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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1-2011年，中国的编辑学研究发展颇不平衡。编辑学理论研究继续在定义、性质、规律、学科体系等基本问题上展开争论，有分歧，也有突破；编辑实践研究随着出版转制、编辑转型、新媒体的崛起，出现多元发展的新趋势；编辑史研究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成立60年、建党90年等活动中，亮点纷呈，显示了较强的学术活力；编辑出版教育研究乘借学科专业目录调整、研究生教育大发展的东风，研究风生水起，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0年来的编辑学研究，成绩不小，精彩不少，但问题也存在，并且多是老毛病。
关键词：2001-2011年 编辑学研究 编辑理论 编辑实践 编辑史 编辑出版教育
2001-2011年，中国的编辑学研究发展颇不平衡。编辑学理论研究继续在定义、性质、规律、学科体系等基本问题上展开争论，有分歧，也有突破；编辑实践研究随着出版转制、编辑转型、新媒体的崛起，出现多元发展的新趋势。编辑史研究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建党90周年等活动中，亮点纷呈，显示了较强的学术活力。编辑出版教育研究乘借学科专业目录调整、研究生教育大发展的东风，研究风生水起，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此期间，中国的编辑学研究承继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浪潮，继续在编辑学理论和实践等领域进行着艰难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首先，出版了一大批比较有影响的编辑学研究著作，像郑兴东的《报纸编辑学教程》、张积玉的《编辑学论稿》和《编辑学新论》、姬建敏的《编辑心理论》、丛林主编的《中国编辑学研究述评(1983-2003)》、徐柏容的《编辑选择论》、方毅华等的《编辑学概论》、蔡克难的《编辑学论》、周国清的《编辑学导论》和《编辑主体论》、王振铎的《编辑学理与媒体创新》、靳青万的《编辑学的基本原理》《编辑五体研究》等就是其代表；其次，围绕中国编辑学会年会组织讨论的编辑学热点和重点问题，学会按年出版了一系列《中国编辑研究》；再次，每年发表成百上千篇编辑学论文。成果辉煌，内容丰富，但因笔者精力所限，仅就视野所及，对这10年来比较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进行分析，对这10年来的编辑学研究进行观照，以期总结过去，启迪未来。
一、编辑学理论研究的争鸣与创新
(一)基本问题的纠结与争论
编辑学理论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之争，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编辑学理论研究的兴起就开始了。2001-2011年，研究者依然各抒己见，争论和交锋连绵不断。反响比较大的是新世纪伊始，阙道隆《编辑学理论纲要》的发表，引发了对编辑学理论框架、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基本规律等的论争。最先发难的是蔡克难，他的《璧有瑕、请为君示——对(编辑学理论纲要》的推敲)》对《纲要》中的理论框架、编辑概念进行质疑，接着是任定华、杨忠民的《编辑学理论的构建应具有科学的、严密的知识体系——评阙道隆先生的(编辑学理论纲要)》对《纲要》中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等发表不同看法；针对任、杨的批评，阙道隆发表了《=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编辑学》，就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属性等进行了回应。另一大论争是关于编辑规律的论争。自2001年杨晓明的《队识和评价编辑学的科学性》、杨焕章的《论编辑学的理论研究》和阙道隆的《编辑学理论纲要》发表起，2002年就有林穗芳的《编辑基本规律新探》、邵益文的《关于编辑活动规律的探讨》、王振铎等专家的《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雏形》、陈景春的《武探编辑活动的元规律》遥相呼应。2003至2004年，刘杲的《围绕编辑学研究的议论》、蔡克难的《编辑概念、编辑活动基本规律和编辑学研究的意义》、向新阳的《编辑劳动规律漫议》、任定华的供于编辑规律的探讨》、刘辰《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等进一步扩大战果。2005年，孙宸《编辑学的基本原理是文化变现》的发表更使论争越发激烈。2006年以后，“好事者”的关注一直不断，比如刘呆的《关于编辑规律的几点认识》、王华良的《再论编辑活动基本规律》、徐柏容的《编辑创新：重视主体要素与遵循编辑规律》、邵益文的《近几年编辑学研究中的主要论争》、孙宸的《再论编辑学的基本原理是文化变现——兼答复邵益文先生何晓林先生》、李景和的《编辑本质的界说与研究者的思维方法》、郭奇的《论主体间性视野下的编辑“六元”关系》、马瑞洁的《论编辑活动的普遍属性》等等。详情请参看邵益文的《近几年编辑学研究中的主要论争》、范军的《关于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讨论》、张积玉、杨舒丹《近20年我国编辑规律研究的若干思考》等文章。
