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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刘忠范，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获评首届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994）、首届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999）、“科学中国人年度人物”（2009）、中国科学院院士（2011）、中组部“万人计划”杰出人才（2013）、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2015）。发表学术论文56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110余项。撰写的《纳米技术与人类生活》被收录在小学课本中。
从学生时代的学霸到赴日留学，再到学成归国创办北京石墨烯研究院；从研究LB膜到碳纳米管，再到石墨烯，每一次都是他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人生重在积极选择。既然选择了，就没有对错，全力以赴就好。我最大的优势是有耐力。认准的事儿，我会做到底。”北京大学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院士回首过往岁月感慨地说。
做学问不拘泥，与人交往亲和有礼，这是刘忠范院士留给《经济》记者的第一印象。“其实我一直是学霸”“把材料做到极致，找到好玩的用途”“我不反对发Paper（论文），但别拿它说事儿”……他的风趣直爽，让采访顺畅而轻松。
“从小到大，我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出生在吉林省九台县一个偏远的农村家庭。父母是典型的农民，用土话讲是‘斗大字不识一口袋’。得益于母亲的坚持和父亲的辛劳，供我们兄弟姐妹读书识字，才让我一路走到今天。”刘忠范回忆道。
在孩提时代，刘忠范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甚至嗜书如命。在采访前，记者偶遇有人赠书予他，他欣然接受。记者提议帮他提书，他半开玩笑地说：“我自己来，我怕你把书拿跑了。”
他读书广博，家和办公室共有4间大书房。“人生不可能什么都要亲身经历。唯有通过书本才能把别人的经历嫁接在自己身上，我们也能从书中汲取知识和营养。”他自小受大哥的影响，喜欢唐诗宋词，兴之所至便吟诗作赋，并结集成《诗意人生》。“一个人不管多忙碌，最重要的是寻到让自己静下来的时刻。看书、写诗，换换脑筋也好。”
人生是由无数道选择题组成的，而命运最终的决定者，正是自己。“我的选择现在看起来还不错。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得一辈子当农民，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无法出国留学。我是生逢其时，早一点或晚一点都不行。”刘忠范毫不犹豫地说。
1984年，他初到日本，被安排到横滨国大读硕士。“那时，我还没有真正喜欢上科学研究，但我很用功。后来，我投奔了名气很大的藤岛昭先生。从横滨国立大学到东京大学，在研究上算是一个转折点，在藤岛昭先生那里读博期间，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藤岛昭先生能够从看似杂乱无章的数据中找到有价值的线索，鼓励你深入挖掘下去，给了学生非常大的自由探索空间，但是总能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出现在你的面前，鼓励你不要气馁，坚持下去。”刘忠范这样回忆导师对自己的影响。
博士毕业后，刘忠范想去美国继续深造，拿到了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Adam Heller教授的博士后位置。无奈被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拒签两次。第一次被拒签的理由是有移民倾向，对方曾反问他：“你在日本待了这么多年，怎么知道你到美国就一定能回国呢？”
第二次，刘忠范向藤岛昭先生倾诉被拒签的烦恼。没想到藤岛昭先生要亲自做担保。“导师领着我到大使馆办签证。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连我也做不到。”但大使馆的人对藤岛昭先生说：“这事儿跟你没啥关系。”当时，刘忠范既尴尬又生气。如果他去美国了，也许是另一种人生。“尽管有时不被命运选择会失落，但我每个时期都很用功。因为我的理念是积极地选择，全力以赴去做，不为选择后悔。”
