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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莫纳·贝克（Mona Baker）叙事理论为观照，从叙事时间、叙事素材、因果情节以及关联性重构四个核心特征入手，探明少数民族书写范例《瓦氏夫人》所经历的叙事重构过程，以及如何在现代语境中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价值，推动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
【关键词】 《瓦氏夫人》;叙事重构 ;少数民族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4-0032-03
基金项目： 现代化与世界性：广西少数民族书写的叙事重构（项目编号：XYCSR2020029）。
一、引言
瓦氏夫人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被史料真实记载的少数民族抗倭女英雄，明嘉靖三十四年，56岁的瓦氏带领壮族俍兵出征江浙抗击倭寇，最后抗倭成功。这位奇女子的英勇事迹在壮族百姓心中留下印记的同时也给广西少数民族书写留下难以抗拒的魅力。据现有资料表明，“文革”之后关于瓦氏夫人的史实研究工作正式拉开帷幕，1963年，黄现藩先生发表了第一篇系统论述瓦氏事迹的文章《壮族女杰瓦氏领兵征倭》，之后不断有学者加入收集瓦氏史料的研究工作中。同时以瓦氏夫人为中心的叙事创作也应运而生，如历史壮剧、广播剧、皮影戏、连环画、书籍、电视剧以及微电影等，体裁丰富多样，足以证明瓦氏夫人受欢迎程度之高。按莫纳·贝克（Mona Baker）的观点来看，瓦氏夫人形象逐步成为广西少数民族叙事典范的这一过程正符合其叙事理念，既叙事生成并不局限于文本素材，还可以通过其他媒介形式。[1]29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开始思考现代语境下瓦氏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叙事重构，又如何传播了少数民族文化价值。
二、重构的叙事时间
叙事学中任何一部作品都存在两种时间概念，一是故事时间，既所述事件发生所需的实际时间。二是叙事时间，又称为话语时间，指的是用于叙述事件的时间。[2]112申丹认为叙事时间与作者创作意图、文本篇幅以及读者阅读速度息息相关，因此更为灵活。而Baker同样在其叙事理念中提到，她认为叙事文本有自身的时间格局，各种叙事元素在此格局中均按一定顺序排列，顺序不同从而产生的叙事意义也会有所不同。对文本叙事时间进行重构，换言之就是在确保故事完整的前提下对叙事时间的顺序进行巧妙改动，这一过程既可看作文学艺术再创造的过程，也能让作品价值得到进一步提升。瓦氏夫人的史实曾被作家黄佩华先生于1994年改编成了小说《抗倭女杰瓦氏夫人》（下文简称《瓦氏》），其中就包含了明显的叙事时间重构现象。
作家在创作《瓦氏》时打破传统小说叙事模式，即单纯依据故事自然发展的时间顺序进行叙事的模式，有意拉开了两种时间之间的距离。也就是说，小说中的时间不再以线性方式存在，各章节之间失去了连贯的叙事顺序，故事情节似乎也相对独立，尽管如此，这些部分最终还是能有机结合成一部完整的作品。从作者对目录的编排设计上就能直观地看到小说叙事时间的独特之处：整部作品被分成A、B两大部分，A部分以“倭乱”开头，重点讲述瓦氏夫人带领俍兵奋勇抗倭的全过程;B部分则以“少女”开头讲述了瓦氏从小到大的人生历程。进而，两大部分内还细分出了A1、A2、A3、A4、A5以及B1、B2、B3、B4、B5等十个章节，各章节都有专属标题且分别对应瓦氏人生阶段中的某一特定时刻。单纯就故事主体而言，A、B所述内容始终与瓦氏夫人密切相关，但作者却以 “A1-B1-A2-B2”这样相互穿插交叠的方式打乱了时间顺序，呈现出跳跃性的叙事时间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时序错乱之感，最大原因可能在于作者给每一章节都特意标注了具体日期，以便读者明确叙事顺序。
