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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学校恢复招生入学考试，是发生在1977年的一件惊天大事。岁月如梭，转眼30年过去了。当年的考生，如今大多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自己战胜重重困难而迈进考场的那些经历，几乎每个人都感慨万千。三十年前那一页，多彩而厚重，已融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的史册。
没有高考的日子，学生不能正常升学，学校无法正常上课
新中国的高考制度，创设于建国初期。1952年，国家教育部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其余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与此同时，国家还实行了对旧式初等、中等教育的改造。这就在全国形成了统一规范的由小学到中学，再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深造的较为完整规范的社会主义学校教育体系。
但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高考被废除，大专院校停止招生，高等教育陷入全面瘫痪。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数以千万计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多数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少数直接进入工厂或其他部门。
1970年，为落实毛泽东关于“大学还是要办的”和“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精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少数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规定：高等学校恢复招生，新生统称“工农兵学员”，条件是：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招生采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在这种办法里，起先不设文化考试环节，后来有的省增加了文化考核，但也只是象征性的，而且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的风气越来越严重。先后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少数是高中毕业生，多数是初中毕业生，还有大约20％的人只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把这些不同层次的人集中在一起上课，教学质量可想而知。而且这些“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后，还被赋予了“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使命，而教师则要“靠边站”，成了被管理、被“改造”的对象。
废除高考，影响所及不仅仅是学校和学生。由于堵塞了正常的升学、就业之路，知识与文化的价值跌至低谷，“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严重扭曲，不识字的人常以“大老粗”、“自来红”相炫耀，知识分子则被称为“臭老九”，被斥责为“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左的一套仍牢牢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仍然在困境中徘徊。
关键时刻，邓小平的一席话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1977年8月4日，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而召开的。邓小平刚恢复工作不久，他要求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的大学中，各挑选十几名专家，挑选的标准有三条：一是有真才实学；二是有见识敢讲话；三是与“四人帮”没有牵连。实际参加座谈会的有33位专家学者，其中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吴文俊、马大猷、张文裕、王大珩、金善宝等；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周培源、何东昌、苏步青、查全性等。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方毅、教育部部长刘西尧等人也参加了座谈。座谈会从8月4日开始，到8日结束。邓小平自始至终亲自主持座谈会。在他的倡导下，会议出现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生动局面，大家都抢着话筒说自己的心里话。
8月5日，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抢到了话筒。他的发言大胆而深刻，锋芒直指大学招生中的种种乱象。他说：当前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上大学；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他强调，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大学新生质量没有保证，主要矛盾是招生制度。8月6日，他再次就大学招生问题发言，呼吁：“采取坚决措施，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他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吴文俊、王大珩等纷纷发言，赞同查全性的意见，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
邓小平很重视专家们的意见。他扭头问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邓小平又问：“报告送出去没有?”他是指教育部报送给国务院的招生工作报告，这个报告8月4日已由教育部报送国务院。刘西尧据实回答：“刚送出去。不过还来得及追回来。”邓小平一挥手，果断地说：“赶紧追回来。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邓小平的话激起一片掌声。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专推迟到第四季度招生，录取新生次年2月底前入学。8月18日，邓小平将这份报告批送党中央主席、副主席。当天，华围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均圈阅同意。
