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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沙狂人”万平自费治沙8年，有人说他是傻子,有人说他是神经病，万平却说自己只是一个孤独的老头，孤独地做着别人不理解的事
2004年的10月20日,万平接了4个来自NGO组织的电话，“外国人到我们这里来开会，到基层找像你这样的人。”
不被一些国内专家学者看好的“万平模式”居然得到了外国人的重视，老万说起这件事时用了三个“终于”：终于扬眉吐气了、终于承认我了、终于承认我做的对了。
老万做的就是治理沙漠化。个人治沙，听起来多少有些痴人说梦。但老万不是“说梦”，他是实实在在地把最初的梦境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2000年6月16日，万平在吉林省通榆县同发牧场西南8公里处的科尔沁沙地那建立起示范区，时值盛夏，草木疯长，而他脚下却是1500亩一望无际的流动沙丘,植被覆盖率为0。如今8年过去了，示范区内植被覆盖率已经增长到95%。
这些年，有人说万平是傻子,有人说万平是神经病，万平却说自己只是一个孤独的老头，孤独地做着别人不理解的事。“民间自费治沙第一人”这一称号背后的酸甜苦辣，也只有万平自己知道。
借高利贷自费治沙
三十年积蓄12万元加上辞去公职补偿金11万元，再加上亲友借款7万元和通榆县农行贷款1万元，这30多万元的早期资金投入很快就耗尽了。万平原本设想可以在先期投入之后使生态发展和经济效益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是现实是：2001年春天种下了1.5万棵杨树和沙棘没等到夏天就在大风中全军覆没，需要重新买苗；2002年夏，治理区围栏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暴力毁坏，刚刚恢复的植被遭到了严重破坏，毁掉的围栏需要重建……老万的那点钱就像是落进沙里的雨点，很快就没影了。
没有钱，但是示范区还得死死撑下去。2004年大年初四，万平为了一个债主松口答应再借钱给他的敷衍话——“你在火车站那等我电话”，他在白城火车站从中午等到下午六点多，还是没有音信。“这样借款值得吗？”日志里他问自己，“拉倒算了，可是还是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
万平对于国家各项法律政策烂熟于心，他不是不知道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林业治沙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支持单位和个人防沙治沙,当地国有商业银行应按照法律规定向示范区发放低息的政策性贷款。
万平一次又一次地向银行申请低息贷款，却一次又一次碰壁。每次的说辞都差不多：“我们行今年就只来了5000万，专款专用帮不了你。”他改走“曲线救国”道路，找行政领导反映困难，希望领导能出面帮帮他，但是行政领导说：“你是雷锋，你做好事，但是现在银行都是商业化运营，我们管不了银行。”
“我找谁能贷到款啊？找谁谁不知道，找谁谁说贷不了！”说到这事，万平激动了。之后，抬钱（借高利贷）过日子的万平借了1万元高利贷，1年要付3000元的利息。往往还钱的日子，对老万来说就是再找人借钱的日子。
把家搬进荒漠里
“我当时就是一个人来的，不想把家人扯进来。”来之前万平就想好了不让家里人因为他的选择而受苦，硬是和感情甚笃的妻子进行了财产分割，然后只带走了家中存款的一半和自己买断工龄的所得。“我是一个男人啊，不能为了治沙而让老婆孩子受罪。”
老万的妻子白利华虽然不理解但还是不放心，不久就来到了示范区，结果眼前的景象让她落泪了。“她说我那是‘在地上爬，在要饭’，其实我不是在爬，我是在沙地里搬运砖石，要饭其实也就是因为没空吃饭找老乡要个馒头啥的。”
老万对妻子把自己描绘得那么惨不忍睹表示不满。妻子见说不服老万跟自己回去，于是干脆也不走了，留下来照顾他。他的女儿也放弃了在南方发展的机会来到这里的环保局做了个小职员。