后来，他选择到冈崎市的分子科学研究所做井口洋夫先生的博士后。两年下来，他对科学的理解更上一层楼。“我获得了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勇气，这对我后来从事纳米碳材料研究，影响深远。”
1993年，刘忠范选择回国。
“我选择到北大，完全是因为化学系的蔡生民教授。当时他想寻觅接班人，藤岛昭先生向他推荐了我。那时我在冈崎市做博士后，对此事没有上心。蔡生民教授从东京赶往冈崎，那天新干线出了故障，大半夜才到达冈崎和我见面。我被老先生的韧劲和真诚感动了。后来，我带着井口先生和藤岛先生送给我的一卡车仪器设备回国了。”他回忆说。
“蔡先生一直喊我‘小刘’，见到我的学生却称呼‘老师’。我问其故，蔡先生笑着改了称呼。对比之下，还是‘小刘’更亲切、顺耳。今年老先生已85岁高龄，我专门邀请他参观北京石墨烯研究院，他看了非常高兴。我能在北大闯出一片天地，没有蔡先生的提携，也是很难的。”刘忠范充满感激地说。
“1993年-1998年，我所做的学术研究还有日本留学时期的影子。1998年，材料界里的碳纳米管就和现在的石墨烯一样时髦。在实验中，我把巨大的碳纳米管分子一个个排起来，全世界我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一开始我找别人要碳纳米管，后来他们供应不上，我们就买炉子自己做。这些炉子也能做石墨烯。2008年，我花了半年多到全世界去考察，最后下决心做石墨烯。碳纳米管的研究交由团队的另一位老师负责。”刘忠范说。
碳纳米管从1991年开始风靡世界，至今已有27年。由于它结构复杂，制備难度极大，无法大规模应用。很多人怀疑石墨烯是另一个碳纳米管。刘忠范却认为，石墨烯结构相对简单，目前能够规模化制备，只是品质还有待提高，因此，石墨烯比碳纳米管的前景更加光明。
石墨烯是21世纪的战略性新兴材料。从2004年，石墨烯被发现至今已有14年。从Gartner技术成熟度曲线来看，目前石墨烯仍在人们期望的顶峰，但现实是石墨烯的性能还不够好，原材料的质量还不足以支撑石墨烯产业的发展，杀手锏级的应用还未找到。 但是，国内从业者对石墨烯十分追捧。截至2017年底，在工商部门注册的营业范围包含石墨烯相关业务的企业数量达到4871家。在过去数年内，全国各地成立的石墨烯产业园、创新中心、研究院以及产业联盟已超过40家。
“一位外国学术界的朋友曾告诉我，欧洲石墨烯企业有200多家，他们也面临应用的难题。”刘忠范认为，石墨烯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成本，当某种东西离不开石墨烯时就会不计成本。问题是石墨烯如何找到非它不可的用途。“但是现在石墨烯被宣传过头了，很多人老说我泼冷水，其实我是最积极的人。如果我们能集中精力把这个难题解决，做出高端的产品，石墨烯才有更广阔的市场。”
石墨烯行业有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大家做得太多，甚至迷失了方向。做石墨烯的人应该想清楚，到底是为了发表论文或赚钱，还是解决产业问题。
刘忠范的答案是后者。2018年10月25日，北京石墨烯研究院（BGI）正式挂牌成立。“北京石墨烯研究院不讨论Paper（论文），我不反对发Paper，但别跟我谈Paper，要告诉我究竟想解决什么问题？BGI要做的是石墨烯产业的核心技术，打造未来石墨烯产业的基石。”刘忠范这样说。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他的导师藤岛昭先生发现了“本多-藤岛效应”，开启了太阳能转换和利用的新领域。本多是藤岛昭先生的老师，这个新效应是藤岛昭先生在学生时代发现的。藤岛昭先生基础研究做得非常出色，但是也积极致力于把基础研究成果推向产业化，他的合作企业有数百家。“我相信，我现在做的事情深深地受到了他的影响。”
“大学、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和企业究竟谁是真正的创新主体？”多年来，刘忠范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如何才能把政产学研有效地结合起来呢？他认为，政府应该起黏合剂的作用，把这些研究机构和企业有机地黏合起来，共同推进技术创新，提升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方面，我不相信大学教授直接办企业是最好的做法，也未必有什么竞争优势。其实大学教授手里的专利成果离产业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而这个距离就是北京石墨烯研究院，它将有效地填补这个巨大的鸿沟。”他自信地说。
