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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床上坐起。四周一片昏黑。鸡又叫了。喔喔——喔——抖搂翅膀的声音。接着,远远近近都有了响应:喔喔喔——喔——嘁嘁喳喳的说话声。是孩子们从楼下的小路经过。“小龙,走了!”“哎,等一下啊。”嘎吱一声,是门开了。啪嗒啪嗒,书包拍打着他们的小身体,书包里有文具盒,哗啦哗啦,放了铅笔呢,还是圆珠笔?不久,安静下来了。鸡们也安静下来了。昏黑依旧昏黑着。不知过了多久,刷刷刷——是小龙奶奶在扫地了。哗——哗——水泼在地上。“达——妈!”小虎含糊不清地喊。“哎——”妈在屋顶,拖长声音答应。妈什么时候起的?
风吹开窗帘,光透进来了。
铁门响了一下,又响了一下。
“哪个?”妈在楼上喊。
“是我。”我听出是谁的声音了。忙撩开被子,跳下床,到处找衣服裤子。妈踢踢踏踏走下楼,打开铁大门。两人的声音有一句没一句传来。妈推搡,“拿着,拿着!”声音低下去,我没穿好衣服,那人走了。“慢走啊……”是妈的声音。
下得楼来,见妈正在厨房收拾一只野鸡。
斑斓的野鸡毛堆在地上,眨动着一丝丝阳光。
抬起眼朝东望,县里最高的山巅,淡淡的白光闪耀。
“山顶看得到积雪了!”
“是啊,昨晚下了一夜雨,山里肯定是下雪了吧?”
“才收完稻子没多久啊。”
“今年冷得早吧。”媽清理好野鸡,遗下一堆鸡毛。几根粗大的翎毛尖儿上,血欲滴不滴。妈在砧板上剁开野鸡。“这么小的野鸡,要五十块钱,还说便宜了。我本来不要的,又想你喜欢,才留下了。他怎么就晓得你回来了?……哦,说是明天早上约你上山打野鸡,野鸡哪有那么好打的?你还是别去了吧。”
饭后,就在屋前阳台看书。你一定会说,我难得回家,何必如此用功?自然,用功是假的。我不过随便翻两眼书,便抬眼望一望远处的山。积雪寒光闪闪,照到脸上的阳光却是暖的。不用多久,就睡意沉沉了。每天中午,我都会这么睡一会儿。
比起在上海,我的作息规律多了。我又能看到日出了。晚上,也会看星星。你不知道这儿的星星有多少。它们静静地嵌在天穹,确如一只一只眼睛,渺茫的目光,让人心惊。在上海,你怎么能体会呢?那儿不过三两颗星。也没几个人会抬头望。至少我是很久没抬头望天了。我看世界,要么是平视的,要么是站在高楼上俯视。世界变得小了。我们都认为,世界是可掌握的。斗转星移,总有那么多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在城市里奔走。而在老家,我总是抬头望天,天太大了,世界太大了,我那么小啊。
听!小虎又在喊了,一声接一声。
“达……妈!”他快两岁了,话还说不大清楚。
我们两家围墙间隔一条村路,三年前新修的水泥路。我们两家钢筋混泥土的房子,也是这两年新修的。小龙家的房子修好后,他爸妈就出门打工了。
小龙爸妈的恋爱,曾经在村里很轰动。两人是打工认识的,她把他带回来见父母,父母死活不同意。有天晚上,她喝下了大半瓶农药。拉到医院,抢救过来后,发现一条腿不怎么听使唤了。几天后,她一瘸一拐地回来了。她比我年长六七岁,我远远地看到她一瘸一拐地慢慢走近,慌乱中,我跑回家里去了。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慌乱。我躲在墙后回头看,她站在原地,弯着腰,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小时候,我和她在一起玩儿过的,如今,她大概已经不记得我了吧?没多久,就知道她父母同意了婚事。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去了。那时候新房还没盖好,他们在破旧得似乎就要坍塌的老屋里拜堂,喝交杯酒。她穿一条宽大的长裙子也没能藏住腿上的残疾。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看上去比她年轻好几岁,穿一身宽大的黑西装,裤脚直拖到地上。两人脸上都红红的,也许是因为兴奋,也许是因为涂抹了胭脂。婚后没多久,他们便回去打工了,就为了要盖起现在这幢新房。
他们去的是上海。对,是上海。他们从未想过要联系我这个漂在上海的老乡。我也从未在上海街头碰到过他们。他们或许曾出现在我经过的路边——那简直是一定的。但我没注意到他们,注意到也认不出。他们也认不出我了。这倒让我想起好多年前的另一件事——
我到崇明岛旅行,回来时,在江边等船。还有好一会儿才起航,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有个中年男人站到了眼前,瞪着我,不说话。挂了电话,不等我说话,他先开了口,问我是不是云南人。这次轮到我瞪着他了。在无数语言汇聚的上海,他准确认出了那种我们共同拥有的语言。我们有一阵没一阵地联系了好几年,我从没问过他叫什么,他也从没问过我叫什么。我叫他老乡,他也叫我老乡。每次都是他主动打来电话。慢慢地,我知道他们一家四口去了上海市区,知道他儿子新娶了媳妇,知道他们一家五口住在月租五百的房子里,知道他们攒了三十多万块钱……直到有一天,他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回老家了。怎么就回去了?我问。总要回去的。听不出他是高兴呢还是失落。钱攒够了,他说,可以回去盖房子了。我说恭喜你啦。——后来,我们便再没联系过。
“喔……”妈在屋顶,拖长声音答应小虎。
“达……妈!达……妈!”小虎便一声一声地喊。
“不想答应你了!”妈妈喊。
“达……妈!达……妈!达……妈!”小虎还是一声迭一声地喊。十几声后,他大概被自己弄烦了,停了下来。寂静忽然像阳光一样,纷纷扑落。
一只灰色的斑鸠停在对面青色的屋顶,咕咕叫了两声。
和你说过的,到上海前,我没见过雪。其实我见过的,只是隔着十多公里的距离。云南的冬天你是知道的,阳光仍然温煦,土地依旧慷慨,绿的小麦,黄的油菜,湛蓝的天空肆无忌惮。人们在一条条路上走,抬头便可看见,县里的最高峰那儿,一片儿雪白。
偶尔我也抬头望。但很奇怪,我很晚才意识到,那是雪。也动过走近了去看一看的念头,可真要走到那儿,怕不止三四十公里,也就作罢了。也没听说身边有谁特意去看雪的。似乎是,大家都没近距离见过雪,却也并不怎么稀罕。