家人的到来，使老万多了帮手，心里也享受到了安定温暖，“别人不支持我，但是家里人毕竟是家里人，最终还是给了我理解支持。”
对自己和家人在这里的生活条件，老万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我们这儿有‘四个世界之最’。这里的水是从百米深井里打上来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天然水；这里种的蔬果是绝对绿色不打农药的，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食物；这里不刮风的时候空气特别纯净，是世界上最好的空气。在这里，有希望，有事做，有人爱，于是最好的心情也有了。不能让妻子跟着我受罪，这‘四最’就算是份补偿吧。”
老万说住的地方除了厕所简陋了一点,其他都挺好。可是万平口中的挺好的住家其实就是间砖头砌成的小平房，如果有什么醒目的，那就是外墙上被刷了行字：治理荒漠，从我做起。
联合村民环保致富
宋金是屯里唯一的小学老师，和万平私交甚笃，对万平治沙也比较理解。2003年，万平就和宋金谈过种酿酒葡萄走高效农业道路的设想，万平告诉他，种1亩地的葡萄，就可以获得相当于种植15到30亩的杂粮杂豆的收入，而且省工，耗水也少。
宋金当时就被说得动了心，所以当2004年万平提出要办葡萄协会的设想时，他第一个参加，宋金的儿子、侄女等都在他的感召下，纷纷和老万签了葡萄种植协议。2004年参加葡萄协会的11家农户除了赵德荣外，其他都是宋金的亲戚。
万平没想到当初的“功臣”时隔一年之后就成了“怨臣”,当地参加葡萄协会的农民都采取了以消极怠工的方式来“对付”老万。记者采访时，宋金说到老万，语气里有明显的不满，“老万这人不咋地”。
2006年，为了浇水的问题，站在葡萄沟边宋金和老万“干”起来了。“多一升都不许浇。”老万寸步不让。“葡萄这个玩意就需要水，不带（没有）涝死的。”宋金的说法其实是当地农民的普遍想法。但是请教了专家的老万认为水不能多浇。最主要的是，“多浇一升水就意味着多消耗一升地下水啊”。
老万说：“我这么拼命往前走是有底线的。那就是不能因为要致富违背了环保的初衷。我就算认黄，也不能做杀鸡取卵的事。”
2005年，一场雹子把葡萄打得所剩无几；2006年，老万终于把葡萄运出去，结果葡萄卖了2800多块钱，运费就花了3000多；2007年，老万把葡萄酿成了酒，其中有一部分被志愿者认购，但还有不少积压。3年下来，不要说盈利，成本都没有收回来。葡萄协会似乎要黄了。但万平并不着急，他让记者在本子上记下一句话：2012年，你看他们会不会回来？
老万并非盲目乐观。2008年葡萄丰收季节，“卖不出去赔钱，卖出去了更赔钱”的葡萄运输现状让老万一筹莫展,这时一直关注科尔沁沙地治理问题的吴新平来了，她告诉老万，葡萄不用卖了，她全收购了。老万的一块心头大石“咚”一声落了地。吴新平还请来了另一个志愿者秦师傅和她一起就地酿葡萄酒。至于酿成酒后的运输问题，吴新平说“我来想办法吧”。
这样的惊喜，万平发现一路走来，遇到的越来越多。
不再一个人战斗
万平一直义务在当地的同发中学当环保老师，在他曾教过的417个学生中，今年有一位来做了季节工。这使示范区工作单调艰苦又“没有异性”因而一直招不到季节工的难题，看到逐步解决的希望。
自从2002年开始，大学生志愿者陆续来到示范区，截止到2008年9月27日，数目已经达到1496位。
随着他们的成长，又有多少人会回到这片土地，和万平一起走在环保的路上？万平对此很有信心，事实也给出了答案。
东北师范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朱立君曾经来示范区做了十五个月的长期志愿者，她和万平约定，要和万平一起治沙，等把科尔沁沙地治理完，就去她的家乡呼伦贝尔沙地继续治沙。
黑龙江大学2003级法学专业学生张高飞2004年交给万平3000元钱认领葡萄沟，并出任了生态示范区的副会长……