其实，最精彩的还是到了2011年，《编辑之友》杂志社根据“目前我国的编辑学研究，在宏观方面，诸如它的定义、学科性质及其范畴、研究对象及其内容、学科分类等，均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和明显的分歧”的现状，以《编辑学研究：路在何方》为题，特别邀请了周国清、靳青万、王和平、李景和、姬建敏、禤胜修几位学者，专门就编辑学研究中的这些基本问题发表议论，展开争锋，把这场论争推向了新的高潮。
应该说这场论争，争论的还不是编辑学基本理论的所有问题，但花费的时间之长、参加的人员之多，确实少见。这一方面说明了编辑学基本理论问题的重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研究态势的火爆和力量的多元，同时也彰显了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风气。
(二)局部的突围与创新
尽管10年来的编辑学理论研究在基本问题上处于困惑、徘徊和纠结的过程中，但局部的突围与创新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编辑学原理的研究。以王振铎对编辑学原理的深化与发展为例。20世纪七八十年代，王振铎就致力于编辑学的理论研究；90年代，他的《编辑学原理论》出版，编辑学三原理——文化缔构原理、符号建模原理、信息传播原理作为所有编辑活动所遵循的规律而受到学界的基本认可，在编辑学原理的研究中独树一帜。进入21世纪，王振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借用哲学研究中的“主体间性”理论，通过对编辑活动的6个主客体元素——作者、编者、读者、文本、稿本、定本交互作用的分析，对编辑活动的内在规律有了新的发现和推进。尤其是其“媒介间性”的发现，不仅使他的编辑学原理论更加趋于完善，也使编辑学提升到了普遍用于新老传播媒体的基础理论学科的高度。
比如，编辑和出版、编辑学与出版学关系的研究。对于编辑与出版、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关系，学界历来纠缠不清。2006年，中国编辑学会原会长刘杲在《中国编辑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编辑活动的范围大于出版活动的范围，编辑活动的发生早于出版活动的发生。”这一振聋发聩的观点，不再把编辑学研究统辖在出版业之内，也不再把编辑学研究分割在出版业之外。这样，不仅解决了编辑与出版、编辑学与出版学谁大谁小、谁包含谁的历史问题，也把编辑学提升到一个新的传承文化的高度，对于促进编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比如，构建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构建普通编辑学学科体系，建立普通编辑学，从编辑学研究之初就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直到最近这10年，学界才基本上达成共识。2007年《中国编辑》杂志社组织邵益文、阙道隆、王振铎、吴飞等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专题讨论。邵益文认为：“普通编辑学的建立是媒介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培养新闻出版和多种媒体编辑人才的实际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2008年，新一届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提出了“大编辑、大媒介、大文化”的口号，呼吁大编辑构建大媒介，大媒介传播大文化，大文化铸就大编辑，使构建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最近，中国编辑学会组织编写的《普通编辑学》著作问世，标志着这一研究取得了不小的突破。这些理论研究的突破，也使编辑学学科理论更加丰富、完善。
二、编辑实践研究的时尚与多元
(一)与时俱进的实践研究
丰富多彩的编辑实践是编辑学研究最鲜活的对象，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是编辑实践最鲜活的基础。2001-2011年，从计算机普及和应用，到网络化、数字化，从平面纸媒体到多媒体、全媒体，从事业编制、旱涝保收到出版转制、编辑转型，从“入世”到国际化、市场化，社会现实的飞速发展，使编辑实践的对象增多、范围扩大，编辑实践的研究也更多元、新鲜。
比如，赵运通的《编审电子稿件的要点》和陈国剑的《电子出版技术条件下的编辑规范问题》探讨的是新世纪伊始，电子出版技术条件下编辑如何审稿、编辑、校对等具体的规范；郝振省的《转制与编辑》和朱胜龙的《转型时期图书编辑工作的六大关系》论述的是转制对编辑、编辑工作的影响；董小玉的《“新编辑”是新媒体的“把关人”——兼论“老编辑”与“新编辑”的异同》和石长顺、唐晓丹的《全媒体语境下电视编辑的角色转型与功能拓展》研究的是媒介变革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新媒体编辑、全媒体语境下的电视编辑工作方式、工作内容与以往的不同；袁志坚的《媒介融合进程中的编辑业务变革——基于理念、流程、产品的视角》和余德旺的《博客、编辑与网络虚拟社会的整合》，前者说的是媒介融合进程中编辑业务的改变，后者回答的是博客编辑的工作内容和在网络虚拟社会中的作用。这些研究或笼统、或具体，或复杂、或单一，或学术性强、或针对性强，都紧跟形势，面对现实，既体现了编辑学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数量众多的同类研究中颇具代表性。
但社会现实是复杂的，编辑实务和社会现实的研究，热点和焦点问题10年来不断出现，像市场化以后的“版面费”问题、编辑的绩效管理问题，与国际接轨后的学术评价与学术批评问题、学术期刊的规范化问题，以及生态学视野下编辑出版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等，都曾引起短时间或长时间的轰动。轰动效应的产生，一方面显示了研究者对现实热点问题关注的热情和胆识，另一方面也彰显了编辑学研究蓬勃的生气和活力。
