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底，全国首个“智能动态交通违法审核机器人”在温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指挥中心正式启用上线。这是人工智能在行政执法领域的又一次尝试，早前海南高速就已采用了执法机器人。而近年来，在其他执法领域，机器人的运用也是屡见不鲜，包括商事登记（广州），行政审批（长春朝阳），检验检疫（广东）等等。
　　这些执法机器人虽然都打的是“智能”的概念，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仍属于“辅助系统”的范畴，不是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而是IA（Intelligent Assistant）。一方面，真正做出執法决策的是人，而不是机器，机器提供的结果只起到参考作用——也就是说，既可以完全采纳，也可以部分采纳，还可以不采纳。另一方面，执法人员根据监管目的调用相关功能，获取相关分析结果，而不是由机器自主调用和分析;系统提供的只是某一部分的决策信息，而不是全面的决策依据。比如，前述“智能动态交通违法审核机器人”可以实现对违反禁止标线随意变道、加塞、逆行、占用公交车道、非机动车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的智能审核识别，并可自动提取违法车辆的车牌号、地点、类型、时间等信息，为交通执法人员的检查执法提供一定的参考，但最终的执法程序与传统执法并无二致，执法结果的做出也主要依靠执法人员的判断。
　　但是，“执法机器人”的概念还是容易让人产生诸多遐想：“执法机器人”被政府授权后，能否自主行使一些行政执法权？比如这两年较热门的“监管科技”。中国人民银行就有官员认为，（金融）监管科技是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为代表的新兴科技，主要用于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实现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以及保护金融消费者权利。他进一步认为，监管科技既可以作为金融机构降低合规成本、适应监管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也能够帮助金融监管机构丰富监管手段、提升监管效率、降低监管压力，是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重要途径。如何在更广阔的领域实现“执法科技”，将成为数字经济新时代改善行政执法的一个契机。
　　当然，“执法机器人”带来的忧虑也是显而易见的。未来，在行政执法中引入更多的科技元素和智能元素是大势所趋，但科技和智能的参与程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行政法原理上来说，行政执法（自律监管）的权限和手段应当有明确的制度依据，特别是从“辅助”滑向“自主”的横轴上，应当标出比较清晰的刻度，否则可能引发“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质疑。
　　此外，“执法机器人”仍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还不够成熟稳定，实际应用效果也还没有经过一个完整的周期检验。基于大数据和新技术的执法机器人，是否会诱发新的法律和伦理难题，引发新的风险，是否会影响就业，算法是否存在歧视，是否需要披露以及披露的程度等，这些问题都可能随着执法科技的深入推进而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