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公里之外的“沦陷”

　　2020年1月3日下午，杨先生和妻子开着车，从武汉出发回老家温州准备过年。46岁的杨先生是温州永嘉县人，在武汉做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业务多年，做得不错。
　　回到温州第二天，杨先生出现发热症状，他以为自己感冒了，去了趟医院后回到家里。当晚，他在家中发高烧晕倒。家人再次将他送去医院，随后告知医生：他刚从武汉回来。
　　1月16日，温州疾控中心把杨先生的咽拭子和痰液标本，送到了浙江省疾控中心进行SARS-CoV-2核酸检测。
　　1月17日，杨先生成为浙江省第一例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当天下午约5时，他被转入温州市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市第六人民医院。
　　杨先生是18万在武汉经商、求学、生活的温州人中的一员。
　　作为独特的“中国犹太人”群体，温州商人的足迹遍布全球，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有温州人的店铺和生意。在武汉，位于汉口繁华地带的汉正街，聚集着大量温籍商人，据一位温籍女老板估算：仅汉正街上的品牌服饰批发市场，就有至少1000家温商。另据媒体报道，和华南海鲜市场一街之隔的华南眼镜城，约有二十多家温商店铺。
　　据温州市政府的统计，在武汉经商、务工、求学的温州人约有18万。鼠年春节之前，约两万人返回温州过年。此外，“新温州人”中也有大量湖北籍人士，2019年温州地区制造业外地用工人员中，来自湖北的员工有33万人。
　　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后，温州市政府通过各地的温州商会和行业协会做工作，希望劝说在外的温籍商人留在居住地，暂时不回温州并做好自我防护。
　　说服工作收效甚微。在恐惧感、求生欲和故乡亲人的催促下，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后，不少温州人开着私家车，抢在高速公路封锁的“死线”之前离开武汉，一路直奔故乡。从除夕（1月24日）开始到2月2日，10天内共有29000人从外地返回温州。
　　1月23日上午，浙江省宣布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成为全国第一个拉响警报的省份。同一天，温州市委市政府开会部署：对近期回温的有武汉居住史、旅行史人员要“全落地”排查，逐村逐户明确责任人，严格实施医学观察、上门随访。
　　事后发生的一切证明：提前拉响警报是有预见性的。截至2月12日，浙江省的确诊病例达1131例，仅次于湖北、广东、河南，其中，近一半来自温州。
　　自1月28日开始，温州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突然迅速增加，连续三天新增病例都超过50例。截至1月31日24时，温州确诊病例占浙江全省（599例）的40%。
　　距离武汉900公里之外的温州，成为孤悬在湖北省之外疫情最严重的“重灾区”。
　　1月29日，温州市政府启动“25 1”紧急举措全面升级防控，集中硬隔离、居家硬管控、全民总动员。31日，“管控令”又一次升级：
　　自2月1日24时起，温州全市范围实行村（居）民出行管控措施，规定每户家庭每两天可指派一名家庭成员出门采购生活物资。2月5日，温州地区的公共交通除高铁和飞机外全部停摆。
　　截至3月8日，温州市新冠肺炎患者累计确诊病例为504例。
　　温州2月2日召开发布会称：全市集中隔离总人数达20237人;需隔离人员九成以上实现集中隔离，排查的密切接触者100%集中隔离。这些从武汉返回的“高危人群”，连带有密切接触史的人员，全部被排查出来，送到宾馆集中隔离。
　　《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解到：对这些集中隔离的人员，温州市全部免收食宿费用。1月30日，温州市宣布财政拨付1.06个亿的抗疫基金以备所需。
　　临时抽调到温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市卫健委干部潘江波以“突如其来”四个字来形容这场降临在温州的疫情。

　　“当时，我们温州的医疗防护物资严重缺乏到什么程度？我们储备的只够两三天用。如果确诊病人多，可能一天就用完了，甚至没办法为我们的医务人员提供最基本的有效保障。”
　　“当时国内都已经没有这些货源。我们于是向市委市政府提出：能不能依靠温州华人华侨的优势，发动他们捐赠。”得到批准后，潘江波花了一个通宵赶出了一份指导捐赠的流程指南。
　　1月31日，温州市政府向外发布信息，请求社会捐赠当前急需用于疫情防控的物资。