(二)丰富多彩的实践主体研究
所谓的实践主体，指的就是编辑。编辑作为编辑实践的组织者、执行者，作为编辑活动的主体和中心，历来备受关注。尤其是在体制变革、媒介融合、编辑转型的这10年，学界对编辑知识、能力、素养的强调，对编辑心理、情商、人格的重视，对编辑精神、价值的张扬，对个性、意识等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丰富。比如，王晓宁的《=矢口识经济时代需要“学习型编辑”》是以知识经济时代为背景，论述了学习对编辑的重要和必要；刘玉清的《媒介融合中的编辑流程再造与编辑能力要求》是基于媒介融合的大环境和编辑流程再造的小环境，探讨了对编辑能力的要求；包鹏程的(伏众传播时代编辑媒介素养论》是从大众传播时代出发，分析了具有中介地位和传媒守门员责任的编辑的媒介素养问题；姬建敏的《论编辑的心理健康》《对编辑情商的理性思考》等一系列文章，则集中阐释了世纪之初编辑的心理品质和心理健康问题；而刘杲的《编辑精神的嘹亮赞歌——(编辑之歌)序》倡议的是编辑要坚持和弘扬高尚的编辑精神；阎柳斌杰的《做无愧于时代的新型编辑》号召“大媒体”时代的编辑，要勇于承担文化责任、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王华生的《思想观念与编辑选#勘强调的是思想观念对编辑选择的重要；黄耀红的《编辑的主体彰显与文化自觉——网络时代的编辑与读书》认为编辑读书除了修身养性外，还可以凸显编辑的主体力量与文化自觉。如此，像编辑学者化、编辑的创造性、编辑的各种意识、编辑角色等，都没有提及。但窥一斑而知全豹。研究者对编辑主体多视角的分析、全方位的观照，不仅显示了研究者对编辑主体的人文情怀，也显示了编辑主体研究的丰富多彩。
三、编辑史研究冷中有热
(一)风景独好的中国编辑史研究
历史的作用在于借鉴，在于继承。编辑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从编辑史中总结经验，寻找智慧，从学科创立之初就开始了，只不过表现得不冷不热。2001-2011年，相对于编辑理论和编辑实践研究的火爆，不温不火的中国编辑史研究，适逢改革开放3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其研究高度升温。据不完全统计，仅题目上有“30年”“60”年字样的相关研究就有几十篇，出现了年度编辑学研究编辑史最火、风景独好的局面，也涌现出了不少优秀之作。比如，邵益文的《30年编辑学研究综述》、肖伟的《报纸编辑学研究三十年》，王振铎等的《编辑学学科体系已臻成熟——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之编辑学研究》、姬建敏的《我国编辑学研究60年回眸》、王振铎的《编辑学研究60年的6大发现——编辑学理论创新与学科发展》等。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研究中，邵益文从编辑学研究理论问题出发，以改革开放为轴线，重点探讨了1978-2008年以来编辑学理论研究的辉煌成就；肖伟从不同历史时期报纸编辑学的发展演进出发，细致梳理总结了报纸编辑学30年的研究状况。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研究中，王振铎等的两篇文章，前者突出强调的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学学科体系已臻成熟.学科链条已臻完善的学科建设发展脉络；后者从学理创新的高度总结了编辑学研究60年来发现的专业普遍性与媒介贯通性，编辑活动的主体与主体性，编辑活动的“主体间性”，编辑活动早于出版活动、大于出版活动，编辑建构的“媒介间性”，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科链及其一个相对独立的编辑媒介学学科体系6个重要建树。姬建敏则系统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编辑学从无到有，编辑学研究由浅入深，成果由少到多，学科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既总结了以往，又展望了未来，颇有厚度，颇具学术性。
另外，除了这些热点，常温下的中国编辑史研究也不可小觑。古代的研究以钱荣贵的《旷世奇书<吕氏春秋>的编辑思想》比较有代表性；近现代的研究以吴赟的《中国编辑出版研究学术史简论》为代表；系统地论述以吴平的《关于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较有影响。
(二)理性化态势下的编辑家研究 鲜活的历史离不开鲜活的人物。中国的编辑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编辑家的编辑活动史。编辑家作为撑起文化大厦的支柱，作为编辑队伍中的佼佼者、领军者，对他们的研究从编辑学研究开始就没有停止过。最近10年，研究虽非大红大紫，但不乏精彩，不乏亮点。比如，李频的《论叶圣陶“易读性”的编辑思想》和龚鹏飞的《占代文化名人的编辑思想与中华道统》是10年来比较早的代表作，前者论述了编辑大家叶圣陶将易读性作为自觉的编辑追求，并把这种思想落实在为读者着想上，强化在编辑行为中，并内化为编辑出版工作原则的事迹；后者通过孔子、刘知几、冯梦龙等的编辑思想，阐述了古代文化名人的编辑思想是中华道统的观点。甘险峰、董文杰的《城中三万户此地六十家——新中国60年60编辑》和宋应离的《杰出的报刊编辑出版家张闻天》是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代表作，前者通过罗列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位优秀编辑家的事迹，展现了新中国优秀编辑家编辑的风采；后者凭借张闻天不同历史时期的编辑出版活动和编辑出版工作特点，肯定了张闻天在我党历史上杰出的编辑出版家的地位。另外，程绍沛的《倾心执著编书潜心研究立学——怀念编辑出版家阙道隆》是对刚去世的编辑家阙道隆一生的回顾和对他编辑实践和编辑思想的高度评价；王伟的(俄国近代编辑出版人的职业生涯与社会价值》是对近代编辑出版人群体职业生涯、社会价值的考量，也比较有代表性。如此理性化态势下的研究，成果也相对比较有分量。