经过多年的思考和提炼，刘忠范在2018年两会上提交了关于“研发代工”的提案。他进一步解释，“代工”就是给企业打工，而“研发代工”就是给企业打工做研发。这个词大家一听就懂，它是一条产学研结合的新路。“高校和研究院所的科研人员往往是闭门造车、自得其乐，科研成果很不接地气，绝大多数都是束之高阁，发了文章了事。‘研发代工’是反过来做事，直接从企业找到技术需求，帮助企业做研发，真正地为企业排忧解难。这样做出来的成果自然很容易落地，市场全部交给企业去做，各司其职，优势互补。通过给科研人员一定的市场份额，让科学家和企业家同乘一条船，这样就可以真正实现利益共享，通过全过程的利益捆绑来调动起双方的积极性。”目前BGI与多家企业建立了研发代工伙伴关系，全力推进烯铝集流体、烯碳充电枪、石墨烯智能窗、石墨烯量子点材料、石墨烯涂料、石墨烯电暖画、石墨烯散热膜、石墨矿深加工等技术攻关工作。
“这是一条全新的路子，不僅作为两会提案，我还作为党派提案上报北京市委，得到蔡奇书记的高度评价。大家都意识到当前的科技评价机制存在很大问题，人们盲目地追求发表文章。我希望给这个困局提供一个参考样本，让大家看到原来科研还可以这么做。”刘忠范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包产到户”释放了8亿农民的活力和积极性，而“研发代工”将会释放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无穷创造力。“研发代工”会让科学家们更有成就感和获得感，让中国的企业更具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从国家建设、城市建设、学术研究到每个人的生活，真的不需要着急，因为我们还有明天和明年，而且方向比速度更重要。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认真规划自己的人生，每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都能够科学地规划未来，一张蓝图绘到底，扎扎实实做下去，我们必将拥有绚丽的明天和多彩的人生。西方有一句哲言，停下脚步闻一闻玫瑰的芬芳，我们也应该放慢脚步。”刘忠范说。
刘忠范经常给学生们讲数学家张益唐的故事。他曾经是一名编外讲师，默默无闻，但执着地研究他所喜爱的孪生素数问题，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终有所获，仅凭一篇论文就奠定了在数学界的地位，被载入数学史册。“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对于科学家来说，一辈子一件事情足矣。”刘忠范感叹道。
刘忠范，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获评首届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994）、首届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999）、“科学中国人年度人物”（2009）、中国科学院院士（2011）、中组部“万人计划”杰出人才（2013）、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2015）。发表学术论文56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110余项。撰写的《纳米技术与人类生活》被收录在小学课本中。
从学生时代的学霸到赴日留学，再到学成归国创办北京石墨烯研究院；从研究LB膜到碳纳米管，再到石墨烯，每一次都是他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人生重在积极选择。既然选择了，就没有对错，全力以赴就好。我最大的优势是有耐力。认准的事儿，我会做到底。”北京大学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院士回首过往岁月感慨地说。
做学问不拘泥，与人交往亲和有礼，这是刘忠范院士留给《经济》记者的第一印象。“其实我一直是学霸”“把材料做到极致，找到好玩的用途”“我不反对发Paper（论文），但别拿它说事儿”……他的风趣直爽，让采访顺畅而轻松。
“全力以赴去做”
“从小到大，我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出生在吉林省九台县一个偏远的农村家庭。父母是典型的农民，用土话讲是‘斗大字不识一口袋’。得益于母亲的坚持和父亲的辛劳，供我们兄弟姐妹读书识字，才让我一路走到今天。”刘忠范回忆道。
在孩提时代，刘忠范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甚至嗜书如命。在采访前，记者偶遇有人赠书予他，他欣然接受。记者提议帮他提书，他半开玩笑地说：“我自己来，我怕你把书拿跑了。”
