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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传播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治理手段，其目的在于促进政治发展，其中，对政治传播的成效分析是考察政治管理效果的重要指标。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的政治发展，推进了我国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关键词：政治发展；政治传播；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政治民主化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
政治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但一般都能形成这样的共识：即政治发展意味着一个向上和向前的过程。与中国的社会转型实际相结合，政治发展的涵义可以理解为，民族独立国家形成和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政治体系的合法化、民主化与现代化的过程＼[1＼]。政治发展一般包含三方面因素不断成长的过程和结果，分别是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而政治传播是政治的“喉舌”，政治传播是一定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实施的一种活动和手段，不仅服务于政治，也“负载”着政治＼[2＼]1。具体而言，政治传播指的是政治传播者通过多渠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和行为的一种对策＼[2＼]32。由此可以得知，当政治传播的主体是国家、政府、政治组织或者政治组织的代理人的时候，政治传播便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治理手段，以之促进政治发展。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作为体制内的政治传播主体——国家、政府、执政党以及主流媒体通过有效的政治传播已经和正在力图大力推进着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来对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的成效进行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政治传播有效增进了中国的政治一体化，有序促进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化以及有力推动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一、政治传播有效增进了中国的政治一体化
政治一体化要求政治权威的理性化和保持政治权威的整合度，这是政治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要强调的是政府能力的正向累加和凝聚。当前我国政治传播中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内容和方式反映的正是我国政府能力的状况，当前我国政治传播的施予主体主要指体制内主体，包括国家、政府、执政党和主流媒体，这些施予主体在政治传播过程中，其传播方式主要是自上而下，由内及外，而其传播内容又多呈现出政治性、权威性、支配性、 严肃性和全局性的特征，因此有效促进了我国的政治一体化。
首先，它促进了我国政府政治整合功能的增强。政府政治整合功能增强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政府需要一个享有较高权威的领导集体，体制内的政治传播主体（主要指国家、政府、执政党、主流媒体）是当代中国政治传播活动中占支配性地位的行为主体，尤其是体制内的主流媒体。以主流媒体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将中国领导集体的意志和领导能力的活动视为最重要的传播内容，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凝聚力的增强等关乎中国社会全局的大事件作为最主要的传播内容，并依靠主流媒体的优势地位和权威影响，强化和增进我国领导集体的领导合法性，使我国领导集体获得了人民的广泛认可和认同。
其次，它促进了我国政府执政能力的发展。这既表现为一方面切实增进了政府的执政效能，又体现为政治传播已然成为了我国政府执政的一种新手段。政府的执政能力包括动员能力、贯彻能力、调控能力和革新能力等等，体制内的传播主体最经常使用的传播方式便是政治宣传，通过政治宣传来达到政治动员的目的，政治宣传已然成为我国政府增进执政效能的必用武器；又比如政府执政能力还包括舆论调控能力，而对社会舆论走向的引导恰恰是体制内政治传播主体政治传播的一个主要任务。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政治传播本身又成了政府有效执政的一种重要手段。
第三，它对于我国政府平稳处理重大政治问题起到了良好的辅助作用。这种辅助作用主要表现在良好的政治方向引导，政治背景铺垫，参与政府过程等重要方面。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政治传播在政治方向的引导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而到世纪之交又遭遇“法轮功”在全国范围内的兴风作浪，政治传播对于舆论的调控和引导对稳定我国政治秩序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又比如2003年肆虐全国的SARS事件，政治传播的有效努力又为我国政治秩序的稳定作出了贡献等。
二、政治传播有序促进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化
政治制度化是指政治活动和程序取得社会认可，并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遵守的过程。制度化程度低或缺乏会影响到政治系统自身结构的稳定性＼[3＼]，西方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 这样，政治制度化就被界定是一个为了政治体系的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合法性）和稳定性（秩序）的过程，并提出了衡量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四个标准，即“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4＼]。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一直重视和努力推进着我国政治制度化的进程，政治传播在加速我国政治制度化进程、提高我国政治制度化水平等方面贡献了积极的力量。
