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教育出版社于２０００年底推出的一部精品力作《中国教育制度通史》，荣获国家图书最高奖——中国图书奖。这部由著名教育史研究专家李国钧、王炳照先生任总主编，组织了一批教育史专家学者精心论证撰写，历经五年完成的八卷本专著，系统总结了自先秦至１９９９年中国教育制度的发展经验，是迄今国内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时间跨度最长的中国教育制度史著作。
　　在该书的总序中，两位总主编提出了研究教育制度史全新的方法论：依据教育制度实际存在的形态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不仅要如以往教育制度史研究那样探讨制度本身，而且要透过制度条文，深入考察制度制定者的真实意图，以及制度实施的实况和实效，进而判定其利弊得失。为准确地反映教育制度的真实面貌，写作时不应有任何预定的假设和狭隘的功利追求，一切必须从教育制度的实际存在和实际效应出发。
　　然而，该书的撰写目的并不止于此，全书不仅客观反映中国教育制度的发展轨迹，而且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溯古鉴今，服务于当代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
　　全书在以下几个方面较突出地体现了其历史借鉴价值：
　　首先，对教育制度史上重大变革的成败得失的探讨。我国悠久的教育史曾经历了许多次重大的变革，如汉代文教政策的转变以及相应的教育制度的确立；隋唐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地方两级制的教育体制的建立，经学、实科、职业教育三大制度的构建，官学、私学制度的协调统一；宋代的三次兴学，近代改革旧制度建立新学制，等等。全书各卷对历代制度变革的背景、制定过程和实施状况都作了详尽的分析，努力挖掘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原因和发展逻辑，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丰富的思想启迪。
　　其次，对历代多种形式办学经验的研究。如何推动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健康发展，是教育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而我国有丰富的私学教育经验。全书从不同角度对私学进行深入透视，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墨子的私学，魏晋南北朝的学馆，到唐代私学、宋元明清的书院教育，都作了生动的评介，对私学教育内容的丰富性、教育形式多样性、办学的灵活性、管理的效率性作了多方面的研讨，颇能为我们发展民办教育，形成公办与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提供经验借鉴。
　　再次，对考试制度的探讨。我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存在了一千多年，它既有相对公正的优点，也产生过很多弊端，包括导致教育变为应试教育这一严重弊病。第四卷在剖析明代科举考试弊病时指出，教育目标的过于单一化，是科举考试弊病产生的根源。教育目标的单一化使学子把入仕作为惟一的追求，结果不再把精力集中于知识学习上，而是集中于掌握考试的技巧上。狭窄单一的出路，也直接导致竞争的不择手段，反过来危害考试制度所追求的公正性。显然，人才培养目标、模式多样化，避免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是考试制度史留给我们的教训之一。
　　此外，对中国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探讨，也是该书最精彩的内容之一。第六卷具体总结了晚清时期教育近代化的道路，详细介绍了中国教育立足本国，借鉴西洋，参酌变通，改革教育制度、内容和方法，建立新学制，逐渐融入世界教育发展的洪流中的发展历程，指出中国教育近代化是一个逐渐开放、逐渐深入、逐渐完善的过程。中国教育现代化任务则是艰巨的，而中国教育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第七卷研究了民国时期教育现代化的新进展，指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主题，是通过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教育体系。如果没有正规的现代教育体系，就难以满足建设工业化国家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中国是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村情况又千差万别，如果缺乏弹性和高度灵活的教育制度，就无法在农村普及和发展教育。据此，作者提出，当时分别存在于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和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农村的两种教育制度，虽然在政治上存在着明显的对立，但在教育现代化历程中又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并进而提出，如果建国之初能使不同的教育优势互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教育制度，我们在教育上所走的弯路就会少些。
　　作为一部教育制度通史，该书充分发挥贯通古今的优势，注重对建国以来教育发展改革和现代化的经验总结。第八卷以５４万多字的篇幅来介绍我国当代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的发展。通过对教育指导方针、学制、教育行政体制、办学体制、国家教育考试制度和学业证书制度、教育立法、教育投资体制等的具体评介，系统总结我国教育体制和制度发展的经验教训，并根据当代各国学制发展趋势，提出要建立适应终生学习的新型教育制度。在办学体制方面，提倡进一步完善私人办学体制，尽快制定私立学校法，形成民办、公办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在教育行政体制上，主张解决政府与学校的关系问题，解决学校内部管理行政化、机构重叠等问题。作者在深刻总结过去的基础上，展望未来，其观点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