一年开了两次招生工作会议，拿出了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招生方案
1977年8月13日，根据邓小平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文教办或教育局和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少数高等学校的代表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
此前，教育部已于6月29日至7月15日在太原召开过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那次会议形成了一份1977年的高校招生方案。方案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虽然有些突破，但基本维持了“文革”中的招生模式，决定继续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
当时正在举行党的“十一大”，“两个凡是”的思想仍在中央占据着统治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按照邓小平的指示精神重新召开的这次招生工作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与会代表至少在四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一是现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二是“文革”中考试被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现在是否可以恢复考试?三是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四是如何处理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
由于与会人员分歧很大，会场里争论不休，会议从北京饭店开到前门饭店，又移到友谊宾馆，会期一拖再拖。
经过千难万难的争议，到9月中旬，会议总算起草了一份改革招生制度的初步意见，通过教育部报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了文件后很不满意，特别是看了文件中关于政审标准的规定后，连说“繁琐、繁琐、繁琐!”他大笔一挥，勾掉了那一大段，并亲笔改写了一段话。中心思想是：“本人表现好，择优录取。”
9月19日，邓小平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 两尧、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他严肃地指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他还说，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他明确指示：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修改，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
9月25日，历时45天的“马拉松”式招生工作会议终于结束了。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会议通过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0月3日，邓小平将刘西尧报送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丁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两个文件批送华国锋。他特别写道：“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他还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将恢复高考的问题，连同《红旗》杂志的一篇关于教育问题的评论员文章一并讨论。华同锋旋即批示：将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文件和《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至此，恢复高考的大政方针终于定下来了。
特殊的现实引发了特殊的政策。特殊的政策造就了特殊的高考
1977年的10月，没有什么比恢复高考的新闻更激动人心了。当时电视机还很少见，多数人是从广播中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的。因为高考被废弃的时间实在太久了，人们对它已经有了陌生感。乍一听广播，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经过反复收听，确信了消息的真实，人们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特别是那些1966、1967、1968年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更是激动万分。他们的年龄都已30岁上下，岁月留给他们太多的苦涩与无奈。如今，在步入“而立”之年的时候，又意外地等来了久违的高考。
那是一场从未有过的特殊高考。恢复高考，本有特定含义，即恢复应届高中毕业生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制度。但当年的情况实在特殊：高考废弃10年，积压了数千万求学无门的青年人，对他们该怎么办?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77年招生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于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就是这样的特殊政策造就了那一年的特殊高考。
那一年考生人数出奇得多，总共有570余万人报名参加了考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最高纪录。这是第一项特殊。那一年恢复的不仅是高考，还包括中专、中技等各类学校的考试招生。几类学校同时报名，同时考试。加上这些学校的考生，人数就更多了。这是第二项特殊。那一年的考生来源广泛而复杂，除了少数应届高中毕业生，还有工人、农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乡知识青年、留城无业人员、机关干部、民办教师等各行各业的人。这是第三项特殊。那一年考生的年龄差距很大。年龄大的要算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他们大多已经30出头。年龄小的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那时中小学的学制是：小学5年，初中、高中各2年，加起来才9年。如果六七岁上学的话，参加高考时只有十五六岁。将年龄差距如此悬殊的人们集中在一个考场答同样的考题，可以称得上是少有的奇观。这是第四项特殊。