四、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异军突起
(一)对编辑出版教育的全面观照
中国的编辑出版教育研究随着20世纪80年代编辑出版教育在高等学校的开设就开始了，1998年教育部把编辑学和出版学合并，拉开了新一轮研究的序幕。2001-2011年，学界对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热情异常高涨，研究的态势非常猛烈。比如，王刘纯的《中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检视与分析》和肖东发、许欢的((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回顾与展望》就是比较早的代表。前者通过总结我国编辑出版教育在曲折中前进的历程以及各高校课程设置、实习安排等同中有异的现状，指出编辑出版教育尽管发展势头良好，仍须在学科建设、理论创新、教学改革上下工夫；后者通过对20年来编辑出版教育的回望和“多专业、多层次、多渠道、多规格”特点的总结，提出了加强学科理论体系、基础理论和课程规范化建设等思路。刘拥军、李宏葵的《编辑出版学专业20年发展追溯》和李建伟的《编辑出版学建设的“十一五”回顾及“十二五”展望》是这10年中、后期的代表。前者认真总结了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20多年的历史成就、基本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努力方向是：加强领导、规划布局，提升教育理念，创新办学模式，加强教材建设、完善课程体系，加强出版研究、提高教学质量；后者通过回顾“十一五”期间我国编辑出版学蓬勃发展的态势，认为“十二五”期间编辑出版学专业仍须在学科建设、专业教育、学术研究等方面加强建设力度。如此等等，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值得称道。
(二)对重点问题的重点出击
所谓重点问题，无非编辑出版教育在新的时代、新的社会背景下所遇到的关于教育、教学的新问题。它既包括一些热点问题，也包括一些重点问题。比如，2006年国务院学位办将对编辑出版学专业研究生目录进行修改之际，针对目前编辑出版学在国家教育部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属于三级学科的现状，专业硕士以上学位目录如何修订、编辑出版学能否上一级学科，立即成为研究的热点，探讨、争论、呼吁，热闹非凡。王振铎的似自主创新精神修订“博硕学科专业目录”》和张志强的《关于将编辑出版学列入研究生专业目录的几点思考》颇有影响。前者以中国人首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编辑出版学为例，指出了我国现有的“学科专业目录”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和层次性的失调，认为只有以自主创新的精神修订“目录”，提升一些新兴学科的层级，才能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后者在回顾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的发展、评价喜忧参半的教育现状的基础上，认为将编辑出版学列入国家授予博硕学位专业目录之中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至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教学与教材等作为编辑出版学教育的重点问题，受关注的程度自然非同一般，不仅10年来研究热情长盛不衰，而且数量每年居高不下，优秀成果也比较多。早期的如吴平的《数字出版环境下的编辑出版教育》和毛娟的《编辑出版专业课程介绍研究》，前者借数字出版环境论述了编辑出版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后者通过对编辑学和出版学合并前后课程设置情况的对比，分析了合并后课程建设的原则和措施。中、后期的如张天定的《编辑出版学教材建设刍议》，张积玉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模式探析》和李建伟的《媒介融合趋势下的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三者一是编辑出版学教材建设的探讨，一是编辑出版学教育教学模式的分析，一是媒介融合趋势下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强调的是媒介融合。具体的研究盛况请参看姬建敏的《近年来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研究述评》和肖超、张志强的《近五年来出版教育研究述评》。
总而言之，2001-2011年的编辑学研究成绩是突出的，成果是丰富的。但是，也有个别的领域和少数的成果出现了原地踏步、重复研究和缺乏原创性的弊端。比如，编辑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分歧和纷争，不但占用了研究者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也影响了编辑学研究的进程。再比如，对编辑主体、编辑出版教育某些方面的研究，不管是题目还是内容，历经10年居然变化不大。这些都是老毛病，大家心知肚明。编辑学研究“在路上”，只要研究在继续，就会有所改观，有所进步。相信编辑学学科理论的成熟，在于孜孜以求，在于锲而不舍。
