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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出版從重视出版的社会功能，转向重视出版的经济功能。作为中国文化产业中的核心产业，中国出版十年来的规模不断扩大，出版数量、出版品种不断增长，但從经济实力上与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的出版业仍有较大差距。
关键词：集团化 数字化 上市 改制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曾激起过中国出版人无限的憧憬。如今，中国出版已走过了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集团化、数字化、上市、改制，中国出版在新世纪中不断成长与进步。
一、出版数量增大，從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
这一个十年，中国经济继续突飞猛进。2001年一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0％以上，经济总量也從世界第七位升到第二位。一时间，“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各大国家报刊的首条新闻。中国出版也逐渐從重视出版的社会功能，转向重视出版的经济功能。作为中国文化产业中的核心产业，中国出版10年来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2000年，全国有图书出版社565家，共出版新版图书84235种，重版、重印图书59141种，总印数62.74亿册，定价总金额43011亿元；全国共出版期刊8725种，总印数29.42亿册；全国共出版报纸2007种，总印数329.29亿份；全国共有音像出版单位290家，出版录音制品8 982种。出版数量1.22亿盒(张)，出版录像制品8666种，出版数量8082.44万盒(张)；全国共出版电子出版物2254种、3989.7万张。2000年全国共有图书发行网点76136处；书刊印刷两级定点企业1152家。2000年全国新闻出版系统企事业单位共实现利润52.71亿元。到2010年底，全国共有图书出版社581家(包括副牌社33家)，共出版图书328387种，其中新版图书189295种，重版、重印图书139092种，总印数71.71亿册(张)，定价总金额936.01亿元；全国共出版期刊9884种，总印数32.15亿册，定价总金额217.69亿元；全国共出版报纸1 939种，总印数452.14亿份，定价总金额367.67亿元；全国共有音像制品出版单位374家，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251家，全国共出版录音制品10639种、录像制品10913种、电子出版物11175种、25911.86万张。2010年全国共有出版物发行网点167882处，全国出版物印刷企业(含专项印刷)8484家。1212010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业实现总产值12698.1亿元，利润总额达1075.9亿元。出版社数量在增加、出版品种在增长、出版物发行网点在增多。这些数据，无不显示着中国出版业10年来的进步。
然而，從经济实力上与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的出版业仍有着较大的差距。2008年，德国贝塔斯曼集团的销售额为42.11亿美元(约270亿人民币)，而我国综合经济规模最大的出版集团——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的销售收入为140亿人民币，只有贝塔斯曼集团的一半。因此，2010年1月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提出了“要把做大主体、做强主业作为出版企业的发展方向”“從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
出版强国建设毫无疑问将成为下一个10年的奋斗目标。然而，目前整个全球出版业的产值还抵不上一个苹果公司。国内的整个出版产值，也不如一家大型钢铁或石油公司。出版的价值在于传播知识，在于这些知识所引导的社会进步。建设出版强国的目的，是在提升出版物品质、出版更多传世的优秀作品的同时，提升出版业的经济能力。如果出版强国仅仅看经济规模，出版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意义。近年来，各地出版集团为扩大经济规模而导致的“主业”和“副业”之争，正從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出版业对建设出版强国的误读。出版强国之路，路漫漫且艰辛。
二、兼并重组、改制与上市，探讨出版发展的中国道路
进入21世纪后的头等大事，便是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加入这一组织，标志着中国從此在各方面将融入世界大潮。根据中国政府加入WTO后的承诺，中国将开放出版物零售和批发市场，允许外方通过中外合资合作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和批发图书、报刊、录音带、录像带。为应对入世后面临的挑战，中国出版业很早就开始组建出版集团，以应对入世后可能面临的挑战。從1999年我国第一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成立，到2002年中国出版集团的成立，再到2010年12月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成立，我国已成立120多家新闻出版集团。
长期以来，中国出版业在跨地域、跨所有制、跨行业等方面鲜有建树。21世纪的头10年，多种形式的兼并、重组，对中国出版业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2006年1月，湖北的长江出版集团并购湖北海豚卡通有限公司，开国有出版机构收购民营出版机构的先河。与此同时，2006年4月，浙江教育出版社下属的浙江教育书店以380万元的价格，向民营资本出让65％的股权。浙江出版界首次将国有资产以公开拍卖方式出让给民营资本。2009年4月，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以江苏人民出版社为合作主体，斥资1亿与民营工作室共和联动共同组建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为国有出版社与非国有出版公司成功合作的又一个案，双方优势互补，为出版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开创了新路。
长期以来，我国出版业的资本规模一直偏小，融资渠道单一。为解决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问题，国内出版业在上市融资方面不断进行探索。2006年5月，上海新华发行集团采取借壳上市的方式，收购华联超市股份有限公司45.06％股份，将华联超市更名为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继承新华传媒的全部资产和业务，成功借壳上市，成为国内出版发行类传媒第一个上市的股份公司。此后，中国各大出版集团争相上市。2007年5月，從四川省新华书店改组成的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国内在香港上市的首家图书发行企业。2007年12月，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我国首家将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整体上市的公司。2008年11月，安徽的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上市。2010年1月，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市。2010年10月，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一些民营出版公司也积极争取上市。2010年10月，湖南天舟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市创业板上市，成为中国“民营出版传媒第一股”，也实现了民营书业上市的零突破。而著名网络书店“当当网”，2010年12月则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2011年11月，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正式上市，这家发行、销售超百亿的出版集团，发行市值高达250亿元，成为资本市场文化传媒板块上最大的上市公司。中国出版业的上市，可为出版业募集到大量资金，從而解决出版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障碍，也有助于通过规 范化管理和科学化管理，提升中国出版业的国际化水平，从而更好地推动出版业的发展。但同时，上市后信息的公开，使社会对这些上市的出版公司有了更多的了解，出版能力的高低、投资决策的好坏，都成为社会公众议论的话题。因此，上市后的中国出版业，也面临更大的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出版业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模式下运行。这种模式，并不能让出版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遨游。2003年，中央启动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从此，出版改制走上了快车道。2004年3月，中国出版集团转制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公司、中国电力出版社有限公司等一批中央各部委单位出版社也完成了转企改制，为全国的出版改制提供了经验。2010年底，全国的出版社基本完成了从事业到企业的转化。转企改制，看起来只是将事业单位的身份变成企业，员工的身份也从国家干部或事业干部变成企业管理人员或合同制员工，但更重要的是运行机制，从以社会效益为主转向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与统一。虽然我国在出版单位设立上仍采用审批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出版社之间的竞争，但转企改制后，所有出版社都将面临市场的挑战。既要生存，又要发展，成为中国出版社下一个10年将面临的难题。
三、出版管理力度加大，公共服务意识增强
