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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的明与暗,笔墨的浓与淡,画师款款几笔便能勾勒出神态各异、惟妙惟肖的人物肖像,这种细致入微的具象描绘给人带来的视觉冲击无疑是最直观的。音乐虽然看似抽象,没有具象的肖像描绘,但它却有着肖像的意识形态和灵魂。
在漫漫的音乐历史长河中,并不是每位作曲家都可以将音乐作为自己的肖像。而二十世纪的法国作曲家普朗克就是一位将自己写入音乐,并通过音乐表现自己的作曲家。
普朗克青年时代父母双亡,后来他唯一挚爱的妻子不幸离世,身边的朋友也纷纷因意外或疾病逝世,可以说不幸追随着普朗克的一生。“经历”了种种死亡的普朗克开始在信仰间徘徊。1936年,他恢复了天主教信仰,之后创作了大量的宗教作品。
《圣母悼歌》创作于1950年,是普朗克为纪念因车祸而逝世的画家好友克里斯蒂安·贝拉德(Christian Bérard)、根据同名宗教题材创作的合唱作品。原诗歌有二十个诗节,普朗克将其融入到了音乐的十二个乐章中。其中,第一、第六和第十二乐章运用了相同的主题构思,以这三个乐章作为循环点,将十二个乐章分为了两个部分,前六个乐章与后六个乐章在速度与节拍上相互呼应,由此形成了主题动机不断循环的效果。
在普朗克信仰的天主教中,“死亡”是现世生命的结束,但也永恒生命的开始。人死并非如灯灭,死亡并非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的转变,生命依然延续。普朗克在《圣母悼歌》中,将这种观念以结构的形式呈现出来,赋予主题动机以双重含义,既象征着受难,也象征着复活,象征着生命的永无止境。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普朗克的大多数作品中很难感受到悲观色彩的原因。
法国音乐评论家克劳德·罗斯丹(Claude Rostand)认为普朗克的音乐中交织着世俗与宗教两种灵感来源,“时而是僧侣,时而是顽皮的孩子”。
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塑造了一个滑稽天真的普朗克,所以普朗克的早期音乐令我们感受到的是诙谐幽默的“孩子”。到了青年时代,父母双亡、朋友离世等种种经历渐渐褪去了这个不谙世事的青年身上的稚嫩,普朗克的音乐风格逐渐转向严肃深沉的宗教音樂,似“僧侣”一般,音乐中常常有着强烈的情感对比。不过,普朗克心中那个古灵精怪的“孩子”并未被生活的压力完全抹去,它一直在与社会环境下塑造的“僧侣”做斗争,这种矛盾感在普朗克的晚期作品中尤为强烈。苏联音乐家阿列可谢耶夫说,普朗克的音乐“仿佛极欲告诉听者,人生是一种离奇古怪的光明与黑暗的结合,这两种成分缺一则不复存在,一度存在的欢乐幸福终归要被忧伤不幸涤去”。“僧侣”与“孩子”两个人物形象的双重叠合可以说是普朗克性格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其作品风格的高度概括,他本人曾说过“我的音乐即我的肖像”。
在《圣母悼歌》中,两个人物形象性格间的矛盾以具有双重性、叠合性的音乐语汇,多调性、复合和弦等在原有调性和弦基础上叠加不同调性和弦的方式呈现。普朗克运用二十世纪的音乐语汇,将歌唱性的旋律与不协和的半音连接相结合。同主音大小调频繁转换,是普朗克心中两个人物形象的矛盾对比,仿佛在两者间不断徘徊。即使整个乐章都在调性的动荡与不安中度过,但作品最终仍然回归到了调性的主和弦上。一切都在建立,一切又都在规避与破坏,就像普朗克一样,既在塑造社会下的“僧侣”,又被自己内心的“孩子”所冲破,普朗克成为了“僧侣”与“孩子”这两个看似格格不入的形象的统一体,他们纠缠在一起,这就是普朗克和他的音乐。
《圣母悼歌》这首诗歌在罗马天主教会礼拜仪式中保留至今。诗歌内容是圣母玛丽亚在十字架下为圣子耶稣的受难哀悼,为耶稣的受难而歌。圣母的这种痛苦激起了普朗克内心对于朋友意外逝世的悲伤,于是他选择了《圣母悼歌》为题材创作了这部宗教合唱作品来纪念他的朋友。
古往今来,以《圣母悼歌》为题材创作的音乐作品不在少数,最早可以追溯至巴洛克时期,甚至更早。那时,作曲家更多地是为教会而作,为仪式而歌,其目的是让众教徒感受到耶稣的无私伟大和圣母的慈爱痛苦。而普朗克的《圣母悼歌》不同,其不同除了体现在音乐的特征上,如半音化进行、调性手法的多样性、和弦材料的复合性以及在功能进行上的“没有调性”、避免主属的存在等,更多的是体现在其意义上。事实上,普朗克的《圣母悼歌》是借用圣母哀悼圣子的痛苦,来表达自己对于朋友车祸逝世的痛苦,更是为自己而歌。同时,十二个乐章串联起来,更像是他对自己一生的的总结,对生命的脆弱和人生意义的思考。