其实，那次高考的特殊何止以上四项!恢复高考的消息播出已是10月下旬，当年12月就要考试。每个考生都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和知识的不足，每个人的复习过程都充满了艰辛与戏剧性……
条件虽然艰苦，但人们心里的感觉却是从未有过的振奋!人们的求知欲被抑制得太久太久了，如今终于有了迸发的出口。那时有些中学利用晚上或星期天举办高考辅导，不管讲什么内容，都堂堂爆满，教室连门窗都关不上，因为不仅过道里站满了人，门窗外面都站着求知的考生。不仅是在学校，在工厂车间、田间地头、人行道上、公交车里，到处可以看到考生读书复习的身影。一时间，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大课堂，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可以听到朗朗的读书声。
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相关部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对于刚刚恢复的高考，教育部决定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出面组织考生报名并自主命题。命题原则是：内容要注意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尽量避免考生去死搬硬套地抄书，但不出怪题、偏题。命题的主要依据是1975年各省组织编写的中学教材，再参考其他年份编写的省市教材，在统考复习提纲的范围内拟题。考虑到多数考生没有正常读完高中课程，即使高中毕业生也已经离开学校参加劳动多年的实际情况，命题难度一般掌握在初中毕业水平。考试科目基本沿用“文革”前的办法，文理分科，文理共考的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历史、地理，理科加考物理、化学。
考生人数出乎意料地多，而教育部没有准备那么多印刷试卷的纸。纸在当时是重要的计划物资，要提前报计划，按计划调拨。但考试马上要进行了。没有纸就印不成试卷，没有试卷就无法考试。这个问题困扰着教育部。他们想尽了办法，仍是一筹莫展。问题反映到中央，最后邓小平拍板：把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一搁，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试卷。这才解决了高考的燃眉之急。
试卷的保密工作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据时任辽宁省命题组副组长兼数学命题组组长的邢清泉回忆，他从确认消息到出发，只隔了一个晚上，自己从家里抱了几十本数学书就踏上了去封闭出题地点的大客车。命题组住在远离市区的一个水库边的宾馆里。到了宾馆，命题人员才得到命题原则：就数学科目而言，命题范围——不超过高二教材；程度——容易的，考查基础知识和基本的运算、逻辑、空间想像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着重考查综合能力。
出题最难的地方在于没有成型的经验可借鉴。前一次高考已是10年前的事了，而且以前也没有各省出题的先例。不管怎样，题还是要出的，而且要出得科学、严谨。试题出来之后，命题组的人先回答一遍，以论证试题的准确程度。为了防止意外，每科各出两套试题。20余天后，试题经过审核，进行了数十次的校对，最后交付印刷。此后，命题组的人继续与外界隔绝，直到高考结束。保密工作相当严格。邢清泉回忆说，离开家时只告诉妻子有命题任务，自己都不知道要去哪里，被封闭多久。他还回忆说，自己的一个孩子也在那年参加高考，结果数学没及格，没能考上。
其他省市的情况也大体相同。有的省还采用试卷折角的方式来提高保密性。即答卷第一页右上角折叠后密封，上面贴张小纸 片，印有考生的准考证号，考生在核对无误后撕掉小纸片，这样答卷上就没有任何标记了，折角里保存的，只有准考证号。考生交卷后，监考人员再用浆糊将考生的试卷、答卷和草稿纸粘贴在一起。
黑龙江省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较多的省份，省招办预测报名人数绝不会少。为了缓解报考人员过于集中的矛盾，省里制定了“地市初选”和“统一考试”的两级考试办法。这种两级考试的办法其他省份也有采用的。
27万学子怀揣《录取通知书》走进大学校园，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高考如期而至。1977年12月5日，570余方名考生拿着《准考证》在规定的时间走进考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从来没有参加过正规的考试，眼前的一切对他们都是那么新鲜而又那么陌生。
考场一般设在当地规模较大的中学里。由于年久失修，教室大多显得破旧衰败。天气正值隆冬，南方还好些，北方则天寒地冻，考场里冷得很。考生们身穿厚重的棉衣，一边往手上呵着热气，一边紧张地答题。他们已经离开教室太久了，加上复习时间仓促，缺少必要的资料，初进考场，参加“大考”，心情难免紧张：但谁都明白，考试的机会来之不易，他们的脸上都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兴奋。
考场的布置没有全国统一标准，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自身实际安排。有的省安排了单人单桌，有的地方还在考场门口安排有持枪民兵把守。但多数省份就像普通中学生上课一样，两人一桌，一个考场两人监考。那时人们的纪律观念比较强，很老实，很少有考场违纪行为。
那年的高考还有一个与以后历届高考的不同点，就是不公布分数，招生办要求考生在家里等初选通知和录取通知书。凡是接到初选通知书的人，开始填报志愿，然后等待正式通知书。
填报志愿也是当年困扰考生的大问题。人们已经久违了正常的学习环境，对于大学的情况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连大学分为本科与专科这类常识都很少有人知晓。在这样的背景下填报志愿，难免有些盲目。有的考生力求多填几个学校，以为多多益善；有的几个志愿都填了同一所学校。又由于大学与中专、中技等类学校同时报名，同时考试，结果有的高中毕业生报考了中专，也有的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报了大学本科。
春天到了，《录取通知书》发下来了。在570多万名考生中，27万多人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录取比例为21:1。
许多当年的大学生都写过文章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他们说，进入大学以后，同学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学习，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经常看到有人晚餐后带着一壶开水、一个馒头去了自习室，一个个不眠之夜就在紧张的读书学习中度过。还有人回忆，衣服脏了没有时间洗，女生不梳妆打扮，男生不修边幅，头发长了没有时间理、胡子没有时间剃。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总是座无虚席，有的同学为了能在图书馆占一个位子，常常顾不上吃饭，下了课就从教室直奔图书馆。强烈的求知欲、责任感与使命感，让他们抓紧一分一秒的时间来学习，大家都在与时间赛跑。