2001-2011年，中国的编辑学研究发展颇不平衡。编辑学理论研究继续在定义、性质、规律、学科体系等基本问题上展开争论，有分歧，也有突破；编辑实践研究随着出版转制、编辑转型、新媒体的崛起，出现多元发展的新趋势；编辑史研究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成立60年、建党90年等活动中，亮点纷呈，显示了较强的学术活力；编辑出版教育研究乘借学科专业目录调整、研究生教育大发展的东风，研究风生水起，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0年来的编辑学研究，成绩不小，精彩不少，但问题也存在，并且多是老毛病。
关键词：2001-2011年 编辑学研究 编辑理论 编辑实践 编辑史 编辑出版教育
2001-2011年，中国的编辑学研究发展颇不平衡。编辑学理论研究继续在定义、性质、规律、学科体系等基本问题上展开争论，有分歧，也有突破；编辑实践研究随着出版转制、编辑转型、新媒体的崛起，出现多元发展的新趋势。编辑史研究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建党90周年等活动中，亮点纷呈，显示了较强的学术活力。编辑出版教育研究乘借学科专业目录调整、研究生教育大发展的东风，研究风生水起，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此期间，中国的编辑学研究承继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浪潮，继续在编辑学理论和实践等领域进行着艰难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首先，出版了一大批比较有影响的编辑学研究著作，像郑兴东的《报纸编辑学教程》、张积玉的《编辑学论稿》和《编辑学新论》、姬建敏的《编辑心理论》、丛林主编的《中国编辑学研究述评(1983-2003)》、徐柏容的《编辑选择论》、方毅华等的《编辑学概论》、蔡克难的《编辑学论》、周国清的《编辑学导论》和《编辑主体论》、王振铎的《编辑学理与媒体创新》、靳青万的《编辑学的基本原理》《编辑五体研究》等就是其代表；其次，围绕中国编辑学会年会组织讨论的编辑学热点和重点问题，学会按年出版了一系列《中国编辑研究》；再次，每年发表成百上千篇编辑学论文。成果辉煌，内容丰富，但因笔者精力所限，仅就视野所及，对这10年来比较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进行分析，对这10年来的编辑学研究进行观照，以期总结过去，启迪未来。
一、编辑学理论研究的争鸣与创新
(一)基本问题的纠结与争论
编辑学理论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之争，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编辑学理论研究的兴起就开始了。2001-2011年，研究者依然各抒己见，争论和交锋连绵不断。反响比较大的是新世纪伊始，阙道隆《编辑学理论纲要》的发表，引发了对编辑学理论框架、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基本规律等的论争。最先发难的是蔡克难，他的《璧有瑕、请为君示——对(编辑学理论纲要》的推敲)》对《纲要》中的理论框架、编辑概念进行质疑，接着是任定华、杨忠民的《编辑学理论的构建应具有科学的、严密的知识体系——评阙道隆先生的(编辑学理论纲要)》对《纲要》中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等发表不同看法；针对任、杨的批评，阙道隆发表了《=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编辑学》，就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属性等进行了回应。另一大论争是关于编辑规律的论争。自2001年杨晓明的《队识和评价编辑学的科学性》、杨焕章的《论编辑学的理论研究》和阙道隆的《编辑学理论纲要》发表起，2002年就有林穗芳的《编辑基本规律新探》、邵益文的《关于编辑活动规律的探讨》、王振铎等专家的《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雏形》、陈景春的《武探编辑活动的元规律》遥相呼应。2003至2004年，刘杲的《围绕编辑学研究的议论》、蔡克难的《编辑概念、编辑活动基本规律和编辑学研究的意义》、向新阳的《编辑劳动规律漫议》、任定华的供于编辑规律的探讨》、刘辰《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等进一步扩大战果。2005年，孙宸《编辑学的基本原理是文化变现》的发表更使论争越发激烈。2006年以后，“好事者”的关注一直不断，比如刘呆的《关于编辑规律的几点认识》、王华良的《再论编辑活动基本规律》、徐柏容的《编辑创新：重视主体要素与遵循编辑规律》、邵益文的《近几年编辑学研究中的主要论争》、孙宸的《再论编辑学的基本原理是文化变现——兼答复邵益文先生何晓林先生》、李景和的《编辑本质的界说与研究者的思维方法》、郭奇的《论主体间性视野下的编辑“六元”关系》、马瑞洁的《论编辑活动的普遍属性》等等。详情请参看邵益文的《近几年编辑学研究中的主要论争》、范军的《关于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讨论》、张积玉、杨舒丹《近20年我国编辑规律研究的若干思考》等文章。
其实，最精彩的还是到了2011年，《编辑之友》杂志社根据“目前我国的编辑学研究，在宏观方面，诸如它的定义、学科性质及其范畴、研究对象及其内容、学科分类等，均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和明显的分歧”的现状，以《编辑学研究：路在何方》为题，特别邀请了周国清、靳青万、王和平、李景和、姬建敏、禤胜修几位学者，专门就编辑学研究中的这些基本问题发表议论，展开争锋，把这场论争推向了新的高潮。