上述例子证明从史料改编成文学作品的过程中，瓦氏夫人的确经历了一次叙事重构。黄佩华先生在楔子部分也曾指出该作品仅为一部8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对完整展现瓦氏夫人的形象而言还是篇幅有限。因此他必须抓住最能体现人物个性和形象的典型事件进行叙述。于是他在整部作品中着重围绕“治理田州”和“抗倭”这两个关键词进行叙事，并采用了自己最擅长的板块叙事结构艺术对文本的叙事时间进行了跳跃性的重构。这样一来不仅更直观地让读者了解瓦氏的形象，更打破了读者原有期待视野，提高读者对文本的专注。
三、选择性的叙事素材
叙事素材是经翻阅史料或实地考察后得到的具有一定文学创作价值的原始材料，例如传说、民谣以及民俗传统文化等。叙事素材与叙事文本之间的关系如同机器零件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前者是构成后者的基础，每一叙事素材的选择采用及其顺序安排最终都会影响文本呈现出来的效果。在Baker看来，历经重构的作品对叙事素材的处理尤为明显，因为这些材料必须按照一定的取舍评判标准进行构建。[1]76由此得知，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价值评判标准下，书写者都会对叙事素材进行一番精挑细选，其目的是为确保改编的文本既能呈现一定艺术效果又能满足当下的语境需求。对此本文参照2006年《瓦氏夫人》历史壮剧及2007年梁越先生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剧本，比较不同语境需求下的瓦氏夫人叙事经过了怎样的选择性采用。
在壯剧中因受舞台布景以及表演时间的限制，书写者只能在紧凑的故事情节中穿插相关叙事素材。首先，通过演员服饰传达出关键信息：瓦氏夫人扮演者身穿白袍出场，而其他壮族女子一律黑衣，男兵们则上身赤裸下身黑裤。这一细节一是向观众表明当时壮族只有土司才有资格穿白衣的管理制度，二是展示壮族传统习俗中以黑为美的审美文化，在壮人看来黑色是生命力的象征，它代表着孕育万物的肥沃土地。因此他们不仅偏爱黑色服饰，就连肤色也以黑为美。其次，安排壮族女俍兵与江浙汉族女子相互对歌的场景，该环节着重突出壮族妇女与汉族女子的不同，壮家女子生来热情奔放，大胆勇猛，她们不仅擅长耕织还能与男子一样出征打仗。瓦氏夫人更是女中豪杰，从小跟随父亲练武，双刀玩得游刃有余，足以体现壮族妇女与男人一样拥有平等地位的文化观念。此外壮人天性洒脱，他们血液里不光流动着对国家的忠孝之情，同时还有对生命的热爱之情，于是在整部剧中还有意安排了出征前载歌载舞，双双成婚的一幕。 而2007年电视连续剧剧本在编写过程中因脱离舞台和时间的限制因素，所以对叙事素材的采用更为饱满丰富。梁越先生本是壮籍编剧，他曾在采访时提到自己对剧本的两大要求：一是每个场景、每段民俗、每个人物、事件都要有根有据，二是确保剧本的艺术性、历史性以及学术性都能得到较好的统一。在此基础上，他梳理了近年来对瓦氏夫人的研究成果，从中挑选出最具代表性并为众多学者及当地百姓认可的叙事素材，以确保剧本在使用这些素材时既贴合壮族传统文化又最大化的还原瓦氏真实的人生历程。其中典型的民俗传统素材采用比如剧情开头出现的敢壮山歌圩活动，敢壮山是现实生活中壮族最大的祭祀圣地，每年三月初七，桂西一带的壮人都会在此举行大型的歌圩活动，届时无论男女老少，贫贱富贵，大家会聚集在一起通宵达旦的敲铜鼓、唱山歌，可见壮族人民受歌圩文化影响之深。此外剧中还多次提到了壮族信仰的花神、各土司部落的图腾以及出征前向断事祖娘岩献祭牛血等独具特色的民俗传统，同时编者还引用了一些口头传说，比如剧本二十一集出现的“长奶夫人”传说。该传说原以敌方安南寇的视角为主，编撰了瓦氏夫人身背幼孙，一边喂奶一边奋勇杀敌的故事。但既然是口头传说，难免与文献记载的史实有所出入，为了使剧本的艺术性和真实性相统一，编者对其进行了叙事重构，并以瓦氏之口反驳了传说中被夸大的部分，“真会胡编！我阿花只会冲锋陷阵，哪会喂奶？这些安南寇，下次和他们交手，一定要抓个官大一点的俘虏，让他看看我阿花夫人的模样，再给我放回去传话！”