只是偶尔抬头望一望。 只有老人们会特别在意。他们会说:哦,积雪了;哦,融雪了。
算起来,山脚下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的我,近距离见过的冬天的信物,只有冰了。你一定还记得吧?我第一次在北方见到冰冻的河,是何等惊讶!我凑近去,踩了又踩,还不罢休,还要到冰面上踏一踏。云南的冰是怎样的呢?脆、薄、透亮,底下还颤动着绿茵茵的水藻呢。放学后,奔到小河边,小心翼翼地起出一块块冰,两手捧举着,迎着太阳,隐约可见自己扭曲的脸——忽地,冰上映出一条硕大猩红的舌头。冰一点儿一点儿变薄了。就这样,还算是运气好的。大多数冬日,是完全不可能见到冰的。
要想冰厚实一些。那就不能到河边去了,只能靠自己。在临睡前,用事先找好的碗,盛上大半碗水,用黄黄的稻草打一个结放进去,端到院子里——院里没有稻草垛,也会有松柴垛。我当然更喜欢松柴垛,松柴是刚从山里拉回来的,是村里每家每户年底都会分到的。松枝的断口还新鲜着,结了一层珍珠般的松脂,松针呢,还散发着好闻的清香。就在松枝和松针间,找一个稳妥的凹槽,搁好水碗。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那一夜注定是漫长的。可惜的是,次日天还没亮透就要上学去了。偷偷到柴垛去看看,唉,提一提稻草结,碗里的水还没冻着呢。那一天早上的课也注定是漫长的。放学铃声一响,我便飞奔回家,直取柴垛,哈!果然冻得厚实了!提住稻草结,整碗水,便晶亮笃实地给拽起来了。
那一碗碗冰,是多少个冬天的欢乐啊。
有些年的冬天,天气不够冷,不但没法得到一整碗的冰,河水更是只顾自己流得快活。我忍不住要捡块石头,朝水里奋力一扔,听那泄气的一声“扑通”。
离开云南,在上海见了雪——在你眼里,那大概也算不得雪吧。我才会想,小时候,假若我到过县里的最高峰,假如我见了满世界的雪,我今后的生活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你大概会觉得,这太牵强了吧?可我怎么总忍不住这么想呢?我总相信那说法,蝴蝶扇一扇翅膀,也能给远方带来一场风暴。
——还是说说山顶的雪吧!
我是几天前才到过那山上。端阳去下乡,我算是凑热闹。当然,用她的说法是,让我这个作家体验生活。汽车在柏油马路上曲里拐弯地往上走。很快,就能看到棋盘样的县城。越往外,越规整。端阳告诉我,最近五年,县城扩张了将近五倍,又说,我们走的路去年才铺上柏油。“你要是前年来,那才叫体验生活。”她不无遗憾地说。
两个来小时,翻了几座山,穿过几片大雾(有几次不得不停车,牛和羊在车外缓慢地经过,铃铛漫不经心地响了一声又一声,最后面,走过一个穿着单薄衣服、脸色黝黑、吹口哨的少年),吉普车开进了一个水泥操场。操场两端的篮球架,白墙上画了大幅少数民族宣传画的平顶房,种了各色菊花的白瓷砖花坛……目之所及,皆是新的。我明白过来,这就是乡政府了。车外,书记乡长都候着了。听了介绍,才知他俩都是八〇后,可脸上,早就满是风霜了。他们和领导到屋里谈事儿,端阳便带我转悠。
“这儿不错嘛!比我想象的好多了。你就在这儿待了五年?”
“嘿,那是你来晚了一年!”端阳撇撇嘴,用手画了一个大圈,“你要是一年前来啊,这些什么都没有,我们的办公室和宿舍,都是又破又潮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的瓦房。冬冷夏热,吹风漏雨!现在想起来,这种天气住那种屋子,就浑身打哆嗦。”端阳两手环抱,抖了两抖。
“那几年,你和大老王谈恋爱了吧?”
“是呀,我和他认识,就是到这儿的第二年。记得有个周末晚上,我刚从县城家里上来,发现外套忘带了。心想完蛋了,到了夜里,还不得冷死啊。要回去拿,是不可能的,太阳很快就要落山了。再说,也没班车了。这时候,电话响了,一看,是大老王。大老王说,我给你送外套上来了。我说你别,车都没了,怎么送上来?大老王说,你别管了,你先烤烤火,将就一下。我还要说什么,大老王挂了电话,再打电话过去,他没接,发短信过去,他也没回。天很快就黑了。我在屋里弄了一大炉火,炭用了平日的两倍,可还是觉得冷。我没忍住,又打了大老王两次电话,他都没接。我忽然就不敢再打了。天越来越黑,我越来越着急。炭火一点儿不暖了,我只是觉得冷。忽然,摩托声响,打开门,摩托车灯里,站着的是包裹严实的大老王。我拉他进屋,把他摁在炉子前。他完全冻僵了。”
“你们这恋爱谈得,也够浪漫的嘛。”我笑。
“谁说不是呢?那天晚上我下定决心,这辈子非大老王不嫁了。”
“现在呢?后悔过吗?”
端阳嘴角浮过一丝笑,仰头看天。雾气散尽了,天上流云飞聚。
“那些年那么艰苦,回头想想,还挺美好的。工作也不是一直都那么累,轻松的时候,我们就在办公室烧个炉子,火烧得旺旺的,在炭灰里埋了洋芋和山药。慢慢地,整间办公室都是香的……”
我们走到一株合抱粗的核桃树下,树下一条小溪,潺潺流动。我抬头看,叶子早掉光了,树枝切割开浓云堆积的天空。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核桃树了!”
“这就算大啊?以后我带你到山里看看!”端阳又撇了撇嘴。
我想在地上找几个核桃,没找到。端阳指给我看远处的一所小房子,让我猜是什么。我哪里猜得到。端阳故作神秘,说带我去看看。我们踩着铺满落叶的潮湿地面,沿小溪而上,走到半坡上。那是間快要倒塌的土坯房,墙上石灰剥落,隐约还剩几个暗红色的字样,“阶级斗争……纲领……”,别的猜不出了。推开虚掩的门,恍然大悟,这是水碓嘛!端阳听我说对了,很是吃惊。水碓我当然见过,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儿了,而且,就见过一次,是我和奶奶一起去磨小麦。就这一次,那座水碓便牢牢地扎在我的记忆里了。——你应该没见过吧?可惜那天我手机没电了,不然应该拍下来,发给你看的。
忽然听得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
起初,我们以为是雨。很快,端阳就喊,“下雪了!”
急切、焦躁、不管不顾地落下。很快,山坡下的水泥路面铺了白白一层。还有更多的落下来,在路面上弹跳着。倒像是在下豌豆。 “是冰雹吧?”我说。
“这个季节,怎么会下冰雹呢?”