首先，政治传播加速了我国的制度化进程。社会转型追求社会的有序化，社会的有序化势必要求社会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你每天一打开报纸、电视或者电脑，扑面而来的就是类似“现代化的中国是法制化和法治化的中国”， “宪政是保障我国政治秩序的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要注重制度创新”的话语，它一方面表明政府对于政治制度化意义的高度认知，又体现出推进我国政治制度化进程建设的迫切性，同时更重要的是政治传播主体通过对关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生等诸多事件和现象的关注、追问与思考，使得有关当局在获得信息、直接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不得不加速思考如何进行决策，使得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纳入到规范和正常的渠道中来，尤其是将潜在的反体制的力量囊括进制度本身，从而避免了其与体制的日益疏离，避免其走向社会和秩序的反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政治传播的介入，我国政府的政治制度化进程在提速，政府的行政已经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多的制度空白区也陆续得到填充，此类政治传播无不体现着“任何实践活动，无不包含着‘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执行过程’”＼[5＼]的要义。 其次，政治传播大大提高了我国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政治传播提高我国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的表现主要有：政治传播对于政治制度化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宣传使得我国人大立法职能和各级政府的行政立法职能的效率要求更高，科学的、客观的和合理的政治制度化要求我国的立法队伍必须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政治传播对先进国家制度化情况的引入有助于形成我国政治体系制度化可参考的经验；政治传播对于政治制度化过程的传播使得政治制度化进程之中的参与主体增多，一个集思广益的制度的形成更能体现普适性；此外，政治传播对于政治制度化进程的传播还可以不断地在实践中来检验我国政治制度化的质量。以WTO立法问题为例，在我国加入WTO组织之前，我们政府每逢相关场合必谈WTO规则，使得更多企业和民众主动去了解WTO规则。而主流媒体铺天盖地对于WTO规则的引入和解释，也成为我国国内立法与其配套的重要参考，同时，当局也在不断审视以前制定的国内法律能否适应新形势的检验标准，我国与WTO立法的衔接过程也是我国各类专家广泛参与的过程，这样的进程每走一步都使得我国政治制度化的水平向前迈上一个新台阶。
第三，政治传播有序推动着我国的法制化向法治化的进步。如果法律不能被执行，那就等于没有法律＼[6＼]，政治制度化的内涵不仅仅要有各种各样的制度，最重要的是要实现这些制度调整各类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功能，制度再好，束之高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政治传播在这方面作了持续的努力，例如对于制度与法律的解释以及广泛宣传，让公众懂法；对于具体案例的深入报道及呼吁，让公民懂得利用法律的武器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政治传播对于影响法治化因素的传播，有利于当局廓清法治化障碍，为我国法制化向法治化的顺利转变扫清道路等。
三、政治传播有力推动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
政治民主化是选举民主和自由民主的有机统一，它意味着公民参与的扩大和选举政治的实现，以及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政治民主化状况的一个重要的考察指标就是政治参与，而政治传播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政治民主化，从中国的社会实际来看，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对于提高我国民众的政治参与水平起到的作用尤为明显。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传播使得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政治传播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政治社会化，通过政治传播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政治社会化是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7＼]。当代我国政治传播无论是从传播形式，还是传播内容都加强了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宣传，包括民主意味着什么，中西方民主差别，民主的实现形式等等，使得民主观念得以在公民头脑中形成，并且通过政治动员训练人民的民主参与实践。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传播使得我国国家机构的行为更加公开化和透明化。公职机关行为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是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使命，也是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要求。政治传播的传播内容的重点就是要对国家机构的活动进行传播，并通过这种传播使得国家机构的行为接受社会的广泛监督。通过政治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政治上的“暗箱操作”变为“阳光作业”，推进了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的理论探讨和信息公开法制的建立，有利于保障市场主体和公民的知情权，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了前提条件，突破了以往的暗箱政治、幕后政治，推动民主政治的形成。我们已经看到，目前各级政府推进的听证会制度和政府上网工程，确实是体现政府行为民主化的有益尝试。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传播极大地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与行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指的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行为。政治参与水平直接反映了一个政治体系的民主化程度，是政治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使得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其奠定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心理基础；其次，政治传播对于公民参政议政知识的宣传训练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技能；再次，让人评论是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的方式之一，尤其是新媒体的政治传播，比如我们熟知的网络微博为公民提供了一个个自由评论和表达的公共平台和渠道；最后，政治传播对于民主进程的有效监督，又保证了民主效果得以实现。这些都表明，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不仅为我国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提供了知识储备和心理基础，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参政议政渠道和平台，并为广泛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种新机制。
＼[参考文献＼]
＼[1＼]谢庆奎.新中国政治五十年的政治发展＼[J＼].理论学习与研究，1995（5）：1218.
＼[2＼]邵培仁.政治传播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3＼]孙关宏.政治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296297.
＼[4＼]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1222.
＼[5＼]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M＼]. 杨栎，徐立，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8：3.