应该说这场论争，争论的还不是编辑学基本理论的所有问题，但花费的时间之长、参加的人员之多，确实少见。这一方面说明了编辑学基本理论问题的重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研究态势的火爆和力量的多元，同时也彰显了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风气。
(二)局部的突围与创新
尽管10年来的编辑学理论研究在基本问题上处于困惑、徘徊和纠结的过程中，但局部的突围与创新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编辑学原理的研究。以王振铎对编辑学原理的深化与发展为例。20世纪七八十年代，王振铎就致力于编辑学的理论研究；90年代，他的《编辑学原理论》出版，编辑学三原理——文化缔构原理、符号建模原理、信息传播原理作为所有编辑活动所遵循的规律而受到学界的基本认可，在编辑学原理的研究中独树一帜。进入21世纪，王振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借用哲学研究中的“主体间性”理论，通过对编辑活动的6个主客体元素——作者、编者、读者、文本、稿本、定本交互作用的分析，对编辑活动的内在规律有了新的发现和推进。尤其是其“媒介间性”的发现，不仅使他的编辑学原理论更加趋于完善，也使编辑学提升到了普遍用于新老传播媒体的基础理论学科的高度。
比如，编辑和出版、编辑学与出版学关系的研究。对于编辑与出版、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关系，学界历来纠缠不清。2006年，中国编辑学会原会长刘杲在《中国编辑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编辑活动的范围大于出版活动的范围，编辑活动的发生早于出版活动的发生。”这一振聋发聩的观点，不再把编辑学研究统辖在出版业之内，也不再把编辑学研究分割在出版业之外。这样，不仅解决了编辑与出版、编辑学与出版学谁大谁小、谁包含谁的历史问题，也把编辑学提升到一个新的传承文化的高度，对于促进编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比如，构建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构建普通编辑学学科体系，建立普通编辑学，从编辑学研究之初就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直到最近这10年，学界才基本上达成共识。2007年《中国编辑》杂志社组织邵益文、阙道隆、王振铎、吴飞等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专题讨论。邵益文认为：“普通编辑学的建立是媒介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培养新闻出版和多种媒体编辑人才的实际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2008年，新一届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提出了“大编辑、大媒介、大文化”的口号，呼吁大编辑构建大媒介，大媒介传播大文化，大文化铸就大编辑，使构建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最近，中国编辑学会组织编写的《普通编辑学》著作问世，标志着这一研究取得了不小的突破。这些理论研究的突破，也使编辑学学科理论更加丰富、完善。
二、编辑实践研究的时尚与多元
(一)与时俱进的实践研究
丰富多彩的编辑实践是编辑学研究最鲜活的对象，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是编辑实践最鲜活的基础。2001-2011年，从计算机普及和应用，到网络化、数字化，从平面纸媒体到多媒体、全媒体，从事业编制、旱涝保收到出版转制、编辑转型，从“入世”到国际化、市场化，社会现实的飞速发展，使编辑实践的对象增多、范围扩大，编辑实践的研究也更多元、新鲜。
比如，赵运通的《编审电子稿件的要点》和陈国剑的《电子出版技术条件下的编辑规范问题》探讨的是新世纪伊始，电子出版技术条件下编辑如何审稿、编辑、校对等具体的规范；郝振省的《转制与编辑》和朱胜龙的《转型时期图书编辑工作的六大关系》论述的是转制对编辑、编辑工作的影响；董小玉的《“新编辑”是新媒体的“把关人”——兼论“老编辑”与“新编辑”的异同》和石长顺、唐晓丹的《全媒体语境下电视编辑的角色转型与功能拓展》研究的是媒介变革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新媒体编辑、全媒体语境下的电视编辑工作方式、工作内容与以往的不同；袁志坚的《媒介融合进程中的编辑业务变革——基于理念、流程、产品的视角》和余德旺的《博客、编辑与网络虚拟社会的整合》，前者说的是媒介融合进程中编辑业务的改变，后者回答的是博客编辑的工作内容和在网络虚拟社会中的作用。这些研究或笼统、或具体，或复杂、或单一，或学术性强、或针对性强，都紧跟形势，面对现实，既体现了编辑学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数量众多的同类研究中颇具代表性。
但社会现实是复杂的，编辑实务和社会现实的研究，热点和焦点问题10年来不断出现，像市场化以后的“版面费”问题、编辑的绩效管理问题，与国际接轨后的学术评价与学术批评问题、学术期刊的规范化问题，以及生态学视野下编辑出版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等，都曾引起短时间或长时间的轰动。轰动效应的产生，一方面显示了研究者对现实热点问题关注的热情和胆识，另一方面也彰显了编辑学研究蓬勃的生气和活力。
(二)丰富多彩的实践主体研究
