如借他的股本，他还是卖掉家产还上了。康心如善于抓住机会，1926年，“万县惨案”发生，四川发起了排外运动，外国人奉命纷纷撤离，美丰银行准备关门。康心如找到当时的四川王刘湘，刘湘同意组织一个“新财团”，募集资金收购了全部美国人的股本。
当时的四川有句话，“钱帮盘货帮，康心如盘刘湘”，说的就是康心如借势刘湘，以经济控制政治，使政治为经济服务。而刘湘的名言是：“商人没有枪杆的保护，便感到有生命危险，而军人没有洋钱，也就没有饭钱，同样有生命危险。所以，我希望枪杆子与洋钱合作，把市面搞好，彼此都有利。”
“一诺千金”
康心如经营银行似乎没什么奇思妙想，也没什么过人的能力，他的理念就是诚信。但他善于广告自己。
据说他编过一个故事，说重庆的某洋行失火，把洋行所有的财产都烧完了，连保险箱里的几千元美丰银行兑换券也烤成灰，只有残余部分还能勉强认得出兑换券号码，但美丰银行将这些美丰兑换券兑现了。
“美丰兑换券烧成灰也能兑现！”这种说法传开后成了美丰银行极好的广告，以至于美丰兑换券的发行量曾经达到150万元。
1934年，康心如欲建美丰大楼，向市民发放“美丰大楼纪念储金”。一次存入28.38元，10年后连本付息100元。一周之内，美丰银行即收到了22万余元的储蓄金，总共吸纳储金近50万元，相当于营建大楼的全部支出。次年8月，耗资49万余元的美丰银行大楼正式落成剪彩。这在当时是重庆首屈一指的大楼，大大抬高了美丰的美誉。
康心如善结人缘，总能在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把事情办成，同业叫他“泥水匠”。 美丰银行几次遭遇挤兑风潮，总有大生、金盛昌、恒泰丰这三家钱庄前来救驾，这三家钱庄经理的名字要么都有个清字，要么有个卿字，所以有“康心如一气化三清”的说法。
能为人救援，也在于康心如得到朋友的信任。尹登甫回忆说，1944年日本人打独山，贵阳吃紧，有的银行关门就跑了。美丰怎么办？当时贵阳银行的人打电话来请示老总，突然有一天机要股的股长就把尹登甫带到康心如那儿去。那时的尹登甫只是当年进银行工作的职员，康心如从头到脚把尹看了一遍说：“好，这个任务我就交给你了。”
这个任务就是要年轻的尹登甫带三千两黄金，连夜赶到贵阳，以保证贵阳的储户能取到钱逃难。康心如给美银行制订的行规是“一诺千金”，这次国难关头，银行可做可不做，但康心如做了。
康心如经营美丰银行的一大方针是发展实业。当年的重庆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康心如跟大家一起筹建了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这样才把重庆的公用事业搞起来。当时的重庆人说，一开电灯就想到康心如，一打开自来水就想到康心如。
这一功德超乎意料，因为重庆很快就迎来了抗战。1937 年11 月，国民政府主席杨森带上文官和国民政府的大印全部撤到重庆，后来陆续又接收一百多万人，包括大批的难民、伤员。如果这些基础设施没有建设起来，重庆很难成为抗战首都。
在康心如的黄金时期，他的美丰银行在四川投资了八九十家企业，到1950 年停业的时候，还有工矿和公用事业、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信托、文化新闻等五类六十六家企业。人们称他为“康百万”。可以说，康心如实现了他在日本时期的梦想。
1939 年，国民政府成立了重庆临时参议会，蒋介石任命康心如为议长。康心如以临时参议会议长名义正式给蒋介石上书，建议定重庆为陪都。这就是重庆陪都的来历。
他做参议长是尽责的， 只是好景不长。抗战结束，内战爆发，这一次，美丰银行开始走下坡路。他傍军阀，最终被军阀拿枪抢钱；他盘政治，最终也为政治所盘。到大陆易帜，他已经无法玩转美丰，只有宣布停业。
1957 年，周恩来总理途径重庆，特地到重庆市工商联看望康心如。据说周恩来握着康心如的手，久久地看着他，似有万语千言，最后只对他说了一句话：“你老了！”
周的话几乎是一个隐喻，说明康心如这样的“泥水匠”已经不属于新中国。康心如的晚年确是如此，他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只能任时代支配，直到1969 年病逝。
（作者系自由作家，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
他的父亲是清朝的一个县官，清廉开明，把儿子都送到日本留学。康心如的兄长康心孚留学期间参加了同盟会，以革命思想影响弟弟们，使康心如立志革命。
1911年，21岁的康心如在日本除了学习，还考察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发展起来的大垄断资本集团，如三菱、三井等大企业，他认为这种大规模实业是民族复兴的开端，年轻的康心如心里顿生“有为者亦若是”的感慨。这种微妙的差别，使其后来从书生革命之路，拐入了实学、实业的道路。
借鸡生蛋
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才几个月，康心如的父亲病逝。康心如回国奔丧，遇到了辛亥革命，他决定放弃出国学习的机会，参加革命。
他和朋友们一起，在成都创办了《公论日报》、《国民公报》等进步报刊，宣传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在兄长的支持下，23岁的康心如又在上海创办了《雅言》杂志，同时兼任了四川浚川银行上海分行经理。