“最苦最累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是走在光明大道上。”对于明天，万平相信会很美好。他说，现在治沙这辆战车上已经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了。
2004年的10月20日,万平接了4个来自NGO组织的电话，“外国人到我们这里来开会，到基层找像你这样的人。”
不被一些国内专家学者看好的“万平模式”居然得到了外国人的重视，老万说起这件事时用了三个“终于”：终于扬眉吐气了、终于承认我了、终于承认我做的对了。
老万做的就是治理沙漠化。个人治沙，听起来多少有些痴人说梦。但老万不是“说梦”，他是实实在在地把最初的梦境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2000年6月16日，万平在吉林省通榆县同发牧场西南8公里处的科尔沁沙地那建立起示范区，时值盛夏，草木疯长，而他脚下却是1500亩一望无际的流动沙丘,植被覆盖率为0。如今8年过去了，示范区内植被覆盖率已经增长到95%。
这些年，有人说万平是傻子,有人说万平是神经病，万平却说自己只是一个孤独的老头，孤独地做着别人不理解的事。“民间自费治沙第一人”这一称号背后的酸甜苦辣，也只有万平自己知道。
借高利贷自费治沙
三十年积蓄12万元加上辞去公职补偿金11万元，再加上亲友借款7万元和通榆县农行贷款1万元，这30多万元的早期资金投入很快就耗尽了。万平原本设想可以在先期投入之后使生态发展和经济效益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是现实是：2001年春天种下了1.5万棵杨树和沙棘没等到夏天就在大风中全军覆没，需要重新买苗；2002年夏，治理区围栏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暴力毁坏，刚刚恢复的植被遭到了严重破坏，毁掉的围栏需要重建……老万的那点钱就像是落进沙里的雨点，很快就没影了。
没有钱，但是示范区还得死死撑下去。2004年大年初四，万平为了一个债主松口答应再借钱给他的敷衍话——“你在火车站那等我电话”，他在白城火车站从中午等到下午六点多，还是没有音信。“这样借款值得吗？”日志里他问自己，“拉倒算了，可是还是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
万平对于国家各项法律政策烂熟于心，他不是不知道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林业治沙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支持单位和个人防沙治沙,当地国有商业银行应按照法律规定向示范区发放低息的政策性贷款。
万平一次又一次地向银行申请低息贷款，却一次又一次碰壁。每次的说辞都差不多：“我们行今年就只来了5000万，专款专用帮不了你。”他改走“曲线救国”道路，找行政领导反映困难，希望领导能出面帮帮他，但是行政领导说：“你是雷锋，你做好事，但是现在银行都是商业化运营，我们管不了银行。”
“我找谁能贷到款啊？找谁谁不知道，找谁谁说贷不了！”说到这事，万平激动了。之后，抬钱（借高利贷）过日子的万平借了1万元高利贷，1年要付3000元的利息。往往还钱的日子，对老万来说就是再找人借钱的日子。
把家搬进荒漠里
“我当时就是一个人来的，不想把家人扯进来。”来之前万平就想好了不让家里人因为他的选择而受苦，硬是和感情甚笃的妻子进行了财产分割，然后只带走了家中存款的一半和自己买断工龄的所得。“我是一个男人啊，不能为了治沙而让老婆孩子受罪。”
老万的妻子白利华虽然不理解但还是不放心，不久就来到了示范区，结果眼前的景象让她落泪了。“她说我那是‘在地上爬，在要饭’，其实我不是在爬，我是在沙地里搬运砖石，要饭其实也就是因为没空吃饭找老乡要个馒头啥的。”
老万对妻子把自己描绘得那么惨不忍睹表示不满。妻子见说不服老万跟自己回去，于是干脆也不走了，留下来照顾他。他的女儿也放弃了在南方发展的机会来到这里的环保局做了个小职员。
家人的到来，使老万多了帮手，心里也享受到了安定温暖，“别人不支持我，但是家里人毕竟是家里人，最终还是给了我理解支持。”