2001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将新闻出版署升格为“新闻出版总署”，成为正部级单位，以加大对出版业的管理力度，适应出版业的迅猛发展。升格后的新闻出版总署加大了对出版管理制度的建设。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新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颁布了修订的《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2005年12月，总署颁布实施《报纸出版管理规定》
《期刊出版管理规定》。2008年4月，总署颁布实施((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音像制品制作管理规定》。2008年5月，《图书出版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这些规章制度的颁布，进一步完善了出版管理体系。在出版从业人员的管理方面，2001年，人事部与新闻出版总署颁布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开始在我国推行出版专业职业考试，以提高出版人员的文化和业务素质。2008年6月，《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颁布实施，出版职业资格制度从此更加规范。2011年，又颁布了《出版管理条仞I》新的修订版，原条例第一条、第十条、第四十八条中的“出版事业”修订为“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从而明确了我国出版业中公益性单位与经营性单位的差异。2011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对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提出了明确要求。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城乡差距大。针对农民存在“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等问题，2004年6月，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三农”’读物出版发行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多出版发行农民看得懂、用得上、买得起的读物。2007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中央文明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个部委下发了《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从200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家书屋”工程。通过国家财政付款、社会捐赠等多种形式，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建立了农家书屋，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江苏、辽宁、吉林、宁夏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现了村村有农家书屋的目标。“农家书屋”工程的提出及实施，丰富了农民的业余生活，普及了农村的科学文化知识，对我国的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服务于建设创新型国家，2006年，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工程，在人文社科类、自然科技类、文艺与少儿类中各选出100种原创图书进行表彰，用以鼓励多出原创性作品、提高出版业的竞争能力。“三个一百”原创工程的推出，有助于提升我国出版文化软实力，从而推动我国出版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为提高出版质量，新闻出版总署2003年开展了“2003年辞书质量专项检查”工作，查处了19种不合格辞书。2007年，总署把该年作为“出版物质量管理年”，加大了对出版物质量的监督。2007年间，总署组织有关专家，对图书、期刊、光盘等的质量进行了全面的检查，为出版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保障。2011年8月，总署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发行管理的通知》，首次规定将对不符合质量规定和标准的中小学教辅材料全部召回销毁。
在加强质量监管的同时，新闻出版总署还通过对优秀出版物给予奖励，以促进出版物质量的提高。2006年，在合并原有出版奖项的基础上，我国设立了出版领域的最高奖——中国政府出版奖，并于2007年8月举行了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2008年1月，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揭晓，《毛泽东传(1949-1976)》
(上、下)等60种图书荣获图书奖；《百年经典——纪念中国唱片一百周年》等20种音像电子网络出版物荣获音像电子网络奖；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等10家印刷复制单位荣获印刷复制奖；《曹雪芹扎燕风筝图谱考工志》等10种出版物荣获装帧设计奖；十月杂志社等50家出版单位荣获先进出版单位奖；毛凤昆等50名出版工作者荣获优秀出版人物奖。2011年3月，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揭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等60种图书获图书奖，《求是》等20种期刊获期刊奖，《辉煌六十年》等20种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获音像电子网络奖，《季羡林全集》
(1～12卷)等10件作品获印刷复制奖，《北京跑酷》等10件作品获装帧设计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等50家单位获先进出版单位奖，王明亮等70人获优秀出版人物奖(含优秀编辑26名)。中国出版政府奖的评选，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出版物质量的提高。
为推动出版业的良性发展，2008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对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进行首次等级评估工作的通知，全国500多家经营性出版社参与了评估。2009年8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全国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首次等级评估工作终于完成，共评出一级出版单位100家，占20％；二级出版单位175家，占35％；三级出版单位200家，占40％；四级出版单位25家，占5％。商务印书馆等100家在首次全国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等级评估中获得一级称号的出版社，被命名为“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将受到总署的重点支持，在资源配置等相关政策上给予倾斜和支持，鼓励其做大做强，发挥好示范作用。而对被评为四级的出版单位将给予警示，要求他们提出整改措施，限期整改。对那些经营不善，问题严重的出版单位，整改期过后还达不到办社条件的，则采取关、停、并、转等措施。连续两个评估期被謦示且不具备办社条件的，将可能最终被取消出版资格。从此，中国出版业将告别“只生不死”的时代。不好好经 营发展的出版社将无法存在下去。
四、出版“走出去”，帮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文化的自觉，也使中国出版人对如何弘扬自己的文化有了更多的思考。
长期以来，中国的版权引进总是大于出口。1995年-2004年10年间，中国内地一共引进版权68115种，输出版权6692种。其中，引进版权最多的年份是2003年，一共引进版权12516种；输出版权最多的年份是2004年，一共输出版权1314种。版权引进与版权输出之间存在巨大逆差，近十年来总逆差比达到10:1，其中逆差最大的是1999年和2003年，均达到15:1。为了帮助中国图书走出去，2005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对购买或获赠中国出版机构版权进行出版的国外机构予以提供翻译费的资助。2006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中国图书精品展区”，举办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说明会，向各国出版机构推出了419种反映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介绍中国文化、历史的图书。在政府与出版社自身的双重努力下，2006年8月，在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上，签约的版权输出合同为1096项，版权引进合同891项，版权输出与引进之比为1.23:1，第一次实现了图书版权贸易的顺差，成为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0年历史上的首次。2006年10月，在德国第58届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展团共输出版权1364项，是2005年的两倍多。2000年，全国共引进出版物版权7343种，输出出版物版权638种，引进与输出之比是11.5:1；2005年，全国共引进出版物版权10894种，输出出版物版权1517种，引进与输出之比是7.18:1；2010年，全国共引进出版物版权16602种，共输出出版物版权5691种，引进与输出之比为2.92:1。t6110年间，版权逆差在逐步缩小。
在扭转版权逆差的同时，中国出版业还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请进来与走出去。1995年，世界传媒巨头贝塔斯曼进入中国，建立了上海贝塔斯曼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7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合资书友会。虽然贝塔斯曼在2008年关闭其在中国经营了13年的书友会，但它将图书俱乐部这一经营理念带到了中国。