所谓的实践主体，指的就是编辑。编辑作为编辑实践的组织者、执行者，作为编辑活动的主体和中心，历来备受关注。尤其是在体制变革、媒介融合、编辑转型的这10年，学界对编辑知识、能力、素养的强调，对编辑心理、情商、人格的重视，对编辑精神、价值的张扬，对个性、意识等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丰富。比如，王晓宁的《=矢口识经济时代需要“学习型编辑”》是以知识经济时代为背景，论述了学习对编辑的重要和必要；刘玉清的《媒介融合中的编辑流程再造与编辑能力要求》是基于媒介融合的大环境和编辑流程再造的小环境，探讨了对编辑能力的要求；包鹏程的(伏众传播时代编辑媒介素养论》是从大众传播时代出发，分析了具有中介地位和传媒守门员责任的编辑的媒介素养问题；姬建敏的《论编辑的心理健康》《对编辑情商的理性思考》等一系列文章，则集中阐释了世纪之初编辑的心理品质和心理健康问题；而刘杲的《编辑精神的嘹亮赞歌——(编辑之歌)序》倡议的是编辑要坚持和弘扬高尚的编辑精神；阎柳斌杰的《做无愧于时代的新型编辑》号召“大媒体”时代的编辑，要勇于承担文化责任、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王华生的《思想观念与编辑选#勘强调的是思想观念对编辑选择的重要；黄耀红的《编辑的主体彰显与文化自觉——网络时代的编辑与读书》认为编辑读书除了修身养性外，还可以凸显编辑的主体力量与文化自觉。如此，像编辑学者化、编辑的创造性、编辑的各种意识、编辑角色等，都没有提及。但窥一斑而知全豹。研究者对编辑主体多视角的分析、全方位的观照，不仅显示了研究者对编辑主体的人文情怀，也显示了编辑主体研究的丰富多彩。
三、编辑史研究冷中有热
(一)风景独好的中国编辑史研究
历史的作用在于借鉴，在于继承。编辑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从编辑史中总结经验，寻找智慧，从学科创立之初就开始了，只不过表现得不冷不热。2001-2011年，相对于编辑理论和编辑实践研究的火爆，不温不火的中国编辑史研究，适逢改革开放3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其研究高度升温。据不完全统计，仅题目上有“30年”“60”年字样的相关研究就有几十篇，出现了年度编辑学研究编辑史最火、风景独好的局面，也涌现出了不少优秀之作。比如，邵益文的《30年编辑学研究综述》、肖伟的《报纸编辑学研究三十年》，王振铎等的《编辑学学科体系已臻成熟——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之编辑学研究》、姬建敏的《我国编辑学研究60年回眸》、王振铎的《编辑学研究60年的6大发现——编辑学理论创新与学科发展》等。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研究中，邵益文从编辑学研究理论问题出发，以改革开放为轴线，重点探讨了1978-2008年以来编辑学理论研究的辉煌成就；肖伟从不同历史时期报纸编辑学的发展演进出发，细致梳理总结了报纸编辑学30年的研究状况。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研究中，王振铎等的两篇文章，前者突出强调的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学学科体系已臻成熟.学科链条已臻完善的学科建设发展脉络；后者从学理创新的高度总结了编辑学研究60年来发现的专业普遍性与媒介贯通性，编辑活动的主体与主体性，编辑活动的“主体间性”，编辑活动早于出版活动、大于出版活动，编辑建构的“媒介间性”，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科链及其一个相对独立的编辑媒介学学科体系6个重要建树。姬建敏则系统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编辑学从无到有，编辑学研究由浅入深，成果由少到多，学科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既总结了以往，又展望了未来，颇有厚度，颇具学术性。
另外，除了这些热点，常温下的中国编辑史研究也不可小觑。古代的研究以钱荣贵的《旷世奇书<吕氏春秋>的编辑思想》比较有代表性；近现代的研究以吴赟的《中国编辑出版研究学术史简论》为代表；系统地论述以吴平的《关于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较有影响。
(二)理性化态势下的编辑家研究 鲜活的历史离不开鲜活的人物。中国的编辑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编辑家的编辑活动史。编辑家作为撑起文化大厦的支柱，作为编辑队伍中的佼佼者、领军者，对他们的研究从编辑学研究开始就没有停止过。最近10年，研究虽非大红大紫，但不乏精彩，不乏亮点。比如，李频的《论叶圣陶“易读性”的编辑思想》和龚鹏飞的《占代文化名人的编辑思想与中华道统》是10年来比较早的代表作，前者论述了编辑大家叶圣陶将易读性作为自觉的编辑追求，并把这种思想落实在为读者着想上，强化在编辑行为中，并内化为编辑出版工作原则的事迹；后者通过孔子、刘知几、冯梦龙等的编辑思想，阐述了古代文化名人的编辑思想是中华道统的观点。甘险峰、董文杰的《城中三万户此地六十家——新中国60年60编辑》和宋应离的《杰出的报刊编辑出版家张闻天》是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代表作，前者通过罗列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位优秀编辑家的事迹，展现了新中国优秀编辑家编辑的风采；后者凭借张闻天不同历史时期的编辑出版活动和编辑出版工作特点，肯定了张闻天在我党历史上杰出的编辑出版家的地位。另外，程绍沛的《倾心执著编书潜心研究立学——怀念编辑出版家阙道隆》是对刚去世的编辑家阙道隆一生的回顾和对他编辑实践和编辑思想的高度评价；王伟的(俄国近代编辑出版人的职业生涯与社会价值》是对近代编辑出版人群体职业生涯、社会价值的考量，也比较有代表性。如此理性化态势下的研究，成果也相对比较有分量。