＼[6＼]洛克.政府论：下篇＼[M＼]. 叶启芳，翟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32.
＼[7＼]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357.
关键词：政治发展；政治传播；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政治民主化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
政治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但一般都能形成这样的共识：即政治发展意味着一个向上和向前的过程。与中国的社会转型实际相结合，政治发展的涵义可以理解为，民族独立国家形成和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政治体系的合法化、民主化与现代化的过程＼[1＼]。政治发展一般包含三方面因素不断成长的过程和结果，分别是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而政治传播是政治的“喉舌”，政治传播是一定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实施的一种活动和手段，不仅服务于政治，也“负载”着政治＼[2＼]1。具体而言，政治传播指的是政治传播者通过多渠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和行为的一种对策＼[2＼]32。由此可以得知，当政治传播的主体是国家、政府、政治组织或者政治组织的代理人的时候，政治传播便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治理手段，以之促进政治发展。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作为体制内的政治传播主体——国家、政府、执政党以及主流媒体通过有效的政治传播已经和正在力图大力推进着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来对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的成效进行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政治传播有效增进了中国的政治一体化，有序促进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化以及有力推动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一、政治传播有效增进了中国的政治一体化
政治一体化要求政治权威的理性化和保持政治权威的整合度，这是政治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要强调的是政府能力的正向累加和凝聚。当前我国政治传播中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内容和方式反映的正是我国政府能力的状况，当前我国政治传播的施予主体主要指体制内主体，包括国家、政府、执政党和主流媒体，这些施予主体在政治传播过程中，其传播方式主要是自上而下，由内及外，而其传播内容又多呈现出政治性、权威性、支配性、 严肃性和全局性的特征，因此有效促进了我国的政治一体化。
首先，它促进了我国政府政治整合功能的增强。政府政治整合功能增强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政府需要一个享有较高权威的领导集体，体制内的政治传播主体（主要指国家、政府、执政党、主流媒体）是当代中国政治传播活动中占支配性地位的行为主体，尤其是体制内的主流媒体。以主流媒体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将中国领导集体的意志和领导能力的活动视为最重要的传播内容，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凝聚力的增强等关乎中国社会全局的大事件作为最主要的传播内容，并依靠主流媒体的优势地位和权威影响，强化和增进我国领导集体的领导合法性，使我国领导集体获得了人民的广泛认可和认同。
其次，它促进了我国政府执政能力的发展。这既表现为一方面切实增进了政府的执政效能，又体现为政治传播已然成为了我国政府执政的一种新手段。政府的执政能力包括动员能力、贯彻能力、调控能力和革新能力等等，体制内的传播主体最经常使用的传播方式便是政治宣传，通过政治宣传来达到政治动员的目的，政治宣传已然成为我国政府增进执政效能的必用武器；又比如政府执政能力还包括舆论调控能力，而对社会舆论走向的引导恰恰是体制内政治传播主体政治传播的一个主要任务。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政治传播本身又成了政府有效执政的一种重要手段。
第三，它对于我国政府平稳处理重大政治问题起到了良好的辅助作用。这种辅助作用主要表现在良好的政治方向引导，政治背景铺垫，参与政府过程等重要方面。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政治传播在政治方向的引导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而到世纪之交又遭遇“法轮功”在全国范围内的兴风作浪，政治传播对于舆论的调控和引导对稳定我国政治秩序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又比如2003年肆虐全国的SARS事件，政治传播的有效努力又为我国政治秩序的稳定作出了贡献等。
二、政治传播有序促进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化
政治制度化是指政治活动和程序取得社会认可，并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遵守的过程。制度化程度低或缺乏会影响到政治系统自身结构的稳定性＼[3＼]，西方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 这样，政治制度化就被界定是一个为了政治体系的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合法性）和稳定性（秩序）的过程，并提出了衡量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四个标准，即“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4＼]。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一直重视和努力推进着我国政治制度化的进程，政治传播在加速我国政治制度化进程、提高我国政治制度化水平等方面贡献了积极的力量。
首先，政治传播加速了我国的制度化进程。社会转型追求社会的有序化，社会的有序化势必要求社会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你每天一打开报纸、电视或者电脑，扑面而来的就是类似“现代化的中国是法制化和法治化的中国”， “宪政是保障我国政治秩序的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要注重制度创新”的话语，它一方面表明政府对于政治制度化意义的高度认知，又体现出推进我国政治制度化进程建设的迫切性，同时更重要的是政治传播主体通过对关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生等诸多事件和现象的关注、追问与思考，使得有关当局在获得信息、直接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不得不加速思考如何进行决策，使得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纳入到规范和正常的渠道中来，尤其是将潜在的反体制的力量囊括进制度本身，从而避免了其与体制的日益疏离，避免其走向社会和秩序的反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政治传播的介入，我国政府的政治制度化进程在提速，政府的行政已经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多的制度空白区也陆续得到填充，此类政治传播无不体现着“任何实践活动，无不包含着‘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执行过程’”＼[5＼]的要义。 