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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轼中晚期诗歌，特别是贬谪寄寓期间所作诗篇多受陶渊明诗歌的影响。苏轼中晚期诗作思想上淡泊名利、崇尚自然、固穷守节、放旷自适与陶诗有相通之处。
关键词：苏轼 中晚期诗作 陶渊明
苏轼自第一次贬谪后，其诗歌思想逐渐融入了陶渊明的隐逸思想，体现在淡泊名利、崇尚自然、固穷守节等方面。而至晚年寓居岭海时，苏诗中多自我价值肯定、随遇而安、放旷自适的诗句，苏诗几乎和陶诗思想境界相融合，并有所超越，达到委运化迁、宠辱偕忘的境界。
一、淡泊名利
自“乌台诗案”后，苏诗中对于人生名利的看法更趋向佛老，而在其诗中也多流露出对山水田园的喜爱、赞美及对陶渊明隐居生活的推崇与向往，此时对于世事名利之争已不放在心上，这也是受陶渊明及其诗歌的影响。
苏轼在《初到黄州》诗中说“长江绕郭知鱼美”，表现他初到黄州重见长江的欣喜；诗中“好竹连山觉笋香”是忘却名利得失、亲近自然山水的一种安逸自足；后面两句“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更是对贬谪经历的戏谑笑谈。南宋人施宿编《东坡先生年谱》中称他“一坐贬谪，所至辄狎渔樵，穷山水之胜，安其风土，若将终身焉，其视富贵何有哉”{1}，心境的豁达、疏放由此可见，多与陶诗思想相合。陶渊明是主动放弃功名而归隐田园，其诗中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2}，“何事绁尘羁”（《饮酒二十首》其八）之感叹；而苏轼是被迫贬谪而耕于东坡，却也能如“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二首》其二）般以躬耕自勉，诗句若“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次韵孔毅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对名利得失同样是不甚在意。
另外，苏轼在黄州所作《次韵孔毅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一中有“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他能亲自耕作，已把自己当作普通老农，把名利看得已经很轻。而陶诗中也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五首》其三），在田园耕作中能自我肯定、自我勉励，对于世俗名利之争全不放在心头，这样的思想境界在黄州时期的苏轼诗作中也不乏影响。另外，黄州所作诗如“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寒食雨二首》其二）句，虽有感叹世事多波折之意，但更多的是对名利纷争之淡然态度。
苏轼自绍圣元年以来，一再被贬，南迁至惠州、儋州这样的古时蛮荒之地，犹能安于所处，并于当地的文化发展有所为，这样的胸襟古今罕见。以佛道之法化解俗世名利烦扰，并视渊明为“南迁二友”之一，也将渊明的名利观融入自己的诗中。
苏轼在《十月十二初到惠州》中说“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又在离开儋州、渡琼州海峡北返时诗中写道：“空余鲁叟乘槎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其中正体现苏轼对在贬谪期间也能有所作为之自我肯定，而名利得失已无关自己的事，即便“九死南荒”也能极尽“兹游奇绝”之乐事，于漂泊之中又是那样坦荡自得，对于名利的看法归于平淡。此处陶诗中化用孔子乘槎的典故，实有归隐之念。而陶渊明晚年所作《咏贫士七首》诗句中，提到对荣启期、黔娄、袁安、阮公等古时隐士的赞扬，诚如“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七首》其四），“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咏贫士七首》其七）句，也有固穷守志、重德操而轻名利的体现，这对于晚年大量和陶的苏轼诗作中也就不乏影响。
苏轼晚年创作百余首和陶诗，也多在诗中延续了陶渊明的名利荣辱观，师法渊明，更是师其道。苏轼在《和陶止酒》诗中说（苏辙）“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己”，多以渊明诗自勉。苏轼的《和陶拟古九首》《和陶饮酒二十首》《和陶贫士七首》等诗中多将自己所处境遇及人生哲学与陶渊明进行对比，《和陶神释》又在认可原陶诗中“形尽神灭”思想的前提下融入自己的思想，《和陶归园田居》同样是对田园山水之乐的崇尚，其中都有摆脱世俗名利争逐、愿从陶归隐之意。