对自己和家人在这里的生活条件，老万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我们这儿有‘四个世界之最’。这里的水是从百米深井里打上来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天然水；这里种的蔬果是绝对绿色不打农药的，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食物；这里不刮风的时候空气特别纯净，是世界上最好的空气。在这里，有希望，有事做，有人爱，于是最好的心情也有了。不能让妻子跟着我受罪，这‘四最’就算是份补偿吧。”
老万说住的地方除了厕所简陋了一点,其他都挺好。可是万平口中的挺好的住家其实就是间砖头砌成的小平房，如果有什么醒目的，那就是外墙上被刷了行字：治理荒漠，从我做起。
联合村民环保致富
宋金是屯里唯一的小学老师，和万平私交甚笃，对万平治沙也比较理解。2003年，万平就和宋金谈过种酿酒葡萄走高效农业道路的设想，万平告诉他，种1亩地的葡萄，就可以获得相当于种植15到30亩的杂粮杂豆的收入，而且省工，耗水也少。
宋金当时就被说得动了心，所以当2004年万平提出要办葡萄协会的设想时，他第一个参加，宋金的儿子、侄女等都在他的感召下，纷纷和老万签了葡萄种植协议。2004年参加葡萄协会的11家农户除了赵德荣外，其他都是宋金的亲戚。
万平没想到当初的“功臣”时隔一年之后就成了“怨臣”,当地参加葡萄协会的农民都采取了以消极怠工的方式来“对付”老万。记者采访时，宋金说到老万，语气里有明显的不满，“老万这人不咋地”。
2006年，为了浇水的问题，站在葡萄沟边宋金和老万“干”起来了。“多一升都不许浇。”老万寸步不让。“葡萄这个玩意就需要水，不带（没有）涝死的。”宋金的说法其实是当地农民的普遍想法。但是请教了专家的老万认为水不能多浇。最主要的是，“多浇一升水就意味着多消耗一升地下水啊”。
老万说：“我这么拼命往前走是有底线的。那就是不能因为要致富违背了环保的初衷。我就算认黄，也不能做杀鸡取卵的事。”
2005年，一场雹子把葡萄打得所剩无几；2006年，老万终于把葡萄运出去，结果葡萄卖了2800多块钱，运费就花了3000多；2007年，老万把葡萄酿成了酒，其中有一部分被志愿者认购，但还有不少积压。3年下来，不要说盈利，成本都没有收回来。葡萄协会似乎要黄了。但万平并不着急，他让记者在本子上记下一句话：2012年，你看他们会不会回来？
老万并非盲目乐观。2008年葡萄丰收季节，“卖不出去赔钱，卖出去了更赔钱”的葡萄运输现状让老万一筹莫展,这时一直关注科尔沁沙地治理问题的吴新平来了，她告诉老万，葡萄不用卖了，她全收购了。老万的一块心头大石“咚”一声落了地。吴新平还请来了另一个志愿者秦师傅和她一起就地酿葡萄酒。至于酿成酒后的运输问题，吴新平说“我来想办法吧”。
这样的惊喜，万平发现一路走来，遇到的越来越多。
不再一个人战斗
万平一直义务在当地的同发中学当环保老师，在他曾教过的417个学生中，今年有一位来做了季节工。这使示范区工作单调艰苦又“没有异性”因而一直招不到季节工的难题，看到逐步解决的希望。
自从2002年开始，大学生志愿者陆续来到示范区，截止到2008年9月27日，数目已经达到1496位。
随着他们的成长，又有多少人会回到这片土地，和万平一起走在环保的路上？万平对此很有信心，事实也给出了答案。
东北师范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朱立君曾经来示范区做了十五个月的长期志愿者，她和万平约定，要和万平一起治沙，等把科尔沁沙地治理完，就去她的家乡呼伦贝尔沙地继续治沙。
黑龙江大学2003级法学专业学生张高飞2004年交给万平3000元钱认领葡萄沟，并出任了生态示范区的副会长……
“最苦最累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是走在光明大道上。”对于明天，万平相信会很美好。他说，现在治沙这辆战车上已经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