上述例子表明书写者的确会根据不同书写情境和标准选择叙事素材，实际上无论采用史实、传说还是传统习俗，其目的都是在于更好地服务于叙事文本，从中获得独特的文学价值。
四、重构的因果情节
Baker曾概括出叙事的四大核心特征，分别是时间性、关联性、因果情节设置以及选择性采用。其中对于因果情节设置这一特征，她认为因果情节设置是整个叙事构成过程中最重要的特点，因为它可以巧妙权衡事件以及包括人物在内的各种叙事元素，从而赋予叙事不同的意义。[1]90我们知道，情节是推动叙事发展的动因，其基本构成要素来自作品中的人物关系以及一系列与人物有关的事件，同时情节还与因果息息相关，按孙绍振先生所提出“情节因果律”来看，情节的构成必然要有原因和结果在方向上的背离，如果没有因果反向，也就没有情节。[3]476因此，在完整叙事过程当中书写者要对因果情节设置足够重视，尤其是在叙事重构时，一旦出现稍加改动就会造成因果两极分化的情况，就要及时对叙事元素进行调整和权衡，以确保情节发展顺利进行。因此在这一部分里笔者主要围绕瓦氏夫人小说、戏剧以及电视剧的叙事重构，重点比较岑猛和莫古这两位关键人物以及他们与瓦氏夫人之间的关系经过了怎样的因果情节设置。
首先，小说中的瓦氏与岑猛为夫妻关系。两人结婚初期感情良好，后来瓦氏遭人陷害，两人感情由此产生间隙。岑猛野心很大且用人良莠不分，直到后來被朝廷下令追杀。在岑猛走投无路时，她冷静地带岑猛逃往自己的娘家，回乡后由瓦氏的父亲岑璋用计哄骗岑猛喝下毒酒，割其头颅。后来田州动乱，为了稳定局面，瓦氏联手岑猛的亲信卢苏扶持其孙岑芝上任。至于为什么瓦氏后来会选择重振田州的原因，作者早就在之前的情节当中埋下伏笔：瓦氏嫁给岑猛之后并不像其他妾室一样只顾生儿育女，而是与岑猛一起前往军营，与俍兵一同训练，这样一来不仅使她在俍兵中获得一定威望，同时也让其了解到更多治理军务的知识，可见在瓦氏心中一直都有治理田州的政治抱负。而电视剧中作者对岑猛之死的情节有所改动，剧中岑猛与瓦氏感情深厚，为不拖累瓦氏，他不得已废除瓦氏名分，背地里却将田州托付给了瓦氏，岑猛虽然生性莽撞，但对瓦氏是百分之百的信任。同时他在电视剧中不是被岳父岑璋设计暗杀，而是自己主动饮下毒酒，岑璋眼睁睁看着岑猛无奈冤死，表现出极大的不舍，甚至还想与岑猛一同赴死。明显在这一情节中，电视剧与小说就已经出现了差异。
至于莫古，则是历史壮剧中出现的人物。这一人物原型在瓦氏夫人史料中没有记载，在小说和电视剧中也毫无踪影。但观众从莫古身上似乎看到了岑猛的影子。壮剧中莫古是瓦氏夫人身边的大将，他武功高强但性格与岑猛一样暴躁。他与瓦氏夫人虽不是夫妻，但彼此早已心灵相惜，是瓦氏夫人默认的灵魂伴侣。后来在抗倭途中莫古为顾全大局，自刎江边，瓦氏夫人得知莫古死后，伤心欲绝，身披嫁衣与装着莫古头颅的盒子成亲。很明显，这些具有想象力的戏剧情节是书写者在史实基础之上为追求一定艺术效果才创作出来的产物，虽然与瓦氏夫人的史实存在一定差距，但也正因为书写者巧妙的情节设置让我们看到了壮族文化中对待爱情无比忠贞的一面。
由此可见，瓦氏夫人的故事情节在不同体裁中均有过一定的改动，就像上文列举到的岑猛之死这一情节，从史实角度来说，岑猛之死为因，瓦氏接手管理田州为果，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岑猛究竟是怎样死的无从定论，瓦氏接管田州到底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还是为了完成岑猛的嘱托也一直引起研究者的争论。这就给书写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维度，也给其提供了更大的创作空间，随后在戏剧中诞生莫古这一形象更是最好的证明。因此我们得知在不同书写者笔下，因果情节设置的不同会让瓦氏夫人的叙事文本产生不同的意义。
五、关联性重构