袁世凯倒台后，康心如到北京，跟好友张季鸾一道创办《中华新报》，继续宣传革命，抨击军阀政权，结果报纸被封。他和张季鸾被捕，关了近一年时间。
在监狱期间，长兄康心孚病逝，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压到康心如的身上，使他开始思考兴趣、事业和责任之间的平衡。从此，社会上少了一个革命者、一个报人，但多了一个实业家、社会活动家、金融巨子。
康心如以革命的心思和意志投身“食货”，他的机遇和智慧皆有可观。在父执邓芝如牵线搭桥的过程中，他找到了自己无可取代的位置。邓芝如和美国人合资在四川办银行，在康心如一来二去的沟通中，双方都离不开康心如。结果，邓芝如借资一万二千元给康心如，使康心如成为美丰银行四川分行的股东。
一般人以为，康心如是靠精明进入银行业。他确实善于无中生有，借势做事。康心如借船下海，后来又借美国人的力量除去了邓芝如的势力；再借四川军阀刘湘等人的支持，使美丰银行完全成为中资机构……康心如的名言是：“帝国主义、土匪、鸦片烟和洋水，对美丰券的发行是帮了大忙的。”
当然，他并不是现在所说的“白手套”，邓芝如借他的股本，他还是卖掉家产还上了。康心如善于抓住机会，1926年，“万县惨案”发生，四川发起了排外运动，外国人奉命纷纷撤离，美丰银行准备关门。康心如找到当时的四川王刘湘，刘湘同意组织一个“新财团”，募集资金收购了全部美国人的股本。
当时的四川有句话，“钱帮盘货帮，康心如盘刘湘”，说的就是康心如借势刘湘，以经济控制政治，使政治为经济服务。而刘湘的名言是：“商人没有枪杆的保护，便感到有生命危险，而军人没有洋钱，也就没有饭钱，同样有生命危险。所以，我希望枪杆子与洋钱合作，把市面搞好，彼此都有利。”
“一诺千金”
康心如经营银行似乎没什么奇思妙想，也没什么过人的能力，他的理念就是诚信。但他善于广告自己。
据说他编过一个故事，说重庆的某洋行失火，把洋行所有的财产都烧完了，连保险箱里的几千元美丰银行兑换券也烤成灰，只有残余部分还能勉强认得出兑换券号码，但美丰银行将这些美丰兑换券兑现了。
“美丰兑换券烧成灰也能兑现！”这种说法传开后成了美丰银行极好的广告，以至于美丰兑换券的发行量曾经达到150万元。
1934年，康心如欲建美丰大楼，向市民发放“美丰大楼纪念储金”。一次存入28.38元，10年后连本付息100元。一周之内，美丰银行即收到了22万余元的储蓄金，总共吸纳储金近50万元，相当于营建大楼的全部支出。次年8月，耗资49万余元的美丰银行大楼正式落成剪彩。这在当时是重庆首屈一指的大楼，大大抬高了美丰的美誉。
康心如善结人缘，总能在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把事情办成，同业叫他“泥水匠”。 美丰银行几次遭遇挤兑风潮，总有大生、金盛昌、恒泰丰这三家钱庄前来救驾，这三家钱庄经理的名字要么都有个清字，要么有个卿字，所以有“康心如一气化三清”的说法。
能为人救援，也在于康心如得到朋友的信任。尹登甫回忆说，1944年日本人打独山，贵阳吃紧，有的银行关门就跑了。美丰怎么办？当时贵阳银行的人打电话来请示老总，突然有一天机要股的股长就把尹登甫带到康心如那儿去。那时的尹登甫只是当年进银行工作的职员，康心如从头到脚把尹看了一遍说：“好，这个任务我就交给你了。”
这个任务就是要年轻的尹登甫带三千两黄金，连夜赶到贵阳，以保证贵阳的储户能取到钱逃难。康心如给美银行制订的行规是“一诺千金”，这次国难关头，银行可做可不做，但康心如做了。
康心如经营美丰银行的一大方针是发展实业。当年的重庆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康心如跟大家一起筹建了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这样才把重庆的公用事业搞起来。当时的重庆人说，一开电灯就想到康心如，一打开自来水就想到康心如。
这一功德超乎意料，因为重庆很快就迎来了抗战。1937 年11 月，国民政府主席杨森带上文官和国民政府的大印全部撤到重庆，后来陆续又接收一百多万人，包括大批的难民、伤员。如果这些基础设施没有建设起来，重庆很难成为抗战首都。
在康心如的黄金时期，他的美丰银行在四川投资了八九十家企业，到1950 年停业的时候，还有工矿和公用事业、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信托、文化新闻等五类六十六家企业。人们称他为“康百万”。可以说，康心如实现了他在日本时期的梦想。
1939 年，国民政府成立了重庆临时参议会，蒋介石任命康心如为议长。康心如以临时参议会议长名义正式给蒋介石上书，建议定重庆为陪都。这就是重庆陪都的来历。
他做参议长是尽责的， 只是好景不长。抗战结束，内战爆发，这一次，美丰银行开始走下坡路。他傍军阀，最终被军阀拿枪抢钱；他盘政治，最终也为政治所盘。到大陆易帜，他已经无法玩转美丰，只有宣布停业。
1957 年，周恩来总理途径重庆，特地到重庆市工商联看望康心如。据说周恩来握着康心如的手，久久地看着他，似有万语千言，最后只对他说了一句话：“你老了！”
周的话几乎是一个隐喻，说明康心如这样的“泥水匠”已经不属于新中国。康心如的晚年确是如此，他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只能任时代支配，直到1969 年病逝。
（作者系自由作家，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