苏轼晚年所作“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更是对宦海沉浮的戏谈与对自己谪居险地仍可有所为之肯定，也是对世俗名利之争的淡忘。晚年常以陶渊明自比的苏轼此时在精神上也多摆脱了世间名利的束缚，达到忘我境地，这对陶诗的思想境界是有所超越的。
二、崇尚自然
苏轼在经历两次贬谪的二十多年经历中，对于人生自然观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这在其诗作中有所体现；而越往后对陶诗越推崇，因而其诗中也多融入了陶诗尚自然的思想。
苏轼中晚期诗作中不乏对自然山水景物的描绘，如其在黄州所作《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雨中看牡丹三首》《石芝》《雪后到乾明寺遂宿》等，在惠州时所作《游博罗香积寺》《江涨用过韵》《连雨江涨》《江月五首》《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等，儋州所作《五色雀》《新居》《澄迈驿通潮阁二首》，诗中多有描写景物的诗句，且将情、景、意融为一体，构境新奇，多有回归自然之情趣。而陶诗中的《归园田居五首》《和郭主簿》《于王抚军座送客》《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也不乏写景的佳句，且融入有着自然景趣与理趣的诗思，蕴含自然本真的美，这对于中晚期推崇陶诗的苏轼诗作难免多有影响。相似的是，苏轼中晚期诗作和陶诗写景句都能将人事咏叹与自然景状、人生哲理融入其中，这在前所述例中并不少见。
陶诗崇尚自然的思想对于苏诗中晚期影响不仅表现在对自然之美的喜爱、赞美，更重要的是委运化迁的思想和自然平淡之心境在诗中所现，这也是受老庄思想在自然美学方面影响的体现。陶诗中“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岁暮和张常侍》）所展现的委运化迁思想是道家崇尚自然思想的体现，这对于晚年推崇陶诗的苏轼确有不少影响。苏轼贬谪惠州时诗中有“坎坷识天意，淹留见人情”（《和陶九日闲居》），“不愁故人惊绝倒，但使俚俗相恬安”（《欧阳晦夫遗接琴枕戏作此诗谢之》），诗中展现他与乡民的和善关系，安于民风俚俗，不再顾虑人事烦忧，体现诗人谪居远地却有着自然平淡的心境，也不难看出其所受陶诗委运化迁思想的影响。陶诗中也有“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务农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移居二首》其二），“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二十首并序》其十四），同样也是体现与邻舍朋友的和洽情谊、田园生活的自然恬淡，苏诗与其所现自然旷达心境有相似处。而对于《饮酒》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句，苏轼这样评论：“因采菊而见南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3}可见苏轼对于陶诗的自然情趣也是大为赞赏的，不免将其融入自己的诗中。 再看苏诗晚期中的《谪居三适三首》《汲江煎茶》《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发而寝》等，这些诗与陶渊明《归园田居》《饮酒》诗中情趣都有相近的地方，通过对现实生活琐碎的体验感悟，体味情境闲适、自然平淡之美。诗人更能持自然恬淡之心体悟自然之美与乡间生活的愉悦，以达到委运化迁、宠辱偕忘的思想境界。
三、放旷自适
放旷自适、宠辱偕忘的思想境界在苏轼晚年远谪岭海的诗作中多有体现。诗人在困境中仍有乐观旷达的心态，面对挫折和命运不平却多有淡然戏谈的态度。苏轼中晚期诗中的放旷自适也是对陶诗中任真自然思想境界的继承与发展。
且看陶渊明的《形影神》第三首《神释》中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句。渊明意识到人不能像草木那样有枯荣代谢，争取富贵也不是自己的本愿，就不该有太多忧虑，应听任自然变化，不喜不惧，了此一生。这里展现的是渊明委运化迁、任真自然的人生思想，而苏轼诗中所现的人生自适则是对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于自然人生外求通达之道也是其思想的深化。