恢复高考，实质上恢复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工作作风
3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冤案尚未平反，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北京起重机厂一车间做铆焊工。1977年通过高考，他考入北京师范学院。谈及当年的高考，如今已戴中将军衔的刘源表示，恢复高考决策的英明和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毕竟它挽救了这么多人”。
和刘源一道步入大学校园的那27万多名大学生，在30年后的今天，大多成为我国学术、教育、经济、政治等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成为幸运的时代骄子。是那一年的高考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当然，与那一年的570余万考生总数相比，进入大学校门的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历史的机遇与个人的奋斗成就了这些考生的人生，也使他们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更多的人虽然参加了考试但未能进入大学校门，他们回到各自的岗位继续着往日的劳动与生活。如今，已经很少有文章讲到他们了。其实，今天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那场考试不仅改变了27万余名“金榜题名”者的命运，更是一场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左的思想束缚、从动荡徘徊中拯救出来的大突围。邓小平是这场突围的总设计师，而包括所有“落榜生”和“金榜题名”者在内的570余万名考生则是冲锋陷阵的勇士。站在这样的高度来回眸30年前的那场高考，我们应当对所有的考生心存感激和敬意!
恢复高考，使国人亲身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那570余万名考生就是身边的榜样。此后，拿镰刀的，拿斧头的，劳作之余都拿起了笔，中小学生更是看到了光明的前景。1978年，有更多的人走进了考场，也有更多的人如愿以偿地走进了大学校园。1979年仍有部分社会考生参加高考，但高考的主体已经成为应届高中毕业生。经过三年的艰辛过渡，高考终于恢复了常态。而与此同时，知识就是力量，搞现代化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样的社会信念已经不可动摇了。
恢复高考，实质上恢复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长期以来，受左的一套束缚，人们想问题、办事情，习惯于背语录、抄文件、翻档案、“查三代”，不注重人的真才实学和现实表现。而恢复高考，从作出决策、制定政策到落实细节，全都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想问题、定方案、抓落实。恢复高考的巨大成功，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丁作作风深深打动了人心，此后，不仅招生考试，其他如征兵、招工、提干等工作，在政审、考核等环节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工作作风渐渐占了上风，“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凡是”等左的一套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恢复高考，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预演。虽然，1977年的高考只不过是对1966年取消高考的一种否定之否定，在形式上并无创新，但在恢复高考的同时，明确推翻了压在教育界头上的“两个估计”，把“臭老九”位置上的知识分子纳入工人阶级行列，使知识界如沐春风。在“两个凡是”尚未被触动之时，教育战线率先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冲锋号，成为后来真理标准讨论和全面改革开放的先声。它为我国的全面改革与对外开放赢得了人心，准备了人才，摸索了经验，凝聚了力量。
责 编 肖 黎
没有高考的日子，学生不能正常升学，学校无法正常上课
新中国的高考制度，创设于建国初期。1952年，国家教育部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其余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与此同时，国家还实行了对旧式初等、中等教育的改造。这就在全国形成了统一规范的由小学到中学，再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深造的较为完整规范的社会主义学校教育体系。
但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高考被废除，大专院校停止招生，高等教育陷入全面瘫痪。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数以千万计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多数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少数直接进入工厂或其他部门。
1970年，为落实毛泽东关于“大学还是要办的”和“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精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少数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规定：高等学校恢复招生，新生统称“工农兵学员”，条件是：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招生采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在这种办法里，起先不设文化考试环节，后来有的省增加了文化考核，但也只是象征性的，而且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的风气越来越严重。先后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少数是高中毕业生，多数是初中毕业生，还有大约20％的人只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把这些不同层次的人集中在一起上课，教学质量可想而知。而且这些“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后，还被赋予了“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使命，而教师则要“靠边站”，成了被管理、被“改造”的对象。