都不说话,呆呆地盯着空茫处看。不多时,世界似乎变得舒缓了。
“真是下雪了!”
“没在老家见过下雪吧?毕业后到这儿工作,我也才知道老家还会下雪。第一年的雪就够大的,足足下了一天一夜,出门见到干沟都被填满了。”
“你说,假如我没到上海去读大学,又或者,去上海读完大学又回来了,会怎样呢?我会过着怎样的生活?我又会成为怎样的人?”
端阳呵呵一笑。“你就瞎想吧,你才不可能像我这样留在这儿。”
“为什么不可能?”
“大城市多好啊。”
“那是你想象的。大城市物价那么高,房子那么贵,可工资也不见得有多高……”
“那你怎么不回来呢?”
“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
雪扑扑地下着。远近的山林,都被浓雾遮掩了。
翌日,大公到家里来时,我才刚刚起床。大公坐在堂屋前的小板凳上,一言不发地抽烟。我洗漱好了,看看地上,有了三四个烟蒂。我们出门后,妈又叮嘱了一遍,打不到也没关系,早点儿回来。我说好。
清晨的村道静悄悄的,道边不时出现一片竹林,竹林后是人家。新鲜的阳光透过竹林一束一束射到地面,大片大片铺满屋顶。有户人家几年前还有十来口人,如今人都走光了,只剩下草木恣意生长的菜园和两间了无生气的瓦屋。瓦屋顶上茅草蓬乱。我停了停,呆看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夜里从这儿走过的情形。大公只顾埋头走路,我紧赶两步。
“他家人呢?都到哪儿去了?”
“有的搬到新房去了,有的是到外面打工去了。”
“两个老的呢?”
“死了嘛。”
“死了?”
“前年,老头死了。头一天我还见他打麻将呢,第二天就死了。隔了半年,老太太也死了。他俩处得好,一辈子没红过脸。”
“记得我小时候,他家院子边种了一溜儿夜来香,一到夜里,那个香啊。”
“嗨,早就砍没了。”
我们拐到后山,慢慢地朝上走。见到几个砍柴归来的,狐疑地看看我们,看看我扛着的火枪。路上的人明显比几年前少了,那时候,这个点儿总是有络绎不绝的人下山的,要么背着松毛,要么挑着松柴。
“好像没那么多人上山砍柴了。”
“太辛苦了,谁还上山砍柴嘛。都是买柴烧了。”
又走了十多分钟,进山了。衬衫后背汗湿了,松林里的风呼呼吹过,一阵阵清凉。我们顺着大路走了一段,拐进了山坡小路。路边的茅草及膝高,在我们身边纷纷倒伏,草叶上还挂着露珠,露珠很快打湿了裤管。
林子里叽叽喳喳的都是鸟叫,却看不见一只鸟的影子。
就这么走下去?哪里才会有野物跑到枪口下啊。我心里犯着嘀咕。大公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从我肩上顺过枪,自己扛着。
“爬过这山头,有片地,会经常见到野鸡。”
“好多年没见到野鸡了!”我颓丧的情绪,又被鼓动起来。
“这两年,这地方的野鸡更多了。”
“为什么呢?”
“附近的人家大多数搬到县城去了,没人打扰,当然就多了。”
大公走前面,我走后面。他一身洗得发白、打了补丁的中山装,衣服完全贴合着他的人,仿佛七十多年来,他一直穿的就是这身衣服。看他一步一步朝上爬,听他呼吸声均匀沉重,那衣服就如同活了一般。我跑到他前面一段,停下来等他,又落在他身后一段,看看离得远了,又跑到他前面去。他则始终是那速度。
果然,越过一片山岗,眼前陡然开阔了。
是一片凹地,估计有上百亩。远远望去,小部分地里种了玉米、花生、红薯、黄豆、小麦,最远处是一片板栗林。大部分地荒着,乱草丛生。
“哪儿有野鸡嘛?”
“你等等嘛。”大公举着枪,慢悠悠地四处打望。
我也四处望。此时太阳升高了,远处的板栗林和板栗林后的松树林灰蒙蒙的,有几间瓦屋隐在林地里。四野一片寂静,只听得见交织的虫鸣。
“你瞧那儿,就那儿,好几只野鸡。”
“嗯?看不见啊。”
“那片花生地,刚动了一下的地方,看见了吧?”
“哦哦,看到了。”我答应着,其实并没看见什么。动的地方太多了,不就是风吹的么?
“只是太远了,打不到的。”大公的语气里也有几分失落。
“不能走近了再打么?”
“这么多草,不等你走近,早被吓跑了。”
我朝地里走了两步,停住了,杂草嘁嘁喳喳的声音无法避免。
“那就随便开一枪吧。”我这么说,其实还是不大相信真有野鸡。
“那开一枪有什么用嘛。”大公笑一笑。
“是没什么用,我就想随便开一枪……”
“浪费火药嘛。”大公说着,还是随我拿过了火枪。
填火药,塞弹头,用通条捅了几下,抽出通条后,举起枪口。这一系列动作,熟悉又陌生。大概有十多年没这么干过了。
面對上百亩阳光,上百亩虫鸣,上百亩寂静,还要面对更远处的森林蓊郁和雪山闪耀,我的枪口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这枪后坐力大着呢,你当心点儿。”
我朝大公侧了侧脸,靠近他那边的耳朵热了一下。眼前闪亮,世界轰鸣,时光静止。虽然有所准备,我还是差点儿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咕咕两声。翅膀扑腾。一只野鸡,又一只野鸡,再一只野鸡,从草窠飞出,连成一串儿,呼呼地朝对面山岗飞去了。灰蓝色天幕下,它们鲜亮的羽毛淡淡地泛着光亮。
我长长舒出一口气。大公也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我们慢悠悠地朝另一片山走去。
“村里的枪早几年不就被收了么?” “我这枪,也差点儿没了。”
“说是野鸡也不让打了。野鸡是保护动物啊。”我又说。
大公似乎没听见我说什么。
直到下午,我们都没打到什么。中途碰见过几只兔子,也给跑掉了。看看不早了,我提议往回走。我安慰大公,雖然没打到什么,在山里四处走走就很高兴了。大公仍然一个劲儿埋怨运气太差。走到山脚附近一处山坳,看到一片片刚挖过的红薯地。大公让我站住别动,他举起枪,不知道对准了什么,轰的一声,几只斑鸠飞起。
“有了。”他淡淡地说。
我们到了山地那儿,看到两只斑鸠耷拉着翅膀在红土地里挣扎。
这时候,电话响了,是端阳。
“蒋重回来了,到县城吃饭啊。”我这才想起昨天下午的约定。
“好啊,我带野味过来。”
我看了一眼地上的斑鸠,它们已经停止挣扎了。
血把红土染黑了。
见到我拎着的斑鸠,大家都笑,说刚刚还打赌呢,猜我带了什么野味。蒋重说要么是麂子要么是野猪,大老王说要么是穿山甲要么是果子狸,端阳说肯定是野鸡。没想到,竟然是斑鸠。还不够塞牙缝呢!大家又一阵乱笑。
“那都是保护动物啊,你们也敢吃?”