从初到惠州的“坎坷识天意，淹留见人情”（《和陶九日闲居》）到离儋州时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从挫折和命运的不平中走出，苏轼诗歌思想中增添了几分宠辱偕忘、随遇而安的自适逸趣。再看陶诗中“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其七）所述赏菊饮酒的闲余之乐、“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其二）所述躬耕自勉的安适，这和前所述苏诗中晚期多有诗思相通的地方。
陶渊明是归隐田园、自己耕作，自有贫困之苦；而苏轼晚年谪居岭海，其险更甚，平生波折更多，但诗中所现的放旷自适思想却是比陶诗思想有所超越。诚如苏轼在惠州《和陶归园田居六首》诗中有“我适物自闲”“新浴觉身轻，新沐感发稀。风乎悬瀑下，却行咏而归”“江山互隐现，出没为我役”，寓居蛮荒之所却安静自适，与自然外物相谐和，体味自然美趣；而晚年苏轼从岭海北返时有诗“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次韵江晦叔二首》），“霜风扫瘴毒，冬日稍清美。年来万事足，所欠惟一死”（《赠郑清叟秀才》），提到自己的志向若明月一样高洁而不随世事浮云所变，纵使经历“瘴毒”“冬日”暑寒之苦仍坚守不移，自己所做已得满足，平生再无所遗憾。其诗中既有对自我正道直行的肯定，也有经历人生起伏波澜后仍有的放旷自适的诗思。
苏轼离开儋州、渡琼州海峡北返时有诗：“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在“参横斗转”“苦雨终风”中，他仍能安然自若，心境恬淡，心思是那样的澄澈通达，体会“天容海色本澄清”这样辽远空旷的境界，体现出久历人生坎坷而坦然面对的人生智慧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其诗乐观、旷达、自适自得的思想境界确是对陶诗的超越。再看“用舍俱无碍，飘然不系舟”（《次韵阳行先》）句，展现诗人久历祖国河山大江南北、历经仕途浮沉颠簸而后离开岭海北归时所感人生至理，即已自足，了无遗憾，不仅是放旷任我，而且是达到超然解脱的天地境界。这是比陶诗中“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挽歌诗三首》其一），“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三首》其三）有更为深远的意味，悲喜已无，只是一种淡然的清旷。
四、固穷守节
“固穷”原出自《论语·卫灵公》中“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是说君子在穷困时能坚守自己的节操和志向，而小人在穷困时就会胡乱作为了。“固穷守志”用在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和多次遭遇贬谪经历而仍能安素自若的苏轼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晚年大量和陶而推崇陶诗的苏轼，在中晚期诗歌创作中免不了受陶诗“固穷守志”思想的影响，在苏诗中则表现为一种自我肯定的乐观、坚毅精神，是对君子傲岸节操的坚守，亦“固穷守节”。
且看陶诗《咏贫士七首》诗中表示出对古时一些高洁隐士的赞扬，并要效仿他们的做法。诚如“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人事故以拙，聊得长相从”“谁云固穷难，渺哉此前修”等句就体现了诗人处穷困之境仍坚守自己的志向，这样的人生价值观也正是苏轼所推崇和效仿的。苏诗中有多次对陶诗“固穷守志”思想的肯定、赞扬，诚如《和陶咏三良》中“仕宦岂不容，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以及《和陶咏贫士》中“我欲作九原，独与渊明归”的指出官场名利之争令人厌烦，不如归隐好；再如苏轼在元六年为官时所作“早晚渊明赋归去，浩歌长啸老斜川”（《和林子中待制》），元五年在杭州任上所作“纵浪大化中，正为化所缠。应尽便须尽，宁复事此言”（《问渊明》）中，谈及自己不得已而出仕，却也为俗世所羁绊，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归隐田园，却也要在荣辱得失之间持有一种旷达心态而固守君子德行。