其次，政治传播大大提高了我国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政治传播提高我国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的表现主要有：政治传播对于政治制度化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宣传使得我国人大立法职能和各级政府的行政立法职能的效率要求更高，科学的、客观的和合理的政治制度化要求我国的立法队伍必须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政治传播对先进国家制度化情况的引入有助于形成我国政治体系制度化可参考的经验；政治传播对于政治制度化过程的传播使得政治制度化进程之中的参与主体增多，一个集思广益的制度的形成更能体现普适性；此外，政治传播对于政治制度化进程的传播还可以不断地在实践中来检验我国政治制度化的质量。以WTO立法问题为例，在我国加入WTO组织之前，我们政府每逢相关场合必谈WTO规则，使得更多企业和民众主动去了解WTO规则。而主流媒体铺天盖地对于WTO规则的引入和解释，也成为我国国内立法与其配套的重要参考，同时，当局也在不断审视以前制定的国内法律能否适应新形势的检验标准，我国与WTO立法的衔接过程也是我国各类专家广泛参与的过程，这样的进程每走一步都使得我国政治制度化的水平向前迈上一个新台阶。
第三，政治传播有序推动着我国的法制化向法治化的进步。如果法律不能被执行，那就等于没有法律＼[6＼]，政治制度化的内涵不仅仅要有各种各样的制度，最重要的是要实现这些制度调整各类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功能，制度再好，束之高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政治传播在这方面作了持续的努力，例如对于制度与法律的解释以及广泛宣传，让公众懂法；对于具体案例的深入报道及呼吁，让公民懂得利用法律的武器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政治传播对于影响法治化因素的传播，有利于当局廓清法治化障碍，为我国法制化向法治化的顺利转变扫清道路等。
三、政治传播有力推动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
政治民主化是选举民主和自由民主的有机统一，它意味着公民参与的扩大和选举政治的实现，以及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政治民主化状况的一个重要的考察指标就是政治参与，而政治传播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政治民主化，从中国的社会实际来看，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对于提高我国民众的政治参与水平起到的作用尤为明显。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传播使得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政治传播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政治社会化，通过政治传播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政治社会化是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7＼]。当代我国政治传播无论是从传播形式，还是传播内容都加强了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宣传，包括民主意味着什么，中西方民主差别，民主的实现形式等等，使得民主观念得以在公民头脑中形成，并且通过政治动员训练人民的民主参与实践。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传播使得我国国家机构的行为更加公开化和透明化。公职机关行为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是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使命，也是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要求。政治传播的传播内容的重点就是要对国家机构的活动进行传播，并通过这种传播使得国家机构的行为接受社会的广泛监督。通过政治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政治上的“暗箱操作”变为“阳光作业”，推进了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的理论探讨和信息公开法制的建立，有利于保障市场主体和公民的知情权，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了前提条件，突破了以往的暗箱政治、幕后政治，推动民主政治的形成。我们已经看到，目前各级政府推进的听证会制度和政府上网工程，确实是体现政府行为民主化的有益尝试。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传播极大地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与行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指的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行为。政治参与水平直接反映了一个政治体系的民主化程度，是政治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使得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其奠定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心理基础；其次，政治传播对于公民参政议政知识的宣传训练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技能；再次，让人评论是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的方式之一，尤其是新媒体的政治传播，比如我们熟知的网络微博为公民提供了一个个自由评论和表达的公共平台和渠道；最后，政治传播对于民主进程的有效监督，又保证了民主效果得以实现。这些都表明，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不仅为我国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提供了知识储备和心理基础，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参政议政渠道和平台，并为广泛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种新机制。
＼[参考文献＼]
＼[1＼]谢庆奎.新中国政治五十年的政治发展＼[J＼].理论学习与研究，1995（5）：1218.
＼[2＼]邵培仁.政治传播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3＼]孙关宏.政治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296297.
＼[4＼]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1222.
＼[5＼]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M＼]. 杨栎，徐立，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8：3.
＼[6＼]洛克.政府论：下篇＼[M＼]. 叶启芳，翟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32.
＼[7＼]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