他读书广博，家和办公室共有4间大书房。“人生不可能什么都要亲身经历。唯有通过书本才能把别人的经历嫁接在自己身上，我们也能从书中汲取知识和营养。”他自小受大哥的影响，喜欢唐诗宋词，兴之所至便吟诗作赋，并结集成《诗意人生》。“一个人不管多忙碌，最重要的是寻到让自己静下来的时刻。看书、写诗，换换脑筋也好。”
人生是由无数道选择题组成的，而命运最终的决定者，正是自己。“我的选择现在看起来还不错。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得一辈子当农民，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无法出国留学。我是生逢其时，早一点或晚一点都不行。”刘忠范毫不犹豫地说。
1984年，他初到日本，被安排到横滨国大读硕士。“那时，我还没有真正喜欢上科学研究，但我很用功。后来，我投奔了名气很大的藤岛昭先生。从横滨国立大学到东京大学，在研究上算是一个转折点，在藤岛昭先生那里读博期间，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藤岛昭先生能够从看似杂乱无章的数据中找到有价值的线索，鼓励你深入挖掘下去，给了学生非常大的自由探索空间，但是总能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出现在你的面前，鼓励你不要气馁，坚持下去。”刘忠范这样回忆导师对自己的影响。
博士毕业后，刘忠范想去美国继续深造，拿到了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Adam Heller教授的博士后位置。无奈被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拒签两次。第一次被拒签的理由是有移民倾向，对方曾反问他：“你在日本待了这么多年，怎么知道你到美国就一定能回国呢？”
第二次，刘忠范向藤岛昭先生倾诉被拒签的烦恼。没想到藤岛昭先生要亲自做担保。“导师领着我到大使馆办签证。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连我也做不到。”但大使馆的人对藤岛昭先生说：“这事儿跟你没啥关系。”当时，刘忠范既尴尬又生气。如果他去美国了，也许是另一种人生。“尽管有时不被命运选择会失落，但我每个时期都很用功。因为我的理念是积极地选择，全力以赴去做，不为选择后悔。”
后来，他选择到冈崎市的分子科学研究所做井口洋夫先生的博士后。两年下来，他对科学的理解更上一层楼。“我获得了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勇气，这对我后来从事纳米碳材料研究，影响深远。”
结缘石墨烯
1993年，刘忠范选择回国。
“我选择到北大，完全是因为化学系的蔡生民教授。当时他想寻觅接班人，藤岛昭先生向他推荐了我。那时我在冈崎市做博士后，对此事没有上心。蔡生民教授从东京赶往冈崎，那天新干线出了故障，大半夜才到达冈崎和我见面。我被老先生的韧劲和真诚感动了。后来，我带着井口先生和藤岛先生送给我的一卡车仪器设备回国了。”他回忆说。
“蔡先生一直喊我‘小刘’，见到我的学生却称呼‘老师’。我问其故，蔡先生笑着改了称呼。对比之下，还是‘小刘’更亲切、顺耳。今年老先生已85岁高龄，我专门邀请他参观北京石墨烯研究院，他看了非常高兴。我能在北大闯出一片天地，没有蔡先生的提携，也是很难的。”刘忠范充满感激地说。
“1993年-1998年，我所做的学术研究还有日本留学时期的影子。1998年，材料界里的碳纳米管就和现在的石墨烯一样时髦。在实验中，我把巨大的碳纳米管分子一个个排起来，全世界我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一开始我找别人要碳纳米管，后来他们供应不上，我们就买炉子自己做。这些炉子也能做石墨烯。2008年，我花了半年多到全世界去考察，最后下决心做石墨烯。碳纳米管的研究交由团队的另一位老师负责。”刘忠范说。
碳纳米管从1991年开始风靡世界，至今已有27年。由于它结构复杂，制備难度极大，无法大规模应用。很多人怀疑石墨烯是另一个碳纳米管。刘忠范却认为，石墨烯结构相对简单，目前能够规模化制备，只是品质还有待提高，因此，石墨烯比碳纳米管的前景更加光明。
石墨烯是21世纪的战略性新兴材料。从2004年，石墨烯被发现至今已有14年。从Gartner技术成熟度曲线来看，目前石墨烯仍在人们期望的顶峰，但现实是石墨烯的性能还不够好，原材料的质量还不足以支撑石墨烯产业的发展，杀手锏级的应用还未找到。 但是，国内从业者对石墨烯十分追捧。截至2017年底，在工商部门注册的营业范围包含石墨烯相关业务的企业数量达到4871家。在过去数年内，全国各地成立的石墨烯产业园、创新中心、研究院以及产业联盟已超过40家。
“一位外国学术界的朋友曾告诉我，欧洲石墨烯企业有200多家，他们也面临应用的难题。”刘忠范认为，石墨烯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成本，当某种东西离不开石墨烯时就会不计成本。问题是石墨烯如何找到非它不可的用途。“但是现在石墨烯被宣传过头了，很多人老说我泼冷水，其实我是最积极的人。如果我们能集中精力把这个难题解决，做出高端的产品，石墨烯才有更广阔的市场。”