在《翻译与冲突》一书中，Baker对“叙事”的定义与文学中的“叙事”定义有所不同，她的“叙事”概念建立在社会学与交际学的基础之上，重在强调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们不应该根据民族、地域来划清彼此界限，反而需要通过各种叙事形式去理解世界的本质。叙事具有关联性，即使不同的叙事文本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语境，人们对叙事的理解也必然会和文化背景相互关联。[1]61正因为读者无法摆脱种种限制性因素的干预，所以对理解叙事文本时难免会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要想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则必须进行关联性重构，对少数民族叙事更是如此，众所周知，少数民族叙事包含了很多本民族独有的文化因素，加上年代久远或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读者在理解叙事文本时本身会面临较大困难，因此尤为需要关联性重构才能为更多读者理解接受。 以瓦氏夫人为例，首先从作品角度来说，一部少数民族叙事经典势必要跟随不断变化的叙事形式做出相应改变，才能在现代语境中延续下去。形式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唤醒民族叙事内在生命力的手段。瓦氏夫人的历史故事发生在明末，对现在读者来说距离甚远，如果没有被重构成文学作品或剧本，那么这样的民族叙事就会一步步淡出读者视野。其次，从书写者的角度来说，关联性重构就是要求书写者们想尽办法结合现代语境进行叙事创作，目的是为了解决读者在语言、文化和背景方面可能导致的理解层面上的问题。此外，之所以选择黄佩华或梁越这样的壮籍作家进行叙事重构，一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接触壮文化，在壮汉文化差异的理解上比其他作家更具优势，二是因为，他们对瓦氏夫人叙事重构实际上也是属于重建本民族文化自信的过程，按照苏珊的说法就是“从母体文化中得到滋养和力量，帮助族人治疗现代文明病，重建文化自信。”[4] 39-45最后，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角度来说，关联性重构能使少数民族文化更好地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瓦氏夫人爱国与忠贞的精神品质不仅是壮民族独有的，更是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中提倡的。以此为纽带，少数民族叙事的内在文化精神就更容易被接受和传播。
六、總结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了解到瓦氏夫人在现代语境中的确经历了叙事重构，且随着叙事形式的不断更新呈现出更积极、更贴合现代语境的发展趋势。叙事重构对少数民族书写的价值在于：一方面重建本民族文化自信，让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语境中永远保持活力;一方面使更多人重视到少数民族叙事在民族文化向世界传播过程中所展现的日益重要的地位。虽然《瓦氏夫人》仅是少数民族叙事典范中的一例，但却让我们得知还有更多的民族叙事等待着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而少数民族书写叙事重构也会在“走出去”的文化发展战略下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英）Mona Baker.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M].赵文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申丹，王亚丽.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孙绍振.文学创作论[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
[4]苏珊.重构传统：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选择[J].当代作家评论，2019，（5）.
