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前，无论是中国还是英格兰和欧洲，儿童的生命均微不足道，溺婴、弃婴等儿童非正常死亡现象十分普通，死亡儿童的尸体像垃圾一样被扔掉，人们习以为常，无动于衷。但到19世纪，在美国社会的上层和中层家庭中，儿童的死亡在所有的死亡中已经“成为最令人痛苦和最不能宽恕的事情”(Viviana A.Zelizer)。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儿童则被高度予以了神圣化，儿童权益的被侵犯，尤其是本可避免的儿童死亡被视为国家的耻辱。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进步时代”，美国社会正是在这个时期完成了其现代化转型。
　　许多人发现，正处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与进步时代的美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面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快速进行，另一方面则是生产事故频发、犯罪恶化、贫富分化严重、环境污染加剧、腐败突出等棘手的社会问题。但一个惊人的不同是，当进步时代的美国将儿童神圣化，儿童受害被视为“严峻的、根本性的国家问题”(Viviana A.Zelizer)的时候，众多孩子的生命正在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埋单”。在麻木和冷漠中，我们看到频繁的公共安全悲剧性事件一次又一次的指向了幼弱的孩子——南平校园暴力、劣质疫苗、血铅儿童、三鹿毒奶粉、地震校舍危房、儿童虐亡……当二十一具婴儿尸体如同垃圾一样漂浮于济宁市郊区光复河桥下时，我们的心灵不能不为之震撼……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美国将儿童神圣化，把儿童保护作为国家事务且为高度优先事项，同时形成儿童保护的社会文化氛围，对于美国成功且平稳的完成社会转型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尽管进步时代的美国同样出现了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些社会问题在儿童权益这一底线面前也会战栗。例如，犯罪恶化但是侵害儿童的犯罪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和最强烈的谴责，伪劣产品充斥但是如果儿童用品出现产品瑕疵则将激起社会的义愤并受到最严厉的打击，各类事故频发但是儿童的死亡则被认为是国家的耻辱……
　　“儿童”这一底线的存在，让处在社会阵痛时期的人们心存希望，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因此变得可以忍受，也值得忍受。与此同时，儿童保护的高度优先以及儿童权益高压线的存在，也成为了可以逐步“推而广之”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强有力的推动力。的确，当儿童的死亡变得不能容忍和宽恕之后，就有可能让每个人的死亡变得不能容忍和宽恕。可以说，儿童的神圣化是社会转型的稳压器。
　　近些年来，我国频发的儿童公共安全危机事件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儿童神圣化的观念与社会文化氛围还远未确立，儿童权益不但没有成为一条“高压线”，而且还成为了唯利是图，甚至仅仅是宣泄社会不满情绪的渠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失去底线的社会转型是令人恐惧和绝望的!当代中国也需要一场声势浩大的“拯救儿童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