陶诗中“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戊申岁六月中遇火》），“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自称贞刚节操比玉石还要坚硬，要坚守自己淡泊之志。再看苏诗晚期中的“天其以我为箕子，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此诗示之》），“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之二），“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用舍俱无碍，飘然不系舟”（《次韵阳行先》），其中既有对自己晚年虽谪居蛮荒却仍可在著书、授徒、对当地民俗文化发展有所为的一种肯定，也有久经人生起伏波澜仍能随遇而安、持有傲岸不羁的君子节操的一种清旷乐观精神，可谓是对陶诗思想境界的发展与超越。
此外，苏诗晚期和陶诗中都有抨击时世黑暗的一些体现，即金刚怒目的一面，同样这也是“君子固穷”的体现。诚如苏轼《和陶拟古九首》其六中“朱刘两狂子，陨坠如风花。本欲渴泽渔，奈此明年何”，激烈讽刺了朱初平、刘谊两个官员贪得无厌的行径，表现出一种于世愤懑不平的态度。而对于陶渊明《述酒》诗的寓意，汤汉注中“为零陵（指刘裕废恭帝为零陵王）哀诗也”“以发此老未白之忠愤”{4}和逯钦立注中“桓玄篡位于前，刘裕润色于后”{5}就揭示得比较明显了，既有对前朝的孤忠，也有对桓玄、刘裕罪恶行径的强烈申斥。再看苏轼惠州所作《荔枝叹》也讽刺了官员进贡地方特产而不顾惜民力的时况，《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三中则有寓意桓玄、刘裕篡弑之事，对时世发出不平之鸣。这样在穷困之时能发出不平之声，坚守“固穷”之道，即便不说太多受陶诗影响，也是受陶诗气节的感染。
{1}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676页。
{2}{4}{5} （晋）陶潜著，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页，第257页，第257页。
{3} （宋）苏轼撰，（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92页。
参考文献：
[1] （晋）陶潜著，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编 辑：赵红玉
关键词：苏轼 中晚期诗作 陶渊明
苏轼自第一次贬谪后，其诗歌思想逐渐融入了陶渊明的隐逸思想，体现在淡泊名利、崇尚自然、固穷守节等方面。而至晚年寓居岭海时，苏诗中多自我价值肯定、随遇而安、放旷自适的诗句，苏诗几乎和陶诗思想境界相融合，并有所超越，达到委运化迁、宠辱偕忘的境界。
一、淡泊名利
自“乌台诗案”后，苏诗中对于人生名利的看法更趋向佛老，而在其诗中也多流露出对山水田园的喜爱、赞美及对陶渊明隐居生活的推崇与向往，此时对于世事名利之争已不放在心上，这也是受陶渊明及其诗歌的影响。
苏轼在《初到黄州》诗中说“长江绕郭知鱼美”，表现他初到黄州重见长江的欣喜；诗中“好竹连山觉笋香”是忘却名利得失、亲近自然山水的一种安逸自足；后面两句“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更是对贬谪经历的戏谑笑谈。南宋人施宿编《东坡先生年谱》中称他“一坐贬谪，所至辄狎渔樵，穷山水之胜，安其风土，若将终身焉，其视富贵何有哉”{1}，心境的豁达、疏放由此可见，多与陶诗思想相合。陶渊明是主动放弃功名而归隐田园，其诗中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2}，“何事绁尘羁”（《饮酒二十首》其八）之感叹；而苏轼是被迫贬谪而耕于东坡，却也能如“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二首》其二）般以躬耕自勉，诗句若“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次韵孔毅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对名利得失同样是不甚在意。
另外，苏轼在黄州所作《次韵孔毅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一中有“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他能亲自耕作，已把自己当作普通老农，把名利看得已经很轻。而陶诗中也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五首》其三），在田园耕作中能自我肯定、自我勉励，对于世俗名利之争全不放在心头，这样的思想境界在黄州时期的苏轼诗作中也不乏影响。另外，黄州所作诗如“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寒食雨二首》其二）句，虽有感叹世事多波折之意，但更多的是对名利纷争之淡然态度。