作者简介：
赖婕，女，瑶族，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
【关键词】 《瓦氏夫人》;叙事重构 ;少数民族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4-0032-03
基金项目： 现代化与世界性：广西少数民族书写的叙事重构（项目编号：XYCSR2020029）。
一、引言
瓦氏夫人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被史料真实记载的少数民族抗倭女英雄，明嘉靖三十四年，56岁的瓦氏带领壮族俍兵出征江浙抗击倭寇，最后抗倭成功。这位奇女子的英勇事迹在壮族百姓心中留下印记的同时也给广西少数民族书写留下难以抗拒的魅力。据现有资料表明，“文革”之后关于瓦氏夫人的史实研究工作正式拉开帷幕，1963年，黄现藩先生发表了第一篇系统论述瓦氏事迹的文章《壮族女杰瓦氏领兵征倭》，之后不断有学者加入收集瓦氏史料的研究工作中。同时以瓦氏夫人为中心的叙事创作也应运而生，如历史壮剧、广播剧、皮影戏、连环画、书籍、电视剧以及微电影等，体裁丰富多样，足以证明瓦氏夫人受欢迎程度之高。按莫纳·贝克（Mona Baker）的观点来看，瓦氏夫人形象逐步成为广西少数民族叙事典范的这一过程正符合其叙事理念，既叙事生成并不局限于文本素材，还可以通过其他媒介形式。[1]29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开始思考现代语境下瓦氏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叙事重构，又如何传播了少数民族文化价值。
二、重构的叙事时间
叙事学中任何一部作品都存在两种时间概念，一是故事时间，既所述事件发生所需的实际时间。二是叙事时间，又称为话语时间，指的是用于叙述事件的时间。[2]112申丹认为叙事时间与作者创作意图、文本篇幅以及读者阅读速度息息相关，因此更为灵活。而Baker同样在其叙事理念中提到，她认为叙事文本有自身的时间格局，各种叙事元素在此格局中均按一定顺序排列，顺序不同从而产生的叙事意义也会有所不同。对文本叙事时间进行重构，换言之就是在确保故事完整的前提下对叙事时间的顺序进行巧妙改动，这一过程既可看作文学艺术再创造的过程，也能让作品价值得到进一步提升。瓦氏夫人的史实曾被作家黄佩华先生于1994年改编成了小说《抗倭女杰瓦氏夫人》（下文简称《瓦氏》），其中就包含了明显的叙事时间重构现象。
作家在创作《瓦氏》时打破传统小说叙事模式，即单纯依据故事自然发展的时间顺序进行叙事的模式，有意拉开了两种时间之间的距离。也就是说，小说中的时间不再以线性方式存在，各章节之间失去了连贯的叙事顺序，故事情节似乎也相对独立，尽管如此，这些部分最终还是能有机结合成一部完整的作品。从作者对目录的编排设计上就能直观地看到小说叙事时间的独特之处：整部作品被分成A、B两大部分，A部分以“倭乱”开头，重点讲述瓦氏夫人带领俍兵奋勇抗倭的全过程;B部分则以“少女”开头讲述了瓦氏从小到大的人生历程。进而，两大部分内还细分出了A1、A2、A3、A4、A5以及B1、B2、B3、B4、B5等十个章节，各章节都有专属标题且分别对应瓦氏人生阶段中的某一特定时刻。单纯就故事主体而言，A、B所述内容始终与瓦氏夫人密切相关，但作者却以 “A1-B1-A2-B2”这样相互穿插交叠的方式打乱了时间顺序，呈现出跳跃性的叙事时间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时序错乱之感，最大原因可能在于作者给每一章节都特意标注了具体日期，以便读者明确叙事顺序。
上述例子证明从史料改编成文学作品的过程中，瓦氏夫人的确经历了一次叙事重构。黄佩华先生在楔子部分也曾指出该作品仅为一部8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对完整展现瓦氏夫人的形象而言还是篇幅有限。因此他必须抓住最能体现人物个性和形象的典型事件进行叙述。于是他在整部作品中着重围绕“治理田州”和“抗倭”这两个关键词进行叙事，并采用了自己最擅长的板块叙事结构艺术对文本的叙事时间进行了跳跃性的重构。这样一来不仅更直观地让读者了解瓦氏的形象，更打破了读者原有期待视野，提高读者对文本的专注。