为帮助中国图书更好地走向世界，2007年，我国还设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并建立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网”，帮助出版社搭建与世界交流的平台。2007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还出台了对列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或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出版项目所需书号不限量、支持重点出版企业申办出口权、支持出版单位创办外向型外语期刊等优惠政策。2009年3月，“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又开始实施“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开展对中华核心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如今，已形成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中国音像制品“走出去”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四大工程，推动了中国出版和中国文化的走出去。
在政府助推出版走出去的同时，各出版社也积极促进中国图书走向海外。2007年1月，《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启动全球发行。钛中华文库》第一批选目10种，包括《三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互游记》《论语》《老子》《周易》《孟子》《庄子》狲子兵渤，由外文出版社、中华书局、湖南人民出版社等10余家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2007年还启动了联合国通用的另外4种文字(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俄文)及德文、日文、韩文总计7种文字的多语种对照版的翻译出版工作，成为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的中国古籍整理和翻译的重大文化工程。
在图书产品走出去的同时，出版社也开始走出去。2007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社登陆英国出版市场，在英国建立了伦敦分社。2007年9月，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与下属的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分别与法国博杜安出版公司和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出版社签订协议，在巴黎和悉尼注册成立了“中国出版(巴黎)有限公司”(CPG International-Paris)和“中国出版(悉尼)有限公司”(CPG Intemationai-Sydney)。2008年6月，人民卫生出版社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成立了美国编辑部。2009年4月，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在英国伦敦设立了华语教学出版社伦敦分社(sinofingua·London·1imited)。
出版业还积极走出去开辟国际市场。2008年8月，中国出版集团和美国百盛公司合作，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开设了第一家新华书店海外分店，主销中国出版的各类出版物，营业总面积达500平方米，成为当时在美销售中国大陆出版物面积最大、品种最齐全的书店之一。此后，中国出版集团又陆续在美国圣地亚哥、新泽西、纽约、英国伦敦等处开设了多家新华书店。2009年6月，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与美国时代国际文化发展公司合资成立了新华书店(北美)网上书店，拓宽了在北美销售华文图书的渠道。2010年7月，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与日本大型出版经销商东贩株式会社、中国媒体株式会社共同出资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出版东贩株式会社公司。2010年8月，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法国阿歇特图书出版集团共同投资成立的凤凰阿歇特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挂牌开业。阿歇特图书出版集团的母公司拉加代尔是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大众及教育图书出版集团，在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出版机构。2010年9月，安徽时代出版传媒集团收购了拉脱维亚的S&G印刷公司，成为中拉两国在拉脱维亚成立的首家合资企业。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既推广了中国文化，又推动了中国出版的国际化，使中国出版学到了国外的先进经验。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的若干意见》，“走出去”的成果将更为丰硕。
五、版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形成良好出版环境
版权是出版业赖以生存的基石。进入新千年后，我国在著作权保护方面出台了许多新的法律规定，并对网络上的著作权也给予了保护，为出版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2001年10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对1990年9月颁布、1991年6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进行了修改。修订后的著作权法，既与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国际要求相符合，又考虑到了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同时加大了打击盗版的力度。200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公布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统一了定刑量罪的标准，大幅降低了制裁侵权盗版的门槛。200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又联合出台了新的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司 法解释，再次降低了打击侵犯著作权罪的数量门槛：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复制品数量合计在500张(份)以上的，属于《刑法》第217条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节”；复制品数量在2500张(份)以上的，属于《刊法》第217条规定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新司法解释规定的以上两个侵犯著作权罪的数量，较之2004年出台的司法解释规定的数量标准“1000张(份)以上”和“5000张(份)以上”，降低了一半。这一新的司法解释，标志着我国对侵犯著作权犯罪进行更严厉的打击。2006年7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开始施行，加大了对网络版权的保护。2006年12月，国家版权局与美国电影协会、商业软件联盟、美国出版商协会、英国出版商协会在京签署了供于建立网络版权保护协作机制的备忘录》，在打击跨国互联网侵权盗版行为及其他相关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合作。2007年6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在我国正式生效，对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领域，特别是互联网领域的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等版权人的利益更好地进行了保护。
这一时期，政府部门积极致力于打击盗版工作。2000年1月，全国“扫黄”办、财政部、公安部、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联合发出《对举报“制黄”、“贩黄”、侵权盗版和其他非法出版活动有功人员奖励办法》，发动社会力量打击盗版。同时，对一些典型性的盗版案例进行了大力宣传。2003年3月，上海市第二巾级法院对《辞海》盗印案进行宣判，被告陕西省汉中印刷厂与李渭渭、哈翎停止侵害原告《辞海》编辑委员会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分别享有的《辞海》(1999年版)普及本著作权和专有出版权，共同赔偿两原告人民币50万元，同时还作出了对汉中印刷厂罚款人民币6万元的民事制裁决定。2007年7月，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公安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1·28'’贮存盗版图书案总结表彰会暨全国“扫黄打非”办案工作座谈会。该案破获了以犯罪嫌疑人梁云为首的特大盗版图书制售团伙，共查获盗版图书268种、62.7万册(套)，码洋2032万余元，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4人。
行业部门也积极投入到反盗版中。2002年1月初，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联合国内150余家出版社、图书馆、掌上电子设备公司、网站以及IT技术企业，发起组织了“中国e-Book及数字版权保护联盟”。2006年9月1日，江西、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福建6省的6家少儿出版社发起成立了华东六省少儿出版社反盗版联盟，在打击盗版的调查、取证、举报、诉讼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2006年12月，盛大、网易、新浪、微软中国、北京金山、三辰卡通等六大企业联合发起了“中国企业版权联盟”，加大对版权的保护，打击各类盗版尤其是网络盗版行为。2006年12月，中国工商联书业商会期刊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名刊反盗版联盟”成立会。《读者》《家庭》《青年文摘》《家庭医生》《格言》《小说月报》6家杂志社成为“盟友”，将共同打击期刊盗版行为。