全球救助

　　2月4日，意大利温籍商人陈风雷在当地华人联谊商会微信群里发起了为温州疫情募捐的倡议。
　　当时，他刚从温州老家过完年、返回意大利，正在家中进行居家隔离。“我们当地的华侨圈子达成一个共识——任何从国内回来的人自觉在家隔离14天。”
　　陈风雷有个意大利名叫安东（Anto），他四十来岁，体形略胖，为人热心，颇有侨领风范。2001年，二十出头的陈风雷到意大利闯荡，随后定居于南部卡拉布里亚大区，从事外贸和农业科技相关的生意。 　　“募捐的过程很顺利，仅一个上午，我们就筹集到了三万多欧元。”但在捐赠资金的使用上，他和商会的一位侨领发生了意见分歧。“他认为向国内捐钱就可以了。但我知道国内缺的不是钱，是防护物资。”
　　他于是在当地华人侨胞中又建了一个以物资捐赠为目的的微信群。一些认同捐物更重要的华人把之前捐给商会的钱又拿回来了，转而捐到陈风雷的物资捐赠群里。陈风雷的朋友很快就联系到了相关的医疗物资货源。
　　经过三天的紧张准备，他们采购到医用防护服3500件、N95口罩1000个、一次性口罩1100多个。
　　“时间非常紧张。我们的物资是2月10日到的，原来说是13日会有从罗马飞往温州的货运包机。我们当时准备整理、打包好物资后，于11日开车运送到罗马。10日当天，我们收到群里的消息说因为意大利关闭航空线，所以货运包机停降在比利时的机场，由罗马仓库接受货物统一运送到比利时，而罗马仓库当天下午两点就停止接收货物。我们10日中午12点才提好货，从卡拉布里亚到罗马开车要五个小时，共600公里。当时真想插上翅膀飞到罗马。”
　　1月29日，两名中国游客在罗马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意大利随后宣布进入六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切断了直飞中国的所有航班。随后，其他国家也逐步减少直飞中国的航班。短短数日内，海外温籍华人所捐赠的大量医疗物资滞留在欧洲各地，无法运回国内。
　　2月3日，温州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向国家发改委运行局发函，向中国民航局提出批准有关临时包机运输海外抗疫捐赠物资的请求。2月9日，温州获批租用四川航空往返于布鲁塞尔和西安的货机，并最终确定航班的起飞时间和地点。
　　得知温州政府将包机接运海外捐赠物资的消息，温籍商人、意大利欧俪德集团的董事长苏文义与公司副总裁周小平等人商量后，主动提出：他们公司可以作为仓库，集中统一物资，等待包机时间确定后送往布鲁塞尔机场。
　　罗马的货车赶不上，陈风雷和另外几位温籍商人准备直接开车把物资从意大利送到比利时。10日当晚8点，他们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欧俪德在普拉托市那边有一辆运往布鲁塞尔机场的货车延迟了，要等到11日早上9点发车。
　　当晚，陈风雷和另外两位温籍商人姜胜达、姜新帆一起，连夜开车八百多公里把捐赠物资送到了欧俪德的仓库。
　　当陈风雷等三人驱车直奔普拉托市时，他们的另一位温州同乡、在捷克从事贸易的胡世隆也在夜路上狂奔。他从捷克出发，整整开了14小时的车，把一吨重的防护服集中到欧俪德的仓库。
　　随着欧洲各地运送过来的物资越来越多，周小平自己驾驶叉车，在仓库里整理、搬运。在普拉托市，当地华人华侨联谊会会长徐秋林将自己的华文学校腾挪出来，作为临时中转捐赠物资的场所，并召集学校老师和他一起整理、打包、登记。
　　2月10日起，欧洲温籍商人捐赠的医疗物资从欧俪德集团的仓库装车，启运到1200公里外的比利时布鲁塞尔机场。在布鲁塞尔机场，当地的温籍华侨、比利时国际中餐业联合会主席杨丐镜和陈琴等人早已等候在那里，协助办理通关等手续。
　　2月13日当晚11点46分，载着欧洲温籍华侨捐赠的“战疫”物资的货运包机从布鲁塞尔机场起飞。