三、选择性的叙事素材
叙事素材是经翻阅史料或实地考察后得到的具有一定文学创作价值的原始材料，例如传说、民谣以及民俗传统文化等。叙事素材与叙事文本之间的关系如同机器零件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前者是构成后者的基础，每一叙事素材的选择采用及其顺序安排最终都会影响文本呈现出来的效果。在Baker看来，历经重构的作品对叙事素材的处理尤为明显，因为这些材料必须按照一定的取舍评判标准进行构建。[1]76由此得知，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价值评判标准下，书写者都会对叙事素材进行一番精挑细选，其目的是为确保改编的文本既能呈现一定艺术效果又能满足当下的语境需求。对此本文参照2006年《瓦氏夫人》历史壮剧及2007年梁越先生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剧本，比较不同语境需求下的瓦氏夫人叙事经过了怎样的选择性采用。
在壯剧中因受舞台布景以及表演时间的限制，书写者只能在紧凑的故事情节中穿插相关叙事素材。首先，通过演员服饰传达出关键信息：瓦氏夫人扮演者身穿白袍出场，而其他壮族女子一律黑衣，男兵们则上身赤裸下身黑裤。这一细节一是向观众表明当时壮族只有土司才有资格穿白衣的管理制度，二是展示壮族传统习俗中以黑为美的审美文化，在壮人看来黑色是生命力的象征，它代表着孕育万物的肥沃土地。因此他们不仅偏爱黑色服饰，就连肤色也以黑为美。其次，安排壮族女俍兵与江浙汉族女子相互对歌的场景，该环节着重突出壮族妇女与汉族女子的不同，壮家女子生来热情奔放，大胆勇猛，她们不仅擅长耕织还能与男子一样出征打仗。瓦氏夫人更是女中豪杰，从小跟随父亲练武，双刀玩得游刃有余，足以体现壮族妇女与男人一样拥有平等地位的文化观念。此外壮人天性洒脱，他们血液里不光流动着对国家的忠孝之情，同时还有对生命的热爱之情，于是在整部剧中还有意安排了出征前载歌载舞，双双成婚的一幕。 而2007年电视连续剧剧本在编写过程中因脱离舞台和时间的限制因素，所以对叙事素材的采用更为饱满丰富。梁越先生本是壮籍编剧，他曾在采访时提到自己对剧本的两大要求：一是每个场景、每段民俗、每个人物、事件都要有根有据，二是确保剧本的艺术性、历史性以及学术性都能得到较好的统一。在此基础上，他梳理了近年来对瓦氏夫人的研究成果，从中挑选出最具代表性并为众多学者及当地百姓认可的叙事素材，以确保剧本在使用这些素材时既贴合壮族传统文化又最大化的还原瓦氏真实的人生历程。其中典型的民俗传统素材采用比如剧情开头出现的敢壮山歌圩活动，敢壮山是现实生活中壮族最大的祭祀圣地，每年三月初七，桂西一带的壮人都会在此举行大型的歌圩活动，届时无论男女老少，贫贱富贵，大家会聚集在一起通宵达旦的敲铜鼓、唱山歌，可见壮族人民受歌圩文化影响之深。此外剧中还多次提到了壮族信仰的花神、各土司部落的图腾以及出征前向断事祖娘岩献祭牛血等独具特色的民俗传统，同时编者还引用了一些口头传说，比如剧本二十一集出现的“长奶夫人”传说。该传说原以敌方安南寇的视角为主，编撰了瓦氏夫人身背幼孙，一边喂奶一边奋勇杀敌的故事。但既然是口头传说，难免与文献记载的史实有所出入，为了使剧本的艺术性和真实性相统一，编者对其进行了叙事重构，并以瓦氏之口反驳了传说中被夸大的部分，“真会胡编！我阿花只会冲锋陷阵，哪会喂奶？这些安南寇，下次和他们交手，一定要抓个官大一点的俘虏，让他看看我阿花夫人的模样，再给我放回去传话！”
上述例子表明书写者的确会根据不同书写情境和标准选择叙事素材，实际上无论采用史实、传说还是传统习俗，其目的都是在于更好地服务于叙事文本，从中获得独特的文学价值。
四、重构的因果情节