这一时期，一些代表性的版权官司，标志着民众版权意识的增强。2006年3月，博客写手秦涛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搜狐公司侵犯了他的博客著作权，成为国内首起博客著作权案。而2009年中国作家协会与谷歌的交涉，使网络上的版权问题受到了社会更多的关注。2009年11月，鉴于谷歌公司未经中国作家许可而擅自数字化了中国作家的作品，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向谷歌公司发出维权通告，要求谷歌公司在一个月内向中国作家协会提供已经扫描收录使用的中国作家作品清单，并提交处理方案及赔偿事宜。2011年3月，百度文库也因为收录了大量有版权的作品，而遭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抗议。版权意识的觉醒，标志着出版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开始形成。
六、数字出版蓬勃发展，引领未来出版转型
21世纪头10年最大的浪潮，或许便是出版业的数字化。
2000年，第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方正集团曾这样预言：2001年国内将有更多出版社涉足ebook的出版；2002年电子书包、课本被接受；2005年少数出版社的ebook的销售超过5％；2006年，手持阅读器成为时尚；2008年随处可买ebook；2015年图书馆新增图书50％是ebook；2020年ebook占据市场50％以上的份额；2030年虽然纸质图书与ebook同时存在，但ebook超过纸质图书……虽然方正的预言并不准确，但毫无疑问，数字出版在21世纪头10年发展最为迅速。目年底，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整体收入不到200万元。2010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发布的《200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09年我国的数字出版总产出达到了799.4亿元。2011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2010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中，2010年数字出版实现总产出1051.8亿元。数字出版呈井喷状发展，数字出版越来越成为未来的出版方向。2010年9月，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进行了规定。2010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发展电子书产业的意见》，对电子书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进行了阐释，对电子书标准的制订、电子书产业发展规划等工作进行了部署。
2010年3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推出了“辞海悦读器”，内置品牌工具书((舌辛海》，成为全球首款由出版机构出品的电子书阅读器。2010年4月，中国出版集团推出了电子书阅读器“大佳”，内装108部畅销书。2010年5月，《读者》集团推出专属阅读器，可阅读新一期的《读者》杂志和创刊近30年来的精选文章。这些阅读器的推出，无疑进一步推动了电子书产业的发展。但在苹果的IPad等平板电脑的冲击下，电子书专用阅读器的销量受到很大影响，以至于国内电子书阅读器的最大产家“汉王”公司的股票不断缩水。
出版的本质是传递知识。书，这个依赖简牍、缣帛、纸张而存在了千年的知识形态，在电子书阅读器、平板电脑、手机等阅读设备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其发展依然需要观察。2009年我国电子书产值只有14亿元，2010年上升为24.8亿元；数字期刊2009年产值是6.0亿元，2010年是7.49亿元；数字报纸(网络版)2009年产值是3.1亿元，2010年是6.0亿元。与此同时，2009年的纸质图书出版总产出是477.73亿元、期刊出版是150.25亿元、报纸出版是646.02亿元；2010年，纸质图书出版的总产出是561.92亿元、期刊出版是156.52亿元、报纸出版是734亿元。从规模上看，目前的电子书产业仍处于 起步期，网络游戏、网络广告的份额成为数字出版的大头。某些媒体号称我国“数字出版”产值已经开始超越“传统出版”产值，大有误导社会之势。未来的数字出版如何发展，仍有待观察。
七、一折书、伪书，出版界的难言之痛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出版业也有不少不和谐的声音。
2002年，图书市场上出现了大量高定价、低折扣的“一折书”。一套定价为1680元的《资治通鉴》，书店进货为60元，即使书店按100元的零售价卖，毛利仍可达40％。一部定价高达9800元的仁十四史》，进货价只400元，即便只卖一折，也能赚到一倍的钱。一时间，全国的大街小巷到处可见“一折书”的影子。尤其是一些书商采取特价书市的形式销售这些“一折书”，更使“一折书”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对象。“一折书”的出现，极大地扰乱了图书市场的价格秩序，也使社会公众对出版业造成了误解，中国的出版业也因此被列入“十大暴利行业”之一。2003年6月，新闻出版总署还为此专门召开了以狠刹高定价、低折扣歪风，彻底治理图书市场“一折书”现象为主题的现场会；2004年5月，总署通报批评21家“高定价低折扣”图书出版单位。至此，“一折书”才开始退出市场。但“一折书”退潮后，市场上不久又出现了“黄金书”等高档礼品书。这些高档礼品书，以黄金、白银等贵重材质作为载体印制，有的还加上金银珠宝或名贵天然木材等进行豪华包装和装帧，以书籍之名，行奢华和腐败之实。2006年5月，总署发布了《关于禁止出版发行“黄金书”等包装奢华、定价昂贵图书的通知》，禁止图书出版单位出版或与他人合作出版以黄金、白银、珠宝、名贵木材等高档材质为载体或进行豪华包装的奢华图书；禁止出版物发行单位发行销售此类图书；禁止报纸、期刊等出版物为此类图书做广告，才使“黄金书”逐渐销声匿迹。
21世纪头10年里，还有被社会广泛谴责的“伪书”。2004年，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曾连续好几个月位居图书销售排名前列、并创造了上市8个月售出200多万册“惊人”业绩的《没有任何借口》，被揭发出是一部伪造作者、伪造宣传信息的“假书”。虽然伪书古已有之，但2004年出现的伪书，纯粹是为了多赚钱而作假，并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这些伪书，或伪造子虚乌有的国外作者和虚假评论；或盗用国外畅销书书名及相关信息；或冒名国内知名作家，造成市场极大的混乱。2005年5月，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首批含有虚假信息的图书，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没有任何借口》《麦肯锡卓越工作方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襁者怎样诞生》《执行力Ⅱ(完全行动手册)》《执行力Ⅲ(人员流程)》《执行力Ⅲ(战略流程)》《执行力Ⅲ(运营流程)》《成长力》等19种图书被列入名单。2005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第二批伪书名单，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超级分析力训练》《超级思考力训练》《超级想象力训练》《世界最杰出的十位CE0》等、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的《管理圣经》《规划：发现战略的力量》等12家出版社的49种图书再次被列为伪书。伪书的出现，说明出版职业道德的丧失。以弘扬文明为己任的出版业，正做着践踏文明的事情。2009年，一些养生书再次成为市场上的伪劣产品。2009年11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这本书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销售达300余万册。而作者张悟本在北京的“养生基地”——“悟本堂”也因此名声大震，一个挂号费一路飙升到2000元左右。然而，随着媒体对其养生理念及身份的不断质疑，张悟本那一套养生理念完全被击破。他本人既不是什么“四代中医”出身，也不是什么“国家卫生部首批国家高级营养师”，只不过是北京某针织厂的下岗工人。人们这才知道，“吃出来的病”根本不可能再“吃回去”。2011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别让不懂营养学的医生害了你》《特效穴位使用手册》等24种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养生保健类图书，要求出版单位将其全部收回并销毁。
无处不在的折扣风在21世纪的头十年也比较凶猛。2006年7月15日，第三极书局在北京中关村亮相。这家号称国内最大图书零售卖场之一的书店，一开业，便推出了为期3天的“买100送100”的优惠活动。由于所赠送的购书券需要分次使用，据测算，其实际优惠折扣约为8.3折。为了应对第三极的这一优惠活动，位于第三极书局附近的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则宣布推出为期一月的全场7.5折优惠活动。在一月活动结束后，又宣布优惠继续延期。而第三极书局在9月1日将全场图书和音像制品优惠到7.0折，优惠日期至10月20口。实体书店的折扣大战，引发了网络书店的跟进。2006年9月7日，号称最大中文书店的“当当”网宣布全场6.9折跟进。后在有关方面的调解下才偃旗息鼓。北京图书市场的这一折扣大战，引发了社会对图书价格的关注，预示着图书零售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2010年1月20日，第三极书店终因资不抵债、经营不善而宣告停业。
在第三极书店关门的同时，更多的实体书店也面临着关门的命运。风入松、光合作用等一大批名闻遐迩书店的关门，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随着网络的发达，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在网络上购买图书。而网络书店凭借自己的优势，常常提供比实体书店低得多的折扣，使实体书店成了网络书店的“样品陈列室”。虽然2010年1月8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制订了《图书公平交易规则》，规定一年内出版的新书在实体店销售不得打折，网上书店卖新书则不得低于8.5折。但这一规定因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而被取消。2010年12月，京东商城的网上书店上线，宣布所有图书的价格比同行低20％，再次点燃了网络书店的价格战，也使实体书店的生存更加艰难。如何拯救实体书店成为社会大众的话题，这也将成为下一个10年出版业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入世”10年，中国出版收获了成就与荣誉，也留下了许多有待探索的问题。相信中国出版会有更广阔的明天。