苏轼自绍圣元年以来，一再被贬，南迁至惠州、儋州这样的古时蛮荒之地，犹能安于所处，并于当地的文化发展有所为，这样的胸襟古今罕见。以佛道之法化解俗世名利烦扰，并视渊明为“南迁二友”之一，也将渊明的名利观融入自己的诗中。
苏轼在《十月十二初到惠州》中说“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又在离开儋州、渡琼州海峡北返时诗中写道：“空余鲁叟乘槎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其中正体现苏轼对在贬谪期间也能有所作为之自我肯定，而名利得失已无关自己的事，即便“九死南荒”也能极尽“兹游奇绝”之乐事，于漂泊之中又是那样坦荡自得，对于名利的看法归于平淡。此处陶诗中化用孔子乘槎的典故，实有归隐之念。而陶渊明晚年所作《咏贫士七首》诗句中，提到对荣启期、黔娄、袁安、阮公等古时隐士的赞扬，诚如“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七首》其四），“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咏贫士七首》其七）句，也有固穷守志、重德操而轻名利的体现，这对于晚年大量和陶的苏轼诗作中也就不乏影响。
苏轼晚年创作百余首和陶诗，也多在诗中延续了陶渊明的名利荣辱观，师法渊明，更是师其道。苏轼在《和陶止酒》诗中说（苏辙）“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己”，多以渊明诗自勉。苏轼的《和陶拟古九首》《和陶饮酒二十首》《和陶贫士七首》等诗中多将自己所处境遇及人生哲学与陶渊明进行对比，《和陶神释》又在认可原陶诗中“形尽神灭”思想的前提下融入自己的思想，《和陶归园田居》同样是对田园山水之乐的崇尚，其中都有摆脱世俗名利争逐、愿从陶归隐之意。
苏轼晚年所作“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更是对宦海沉浮的戏谈与对自己谪居险地仍可有所为之肯定，也是对世俗名利之争的淡忘。晚年常以陶渊明自比的苏轼此时在精神上也多摆脱了世间名利的束缚，达到忘我境地，这对陶诗的思想境界是有所超越的。
二、崇尚自然
苏轼在经历两次贬谪的二十多年经历中，对于人生自然观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这在其诗作中有所体现；而越往后对陶诗越推崇，因而其诗中也多融入了陶诗尚自然的思想。
苏轼中晚期诗作中不乏对自然山水景物的描绘，如其在黄州所作《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雨中看牡丹三首》《石芝》《雪后到乾明寺遂宿》等，在惠州时所作《游博罗香积寺》《江涨用过韵》《连雨江涨》《江月五首》《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等，儋州所作《五色雀》《新居》《澄迈驿通潮阁二首》，诗中多有描写景物的诗句，且将情、景、意融为一体，构境新奇，多有回归自然之情趣。而陶诗中的《归园田居五首》《和郭主簿》《于王抚军座送客》《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也不乏写景的佳句，且融入有着自然景趣与理趣的诗思，蕴含自然本真的美，这对于中晚期推崇陶诗的苏轼诗作难免多有影响。相似的是，苏轼中晚期诗作和陶诗写景句都能将人事咏叹与自然景状、人生哲理融入其中，这在前所述例中并不少见。
陶诗崇尚自然的思想对于苏诗中晚期影响不仅表现在对自然之美的喜爱、赞美，更重要的是委运化迁的思想和自然平淡之心境在诗中所现，这也是受老庄思想在自然美学方面影响的体现。陶诗中“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岁暮和张常侍》）所展现的委运化迁思想是道家崇尚自然思想的体现，这对于晚年推崇陶诗的苏轼确有不少影响。苏轼贬谪惠州时诗中有“坎坷识天意，淹留见人情”（《和陶九日闲居》），“不愁故人惊绝倒，但使俚俗相恬安”（《欧阳晦夫遗接琴枕戏作此诗谢之》），诗中展现他与乡民的和善关系，安于民风俚俗，不再顾虑人事烦忧，体现诗人谪居远地却有着自然平淡的心境，也不难看出其所受陶诗委运化迁思想的影响。