“哈哈,斑鸠怕也是保护动物吧?”
“这不是,不算是吧。”我忽然有些拿不准。
“都给你弄死了,就别虚伪了啊,这样大家还怎么相处?”大老王笑。
斑鸠交给店家后,我们就在包厢里坐了喝酒打牌。
渐渐地,酒酣耳热,大家愈发热络起来。
“听端阳说,你还想着要回来?”
“是想啊,回不来嘛。你们这日子过得多好啊。”
“这么说么,你就虚伪了啊。那么多人说农村好,说小地方好,怎么一个个又跑到大城市去?真觉得好,那就回来啊。”
“身不由己啊。”
“你没媳妇没小孩的,怎么就身不由己了?”
“我也经常在想啊,怎么就身不由己了。怎么就不能忽然就跑回来了?如果我是真的喜欢这样的生活……”我感觉自己说得有些语无伦次了。
“喝酒喝酒!先喝了再说。”蒋重举杯。
“喝了喝了!”大老王附和,“不管回不回来,记得老家里有我们几兄弟。”
“蒋重,你就少喝点儿得了!待会儿么,你女朋友又要骂你。”
“不要这么说嘛,她什么时候骂过我?”
“不要装啊,不要叫我点破你啊。”端阳笑。
“你那女朋友搞定没?什么时候带出来给我们瞧瞧嘛。”大老王一把搂过蒋重。
“怎么没搞定?”
“那你叫她出来给我们瞧瞧?!”
场面渐渐混乱了。我离席去上厕所。上完厕所出来,冷风一吹,酒醒了一半。看看手机,有你的一个未接电话。你大概是怕我喝多了吧,就给你回拨回去。
“没喝多,真的没喝多。你听我说话的声音就知道了。”
“听着是没喝多。那你不要再喝了啊。”
我答应了,但我知道,我回去肯定还会再喝的——我并非有意要骗你。这又是为什么呢?是虚伪吗?我想起大老王问我的话,真要喜欢小城市或者说农村的生活,为什么非要待在大城市不回来?我们是真的虚伪吗?
待我回到包厢,大老王和蒋重嚷起来。
“还以为你躲酒不敢回来了,我们都要换场子了!”蒋重笑。
“换哪儿去啊?在这儿喝不就行了。”
“去接蒋重女朋友啊,去皇城KTV,都订好了,你跟着走就行。”
跟着他们走,到了一个小区门口,蒋重打了几个电话,等得我们直跺脚,才见一个姑娘慢慢地走出来。快到眼前了,大老王直捅我,“怎么样?怎么样?”
在KTV,几罐啤酒灌下去,酒劲越发上来了。
“蒋重,以前来么,肯定要叫小姑娘的。现在谈恋爱了,只能叫女朋友来了。”
“大老王不要瞎说,你害死蒋重呢。”端阳虎着脸。
“好好好,是我瞎说,我自罚一杯!”大老王给自己倒满一杯酒,白色肥胖的泡沫快速地遮住了杯口,又快速地堆到他的虎口上。
大老王邀我一起唱歌,我却是个地道的公鸭嗓,推托不过,也只能跟他一起乱吼。他唱歌很好,人又帅气,有种八十年代明星范儿。
“当年,我就是靠在KTV唱了一首歌把端阳勾到手的。”大老王听完我的夸奖后大笑。
“这人么,又开始吹牛了!”
蒋重始终窝在光线幽暗的沙发上。混乱之中,我似乎看到他拉住了女朋友的手,想要凑近身,又被甩开了手挡回去。
“蒋重和他女朋友怎么回事儿啊?”回到座位后,我问端阳。
“哪里就是他女朋友哦。”端阳小声说,“人家还没答应呢。”
“蒋重那么好的条件,怎么会不答应呢?看他们挺般配的啊。”
“蒋重么,就是你说的那种,大学毕业就从大城市回来。你们当初一个文科状元一个理科状元,你留在大上海了,他却没留在北京,回来虽然也当了个小领导,总归比不上在大城市啊。我听人说,那姑娘大概是想要离开这儿到大城市去发展的。跟了他,不是有了拖累么。”
我不知道说什么,再去看蒋重和他女朋友,似乎有了些什么不一样。
从KTV出来,一弯月亮挂在县城上空,几颗星疏朗地散落附近。
“县城里灯光越来越亮了,看到的星星也少了。”
没人搭理我。
端阳和大老王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蒋重的女朋友也走了。
我要打车走,蒋重不让,生硬地拽住了我。
“我们再找个地方……坐坐。”
“都这么晚了,算了。”
“你在家里待不了几天了啊,我们再说说话。”
到了烧烤店,蒋重似乎一下子酒醒了,恢复了严肃的面貌,又是烤鱼又是烤肉的要了好几样,还点了六瓶啤酒。
“怎么,你还要喝啊?”我问。
蒋重不答话,兀自给我眼前的酒杯倒满了,又给自己眼前的酒杯倒满。
“你说,我要是像你一样留在大城市,现在会怎样?”蒋重举起酒杯,他的手在颤抖,酒杯里的酒也在颤抖。
“我这样有什么好,你也知道,北上广的房价有多可怕……”
“你说,像我这么回到这小县城,当初考上那么好的大学,是不是白考了?”
“谁知道呢?……”
再次举起酒杯,酒杯里浮着一座雪山,雪山高耸,我沿着越来越窄的小路朝上攀爬,累得气喘吁吁,小路变成了一条烟似的痕迹,越来越淡,简直要飘起来。忽然,整座雪山倒伏过来,压在胸口……我使劲儿一挣,听到了敲门声。
“醒了吗?十二点了,快起来吧。”妈在门外喊,“小虎一早上都在找你,说你昨天答应了他,要给他用野鸡毛扎毽子的。”
我睁开眼睛,盯着一片雪白的屋顶。怎么会躺在自家的床上?看来昨晚又喝断片儿了。
“快起来快起来,你不会喝多了忘了你答应小虎的事了吧?”