关键词：集团化 数字化 上市 改制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曾激起过中国出版人无限的憧憬。如今，中国出版已走过了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集团化、数字化、上市、改制，中国出版在新世纪中不断成长与进步。
一、出版数量增大，從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
这一个十年，中国经济继续突飞猛进。2001年一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0％以上，经济总量也從世界第七位升到第二位。一时间，“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各大国家报刊的首条新闻。中国出版也逐渐從重视出版的社会功能，转向重视出版的经济功能。作为中国文化产业中的核心产业，中国出版10年来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2000年，全国有图书出版社565家，共出版新版图书84235种，重版、重印图书59141种，总印数62.74亿册，定价总金额43011亿元；全国共出版期刊8725种，总印数29.42亿册；全国共出版报纸2007种，总印数329.29亿份；全国共有音像出版单位290家，出版录音制品8 982种。出版数量1.22亿盒(张)，出版录像制品8666种，出版数量8082.44万盒(张)；全国共出版电子出版物2254种、3989.7万张。2000年全国共有图书发行网点76136处；书刊印刷两级定点企业1152家。2000年全国新闻出版系统企事业单位共实现利润52.71亿元。到2010年底，全国共有图书出版社581家(包括副牌社33家)，共出版图书328387种，其中新版图书189295种，重版、重印图书139092种，总印数71.71亿册(张)，定价总金额936.01亿元；全国共出版期刊9884种，总印数32.15亿册，定价总金额217.69亿元；全国共出版报纸1 939种，总印数452.14亿份，定价总金额367.67亿元；全国共有音像制品出版单位374家，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251家，全国共出版录音制品10639种、录像制品10913种、电子出版物11175种、25911.86万张。2010年全国共有出版物发行网点167882处，全国出版物印刷企业(含专项印刷)8484家。1212010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业实现总产值12698.1亿元，利润总额达1075.9亿元。出版社数量在增加、出版品种在增长、出版物发行网点在增多。这些数据，无不显示着中国出版业10年来的进步。
然而，從经济实力上与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的出版业仍有着较大的差距。2008年，德国贝塔斯曼集团的销售额为42.11亿美元(约270亿人民币)，而我国综合经济规模最大的出版集团——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的销售收入为140亿人民币，只有贝塔斯曼集团的一半。因此，2010年1月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提出了“要把做大主体、做强主业作为出版企业的发展方向”“從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
出版强国建设毫无疑问将成为下一个10年的奋斗目标。然而，目前整个全球出版业的产值还抵不上一个苹果公司。国内的整个出版产值，也不如一家大型钢铁或石油公司。出版的价值在于传播知识，在于这些知识所引导的社会进步。建设出版强国的目的，是在提升出版物品质、出版更多传世的优秀作品的同时，提升出版业的经济能力。如果出版强国仅仅看经济规模，出版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意义。近年来，各地出版集团为扩大经济规模而导致的“主业”和“副业”之争，正從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出版业对建设出版强国的误读。出版强国之路，路漫漫且艰辛。
二、兼并重组、改制与上市，探讨出版发展的中国道路
进入21世纪后的头等大事，便是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加入这一组织，标志着中国從此在各方面将融入世界大潮。根据中国政府加入WTO后的承诺，中国将开放出版物零售和批发市场，允许外方通过中外合资合作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和批发图书、报刊、录音带、录像带。为应对入世后面临的挑战，中国出版业很早就开始组建出版集团，以应对入世后可能面临的挑战。從1999年我国第一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成立，到2002年中国出版集团的成立，再到2010年12月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成立，我国已成立120多家新闻出版集团。
长期以来，中国出版业在跨地域、跨所有制、跨行业等方面鲜有建树。21世纪的头10年，多种形式的兼并、重组，对中国出版业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2006年1月，湖北的长江出版集团并购湖北海豚卡通有限公司，开国有出版机构收购民营出版机构的先河。与此同时，2006年4月，浙江教育出版社下属的浙江教育书店以380万元的价格，向民营资本出让65％的股权。浙江出版界首次将国有资产以公开拍卖方式出让给民营资本。2009年4月，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以江苏人民出版社为合作主体，斥资1亿与民营工作室共和联动共同组建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为国有出版社与非国有出版公司成功合作的又一个案，双方优势互补，为出版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开创了新路。
长期以来，我国出版业的资本规模一直偏小，融资渠道单一。为解决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问题，国内出版业在上市融资方面不断进行探索。2006年5月，上海新华发行集团采取借壳上市的方式，收购华联超市股份有限公司45.06％股份，将华联超市更名为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继承新华传媒的全部资产和业务，成功借壳上市，成为国内出版发行类传媒第一个上市的股份公司。此后，中国各大出版集团争相上市。2007年5月，從四川省新华书店改组成的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国内在香港上市的首家图书发行企业。2007年12月，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我国首家将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整体上市的公司。2008年11月，安徽的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上市。2010年1月，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市。2010年10月，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一些民营出版公司也积极争取上市。2010年10月，湖南天舟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市创业板上市，成为中国“民营出版传媒第一股”，也实现了民营书业上市的零突破。而著名网络书店“当当网”，2010年12月则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2011年11月，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正式上市，这家发行、销售超百亿的出版集团，发行市值高达250亿元，成为资本市场文化传媒板块上最大的上市公司。中国出版业的上市，可为出版业募集到大量资金，從而解决出版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障碍，也有助于通过规 范化管理和科学化管理，提升中国出版业的国际化水平，从而更好地推动出版业的发展。但同时，上市后信息的公开，使社会对这些上市的出版公司有了更多的了解，出版能力的高低、投资决策的好坏，都成为社会公众议论的话题。因此，上市后的中国出版业，也面临更大的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出版业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模式下运行。这种模式，并不能让出版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遨游。2003年，中央启动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从此，出版改制走上了快车道。2004年3月，中国出版集团转制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公司、中国电力出版社有限公司等一批中央各部委单位出版社也完成了转企改制，为全国的出版改制提供了经验。2010年底，全国的出版社基本完成了从事业到企业的转化。转企改制，看起来只是将事业单位的身份变成企业，员工的身份也从国家干部或事业干部变成企业管理人员或合同制员工，但更重要的是运行机制，从以社会效益为主转向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与统一。虽然我国在出版单位设立上仍采用审批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出版社之间的竞争，但转企改制后，所有出版社都将面临市场的挑战。既要生存，又要发展，成为中国出版社下一个10年将面临的难题。
三、出版管理力度加大，公共服务意识增强
2001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将新闻出版署升格为“新闻出版总署”，成为正部级单位，以加大对出版业的管理力度，适应出版业的迅猛发展。升格后的新闻出版总署加大了对出版管理制度的建设。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新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颁布了修订的《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2005年12月，总署颁布实施《报纸出版管理规定》