Baker曾概括出叙事的四大核心特征，分别是时间性、关联性、因果情节设置以及选择性采用。其中对于因果情节设置这一特征，她认为因果情节设置是整个叙事构成过程中最重要的特点，因为它可以巧妙权衡事件以及包括人物在内的各种叙事元素，从而赋予叙事不同的意义。[1]90我们知道，情节是推动叙事发展的动因，其基本构成要素来自作品中的人物关系以及一系列与人物有关的事件，同时情节还与因果息息相关，按孙绍振先生所提出“情节因果律”来看，情节的构成必然要有原因和结果在方向上的背离，如果没有因果反向，也就没有情节。[3]476因此，在完整叙事过程当中书写者要对因果情节设置足够重视，尤其是在叙事重构时，一旦出现稍加改动就会造成因果两极分化的情况，就要及时对叙事元素进行调整和权衡，以确保情节发展顺利进行。因此在这一部分里笔者主要围绕瓦氏夫人小说、戏剧以及电视剧的叙事重构，重点比较岑猛和莫古这两位关键人物以及他们与瓦氏夫人之间的关系经过了怎样的因果情节设置。
首先，小说中的瓦氏与岑猛为夫妻关系。两人结婚初期感情良好，后来瓦氏遭人陷害，两人感情由此产生间隙。岑猛野心很大且用人良莠不分，直到后來被朝廷下令追杀。在岑猛走投无路时，她冷静地带岑猛逃往自己的娘家，回乡后由瓦氏的父亲岑璋用计哄骗岑猛喝下毒酒，割其头颅。后来田州动乱，为了稳定局面，瓦氏联手岑猛的亲信卢苏扶持其孙岑芝上任。至于为什么瓦氏后来会选择重振田州的原因，作者早就在之前的情节当中埋下伏笔：瓦氏嫁给岑猛之后并不像其他妾室一样只顾生儿育女，而是与岑猛一起前往军营，与俍兵一同训练，这样一来不仅使她在俍兵中获得一定威望，同时也让其了解到更多治理军务的知识，可见在瓦氏心中一直都有治理田州的政治抱负。而电视剧中作者对岑猛之死的情节有所改动，剧中岑猛与瓦氏感情深厚，为不拖累瓦氏，他不得已废除瓦氏名分，背地里却将田州托付给了瓦氏，岑猛虽然生性莽撞，但对瓦氏是百分之百的信任。同时他在电视剧中不是被岳父岑璋设计暗杀，而是自己主动饮下毒酒，岑璋眼睁睁看着岑猛无奈冤死，表现出极大的不舍，甚至还想与岑猛一同赴死。明显在这一情节中，电视剧与小说就已经出现了差异。
至于莫古，则是历史壮剧中出现的人物。这一人物原型在瓦氏夫人史料中没有记载，在小说和电视剧中也毫无踪影。但观众从莫古身上似乎看到了岑猛的影子。壮剧中莫古是瓦氏夫人身边的大将，他武功高强但性格与岑猛一样暴躁。他与瓦氏夫人虽不是夫妻，但彼此早已心灵相惜，是瓦氏夫人默认的灵魂伴侣。后来在抗倭途中莫古为顾全大局，自刎江边，瓦氏夫人得知莫古死后，伤心欲绝，身披嫁衣与装着莫古头颅的盒子成亲。很明显，这些具有想象力的戏剧情节是书写者在史实基础之上为追求一定艺术效果才创作出来的产物，虽然与瓦氏夫人的史实存在一定差距，但也正因为书写者巧妙的情节设置让我们看到了壮族文化中对待爱情无比忠贞的一面。
由此可见，瓦氏夫人的故事情节在不同体裁中均有过一定的改动，就像上文列举到的岑猛之死这一情节，从史实角度来说，岑猛之死为因，瓦氏接手管理田州为果，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岑猛究竟是怎样死的无从定论，瓦氏接管田州到底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还是为了完成岑猛的嘱托也一直引起研究者的争论。这就给书写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维度，也给其提供了更大的创作空间，随后在戏剧中诞生莫古这一形象更是最好的证明。因此我们得知在不同书写者笔下，因果情节设置的不同会让瓦氏夫人的叙事文本产生不同的意义。
五、关联性重构
在《翻译与冲突》一书中，Baker对“叙事”的定义与文学中的“叙事”定义有所不同，她的“叙事”概念建立在社会学与交际学的基础之上，重在强调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们不应该根据民族、地域来划清彼此界限，反而需要通过各种叙事形式去理解世界的本质。叙事具有关联性，即使不同的叙事文本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语境，人们对叙事的理解也必然会和文化背景相互关联。