我揉着眼睛,朝楼下走。小虎看到我,破涕为笑。
“达——妈——”
“你是不是眼睛灰瞧不见,哥哥不喊,喊什么大妈!”妈朝小虎喊。
“达——妈!”小虎又喊了一遍。
小虎手里攥着几根野鸡毛,高高朝我举起。野鸡毛艳丽,闪动鲜嫩的阳光。我抬起头望向遥远的山顶,那儿光秃秃的,积雪完全消融了。
风吹开窗帘,光透进来了。
铁门响了一下,又响了一下。
“哪个?”妈在楼上喊。
“是我。”我听出是谁的声音了。忙撩开被子,跳下床,到处找衣服裤子。妈踢踢踏踏走下楼,打开铁大门。两人的声音有一句没一句传来。妈推搡,“拿着,拿着!”声音低下去,我没穿好衣服,那人走了。“慢走啊……”是妈的声音。
下得楼来,见妈正在厨房收拾一只野鸡。
斑斓的野鸡毛堆在地上,眨动着一丝丝阳光。
抬起眼朝东望,县里最高的山巅,淡淡的白光闪耀。
“山顶看得到积雪了!”
“是啊,昨晚下了一夜雨,山里肯定是下雪了吧?”
“才收完稻子没多久啊。”
“今年冷得早吧。”媽清理好野鸡,遗下一堆鸡毛。几根粗大的翎毛尖儿上,血欲滴不滴。妈在砧板上剁开野鸡。“这么小的野鸡,要五十块钱,还说便宜了。我本来不要的,又想你喜欢,才留下了。他怎么就晓得你回来了?……哦,说是明天早上约你上山打野鸡,野鸡哪有那么好打的?你还是别去了吧。”
饭后,就在屋前阳台看书。你一定会说,我难得回家,何必如此用功?自然,用功是假的。我不过随便翻两眼书,便抬眼望一望远处的山。积雪寒光闪闪,照到脸上的阳光却是暖的。不用多久,就睡意沉沉了。每天中午,我都会这么睡一会儿。
比起在上海,我的作息规律多了。我又能看到日出了。晚上,也会看星星。你不知道这儿的星星有多少。它们静静地嵌在天穹,确如一只一只眼睛,渺茫的目光,让人心惊。在上海,你怎么能体会呢?那儿不过三两颗星。也没几个人会抬头望。至少我是很久没抬头望天了。我看世界,要么是平视的,要么是站在高楼上俯视。世界变得小了。我们都认为,世界是可掌握的。斗转星移,总有那么多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在城市里奔走。而在老家,我总是抬头望天,天太大了,世界太大了,我那么小啊。
听!小虎又在喊了,一声接一声。
“达……妈!”他快两岁了,话还说不大清楚。
我们两家围墙间隔一条村路,三年前新修的水泥路。我们两家钢筋混泥土的房子,也是这两年新修的。小龙家的房子修好后,他爸妈就出门打工了。
小龙爸妈的恋爱,曾经在村里很轰动。两人是打工认识的,她把他带回来见父母,父母死活不同意。有天晚上,她喝下了大半瓶农药。拉到医院,抢救过来后,发现一条腿不怎么听使唤了。几天后,她一瘸一拐地回来了。她比我年长六七岁,我远远地看到她一瘸一拐地慢慢走近,慌乱中,我跑回家里去了。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慌乱。我躲在墙后回头看,她站在原地,弯着腰,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小时候,我和她在一起玩儿过的,如今,她大概已经不记得我了吧?没多久,就知道她父母同意了婚事。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去了。那时候新房还没盖好,他们在破旧得似乎就要坍塌的老屋里拜堂,喝交杯酒。她穿一条宽大的长裙子也没能藏住腿上的残疾。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看上去比她年轻好几岁,穿一身宽大的黑西装,裤脚直拖到地上。两人脸上都红红的,也许是因为兴奋,也许是因为涂抹了胭脂。婚后没多久,他们便回去打工了,就为了要盖起现在这幢新房。
他们去的是上海。对,是上海。他们从未想过要联系我这个漂在上海的老乡。我也从未在上海街头碰到过他们。他们或许曾出现在我经过的路边——那简直是一定的。但我没注意到他们,注意到也认不出。他们也认不出我了。这倒让我想起好多年前的另一件事——
我到崇明岛旅行,回来时,在江边等船。还有好一会儿才起航,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有个中年男人站到了眼前,瞪着我,不说话。挂了电话,不等我说话,他先开了口,问我是不是云南人。这次轮到我瞪着他了。在无数语言汇聚的上海,他准确认出了那种我们共同拥有的语言。我们有一阵没一阵地联系了好几年,我从没问过他叫什么,他也从没问过我叫什么。我叫他老乡,他也叫我老乡。每次都是他主动打来电话。慢慢地,我知道他们一家四口去了上海市区,知道他儿子新娶了媳妇,知道他们一家五口住在月租五百的房子里,知道他们攒了三十多万块钱……直到有一天,他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回老家了。怎么就回去了?我问。总要回去的。听不出他是高兴呢还是失落。钱攒够了,他说,可以回去盖房子了。我说恭喜你啦。——后来,我们便再没联系过。
“喔……”妈在屋顶,拖长声音答应小虎。
“达……妈!达……妈!”小虎便一声一声地喊。
“不想答应你了!”妈妈喊。
“达……妈!达……妈!达……妈!”小虎还是一声迭一声地喊。十几声后,他大概被自己弄烦了,停了下来。寂静忽然像阳光一样,纷纷扑落。
一只灰色的斑鸠停在对面青色的屋顶,咕咕叫了两声。
和你说过的,到上海前,我没见过雪。其实我见过的,只是隔着十多公里的距离。云南的冬天你是知道的,阳光仍然温煦,土地依旧慷慨,绿的小麦,黄的油菜,湛蓝的天空肆无忌惮。人们在一条条路上走,抬头便可看见,县里的最高峰那儿,一片儿雪白。
偶尔我也抬头望。但很奇怪,我很晚才意识到,那是雪。也动过走近了去看一看的念头,可真要走到那儿,怕不止三四十公里,也就作罢了。也没听说身边有谁特意去看雪的。似乎是,大家都没近距离见过雪,却也并不怎么稀罕。
只是偶尔抬头望一望。 只有老人们会特别在意。他们会说:哦,积雪了;哦,融雪了。
算起来,山脚下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的我,近距离见过的冬天的信物,只有冰了。你一定还记得吧?我第一次在北方见到冰冻的河,是何等惊讶!我凑近去,踩了又踩,还不罢休,还要到冰面上踏一踏。云南的冰是怎样的呢?脆、薄、透亮,底下还颤动着绿茵茵的水藻呢。放学后,奔到小河边,小心翼翼地起出一块块冰,两手捧举着,迎着太阳,隐约可见自己扭曲的脸——忽地,冰上映出一条硕大猩红的舌头。冰一点儿一点儿变薄了。就这样,还算是运气好的。大多数冬日,是完全不可能见到冰的。
要想冰厚实一些。那就不能到河边去了,只能靠自己。在临睡前,用事先找好的碗,盛上大半碗水,用黄黄的稻草打一个结放进去,端到院子里——院里没有稻草垛,也会有松柴垛。我当然更喜欢松柴垛,松柴是刚从山里拉回来的,是村里每家每户年底都会分到的。松枝的断口还新鲜着,结了一层珍珠般的松脂,松针呢,还散发着好闻的清香。就在松枝和松针间,找一个稳妥的凹槽,搁好水碗。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那一夜注定是漫长的。可惜的是,次日天还没亮透就要上学去了。偷偷到柴垛去看看,唉,提一提稻草结,碗里的水还没冻着呢。那一天早上的课也注定是漫长的。放学铃声一响,我便飞奔回家,直取柴垛,哈!果然冻得厚实了!提住稻草结,整碗水,便晶亮笃实地给拽起来了。
那一碗碗冰,是多少个冬天的欢乐啊。
有些年的冬天,天气不够冷,不但没法得到一整碗的冰,河水更是只顾自己流得快活。我忍不住要捡块石头,朝水里奋力一扔,听那泄气的一声“扑通”。
离开云南,在上海见了雪——在你眼里,那大概也算不得雪吧。我才会想,小时候,假若我到过县里的最高峰,假如我见了满世界的雪,我今后的生活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你大概会觉得,这太牵强了吧?可我怎么总忍不住这么想呢?我总相信那说法,蝴蝶扇一扇翅膀,也能给远方带来一场风暴。
——还是说说山顶的雪吧!