流转的速度

　　2月14日凌晨3点半，空客全货机降落在温州龙湾国际机场。此趟包机上运载着由意大利、罗马尼亚、捷克、西班牙等国家近百个温籍侨团、企业及个人捐赠的口罩、防护服、体温枪等医用防疫物资，货物总体积400立方米。
　　此时，温州市“防控办”物资捐赠小组负责人潘江波和他的战友们已等待在机场，和他们一起的，还有温州机场的海关、机场货运工作人员，以及随后赶来领取捐赠物资的各家单位。
　　整个运转速度高效得惊人。凌晨3点半飞机降落，5点半左右货物出关、开始分发，将近中午12点时，217万件捐赠物品全部分发完毕。
　　在包机抵达温州机场前，潘江波和志愿者们已经连着熬了两个通宵。
　　“我们把所有的捐赠物品和单证都进行核实，提前做好物品的统计、分类，计算好给市里、区县各家医院和其他参与抗疫的单位的分配数量，然后通知各家单位直接派人到机场来领取。这样等出关后，我们直接在现場分发，他们现场就签收然后运送回去。”
　　潘江波的职务是温州市卫健委社医办副主任。2020年1月底，当温州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时，他就被抽掉到“防控办”，担任物资捐赠小组的负责人。
　　和湖北不同，温州对这次社会捐赠的接收进行了“分流”——红十字会、慈善总会负责接收国内外现金捐赠，民间实物捐赠则走“温州医科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渠道，由温州市卫健委负责接收和分配。按2015年公布的《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只有拥有5A级以上的的社会团体或基金会才有资质接收海外的捐赠。
　　“我们直接接收、分配使用，这样更快。不然的话，等红十字会接收了捐赠物资，再拨给我们，中间又多了一道环节。而且，红十字会也不知道具体哪些地方急需这些捐赠物资。”潘江波解释。
　　潘江波很感激有一群业务精通、干练高效的志愿者加入，和他并肩作战。
　　1月28日成立“物资捐赠小组”时，他近乎光杆司令一个。他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一条招募志愿者的帖子——说明了工作的性质和内容，希望有外贸经验的热心人士加入，并请他们于次日下午到办公室来商量工作。
　　第二天下午2点，当看到小小一间办公室里一下子来了七八张陌生面孔，潘江波觉得心里一下子有了底——“终于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了！”
　　这些志愿者或是自己做进出口贸易，或者在外贸公司工作，对外贸、海关、国际物流的法律、规则和业务非常熟悉。“他们到我这里来，没有报酬，没有任何利益，每天和我一样从早上7点开始接电话，忙到晚上10点才离开。”临危受命以来，潘江波每天过得跟打仗一样，工作近20个小时，一碰到紧急任务就通宵加班。 　　自温州市政府公开发出求助信息和电话的第一天起，打进来的问询、联系电话就没有停过。“平均一天至少也有一两百个电话吧。另外，还有大量通过微信联系的，每天各种捐赠微信群的信息应该不下于2000条，根本来不及看！”
　　每三天一次，“物资捐赠小组”会通过温州市政府网站和“温州发布”对外公布捐赠物资的详细名目和数量、捐赠人以及物资的分配去向。
　　据潘江波统计，来自海内外的民间捐赠，占到温州这次防疫物资筹备的80%。
　　“海外的捐赠，主要来自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美国，基本上是以国外的温州人为主体。国内捐赠部分，一部分来自温州在各地的商会和行业协会。其次就是温州人办的大企业或者在温州的一些大企业。”
　　让潘江波最为感动的，是他的一次验货经历。当时，他打开一个从意大利邮寄来的中等大小的箱子，里头是口罩。“我们后来点了一下，大概也就一千多个，但是品种各式各样，也就是说捐赠人是从各处凑来的，很可能是把每个店都跑了一遍！”
　　“我们温州人一直是这样，习惯了什么都靠自己，谋生、找活路、做生意，包括这次大家一起齐心合力帮家乡抗疫。”95后的温州女孩张艳（化名）说。她的父亲是温州本地一名做外贸服装的小企业主，有自己的工厂。因为这次疫情影响，生产处于停顿中。
　　让她哭笑不得的是，她的父亲天天琢磨着怎么把仓库里积压的短裤加工成口罩。“现在口罩的生产线是买不到了。医用口罩的标准很高，如果要转产，车间是要全部改造的。”
　　据她透露，不少温州商人一边捐钱捐物资，一边考虑转产，有条件的已经开始动手了。“瑞安服装商会的会长，原来是做保暖内衣的，现在开始生产防护服了。”
　　温州“小汤山”——“我的第一目标是确保她们零感染。”
　　护士长李洁拿着对讲机，眼睛紧盯着监控屏幕。
　　屏幕上，护士在清洁区穿好隔离服和防护服，在镜子前面进行自查，然后和同事互相检查，确认没有纰漏后推开一道门，经缓冲区过道，再推开门进入半污染区。
　　在污染区的病房，她对模拟收治的病人进行抽血、测体温、擦咽拭子等一项项操作。
　　完成全部工作后，她来到通向半污染区的大门处，先用消毒液喷洒双手的手套、门把手，清洁完毕，用手按大门上的密码键锁，然后推开第一道门，经走廊进入半污染区。她脱掉外层的防护服、护目镜、口罩、手套，然后推开第二道门进入缓冲区。在这里，她要脱掉里层的隔离服、护目镜、口罩、手套，然后推开第三道门，进入冲洗淋浴区。冲洗半个小时，确保头发、全身彻底洗净后，她推开第四道门回到清洁区。
　　2月4日，温州的“小汤山”——温州医科大学瓯江口院区——在进行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演习。参战的医务人员全部到岗，模拟病人入院、检查等相关流程，李洁和其他各科负责人在每一个环节核对细节。