陶诗中也有“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务农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移居二首》其二），“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二十首并序》其十四），同样也是体现与邻舍朋友的和洽情谊、田园生活的自然恬淡，苏诗与其所现自然旷达心境有相似处。而对于《饮酒》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句，苏轼这样评论：“因采菊而见南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3}可见苏轼对于陶诗的自然情趣也是大为赞赏的，不免将其融入自己的诗中。 再看苏诗晚期中的《谪居三适三首》《汲江煎茶》《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发而寝》等，这些诗与陶渊明《归园田居》《饮酒》诗中情趣都有相近的地方，通过对现实生活琐碎的体验感悟，体味情境闲适、自然平淡之美。诗人更能持自然恬淡之心体悟自然之美与乡间生活的愉悦，以达到委运化迁、宠辱偕忘的思想境界。
三、放旷自适
放旷自适、宠辱偕忘的思想境界在苏轼晚年远谪岭海的诗作中多有体现。诗人在困境中仍有乐观旷达的心态，面对挫折和命运不平却多有淡然戏谈的态度。苏轼中晚期诗中的放旷自适也是对陶诗中任真自然思想境界的继承与发展。
且看陶渊明的《形影神》第三首《神释》中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句。渊明意识到人不能像草木那样有枯荣代谢，争取富贵也不是自己的本愿，就不该有太多忧虑，应听任自然变化，不喜不惧，了此一生。这里展现的是渊明委运化迁、任真自然的人生思想，而苏轼诗中所现的人生自适则是对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于自然人生外求通达之道也是其思想的深化。
从初到惠州的“坎坷识天意，淹留见人情”（《和陶九日闲居》）到离儋州时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从挫折和命运的不平中走出，苏轼诗歌思想中增添了几分宠辱偕忘、随遇而安的自适逸趣。再看陶诗中“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其七）所述赏菊饮酒的闲余之乐、“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其二）所述躬耕自勉的安适，这和前所述苏诗中晚期多有诗思相通的地方。
陶渊明是归隐田园、自己耕作，自有贫困之苦；而苏轼晚年谪居岭海，其险更甚，平生波折更多，但诗中所现的放旷自适思想却是比陶诗思想有所超越。诚如苏轼在惠州《和陶归园田居六首》诗中有“我适物自闲”“新浴觉身轻，新沐感发稀。风乎悬瀑下，却行咏而归”“江山互隐现，出没为我役”，寓居蛮荒之所却安静自适，与自然外物相谐和，体味自然美趣；而晚年苏轼从岭海北返时有诗“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次韵江晦叔二首》），“霜风扫瘴毒，冬日稍清美。年来万事足，所欠惟一死”（《赠郑清叟秀才》），提到自己的志向若明月一样高洁而不随世事浮云所变，纵使经历“瘴毒”“冬日”暑寒之苦仍坚守不移，自己所做已得满足，平生再无所遗憾。其诗中既有对自我正道直行的肯定，也有经历人生起伏波澜后仍有的放旷自适的诗思。
苏轼离开儋州、渡琼州海峡北返时有诗：“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在“参横斗转”“苦雨终风”中，他仍能安然自若，心境恬淡，心思是那样的澄澈通达，体会“天容海色本澄清”这样辽远空旷的境界，体现出久历人生坎坷而坦然面对的人生智慧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其诗乐观、旷达、自适自得的思想境界确是对陶诗的超越。再看“用舍俱无碍，飘然不系舟”（《次韵阳行先》）句，展现诗人久历祖国河山大江南北、历经仕途浮沉颠簸而后离开岭海北归时所感人生至理，即已自足，了无遗憾，不仅是放旷任我，而且是达到超然解脱的天地境界。这是比陶诗中“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挽歌诗三首》其一），“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三首》其三）有更为深远的意味，悲喜已无，只是一种淡然的清旷。