我是几天前才到过那山上。端阳去下乡,我算是凑热闹。当然,用她的说法是,让我这个作家体验生活。汽车在柏油马路上曲里拐弯地往上走。很快,就能看到棋盘样的县城。越往外,越规整。端阳告诉我,最近五年,县城扩张了将近五倍,又说,我们走的路去年才铺上柏油。“你要是前年来,那才叫体验生活。”她不无遗憾地说。
两个来小时,翻了几座山,穿过几片大雾(有几次不得不停车,牛和羊在车外缓慢地经过,铃铛漫不经心地响了一声又一声,最后面,走过一个穿着单薄衣服、脸色黝黑、吹口哨的少年),吉普车开进了一个水泥操场。操场两端的篮球架,白墙上画了大幅少数民族宣传画的平顶房,种了各色菊花的白瓷砖花坛……目之所及,皆是新的。我明白过来,这就是乡政府了。车外,书记乡长都候着了。听了介绍,才知他俩都是八〇后,可脸上,早就满是风霜了。他们和领导到屋里谈事儿,端阳便带我转悠。
“这儿不错嘛!比我想象的好多了。你就在这儿待了五年?”
“嘿,那是你来晚了一年!”端阳撇撇嘴,用手画了一个大圈,“你要是一年前来啊,这些什么都没有,我们的办公室和宿舍,都是又破又潮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的瓦房。冬冷夏热,吹风漏雨!现在想起来,这种天气住那种屋子,就浑身打哆嗦。”端阳两手环抱,抖了两抖。
“那几年,你和大老王谈恋爱了吧?”
“是呀,我和他认识,就是到这儿的第二年。记得有个周末晚上,我刚从县城家里上来,发现外套忘带了。心想完蛋了,到了夜里,还不得冷死啊。要回去拿,是不可能的,太阳很快就要落山了。再说,也没班车了。这时候,电话响了,一看,是大老王。大老王说,我给你送外套上来了。我说你别,车都没了,怎么送上来?大老王说,你别管了,你先烤烤火,将就一下。我还要说什么,大老王挂了电话,再打电话过去,他没接,发短信过去,他也没回。天很快就黑了。我在屋里弄了一大炉火,炭用了平日的两倍,可还是觉得冷。我没忍住,又打了大老王两次电话,他都没接。我忽然就不敢再打了。天越来越黑,我越来越着急。炭火一点儿不暖了,我只是觉得冷。忽然,摩托声响,打开门,摩托车灯里,站着的是包裹严实的大老王。我拉他进屋,把他摁在炉子前。他完全冻僵了。”
“你们这恋爱谈得,也够浪漫的嘛。”我笑。
“谁说不是呢?那天晚上我下定决心,这辈子非大老王不嫁了。”
“现在呢?后悔过吗?”
端阳嘴角浮过一丝笑,仰头看天。雾气散尽了,天上流云飞聚。
“那些年那么艰苦,回头想想,还挺美好的。工作也不是一直都那么累,轻松的时候,我们就在办公室烧个炉子,火烧得旺旺的,在炭灰里埋了洋芋和山药。慢慢地,整间办公室都是香的……”
我们走到一株合抱粗的核桃树下,树下一条小溪,潺潺流动。我抬头看,叶子早掉光了,树枝切割开浓云堆积的天空。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核桃树了!”
“这就算大啊?以后我带你到山里看看!”端阳又撇了撇嘴。
我想在地上找几个核桃,没找到。端阳指给我看远处的一所小房子,让我猜是什么。我哪里猜得到。端阳故作神秘,说带我去看看。我们踩着铺满落叶的潮湿地面,沿小溪而上,走到半坡上。那是間快要倒塌的土坯房,墙上石灰剥落,隐约还剩几个暗红色的字样,“阶级斗争……纲领……”,别的猜不出了。推开虚掩的门,恍然大悟,这是水碓嘛!端阳听我说对了,很是吃惊。水碓我当然见过,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儿了,而且,就见过一次,是我和奶奶一起去磨小麦。就这一次,那座水碓便牢牢地扎在我的记忆里了。——你应该没见过吧?可惜那天我手机没电了,不然应该拍下来,发给你看的。
忽然听得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
起初,我们以为是雨。很快,端阳就喊,“下雪了!”
急切、焦躁、不管不顾地落下。很快,山坡下的水泥路面铺了白白一层。还有更多的落下来,在路面上弹跳着。倒像是在下豌豆。 “是冰雹吧?”我说。
“这个季节,怎么会下冰雹呢?”
都不说话,呆呆地盯着空茫处看。不多时,世界似乎变得舒缓了。
“真是下雪了!”