　　当天晚上12点，李洁回到医院安排的临时住宿楼。在休息室里，她脑子里又过了一遍白天护士们的操作流程，想到了几个问题。她一个个打电话给相关护士，向她们各自交代、叮嘱。打完电话已凌晨1点半，她终于安心躺下睡觉。
　　这次参加“抗疫”的医护人员来自温医大附属二院的各个科室，大部分护士不了解传染病房的操作流程和防感染要求。1月29日，瓯江口新院区进入高强度的筹备开科阶段，她们同时在市区的老院区接受紧急培训，考核合格后才有“上战场”资格。
　　“演习和实战是不同。关键是不能心慌，把每一个流程都做到位。”李洁说。“其实，我的第一目标是确保她们零感染。”
　　这些参加“抗疫”的护士中不少是95后小丫头，穿着厚重的防护装备，找不到东西会心慌，动作笨拙会出错。“我和她们说不用慌，我通过监视器一直盯着你们，如果发现你们操作有问题、找不到东西，我都会通过对讲机提醒的，你給我一个OK的手势就可以了。”
　　1月下旬，随着温州市新冠肺炎的确诊和疑似病例急剧攀升，原本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第六人民医院床位告急，各个区县的定点医院出现了床位紧张的局面。当月28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决定：10天内启用新竣工的温医大附二院瓯江口新院区，用于集中收治新冠肺炎确诊病人，开出800张床位以备使用。
　　最终，一个只有崭新空壳的瓯江口院区只用七天就完成了这一目标。
　　2月6日，瓯江口院区正式开科收治确诊病人。当天下午两点至4点，传染病转运队伍送来了12名确诊病人，分别来自乐清、文成、洞头等地区，患者年龄最大77岁，最小9岁。
　　三天以后，第一病区的35张床位就满了，紧接着第二病区又迅速开放。一周以后，瓯江口的病人到达顶峰，共收治了七十多名病人。
　　温医大附二院的瓯江口院区收治的确诊病人以轻症和普通型为主，如果病情突然加重，转为重症和危重症，就转送往附属一院。他们前后总共收治七十多个病例，出现了三例危重症，“年纪都偏大，五十多岁以上，然后本身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这些基础病的。”呼吸科副主任医师林洁说。
　　在这座全封闭的温州“小汤山”里，他注意到恐慌情绪在病房里有蔓延的苗头。
　　恐慌有着颇为真实的温床——病人们整日被“关”在空间狭小的隔离病房，无所事事，只能靠刷手机打发时间，网上是各种沉重的报道和信息，眼前又是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宛然欧美生化灾难片现场。
　　经常有病人追着林洁问：“医生，我今天的检测结果怎么样？”“我会不会有问题？”“我会不会死？”还有一些人则想不通——“怎么是我，这种病毒为什么要找上我？“ 　　“我当时也跟我们医护团队说：安慰病人、和病人沟通很重要。护士们也很重视这一块，会有意识和病人聊天。”医院为所有病人建立了一个微信群，由主任、主治医生和中医们负责解答他们所担心和关切的问题。
　　留意到一些情绪问题比较严重的病人，护士会为他们和医院的心理咨询师连线，让咨询师为他们做单独辅导。