《期刊出版管理规定》。2008年4月，总署颁布实施((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音像制品制作管理规定》。2008年5月，《图书出版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这些规章制度的颁布，进一步完善了出版管理体系。在出版从业人员的管理方面，2001年，人事部与新闻出版总署颁布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开始在我国推行出版专业职业考试，以提高出版人员的文化和业务素质。2008年6月，《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颁布实施，出版职业资格制度从此更加规范。2011年，又颁布了《出版管理条仞I》新的修订版，原条例第一条、第十条、第四十八条中的“出版事业”修订为“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从而明确了我国出版业中公益性单位与经营性单位的差异。2011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对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提出了明确要求。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城乡差距大。针对农民存在“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等问题，2004年6月，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三农”’读物出版发行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多出版发行农民看得懂、用得上、买得起的读物。2007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中央文明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个部委下发了《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从200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家书屋”工程。通过国家财政付款、社会捐赠等多种形式，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建立了农家书屋，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江苏、辽宁、吉林、宁夏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现了村村有农家书屋的目标。“农家书屋”工程的提出及实施，丰富了农民的业余生活，普及了农村的科学文化知识，对我国的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服务于建设创新型国家，2006年，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工程，在人文社科类、自然科技类、文艺与少儿类中各选出100种原创图书进行表彰，用以鼓励多出原创性作品、提高出版业的竞争能力。“三个一百”原创工程的推出，有助于提升我国出版文化软实力，从而推动我国出版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为提高出版质量，新闻出版总署2003年开展了“2003年辞书质量专项检查”工作，查处了19种不合格辞书。2007年，总署把该年作为“出版物质量管理年”，加大了对出版物质量的监督。2007年间，总署组织有关专家，对图书、期刊、光盘等的质量进行了全面的检查，为出版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保障。2011年8月，总署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发行管理的通知》，首次规定将对不符合质量规定和标准的中小学教辅材料全部召回销毁。
在加强质量监管的同时，新闻出版总署还通过对优秀出版物给予奖励，以促进出版物质量的提高。2006年，在合并原有出版奖项的基础上，我国设立了出版领域的最高奖——中国政府出版奖，并于2007年8月举行了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2008年1月，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揭晓，《毛泽东传(1949-1976)》
(上、下)等60种图书荣获图书奖；《百年经典——纪念中国唱片一百周年》等20种音像电子网络出版物荣获音像电子网络奖；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等10家印刷复制单位荣获印刷复制奖；《曹雪芹扎燕风筝图谱考工志》等10种出版物荣获装帧设计奖；十月杂志社等50家出版单位荣获先进出版单位奖；毛凤昆等50名出版工作者荣获优秀出版人物奖。2011年3月，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揭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等60种图书获图书奖，《求是》等20种期刊获期刊奖，《辉煌六十年》等20种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获音像电子网络奖，《季羡林全集》
(1～12卷)等10件作品获印刷复制奖，《北京跑酷》等10件作品获装帧设计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等50家单位获先进出版单位奖，王明亮等70人获优秀出版人物奖(含优秀编辑26名)。中国出版政府奖的评选，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出版物质量的提高。
为推动出版业的良性发展，2008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对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进行首次等级评估工作的通知，全国500多家经营性出版社参与了评估。2009年8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全国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首次等级评估工作终于完成，共评出一级出版单位100家，占20％；二级出版单位175家，占35％；三级出版单位200家，占40％；四级出版单位25家，占5％。商务印书馆等100家在首次全国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等级评估中获得一级称号的出版社，被命名为“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将受到总署的重点支持，在资源配置等相关政策上给予倾斜和支持，鼓励其做大做强，发挥好示范作用。而对被评为四级的出版单位将给予警示，要求他们提出整改措施，限期整改。对那些经营不善，问题严重的出版单位，整改期过后还达不到办社条件的，则采取关、停、并、转等措施。连续两个评估期被謦示且不具备办社条件的，将可能最终被取消出版资格。从此，中国出版业将告别“只生不死”的时代。不好好经 营发展的出版社将无法存在下去。
四、出版“走出去”，帮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文化的自觉，也使中国出版人对如何弘扬自己的文化有了更多的思考。
长期以来，中国的版权引进总是大于出口。1995年-2004年10年间，中国内地一共引进版权68115种，输出版权6692种。其中，引进版权最多的年份是2003年，一共引进版权12516种；输出版权最多的年份是2004年，一共输出版权1314种。版权引进与版权输出之间存在巨大逆差，近十年来总逆差比达到10:1，其中逆差最大的是1999年和2003年，均达到15:1。为了帮助中国图书走出去，2005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对购买或获赠中国出版机构版权进行出版的国外机构予以提供翻译费的资助。2006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中国图书精品展区”，举办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说明会，向各国出版机构推出了419种反映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介绍中国文化、历史的图书。在政府与出版社自身的双重努力下，2006年8月，在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上，签约的版权输出合同为1096项，版权引进合同891项，版权输出与引进之比为1.23:1，第一次实现了图书版权贸易的顺差，成为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0年历史上的首次。2006年10月，在德国第58届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展团共输出版权1364项，是2005年的两倍多。2000年，全国共引进出版物版权7343种，输出出版物版权638种，引进与输出之比是11.5:1；2005年，全国共引进出版物版权10894种，输出出版物版权1517种，引进与输出之比是7.18:1；2010年，全国共引进出版物版权16602种，共输出出版物版权5691种，引进与输出之比为2.92:1。t6110年间，版权逆差在逐步缩小。
在扭转版权逆差的同时，中国出版业还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请进来与走出去。1995年，世界传媒巨头贝塔斯曼进入中国，建立了上海贝塔斯曼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7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合资书友会。虽然贝塔斯曼在2008年关闭其在中国经营了13年的书友会，但它将图书俱乐部这一经营理念带到了中国。