[1]61正因为读者无法摆脱种种限制性因素的干预，所以对理解叙事文本时难免会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要想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则必须进行关联性重构，对少数民族叙事更是如此，众所周知，少数民族叙事包含了很多本民族独有的文化因素，加上年代久远或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读者在理解叙事文本时本身会面临较大困难，因此尤为需要关联性重构才能为更多读者理解接受。 以瓦氏夫人为例，首先从作品角度来说，一部少数民族叙事经典势必要跟随不断变化的叙事形式做出相应改变，才能在现代语境中延续下去。形式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唤醒民族叙事内在生命力的手段。瓦氏夫人的历史故事发生在明末，对现在读者来说距离甚远，如果没有被重构成文学作品或剧本，那么这样的民族叙事就会一步步淡出读者视野。其次，从书写者的角度来说，关联性重构就是要求书写者们想尽办法结合现代语境进行叙事创作，目的是为了解决读者在语言、文化和背景方面可能导致的理解层面上的问题。此外，之所以选择黄佩华或梁越这样的壮籍作家进行叙事重构，一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接触壮文化，在壮汉文化差异的理解上比其他作家更具优势，二是因为，他们对瓦氏夫人叙事重构实际上也是属于重建本民族文化自信的过程，按照苏珊的说法就是“从母体文化中得到滋养和力量，帮助族人治疗现代文明病，重建文化自信。”[4] 39-45最后，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角度来说，关联性重构能使少数民族文化更好地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瓦氏夫人爱国与忠贞的精神品质不仅是壮民族独有的，更是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中提倡的。以此为纽带，少数民族叙事的内在文化精神就更容易被接受和传播。
六、總结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了解到瓦氏夫人在现代语境中的确经历了叙事重构，且随着叙事形式的不断更新呈现出更积极、更贴合现代语境的发展趋势。叙事重构对少数民族书写的价值在于：一方面重建本民族文化自信，让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语境中永远保持活力;一方面使更多人重视到少数民族叙事在民族文化向世界传播过程中所展现的日益重要的地位。虽然《瓦氏夫人》仅是少数民族叙事典范中的一例，但却让我们得知还有更多的民族叙事等待着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而少数民族书写叙事重构也会在“走出去”的文化发展战略下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英）Mona Baker.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M].赵文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申丹，王亚丽.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孙绍振.文学创作论[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
[4]苏珊.重构传统：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选择[J].当代作家评论，2019，（5）.
作者简介：
赖婕，女，瑶族，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