四、固穷守节
“固穷”原出自《论语·卫灵公》中“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是说君子在穷困时能坚守自己的节操和志向，而小人在穷困时就会胡乱作为了。“固穷守志”用在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和多次遭遇贬谪经历而仍能安素自若的苏轼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晚年大量和陶而推崇陶诗的苏轼，在中晚期诗歌创作中免不了受陶诗“固穷守志”思想的影响，在苏诗中则表现为一种自我肯定的乐观、坚毅精神，是对君子傲岸节操的坚守，亦“固穷守节”。
且看陶诗《咏贫士七首》诗中表示出对古时一些高洁隐士的赞扬，并要效仿他们的做法。诚如“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人事故以拙，聊得长相从”“谁云固穷难，渺哉此前修”等句就体现了诗人处穷困之境仍坚守自己的志向，这样的人生价值观也正是苏轼所推崇和效仿的。苏诗中有多次对陶诗“固穷守志”思想的肯定、赞扬，诚如《和陶咏三良》中“仕宦岂不容，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以及《和陶咏贫士》中“我欲作九原，独与渊明归”的指出官场名利之争令人厌烦，不如归隐好；再如苏轼在元六年为官时所作“早晚渊明赋归去，浩歌长啸老斜川”（《和林子中待制》），元五年在杭州任上所作“纵浪大化中，正为化所缠。应尽便须尽，宁复事此言”（《问渊明》）中，谈及自己不得已而出仕，却也为俗世所羁绊，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归隐田园，却也要在荣辱得失之间持有一种旷达心态而固守君子德行。
陶诗中“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戊申岁六月中遇火》），“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自称贞刚节操比玉石还要坚硬，要坚守自己淡泊之志。再看苏诗晚期中的“天其以我为箕子，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此诗示之》），“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之二），“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用舍俱无碍，飘然不系舟”（《次韵阳行先》），其中既有对自己晚年虽谪居蛮荒却仍可在著书、授徒、对当地民俗文化发展有所为的一种肯定，也有久经人生起伏波澜仍能随遇而安、持有傲岸不羁的君子节操的一种清旷乐观精神，可谓是对陶诗思想境界的发展与超越。
此外，苏诗晚期和陶诗中都有抨击时世黑暗的一些体现，即金刚怒目的一面，同样这也是“君子固穷”的体现。诚如苏轼《和陶拟古九首》其六中“朱刘两狂子，陨坠如风花。本欲渴泽渔，奈此明年何”，激烈讽刺了朱初平、刘谊两个官员贪得无厌的行径，表现出一种于世愤懑不平的态度。而对于陶渊明《述酒》诗的寓意，汤汉注中“为零陵（指刘裕废恭帝为零陵王）哀诗也”“以发此老未白之忠愤”{4}和逯钦立注中“桓玄篡位于前，刘裕润色于后”{5}就揭示得比较明显了，既有对前朝的孤忠，也有对桓玄、刘裕罪恶行径的强烈申斥。再看苏轼惠州所作《荔枝叹》也讽刺了官员进贡地方特产而不顾惜民力的时况，《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三中则有寓意桓玄、刘裕篡弑之事，对时世发出不平之鸣。这样在穷困之时能发出不平之声，坚守“固穷”之道，即便不说太多受陶诗影响，也是受陶诗气节的感染。
{1}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676页。
{2}{4}{5} （晋）陶潜著，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页，第257页，第257页。
{3} （宋）苏轼撰，（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92页。
参考文献：
[1] （晋）陶潜著，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编 辑：赵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