四、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异军突起
(一)对编辑出版教育的全面观照
中国的编辑出版教育研究随着20世纪80年代编辑出版教育在高等学校的开设就开始了，1998年教育部把编辑学和出版学合并，拉开了新一轮研究的序幕。2001-2011年，学界对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热情异常高涨，研究的态势非常猛烈。比如，王刘纯的《中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检视与分析》和肖东发、许欢的((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回顾与展望》就是比较早的代表。前者通过总结我国编辑出版教育在曲折中前进的历程以及各高校课程设置、实习安排等同中有异的现状，指出编辑出版教育尽管发展势头良好，仍须在学科建设、理论创新、教学改革上下工夫；后者通过对20年来编辑出版教育的回望和“多专业、多层次、多渠道、多规格”特点的总结，提出了加强学科理论体系、基础理论和课程规范化建设等思路。刘拥军、李宏葵的《编辑出版学专业20年发展追溯》和李建伟的《编辑出版学建设的“十一五”回顾及“十二五”展望》是这10年中、后期的代表。前者认真总结了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20多年的历史成就、基本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努力方向是：加强领导、规划布局，提升教育理念，创新办学模式，加强教材建设、完善课程体系，加强出版研究、提高教学质量；后者通过回顾“十一五”期间我国编辑出版学蓬勃发展的态势，认为“十二五”期间编辑出版学专业仍须在学科建设、专业教育、学术研究等方面加强建设力度。如此等等，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值得称道。
(二)对重点问题的重点出击
所谓重点问题，无非编辑出版教育在新的时代、新的社会背景下所遇到的关于教育、教学的新问题。它既包括一些热点问题，也包括一些重点问题。比如，2006年国务院学位办将对编辑出版学专业研究生目录进行修改之际，针对目前编辑出版学在国家教育部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属于三级学科的现状，专业硕士以上学位目录如何修订、编辑出版学能否上一级学科，立即成为研究的热点，探讨、争论、呼吁，热闹非凡。王振铎的似自主创新精神修订“博硕学科专业目录”》和张志强的《关于将编辑出版学列入研究生专业目录的几点思考》颇有影响。前者以中国人首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编辑出版学为例，指出了我国现有的“学科专业目录”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和层次性的失调，认为只有以自主创新的精神修订“目录”，提升一些新兴学科的层级，才能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后者在回顾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的发展、评价喜忧参半的教育现状的基础上，认为将编辑出版学列入国家授予博硕学位专业目录之中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至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教学与教材等作为编辑出版学教育的重点问题，受关注的程度自然非同一般，不仅10年来研究热情长盛不衰，而且数量每年居高不下，优秀成果也比较多。早期的如吴平的《数字出版环境下的编辑出版教育》和毛娟的《编辑出版专业课程介绍研究》，前者借数字出版环境论述了编辑出版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后者通过对编辑学和出版学合并前后课程设置情况的对比，分析了合并后课程建设的原则和措施。中、后期的如张天定的《编辑出版学教材建设刍议》，张积玉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模式探析》和李建伟的《媒介融合趋势下的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三者一是编辑出版学教材建设的探讨，一是编辑出版学教育教学模式的分析，一是媒介融合趋势下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强调的是媒介融合。具体的研究盛况请参看姬建敏的《近年来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研究述评》和肖超、张志强的《近五年来出版教育研究述评》。
总而言之，2001-2011年的编辑学研究成绩是突出的，成果是丰富的。但是，也有个别的领域和少数的成果出现了原地踏步、重复研究和缺乏原创性的弊端。比如，编辑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分歧和纷争，不但占用了研究者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也影响了编辑学研究的进程。再比如，对编辑主体、编辑出版教育某些方面的研究，不管是题目还是内容，历经10年居然变化不大。这些都是老毛病，大家心知肚明。编辑学研究“在路上”，只要研究在继续，就会有所改观，有所进步。相信编辑学学科理论的成熟，在于孜孜以求，在于锲而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