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盗窃医护人员案时，办案检察官袁硕说，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犯罪嫌疑人王杰的“冷静”。“从我们对他讯问，到法院开庭，他一直表现平静，说话一点也不冲动，语言表达也特别流畅。”袁硕回忆说，他没有任何抵触，认罪态度也很好。
　　王杰是河北省张家口市一家医院的药剂师。多年的从医工作，他认识了北京及周边多地区的医生和专家，因此亲戚朋友常托他帮忙带他们到他熟悉的医院看病。然而，在陪亲友看病时，王杰觉得，这些医生在看病时，对待病人的态度生冷。“所以我就特别生气，但当时我还不能发作，所以就记下哪个医院哪个科室哪个医生，然后再找机会报复。”
　　然后，他便想出了偷他们的东西的法子。对于王杰供述的作案动机，袁硕却认为“很难认定”。在检察院对王杰讯问时，对案件事实，他都承认，但对与案件定性没有太大關系的细节，在袁硕的回忆中，王杰供述一直是反复不确定的。但是由于这点对于案件的定性和量刑都没有影响，检察院也没有细究。比如盗窃原因，王杰曾有几次不同的说辞，在检察院的讯问中，他的理由都是“我认为医护人员对待病人态度不好，所以看不惯他们”，然而在庭审时，他的回答却变成了“因为我参加了一个公益组织，所以就去偷钱，然后把这些钱放在这个公益组织里，捐给贫困人员”。但是这个理由，在检方和公安机关那里，他却从来没有提过；并且，实际上他也没有证据。袁硕说，即使是匿名捐钱，也会有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而王杰无法提供任何记录，因此，检方没有采信。对盗得的钱的去处，他前后的说辞也不一样，一次说是给亲友买东西了，另一次又说全部被自己花了。前后矛盾，反复变换。
　　在带亲友去看完病回家或看病的间隙，王杰就会去带亲友看过病的上一家医院行窃。他会先到门诊，看“惹到他”的医生或护士是否出诊，如果不出诊，他就不偷，但如果出诊，他就去门诊室或更衣室看医务人员的包在不在，哪里没人就在哪里下手，伺机盗窃钱包。在一段医院楼道监控视频中，王杰一手背包一手打电话，随意地在楼道里来回走。那个时段不是就诊时间，楼道里几乎没有人。他边走边留意周围，在看到一位医生走出办公室后，便快速进入那间办公室中。虽然办公室的门是敞开的，但监控器的视线正好被墙拐角挡住，因此无法得知门内情况。几分钟后，他便走出办公室，迅速离开。他走出来的时候，裤兜相较于进去之前，有一个明显的方形钱包印显现出来，而他的表情仍旧泰然自若。
　　盗取的钱包里如果有身份证和银行卡，王杰还会尝试用身份证号作密码，去取银行卡的钱，还真就成功取到过钱。通过ATM机的监控视频，可以看到他取钱的过程。他先把钱包打开，将卡都拿出来看一遍，然后拿出现金，把钱包放在ATM前的平台上，从容不迫地数钱取钱。在ATM达到取款限额后，他便去到银行大厅取钱。视频中，他随意地坐在第一排椅子上，跷着二郎腿，边看手机边留意银行叫号，不慌不忙，看起来和别人毫无二致，在和柜员沟通时也十分淡定。王杰还用盗得的醫保卡在药店买了两次药。药店视频中，他顺利地输入密码，表现得和普通顾客无异，也没引起他人怀疑。
　　几次盗窃发生后，失主也曾报案，警方也进行了调查，但医院能提供的证据很少。并且这起案件需要好几十起事实的线索串联，才能锁定嫌疑人。因此，这起持续两年的盗窃案，到2016年底才被查获。
　　袁硕认为，部分失主不报案，客观上对破案也产生了影响。有时，即使警察通过反查的手段，找到被害人，失主依然不报案。联系被害人做笔录，有人会以麻烦为由而拒绝。甚至有的被害人觉得丢失的财物不多，丢就丢了。这些缘由拖慢了破案速度。通过本案，我们可以发现，及时报案，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任，也能帮助警方尽早抓到犯罪嫌疑人，避免更多人受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