“没在老家见过下雪吧?毕业后到这儿工作,我也才知道老家还会下雪。第一年的雪就够大的,足足下了一天一夜,出门见到干沟都被填满了。”
“你说,假如我没到上海去读大学,又或者,去上海读完大学又回来了,会怎样呢?我会过着怎样的生活?我又会成为怎样的人?”
端阳呵呵一笑。“你就瞎想吧,你才不可能像我这样留在这儿。”
“为什么不可能?”
“大城市多好啊。”
“那是你想象的。大城市物价那么高,房子那么贵,可工资也不见得有多高……”
“那你怎么不回来呢?”
“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
雪扑扑地下着。远近的山林,都被浓雾遮掩了。
翌日,大公到家里来时,我才刚刚起床。大公坐在堂屋前的小板凳上,一言不发地抽烟。我洗漱好了,看看地上,有了三四个烟蒂。我们出门后,妈又叮嘱了一遍,打不到也没关系,早点儿回来。我说好。
清晨的村道静悄悄的,道边不时出现一片竹林,竹林后是人家。新鲜的阳光透过竹林一束一束射到地面,大片大片铺满屋顶。有户人家几年前还有十来口人,如今人都走光了,只剩下草木恣意生长的菜园和两间了无生气的瓦屋。瓦屋顶上茅草蓬乱。我停了停,呆看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夜里从这儿走过的情形。大公只顾埋头走路,我紧赶两步。
“他家人呢?都到哪儿去了?”
“有的搬到新房去了,有的是到外面打工去了。”
“两个老的呢?”
“死了嘛。”
“死了?”
“前年,老头死了。头一天我还见他打麻将呢,第二天就死了。隔了半年,老太太也死了。他俩处得好,一辈子没红过脸。”
“记得我小时候,他家院子边种了一溜儿夜来香,一到夜里,那个香啊。”
“嗨,早就砍没了。”
我们拐到后山,慢慢地朝上走。见到几个砍柴归来的,狐疑地看看我们,看看我扛着的火枪。路上的人明显比几年前少了,那时候,这个点儿总是有络绎不绝的人下山的,要么背着松毛,要么挑着松柴。
“好像没那么多人上山砍柴了。”
“太辛苦了,谁还上山砍柴嘛。都是买柴烧了。”
又走了十多分钟,进山了。衬衫后背汗湿了,松林里的风呼呼吹过,一阵阵清凉。我们顺着大路走了一段,拐进了山坡小路。路边的茅草及膝高,在我们身边纷纷倒伏,草叶上还挂着露珠,露珠很快打湿了裤管。
林子里叽叽喳喳的都是鸟叫,却看不见一只鸟的影子。
就这么走下去?哪里才会有野物跑到枪口下啊。我心里犯着嘀咕。大公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从我肩上顺过枪,自己扛着。
“爬过这山头,有片地,会经常见到野鸡。”
“好多年没见到野鸡了!”我颓丧的情绪,又被鼓动起来。
“这两年,这地方的野鸡更多了。”
“为什么呢?”
“附近的人家大多数搬到县城去了,没人打扰,当然就多了。”
大公走前面,我走后面。他一身洗得发白、打了补丁的中山装,衣服完全贴合着他的人,仿佛七十多年来,他一直穿的就是这身衣服。看他一步一步朝上爬,听他呼吸声均匀沉重,那衣服就如同活了一般。我跑到他前面一段,停下来等他,又落在他身后一段,看看离得远了,又跑到他前面去。他则始终是那速度。
果然,越过一片山岗,眼前陡然开阔了。
是一片凹地,估计有上百亩。远远望去,小部分地里种了玉米、花生、红薯、黄豆、小麦,最远处是一片板栗林。大部分地荒着,乱草丛生。
“哪儿有野鸡嘛?”
“你等等嘛。”大公举着枪,慢悠悠地四处打望。
我也四处望。此时太阳升高了,远处的板栗林和板栗林后的松树林灰蒙蒙的,有几间瓦屋隐在林地里。四野一片寂静,只听得见交织的虫鸣。
“你瞧那儿,就那儿,好几只野鸡。”
“嗯?看不见啊。”
“那片花生地,刚动了一下的地方,看见了吧?”
“哦哦,看到了。”我答应着,其实并没看见什么。动的地方太多了,不就是风吹的么?
“只是太远了,打不到的。”大公的语气里也有几分失落。
“不能走近了再打么?”
“这么多草,不等你走近,早被吓跑了。”
我朝地里走了两步,停住了,杂草嘁嘁喳喳的声音无法避免。
“那就随便开一枪吧。”我这么说,其实还是不大相信真有野鸡。
“那开一枪有什么用嘛。”大公笑一笑。
“是没什么用,我就想随便开一枪……”
“浪费火药嘛。”大公说着,还是随我拿过了火枪。
填火药,塞弹头,用通条捅了几下,抽出通条后,举起枪口。这一系列动作,熟悉又陌生。大概有十多年没这么干过了。
面對上百亩阳光,上百亩虫鸣,上百亩寂静,还要面对更远处的森林蓊郁和雪山闪耀,我的枪口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这枪后坐力大着呢,你当心点儿。”
我朝大公侧了侧脸,靠近他那边的耳朵热了一下。眼前闪亮,世界轰鸣,时光静止。虽然有所准备,我还是差点儿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咕咕两声。翅膀扑腾。一只野鸡,又一只野鸡,再一只野鸡,从草窠飞出,连成一串儿,呼呼地朝对面山岗飞去了。灰蓝色天幕下,它们鲜亮的羽毛淡淡地泛着光亮。
我长长舒出一口气。大公也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我们慢悠悠地朝另一片山走去。
“村里的枪早几年不就被收了么?” “我这枪,也差点儿没了。”
“说是野鸡也不让打了。野鸡是保护动物啊。”我又说。
大公似乎没听见我说什么。
直到下午,我们都没打到什么。中途碰见过几只兔子,也给跑掉了。看看不早了,我提议往回走。我安慰大公,雖然没打到什么,在山里四处走走就很高兴了。大公仍然一个劲儿埋怨运气太差。走到山脚附近一处山坳,看到一片片刚挖过的红薯地。大公让我站住别动,他举起枪,不知道对准了什么,轰的一声,几只斑鸠飞起。
“有了。”他淡淡地说。
我们到了山地那儿,看到两只斑鸠耷拉着翅膀在红土地里挣扎。
这时候,电话响了,是端阳。
“蒋重回来了,到县城吃饭啊。”我这才想起昨天下午的约定。
“好啊,我带野味过来。”
我看了一眼地上的斑鸠,它们已经停止挣扎了。
血把红土染黑了。
见到我拎着的斑鸠,大家都笑,说刚刚还打赌呢,猜我带了什么野味。蒋重说要么是麂子要么是野猪,大老王说要么是穿山甲要么是果子狸,端阳说肯定是野鸡。没想到,竟然是斑鸠。还不够塞牙缝呢!大家又一阵乱笑。
“那都是保护动物啊,你们也敢吃?”