为帮助中国图书更好地走向世界，2007年，我国还设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并建立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网”，帮助出版社搭建与世界交流的平台。2007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还出台了对列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或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出版项目所需书号不限量、支持重点出版企业申办出口权、支持出版单位创办外向型外语期刊等优惠政策。2009年3月，“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又开始实施“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开展对中华核心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如今，已形成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中国音像制品“走出去”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四大工程，推动了中国出版和中国文化的走出去。
在政府助推出版走出去的同时，各出版社也积极促进中国图书走向海外。2007年1月，《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启动全球发行。钛中华文库》第一批选目10种，包括《三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互游记》《论语》《老子》《周易》《孟子》《庄子》狲子兵渤，由外文出版社、中华书局、湖南人民出版社等10余家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2007年还启动了联合国通用的另外4种文字(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俄文)及德文、日文、韩文总计7种文字的多语种对照版的翻译出版工作，成为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的中国古籍整理和翻译的重大文化工程。
在图书产品走出去的同时，出版社也开始走出去。2007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社登陆英国出版市场，在英国建立了伦敦分社。2007年9月，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与下属的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分别与法国博杜安出版公司和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出版社签订协议，在巴黎和悉尼注册成立了“中国出版(巴黎)有限公司”(CPG International-Paris)和“中国出版(悉尼)有限公司”(CPG Intemationai-Sydney)。2008年6月，人民卫生出版社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成立了美国编辑部。2009年4月，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在英国伦敦设立了华语教学出版社伦敦分社(sinofingua·London·1imited)。
出版业还积极走出去开辟国际市场。2008年8月，中国出版集团和美国百盛公司合作，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开设了第一家新华书店海外分店，主销中国出版的各类出版物，营业总面积达500平方米，成为当时在美销售中国大陆出版物面积最大、品种最齐全的书店之一。此后，中国出版集团又陆续在美国圣地亚哥、新泽西、纽约、英国伦敦等处开设了多家新华书店。2009年6月，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与美国时代国际文化发展公司合资成立了新华书店(北美)网上书店，拓宽了在北美销售华文图书的渠道。2010年7月，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与日本大型出版经销商东贩株式会社、中国媒体株式会社共同出资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出版东贩株式会社公司。2010年8月，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法国阿歇特图书出版集团共同投资成立的凤凰阿歇特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挂牌开业。阿歇特图书出版集团的母公司拉加代尔是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大众及教育图书出版集团，在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出版机构。2010年9月，安徽时代出版传媒集团收购了拉脱维亚的S&G印刷公司，成为中拉两国在拉脱维亚成立的首家合资企业。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既推广了中国文化，又推动了中国出版的国际化，使中国出版学到了国外的先进经验。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的若干意见》，“走出去”的成果将更为丰硕。
五、版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形成良好出版环境
版权是出版业赖以生存的基石。进入新千年后，我国在著作权保护方面出台了许多新的法律规定，并对网络上的著作权也给予了保护，为出版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2001年10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对1990年9月颁布、1991年6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进行了修改。修订后的著作权法，既与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国际要求相符合，又考虑到了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同时加大了打击盗版的力度。200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公布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统一了定刑量罪的标准，大幅降低了制裁侵权盗版的门槛。200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又联合出台了新的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司 法解释，再次降低了打击侵犯著作权罪的数量门槛：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复制品数量合计在500张(份)以上的，属于《刑法》第217条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节”；复制品数量在2500张(份)以上的，属于《刊法》第217条规定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新司法解释规定的以上两个侵犯著作权罪的数量，较之2004年出台的司法解释规定的数量标准“1000张(份)以上”和“5000张(份)以上”，降低了一半。这一新的司法解释，标志着我国对侵犯著作权犯罪进行更严厉的打击。2006年7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开始施行，加大了对网络版权的保护。2006年12月，国家版权局与美国电影协会、商业软件联盟、美国出版商协会、英国出版商协会在京签署了供于建立网络版权保护协作机制的备忘录》，在打击跨国互联网侵权盗版行为及其他相关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合作。2007年6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在我国正式生效，对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领域，特别是互联网领域的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等版权人的利益更好地进行了保护。
这一时期，政府部门积极致力于打击盗版工作。2000年1月，全国“扫黄”办、财政部、公安部、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联合发出《对举报“制黄”、“贩黄”、侵权盗版和其他非法出版活动有功人员奖励办法》，发动社会力量打击盗版。同时，对一些典型性的盗版案例进行了大力宣传。2003年3月，上海市第二巾级法院对《辞海》盗印案进行宣判，被告陕西省汉中印刷厂与李渭渭、哈翎停止侵害原告《辞海》编辑委员会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分别享有的《辞海》(1999年版)普及本著作权和专有出版权，共同赔偿两原告人民币50万元，同时还作出了对汉中印刷厂罚款人民币6万元的民事制裁决定。2007年7月，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公安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1·28'’贮存盗版图书案总结表彰会暨全国“扫黄打非”办案工作座谈会。该案破获了以犯罪嫌疑人梁云为首的特大盗版图书制售团伙，共查获盗版图书268种、62.7万册(套)，码洋2032万余元，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4人。
行业部门也积极投入到反盗版中。2002年1月初，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联合国内150余家出版社、图书馆、掌上电子设备公司、网站以及IT技术企业，发起组织了“中国e-Book及数字版权保护联盟”。2006年9月1日，江西、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福建6省的6家少儿出版社发起成立了华东六省少儿出版社反盗版联盟，在打击盗版的调查、取证、举报、诉讼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2006年12月，盛大、网易、新浪、微软中国、北京金山、三辰卡通等六大企业联合发起了“中国企业版权联盟”，加大对版权的保护，打击各类盗版尤其是网络盗版行为。2006年12月，中国工商联书业商会期刊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名刊反盗版联盟”成立会。《读者》《家庭》《青年文摘》《家庭医生》《格言》《小说月报》6家杂志社成为“盟友”，将共同打击期刊盗版行为。