在二十世纪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挖掘各种新音响、新音色的情况下,普朗克却并不为时代所动。他的音乐是自己的一面镜子,能映出外貌肖像,更能映出普朗克的内心。
在漫漫的音乐历史长河中,并不是每位作曲家都可以将音乐作为自己的肖像。而二十世纪的法国作曲家普朗克就是一位将自己写入音乐,并通过音乐表现自己的作曲家。
死亡是永恒生命的开始
普朗克青年时代父母双亡,后来他唯一挚爱的妻子不幸离世,身边的朋友也纷纷因意外或疾病逝世,可以说不幸追随着普朗克的一生。“经历”了种种死亡的普朗克开始在信仰间徘徊。1936年,他恢复了天主教信仰,之后创作了大量的宗教作品。
《圣母悼歌》创作于1950年,是普朗克为纪念因车祸而逝世的画家好友克里斯蒂安·贝拉德(Christian Bérard)、根据同名宗教题材创作的合唱作品。原诗歌有二十个诗节,普朗克将其融入到了音乐的十二个乐章中。其中,第一、第六和第十二乐章运用了相同的主题构思,以这三个乐章作为循环点,将十二个乐章分为了两个部分,前六个乐章与后六个乐章在速度与节拍上相互呼应,由此形成了主题动机不断循环的效果。
在普朗克信仰的天主教中,“死亡”是现世生命的结束,但也永恒生命的开始。人死并非如灯灭,死亡并非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的转变,生命依然延续。普朗克在《圣母悼歌》中,将这种观念以结构的形式呈现出来,赋予主题动机以双重含义,既象征着受难,也象征着复活,象征着生命的永无止境。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普朗克的大多数作品中很难感受到悲观色彩的原因。
“僧侣”与“孩子”
法国音乐评论家克劳德·罗斯丹(Claude Rostand)认为普朗克的音乐中交织着世俗与宗教两种灵感来源,“时而是僧侣,时而是顽皮的孩子”。
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塑造了一个滑稽天真的普朗克,所以普朗克的早期音乐令我们感受到的是诙谐幽默的“孩子”。到了青年时代,父母双亡、朋友离世等种种经历渐渐褪去了这个不谙世事的青年身上的稚嫩,普朗克的音乐风格逐渐转向严肃深沉的宗教音樂,似“僧侣”一般,音乐中常常有着强烈的情感对比。不过,普朗克心中那个古灵精怪的“孩子”并未被生活的压力完全抹去,它一直在与社会环境下塑造的“僧侣”做斗争,这种矛盾感在普朗克的晚期作品中尤为强烈。苏联音乐家阿列可谢耶夫说,普朗克的音乐“仿佛极欲告诉听者,人生是一种离奇古怪的光明与黑暗的结合,这两种成分缺一则不复存在,一度存在的欢乐幸福终归要被忧伤不幸涤去”。“僧侣”与“孩子”两个人物形象的双重叠合可以说是普朗克性格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其作品风格的高度概括,他本人曾说过“我的音乐即我的肖像”。
在《圣母悼歌》中,两个人物形象性格间的矛盾以具有双重性、叠合性的音乐语汇,多调性、复合和弦等在原有调性和弦基础上叠加不同调性和弦的方式呈现。普朗克运用二十世纪的音乐语汇,将歌唱性的旋律与不协和的半音连接相结合。同主音大小调频繁转换,是普朗克心中两个人物形象的矛盾对比,仿佛在两者间不断徘徊。即使整个乐章都在调性的动荡与不安中度过,但作品最终仍然回归到了调性的主和弦上。一切都在建立,一切又都在规避与破坏,就像普朗克一样,既在塑造社会下的“僧侣”,又被自己内心的“孩子”所冲破,普朗克成为了“僧侣”与“孩子”这两个看似格格不入的形象的统一体,他们纠缠在一起,这就是普朗克和他的音乐。
为谁而歌?
《圣母悼歌》这首诗歌在罗马天主教会礼拜仪式中保留至今。诗歌内容是圣母玛丽亚在十字架下为圣子耶稣的受难哀悼,为耶稣的受难而歌。圣母的这种痛苦激起了普朗克内心对于朋友意外逝世的悲伤,于是他选择了《圣母悼歌》为题材创作了这部宗教合唱作品来纪念他的朋友。
古往今来,以《圣母悼歌》为题材创作的音乐作品不在少数,最早可以追溯至巴洛克时期,甚至更早。那时,作曲家更多地是为教会而作,为仪式而歌,其目的是让众教徒感受到耶稣的无私伟大和圣母的慈爱痛苦。而普朗克的《圣母悼歌》不同,其不同除了体现在音乐的特征上,如半音化进行、调性手法的多样性、和弦材料的复合性以及在功能进行上的“没有调性”、避免主属的存在等,更多的是体现在其意义上。事实上,普朗克的《圣母悼歌》是借用圣母哀悼圣子的痛苦,来表达自己对于朋友车祸逝世的痛苦,更是为自己而歌。同时,十二个乐章串联起来,更像是他对自己一生的的总结,对生命的脆弱和人生意义的思考。
在二十世纪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挖掘各种新音响、新音色的情况下,普朗克却并不为时代所动。他的音乐是自己的一面镜子,能映出外貌肖像,更能映出普朗克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