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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对调查研究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他们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既一脉相承，又在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创新和发展。今天，重温他们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新时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凝聚起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001-02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承前继后，在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对调查研究的地位、作用及途径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的调查研究理论。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视和倡导调查研究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开创者，也是我们党实践调查研究的楷模。他身体力行，深入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对调查研究工作提出了许多非常独特的见解。
1.“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突出强调了调查研究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109，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为了进一步论述调查研究的重要作用，1931年，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又提出了“不作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2.调查研究是保证科学决策的前提。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是保证科学决策的前提，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根据具体情况，写出具体的东西。他指出，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的东西，绝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很危险的。他认为，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很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缘故。所以，他要求领导干部在做出决策之前，一定要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把在社会调查中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认真分析研究。为了保证决策的正确性，他还要求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中学会使用典型调查法、普遍调查法和矛盾分析法。
3.调查研究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正确的调查研究方法是顺利实现调查研究目的的根本保证。在长期的调查实践中，毛泽东最常用两种调查研究方法：一是阶级分析法。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得出了“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1]9的重要结论，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切入点，带领中国人民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二是矛盾分析法。毛泽东认为，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法则。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当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1]336。他认为，调查研究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否则，仍旧是没有发言权。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将调查研究作为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对调查研究进行了继承和发展。
1.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重要途径。邓小平认为，要科学决策，必须做深入调查研究，如果不深入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就容易脱离实际，犯决策错误。他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中，有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他们往往不是从客观的实际条件和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出发，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而是从不确切的情况出发，从想象和愿望出发，主观主义地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因此，他们做出的决策有的不完全正确，有的甚至完全错误。这样，就会激化矛盾，影响干群关系，最后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损失。
2.调查研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邓小平认为，调查研究必须遵循两个原则进行，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他强调，“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书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2]115。他认为，我们做任何调查研究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当然，问题能不能解决，问题解决是否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时，要从客观事实本身出发，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再得出结论。二是要坚持目的性原则。调查研究一定要有明确的目的，目的不明确，调查研究就会多走弯路，就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终使调查研究失去真正意义。因此，调查研究前，一定要明确调查研究的目的。
3.调查研究必须有正确方法。邓小平认为，调查研究也是一门科学，在调查研究中获得大量详细材料的同时，经常会出现一些随机因素，使得到这些材料出现一些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此，调查研究需要有正确方法。在长期的调查实践中，邓小平总结出如典型调查法、系统法、开座谈会法等调查方法。典型调查法是指根据调查目的和要求，在对调查对象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有意识地选取少数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单位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邓小平十分提倡这种方法，他认为，“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要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3]223。系统法就是从系统的观点出发，着重从系统和要素、要素和要素、系统和环境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中综合地、精确地考察对象，以达到最佳地处理问题的一种思维方法。在调查研究中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使我们更加有利于从社会和系统的大背景上看待出现的人和事物，从事物的联系中把握调查对象，从而掌握解决问题的主动权。开座谈会，这是邓小平调查研究常用的一种方法，如1961年在北京順义15天的调查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5天中，邓小平除了听取县委汇报外，绝大部分时间是组织社会干部座谈和下户访问。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化和丰富了毛泽东、邓小平调查研究理论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毛泽东、邓小平关于调查研究的基本思想，并结合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对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
1.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纽带。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江泽民认为：“我们党过去领导全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现在又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最根本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这个结合的过程，始终是以调查研究为前提和依据的，也就是说，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并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和统一的。”[3]304
2.调查研究是正确决策的根本途径。调查研究是形成正确决策的前提，是决策得以实施的保障，也是决策得以更新和发展的手段。江泽民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这一论断表明了调查研究对决策形成的重要性。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中，江泽民进一步指出“各种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正确的决策，而正确的决策来源于对客观实际的周密调查和研究”。“如果我们真正把调查研究这一最基础性的工作在决策前做深做透，我们制定的决策就能与客观实际相吻合，执行起来也就得心应手，无往而不胜”。他强调，政府管理的全程就是不断地调查研究，不断地形成决策、贯彻执行决策、更新发展决策的过程。所以，他极力主张把调查研究自始至终贯穿于政府决策过程之中和党政领导的行政实践之中。
3.调查研究需要有正確的方法。明确调查研究地位后，江泽民还在调查研究的方法上做出了具体的指导。首先，江泽民认为，调查研究要制度化、常规化。制度化、常规化是调查研究得以长期进行的有效保证。他提出“县以上的各级领导同志每年至少抽出一两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亲自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欢迎什么，反对什么”[3]308。其次，调查研究要坚持个别和一般相结合。江泽民在调查研究中非常注重这一方法。他认为，在调查研究中，这一方法能够使领导及时发现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总结群众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教育、鼓舞、引导群众前进。最后，调查研究要深入群众、服务群众。江泽民认为，“领导干部来自群众，是为群众工作和服务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那就从根本上丧失了当领导干部的资格。”[4]146所以，在调查研究中，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入群众，深入调研，“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矛盾集中的地方，领导干部越是要经常到那里去”，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要求和意见，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显而易见，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以他们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调查研究的探索和实践是一以贯之的。他们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和实践既一脉相承，又在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这对于新时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凝聚起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关键词：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001-02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承前继后，在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对调查研究的地位、作用及途径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的调查研究理论。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视和倡导调查研究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开创者，也是我们党实践调查研究的楷模。他身体力行，深入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对调查研究工作提出了许多非常独特的见解。