这一时期，一些代表性的版权官司，标志着民众版权意识的增强。2006年3月，博客写手秦涛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搜狐公司侵犯了他的博客著作权，成为国内首起博客著作权案。而2009年中国作家协会与谷歌的交涉，使网络上的版权问题受到了社会更多的关注。2009年11月，鉴于谷歌公司未经中国作家许可而擅自数字化了中国作家的作品，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向谷歌公司发出维权通告，要求谷歌公司在一个月内向中国作家协会提供已经扫描收录使用的中国作家作品清单，并提交处理方案及赔偿事宜。2011年3月，百度文库也因为收录了大量有版权的作品，而遭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抗议。版权意识的觉醒，标志着出版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开始形成。
六、数字出版蓬勃发展，引领未来出版转型
21世纪头10年最大的浪潮，或许便是出版业的数字化。
2000年，第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方正集团曾这样预言：2001年国内将有更多出版社涉足ebook的出版；2002年电子书包、课本被接受；2005年少数出版社的ebook的销售超过5％；2006年，手持阅读器成为时尚；2008年随处可买ebook；2015年图书馆新增图书50％是ebook；2020年ebook占据市场50％以上的份额；2030年虽然纸质图书与ebook同时存在，但ebook超过纸质图书……虽然方正的预言并不准确，但毫无疑问，数字出版在21世纪头10年发展最为迅速。目年底，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整体收入不到200万元。2010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发布的《200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09年我国的数字出版总产出达到了799.4亿元。2011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2010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中，2010年数字出版实现总产出1051.8亿元。数字出版呈井喷状发展，数字出版越来越成为未来的出版方向。2010年9月，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进行了规定。2010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发展电子书产业的意见》，对电子书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进行了阐释，对电子书标准的制订、电子书产业发展规划等工作进行了部署。
2010年3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推出了“辞海悦读器”，内置品牌工具书((舌辛海》，成为全球首款由出版机构出品的电子书阅读器。2010年4月，中国出版集团推出了电子书阅读器“大佳”，内装108部畅销书。2010年5月，《读者》集团推出专属阅读器，可阅读新一期的《读者》杂志和创刊近30年来的精选文章。这些阅读器的推出，无疑进一步推动了电子书产业的发展。但在苹果的IPad等平板电脑的冲击下，电子书专用阅读器的销量受到很大影响，以至于国内电子书阅读器的最大产家“汉王”公司的股票不断缩水。
出版的本质是传递知识。书，这个依赖简牍、缣帛、纸张而存在了千年的知识形态，在电子书阅读器、平板电脑、手机等阅读设备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其发展依然需要观察。2009年我国电子书产值只有14亿元，2010年上升为24.8亿元；数字期刊2009年产值是6.0亿元，2010年是7.49亿元；数字报纸(网络版)2009年产值是3.1亿元，2010年是6.0亿元。与此同时，2009年的纸质图书出版总产出是477.73亿元、期刊出版是150.25亿元、报纸出版是646.02亿元；2010年，纸质图书出版的总产出是561.92亿元、期刊出版是156.52亿元、报纸出版是734亿元。从规模上看，目前的电子书产业仍处于 起步期，网络游戏、网络广告的份额成为数字出版的大头。某些媒体号称我国“数字出版”产值已经开始超越“传统出版”产值，大有误导社会之势。未来的数字出版如何发展，仍有待观察。
七、一折书、伪书，出版界的难言之痛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出版业也有不少不和谐的声音。
2002年，图书市场上出现了大量高定价、低折扣的“一折书”。一套定价为1680元的《资治通鉴》，书店进货为60元，即使书店按100元的零售价卖，毛利仍可达40％。一部定价高达9800元的仁十四史》，进货价只400元，即便只卖一折，也能赚到一倍的钱。一时间，全国的大街小巷到处可见“一折书”的影子。尤其是一些书商采取特价书市的形式销售这些“一折书”，更使“一折书”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对象。“一折书”的出现，极大地扰乱了图书市场的价格秩序，也使社会公众对出版业造成了误解，中国的出版业也因此被列入“十大暴利行业”之一。2003年6月，新闻出版总署还为此专门召开了以狠刹高定价、低折扣歪风，彻底治理图书市场“一折书”现象为主题的现场会；2004年5月，总署通报批评21家“高定价低折扣”图书出版单位。至此，“一折书”才开始退出市场。但“一折书”退潮后，市场上不久又出现了“黄金书”等高档礼品书。这些高档礼品书，以黄金、白银等贵重材质作为载体印制，有的还加上金银珠宝或名贵天然木材等进行豪华包装和装帧，以书籍之名，行奢华和腐败之实。2006年5月，总署发布了《关于禁止出版发行“黄金书”等包装奢华、定价昂贵图书的通知》，禁止图书出版单位出版或与他人合作出版以黄金、白银、珠宝、名贵木材等高档材质为载体或进行豪华包装的奢华图书；禁止出版物发行单位发行销售此类图书；禁止报纸、期刊等出版物为此类图书做广告，才使“黄金书”逐渐销声匿迹。
21世纪头10年里，还有被社会广泛谴责的“伪书”。2004年，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曾连续好几个月位居图书销售排名前列、并创造了上市8个月售出200多万册“惊人”业绩的《没有任何借口》，被揭发出是一部伪造作者、伪造宣传信息的“假书”。虽然伪书古已有之，但2004年出现的伪书，纯粹是为了多赚钱而作假，并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这些伪书，或伪造子虚乌有的国外作者和虚假评论；或盗用国外畅销书书名及相关信息；或冒名国内知名作家，造成市场极大的混乱。2005年5月，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首批含有虚假信息的图书，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没有任何借口》《麦肯锡卓越工作方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襁者怎样诞生》《执行力Ⅱ(完全行动手册)》《执行力Ⅲ(人员流程)》《执行力Ⅲ(战略流程)》《执行力Ⅲ(运营流程)》《成长力》等19种图书被列入名单。2005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第二批伪书名单，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超级分析力训练》《超级思考力训练》《超级想象力训练》《世界最杰出的十位CE0》等、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的《管理圣经》《规划：发现战略的力量》等12家出版社的49种图书再次被列为伪书。伪书的出现，说明出版职业道德的丧失。以弘扬文明为己任的出版业，正做着践踏文明的事情。2009年，一些养生书再次成为市场上的伪劣产品。2009年11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这本书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销售达300余万册。而作者张悟本在北京的“养生基地”——“悟本堂”也因此名声大震，一个挂号费一路飙升到2000元左右。然而，随着媒体对其养生理念及身份的不断质疑，张悟本那一套养生理念完全被击破。他本人既不是什么“四代中医”出身，也不是什么“国家卫生部首批国家高级营养师”，只不过是北京某针织厂的下岗工人。人们这才知道，“吃出来的病”根本不可能再“吃回去”。2011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别让不懂营养学的医生害了你》《特效穴位使用手册》等24种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养生保健类图书，要求出版单位将其全部收回并销毁。
无处不在的折扣风在21世纪的头十年也比较凶猛。2006年7月15日，第三极书局在北京中关村亮相。这家号称国内最大图书零售卖场之一的书店，一开业，便推出了为期3天的“买100送100”的优惠活动。由于所赠送的购书券需要分次使用，据测算，其实际优惠折扣约为8.3折。为了应对第三极的这一优惠活动，位于第三极书局附近的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则宣布推出为期一月的全场7.5折优惠活动。在一月活动结束后，又宣布优惠继续延期。而第三极书局在9月1日将全场图书和音像制品优惠到7.0折，优惠日期至10月20口。实体书店的折扣大战，引发了网络书店的跟进。2006年9月7日，号称最大中文书店的“当当”网宣布全场6.9折跟进。后在有关方面的调解下才偃旗息鼓。北京图书市场的这一折扣大战，引发了社会对图书价格的关注，预示着图书零售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2010年1月20日，第三极书店终因资不抵债、经营不善而宣告停业。
在第三极书店关门的同时，更多的实体书店也面临着关门的命运。风入松、光合作用等一大批名闻遐迩书店的关门，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随着网络的发达，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在网络上购买图书。而网络书店凭借自己的优势，常常提供比实体书店低得多的折扣，使实体书店成了网络书店的“样品陈列室”。虽然2010年1月8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制订了《图书公平交易规则》，规定一年内出版的新书在实体店销售不得打折，网上书店卖新书则不得低于8.5折。但这一规定因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而被取消。2010年12月，京东商城的网上书店上线，宣布所有图书的价格比同行低20％，再次点燃了网络书店的价格战，也使实体书店的生存更加艰难。如何拯救实体书店成为社会大众的话题，这也将成为下一个10年出版业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入世”10年，中国出版收获了成就与荣誉，也留下了许多有待探索的问题。相信中国出版会有更广阔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