废除高考，影响所及不仅仅是学校和学生。由于堵塞了正常的升学、就业之路，知识与文化的价值跌至低谷，“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严重扭曲，不识字的人常以“大老粗”、“自来红”相炫耀，知识分子则被称为“臭老九”，被斥责为“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左的一套仍牢牢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仍然在困境中徘徊。
关键时刻，邓小平的一席话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1977年8月4日，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而召开的。邓小平刚恢复工作不久，他要求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的大学中，各挑选十几名专家，挑选的标准有三条：一是有真才实学；二是有见识敢讲话；三是与“四人帮”没有牵连。实际参加座谈会的有33位专家学者，其中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吴文俊、马大猷、张文裕、王大珩、金善宝等；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周培源、何东昌、苏步青、查全性等。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方毅、教育部部长刘西尧等人也参加了座谈。座谈会从8月4日开始，到8日结束。邓小平自始至终亲自主持座谈会。在他的倡导下，会议出现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生动局面，大家都抢着话筒说自己的心里话。
8月5日，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抢到了话筒。他的发言大胆而深刻，锋芒直指大学招生中的种种乱象。他说：当前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上大学；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他强调，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大学新生质量没有保证，主要矛盾是招生制度。8月6日，他再次就大学招生问题发言，呼吁：“采取坚决措施，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他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吴文俊、王大珩等纷纷发言，赞同查全性的意见，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
邓小平很重视专家们的意见。他扭头问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邓小平又问：“报告送出去没有?”他是指教育部报送给国务院的招生工作报告，这个报告8月4日已由教育部报送国务院。刘西尧据实回答：“刚送出去。不过还来得及追回来。”邓小平一挥手，果断地说：“赶紧追回来。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邓小平的话激起一片掌声。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专推迟到第四季度招生，录取新生次年2月底前入学。8月18日，邓小平将这份报告批送党中央主席、副主席。当天，华围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均圈阅同意。
一年开了两次招生工作会议，拿出了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招生方案
1977年8月13日，根据邓小平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文教办或教育局和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少数高等学校的代表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
此前，教育部已于6月29日至7月15日在太原召开过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那次会议形成了一份1977年的高校招生方案。方案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虽然有些突破，但基本维持了“文革”中的招生模式，决定继续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
当时正在举行党的“十一大”，“两个凡是”的思想仍在中央占据着统治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按照邓小平的指示精神重新召开的这次招生工作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与会代表至少在四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一是现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二是“文革”中考试被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现在是否可以恢复考试?三是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四是如何处理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
由于与会人员分歧很大，会场里争论不休，会议从北京饭店开到前门饭店，又移到友谊宾馆，会期一拖再拖。
经过千难万难的争议，到9月中旬，会议总算起草了一份改革招生制度的初步意见，通过教育部报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了文件后很不满意，特别是看了文件中关于政审标准的规定后，连说“繁琐、繁琐、繁琐!”他大笔一挥，勾掉了那一大段，并亲笔改写了一段话。中心思想是：“本人表现好，择优录取。”
9月19日，邓小平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 两尧、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他严肃地指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他还说，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他明确指示：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修改，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