　　在隔离病区，医护们开始向病人传授、推广“呼吸操”。这是附二院的一位护士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进修时带回来的。
　　“做呼吸操的好处，一是帮助他们逐步恢复心肺功能，另一个就是转移他们的焦虑情绪——运动让人快乐。病人有时候很开心，在房间里跳跳，拍个视频给我们看。”林洁笑着回忆，“但是，必须提醒他们不能多人聚集在一起。”
　　隔离病房的护士们每四个小时轮换一班。离开病区之前，她们还要完成打扫、清洁、整理病房并带垃圾离开的任务。“正常情况下，这些工作是医院里的清洁工来做的。但这里是隔离病房，就是对清洁工做再严格的培训，他们的防护意识也非常容易不到位的。”李洁解释。此外也为了最大化地节约使用口罩、防护服等防护耗材。
　　每一个轮班下来，护士们都累得快要趴下。有年轻小护士换班下来后对李洁说——“护士长，我拖着这个长袍走，怎么觉得这个过道特别特别长，好像永远走不完呢。”
　　“她们中很多是95后，在自己家可能是从来不做家务的。”李洁笑着说，“但是，她们都特别棒，靠着互相打气、咬着牙关挺过来的。”
　　3月10日下午1点半，瓯江口院区最后三例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温州版“小汤山”完成历史使命。调度车把三位出院病人接送到集中隔離点。在那里，他们还需要接受14天的隔离观察。
　　这一天，温州市对外宣布该市已连续21天新增病例为零，但是，另有“外地报告的输入性病例的在温密切接触者61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中国犹太人”之乡的两难

　　这几天，远在意大利的陈风雷颇为忙碌。他在四处联系国内的口罩生产商，想从国内调一些货到意大利。“现在意大利口罩很紧缺。”
　　在卡拉布里亚大区的温籍、浙籍华侨圈子，越来越多人在讨论要不要回国、怎么回国、回去会怎么样。
　　随着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急剧攀升，在意的许多温籍侨胞在商量着是否回国“避难”。据意大利卫生部于当地时间3月9日晚6时公布的数据：意大利有新冠肺炎患者7985例，死亡463例，治愈724例，累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总人数为9172例。
　　自3月1日起，浙江陆续公布了10例来自意大利的“倒灌”确诊病例，打破了该省连续九日无新增确诊病例的纪录。确诊病例中八人为在意从事餐饮业的青田籍人士，另两人为一对德清籍母女。他们从意大利出发，通过经俄罗斯、德国和法国转机的方式，辗转回国入境。
　　听到这些有关境外疫情的新闻，温医大附二院副书记林坚的神经绷紧了起来。
　　“我是很担心的。和丽水市的青田一样，我们温州包括文成这些地方，在意大利、法国还有西班牙的华侨非常多。而且，按国家复工复产的要求，医院现在平常的门诊业务在逐步地开起来，已经恢复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一旦出现这样的输入性感染病例，局面就真的糟糕了。”
　　“我们整个医院的流程都在根据疫情的变化在改进。医院是一个人流比较密集的场所，我们把进院的关口前移到医院门口，所有进来的人都经过严格的病史询问，测体温、检测通行码等等。把这些措施都做到位了，做到最大限度的筛查，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外来人员的再交叉、再感染。目前看，这根弦很难放松下来。”
　　在上海浦东、虹桥机场的国际和港澳台航班到达口，来自日、韩、意等“高风险国家”的入境人士的护照会被贴上红或黄的标志，然后被引导进入专门的集散区。在那里，有18个信息登记点，除了上海本市的16个区，浙江、江苏也设有两个登记点。
　　凡是经由上海两个机场返回浙江的境外人员，必须乘坐省政府驻沪办统一安排的大巴转运返浙，每辆大巴最多安排10人左右。
　　守住关卡的同时，浙江省政府也通过侨联向海外浙籍侨胞转达谢意和“温馨提醒”：希望他们安居原住在国（地区）的家里，做好防护，因为辗转回国的“路上感染风险太大”。如因特殊情况必须回国的，希望他们提前向目的地侨联部门告知、报备，如实报告个人健康状况和行程轨迹，随后在网站上公布省内各个区、县侨联办的联系电话。
　　远在意大利的陈风雷，也收到了来自家乡的潘江波的“温暖问候”。
　　据陈风雷分析，大批意大利的温籍华人华侨急着想回国有几个原因：一是受疫情影响，华人商铺大部分关停，生意清淡;一是担心疫情蔓延后，医疗资源不足，得不到必要的医治。此外，意大利人好像根本不把这个当回事，说是“封城”、“宵禁”，但各种群体性聚集和狂欢活动还在继续。
　　说到意大利人的“迷之自信”，陈风雷在微信对话框上打出一张哭笑不得的表情符。几天前，他作为华人代表接受了意大利当地电视台的采访，介绍了华人在意的情况，呼吁大家戴口罩，也不要因为看到佩戴口罩的中国人而感到惊慌。
　　“（我们）是有一个包机群在商量回国的事。其实，回国的办法也有很多。”他坦承，“但我是不主张回去的，还不如好好在这里呆着，保护好自己。路上也许会被交叉感染，回去后还要被集中隔离，何必回去给政府增加负担呢。”
　　（实习记者李彤、林澜对本文也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