“急什么，我们还有明天”
石墨烯行业有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大家做得太多，甚至迷失了方向。做石墨烯的人应该想清楚，到底是为了发表论文或赚钱，还是解决产业问题。
刘忠范的答案是后者。2018年10月25日，北京石墨烯研究院（BGI）正式挂牌成立。“北京石墨烯研究院不讨论Paper（论文），我不反对发Paper，但别跟我谈Paper，要告诉我究竟想解决什么问题？BGI要做的是石墨烯产业的核心技术，打造未来石墨烯产业的基石。”刘忠范这样说。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他的导师藤岛昭先生发现了“本多-藤岛效应”，开启了太阳能转换和利用的新领域。本多是藤岛昭先生的老师，这个新效应是藤岛昭先生在学生时代发现的。藤岛昭先生基础研究做得非常出色，但是也积极致力于把基础研究成果推向产业化，他的合作企业有数百家。“我相信，我现在做的事情深深地受到了他的影响。”
“大学、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和企业究竟谁是真正的创新主体？”多年来，刘忠范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如何才能把政产学研有效地结合起来呢？他认为，政府应该起黏合剂的作用，把这些研究机构和企业有机地黏合起来，共同推进技术创新，提升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方面，我不相信大学教授直接办企业是最好的做法，也未必有什么竞争优势。其实大学教授手里的专利成果离产业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而这个距离就是北京石墨烯研究院，它将有效地填补这个巨大的鸿沟。”他自信地说。
经过多年的思考和提炼，刘忠范在2018年两会上提交了关于“研发代工”的提案。他进一步解释，“代工”就是给企业打工，而“研发代工”就是给企业打工做研发。这个词大家一听就懂，它是一条产学研结合的新路。“高校和研究院所的科研人员往往是闭门造车、自得其乐，科研成果很不接地气，绝大多数都是束之高阁，发了文章了事。‘研发代工’是反过来做事，直接从企业找到技术需求，帮助企业做研发，真正地为企业排忧解难。这样做出来的成果自然很容易落地，市场全部交给企业去做，各司其职，优势互补。通过给科研人员一定的市场份额，让科学家和企业家同乘一条船，这样就可以真正实现利益共享，通过全过程的利益捆绑来调动起双方的积极性。”目前BGI与多家企业建立了研发代工伙伴关系，全力推进烯铝集流体、烯碳充电枪、石墨烯智能窗、石墨烯量子点材料、石墨烯涂料、石墨烯电暖画、石墨烯散热膜、石墨矿深加工等技术攻关工作。
“这是一条全新的路子，不僅作为两会提案，我还作为党派提案上报北京市委，得到蔡奇书记的高度评价。大家都意识到当前的科技评价机制存在很大问题，人们盲目地追求发表文章。我希望给这个困局提供一个参考样本，让大家看到原来科研还可以这么做。”刘忠范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包产到户”释放了8亿农民的活力和积极性，而“研发代工”将会释放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无穷创造力。“研发代工”会让科学家们更有成就感和获得感，让中国的企业更具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从国家建设、城市建设、学术研究到每个人的生活，真的不需要着急，因为我们还有明天和明年，而且方向比速度更重要。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认真规划自己的人生，每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都能够科学地规划未来，一张蓝图绘到底，扎扎实实做下去，我们必将拥有绚丽的明天和多彩的人生。西方有一句哲言，停下脚步闻一闻玫瑰的芬芳，我们也应该放慢脚步。”刘忠范说。
刘忠范经常给学生们讲数学家张益唐的故事。他曾经是一名编外讲师，默默无闻，但执着地研究他所喜爱的孪生素数问题，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终有所获，仅凭一篇论文就奠定了在数学界的地位，被载入数学史册。“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对于科学家来说，一辈子一件事情足矣。”刘忠范感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