“哈哈,斑鸠怕也是保护动物吧?”
“这不是,不算是吧。”我忽然有些拿不准。
“都给你弄死了,就别虚伪了啊,这样大家还怎么相处?”大老王笑。
斑鸠交给店家后,我们就在包厢里坐了喝酒打牌。
渐渐地,酒酣耳热,大家愈发热络起来。
“听端阳说,你还想着要回来?”
“是想啊,回不来嘛。你们这日子过得多好啊。”
“这么说么,你就虚伪了啊。那么多人说农村好,说小地方好,怎么一个个又跑到大城市去?真觉得好,那就回来啊。”
“身不由己啊。”
“你没媳妇没小孩的,怎么就身不由己了?”
“我也经常在想啊,怎么就身不由己了。怎么就不能忽然就跑回来了?如果我是真的喜欢这样的生活……”我感觉自己说得有些语无伦次了。
“喝酒喝酒!先喝了再说。”蒋重举杯。
“喝了喝了!”大老王附和,“不管回不回来,记得老家里有我们几兄弟。”
“蒋重,你就少喝点儿得了!待会儿么,你女朋友又要骂你。”
“不要这么说嘛,她什么时候骂过我?”
“不要装啊,不要叫我点破你啊。”端阳笑。
“你那女朋友搞定没?什么时候带出来给我们瞧瞧嘛。”大老王一把搂过蒋重。
“怎么没搞定?”
“那你叫她出来给我们瞧瞧?!”
场面渐渐混乱了。我离席去上厕所。上完厕所出来,冷风一吹,酒醒了一半。看看手机,有你的一个未接电话。你大概是怕我喝多了吧,就给你回拨回去。
“没喝多,真的没喝多。你听我说话的声音就知道了。”
“听着是没喝多。那你不要再喝了啊。”
我答应了,但我知道,我回去肯定还会再喝的——我并非有意要骗你。这又是为什么呢?是虚伪吗?我想起大老王问我的话,真要喜欢小城市或者说农村的生活,为什么非要待在大城市不回来?我们是真的虚伪吗?
待我回到包厢,大老王和蒋重嚷起来。
“还以为你躲酒不敢回来了,我们都要换场子了!”蒋重笑。
“换哪儿去啊?在这儿喝不就行了。”
“去接蒋重女朋友啊,去皇城KTV,都订好了,你跟着走就行。”
跟着他们走,到了一个小区门口,蒋重打了几个电话,等得我们直跺脚,才见一个姑娘慢慢地走出来。快到眼前了,大老王直捅我,“怎么样?怎么样?”
在KTV,几罐啤酒灌下去,酒劲越发上来了。
“蒋重,以前来么,肯定要叫小姑娘的。现在谈恋爱了,只能叫女朋友来了。”
“大老王不要瞎说,你害死蒋重呢。”端阳虎着脸。
“好好好,是我瞎说,我自罚一杯!”大老王给自己倒满一杯酒,白色肥胖的泡沫快速地遮住了杯口,又快速地堆到他的虎口上。
大老王邀我一起唱歌,我却是个地道的公鸭嗓,推托不过,也只能跟他一起乱吼。他唱歌很好,人又帅气,有种八十年代明星范儿。
“当年,我就是靠在KTV唱了一首歌把端阳勾到手的。”大老王听完我的夸奖后大笑。
“这人么,又开始吹牛了!”
蒋重始终窝在光线幽暗的沙发上。混乱之中,我似乎看到他拉住了女朋友的手,想要凑近身,又被甩开了手挡回去。
“蒋重和他女朋友怎么回事儿啊?”回到座位后,我问端阳。
“哪里就是他女朋友哦。”端阳小声说,“人家还没答应呢。”
“蒋重那么好的条件,怎么会不答应呢?看他们挺般配的啊。”
“蒋重么,就是你说的那种,大学毕业就从大城市回来。你们当初一个文科状元一个理科状元,你留在大上海了,他却没留在北京,回来虽然也当了个小领导,总归比不上在大城市啊。我听人说,那姑娘大概是想要离开这儿到大城市去发展的。跟了他,不是有了拖累么。”
我不知道说什么,再去看蒋重和他女朋友,似乎有了些什么不一样。
从KTV出来,一弯月亮挂在县城上空,几颗星疏朗地散落附近。
“县城里灯光越来越亮了,看到的星星也少了。”
没人搭理我。
端阳和大老王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蒋重的女朋友也走了。
我要打车走,蒋重不让,生硬地拽住了我。
“我们再找个地方……坐坐。”
“都这么晚了,算了。”
“你在家里待不了几天了啊,我们再说说话。”
到了烧烤店,蒋重似乎一下子酒醒了,恢复了严肃的面貌,又是烤鱼又是烤肉的要了好几样,还点了六瓶啤酒。
“怎么,你还要喝啊?”我问。
蒋重不答话,兀自给我眼前的酒杯倒满了,又给自己眼前的酒杯倒满。
“你说,我要是像你一样留在大城市,现在会怎样?”蒋重举起酒杯,他的手在颤抖,酒杯里的酒也在颤抖。
“我这样有什么好,你也知道,北上广的房价有多可怕……”
“你说,像我这么回到这小县城,当初考上那么好的大学,是不是白考了?”
“谁知道呢?……”
再次举起酒杯,酒杯里浮着一座雪山,雪山高耸,我沿着越来越窄的小路朝上攀爬,累得气喘吁吁,小路变成了一条烟似的痕迹,越来越淡,简直要飘起来。忽然,整座雪山倒伏过来,压在胸口……我使劲儿一挣,听到了敲门声。
“醒了吗?十二点了,快起来吧。”妈在门外喊,“小虎一早上都在找你,说你昨天答应了他,要给他用野鸡毛扎毽子的。”
我睁开眼睛,盯着一片雪白的屋顶。怎么会躺在自家的床上?看来昨晚又喝断片儿了。
“快起来快起来,你不会喝多了忘了你答应小虎的事了吧?”
我揉着眼睛,朝楼下走。小虎看到我,破涕为笑。
“达——妈——”
“你是不是眼睛灰瞧不见,哥哥不喊,喊什么大妈!”妈朝小虎喊。
“达——妈!”小虎又喊了一遍。
小虎手里攥着几根野鸡毛,高高朝我举起。野鸡毛艳丽,闪动鲜嫩的阳光。我抬起头望向遥远的山顶,那儿光秃秃的,积雪完全消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