1.“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突出强调了调查研究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109，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为了进一步论述调查研究的重要作用，1931年，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又提出了“不作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2.调查研究是保证科学决策的前提。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是保证科学决策的前提，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根据具体情况，写出具体的东西。他指出，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的东西，绝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很危险的。他认为，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很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缘故。所以，他要求领导干部在做出决策之前，一定要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把在社会调查中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认真分析研究。为了保证决策的正确性，他还要求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中学会使用典型调查法、普遍调查法和矛盾分析法。
3.调查研究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正确的调查研究方法是顺利实现调查研究目的的根本保证。在长期的调查实践中，毛泽东最常用两种调查研究方法：一是阶级分析法。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得出了“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1]9的重要结论，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切入点，带领中国人民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二是矛盾分析法。毛泽东认为，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法则。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当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1]336。他认为，调查研究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否则，仍旧是没有发言权。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将调查研究作为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对调查研究进行了继承和发展。
1.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重要途径。邓小平认为，要科学决策，必须做深入调查研究，如果不深入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就容易脱离实际，犯决策错误。他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中，有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他们往往不是从客观的实际条件和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出发，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而是从不确切的情况出发，从想象和愿望出发，主观主义地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因此，他们做出的决策有的不完全正确，有的甚至完全错误。这样，就会激化矛盾，影响干群关系，最后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损失。
2.调查研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邓小平认为，调查研究必须遵循两个原则进行，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他强调，“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书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2]115。他认为，我们做任何调查研究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当然，问题能不能解决，问题解决是否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时，要从客观事实本身出发，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再得出结论。二是要坚持目的性原则。调查研究一定要有明确的目的，目的不明确，调查研究就会多走弯路，就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终使调查研究失去真正意义。因此，调查研究前，一定要明确调查研究的目的。
3.调查研究必须有正确方法。邓小平认为，调查研究也是一门科学，在调查研究中获得大量详细材料的同时，经常会出现一些随机因素，使得到这些材料出现一些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此，调查研究需要有正确方法。在长期的调查实践中，邓小平总结出如典型调查法、系统法、开座谈会法等调查方法。典型调查法是指根据调查目的和要求，在对调查对象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有意识地选取少数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单位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邓小平十分提倡这种方法，他认为，“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要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3]223。系统法就是从系统的观点出发，着重从系统和要素、要素和要素、系统和环境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中综合地、精确地考察对象，以达到最佳地处理问题的一种思维方法。在调查研究中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使我们更加有利于从社会和系统的大背景上看待出现的人和事物，从事物的联系中把握调查对象，从而掌握解决问题的主动权。开座谈会，这是邓小平调查研究常用的一种方法，如1961年在北京順义15天的调查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5天中，邓小平除了听取县委汇报外，绝大部分时间是组织社会干部座谈和下户访问。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化和丰富了毛泽东、邓小平调查研究理论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毛泽东、邓小平关于调查研究的基本思想，并结合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对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
1.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纽带。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江泽民认为：“我们党过去领导全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现在又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最根本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这个结合的过程，始终是以调查研究为前提和依据的，也就是说，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并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和统一的。”[3]304
2.调查研究是正确决策的根本途径。调查研究是形成正确决策的前提，是决策得以实施的保障，也是决策得以更新和发展的手段。江泽民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这一论断表明了调查研究对决策形成的重要性。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中，江泽民进一步指出“各种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正确的决策，而正确的决策来源于对客观实际的周密调查和研究”。“如果我们真正把调查研究这一最基础性的工作在决策前做深做透，我们制定的决策就能与客观实际相吻合，执行起来也就得心应手，无往而不胜”。他强调，政府管理的全程就是不断地调查研究，不断地形成决策、贯彻执行决策、更新发展决策的过程。所以，他极力主张把调查研究自始至终贯穿于政府决策过程之中和党政领导的行政实践之中。
3.调查研究需要有正確的方法。明确调查研究地位后，江泽民还在调查研究的方法上做出了具体的指导。首先，江泽民认为，调查研究要制度化、常规化。制度化、常规化是调查研究得以长期进行的有效保证。他提出“县以上的各级领导同志每年至少抽出一两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亲自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欢迎什么，反对什么”[3]308。其次，调查研究要坚持个别和一般相结合。江泽民在调查研究中非常注重这一方法。他认为，在调查研究中，这一方法能够使领导及时发现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总结群众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教育、鼓舞、引导群众前进。最后，调查研究要深入群众、服务群众。江泽民认为，“领导干部来自群众，是为群众工作和服务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那就从根本上丧失了当领导干部的资格。”[4]146所以，在调查研究中，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入群众，深入调研，“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矛盾集中的地方，领导干部越是要经常到那里去”，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要求和意见，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显而易见，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以他们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调查研究的探索和实践是一以贯之的。他们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和实践既一脉相承，又在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这对于新时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凝聚起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