9月25日，历时45天的“马拉松”式招生工作会议终于结束了。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会议通过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0月3日，邓小平将刘西尧报送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丁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两个文件批送华国锋。他特别写道：“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他还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将恢复高考的问题，连同《红旗》杂志的一篇关于教育问题的评论员文章一并讨论。华同锋旋即批示：将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文件和《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至此，恢复高考的大政方针终于定下来了。
特殊的现实引发了特殊的政策。特殊的政策造就了特殊的高考
1977年的10月，没有什么比恢复高考的新闻更激动人心了。当时电视机还很少见，多数人是从广播中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的。因为高考被废弃的时间实在太久了，人们对它已经有了陌生感。乍一听广播，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经过反复收听，确信了消息的真实，人们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特别是那些1966、1967、1968年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更是激动万分。他们的年龄都已30岁上下，岁月留给他们太多的苦涩与无奈。如今，在步入“而立”之年的时候，又意外地等来了久违的高考。
那是一场从未有过的特殊高考。恢复高考，本有特定含义，即恢复应届高中毕业生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制度。但当年的情况实在特殊：高考废弃10年，积压了数千万求学无门的青年人，对他们该怎么办?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77年招生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于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就是这样的特殊政策造就了那一年的特殊高考。
那一年考生人数出奇得多，总共有570余万人报名参加了考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最高纪录。这是第一项特殊。那一年恢复的不仅是高考，还包括中专、中技等各类学校的考试招生。几类学校同时报名，同时考试。加上这些学校的考生，人数就更多了。这是第二项特殊。那一年的考生来源广泛而复杂，除了少数应届高中毕业生，还有工人、农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乡知识青年、留城无业人员、机关干部、民办教师等各行各业的人。这是第三项特殊。那一年考生的年龄差距很大。年龄大的要算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他们大多已经30出头。年龄小的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那时中小学的学制是：小学5年，初中、高中各2年，加起来才9年。如果六七岁上学的话，参加高考时只有十五六岁。将年龄差距如此悬殊的人们集中在一个考场答同样的考题，可以称得上是少有的奇观。这是第四项特殊。
其实，那次高考的特殊何止以上四项!恢复高考的消息播出已是10月下旬，当年12月就要考试。每个考生都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和知识的不足，每个人的复习过程都充满了艰辛与戏剧性……
条件虽然艰苦，但人们心里的感觉却是从未有过的振奋!人们的求知欲被抑制得太久太久了，如今终于有了迸发的出口。那时有些中学利用晚上或星期天举办高考辅导，不管讲什么内容，都堂堂爆满，教室连门窗都关不上，因为不仅过道里站满了人，门窗外面都站着求知的考生。不仅是在学校，在工厂车间、田间地头、人行道上、公交车里，到处可以看到考生读书复习的身影。一时间，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大课堂，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可以听到朗朗的读书声。
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相关部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对于刚刚恢复的高考，教育部决定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出面组织考生报名并自主命题。命题原则是：内容要注意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尽量避免考生去死搬硬套地抄书，但不出怪题、偏题。命题的主要依据是1975年各省组织编写的中学教材，再参考其他年份编写的省市教材，在统考复习提纲的范围内拟题。考虑到多数考生没有正常读完高中课程，即使高中毕业生也已经离开学校参加劳动多年的实际情况，命题难度一般掌握在初中毕业水平。考试科目基本沿用“文革”前的办法，文理分科，文理共考的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历史、地理，理科加考物理、化学。
考生人数出乎意料地多，而教育部没有准备那么多印刷试卷的纸。纸在当时是重要的计划物资，要提前报计划，按计划调拨。但考试马上要进行了。没有纸就印不成试卷，没有试卷就无法考试。这个问题困扰着教育部。他们想尽了办法，仍是一筹莫展。问题反映到中央，最后邓小平拍板：把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一搁，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试卷。这才解决了高考的燃眉之急。
试卷的保密工作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据时任辽宁省命题组副组长兼数学命题组组长的邢清泉回忆，他从确认消息到出发，只隔了一个晚上，自己从家里抱了几十本数学书就踏上了去封闭出题地点的大客车。命题组住在远离市区的一个水库边的宾馆里。到了宾馆，命题人员才得到命题原则：就数学科目而言，命题范围——不超过高二教材；程度——容易的，考查基础知识和基本的运算、逻辑、空间想像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着重考查综合能力。
出题最难的地方在于没有成型的经验可借鉴。前一次高考已是10年前的事了，而且以前也没有各省出题的先例。不管怎样，题还是要出的，而且要出得科学、严谨。试题出来之后，命题组的人先回答一遍，以论证试题的准确程度。为了防止意外，每科各出两套试题。20余天后，试题经过审核，进行了数十次的校对，最后交付印刷。此后，命题组的人继续与外界隔绝，直到高考结束。保密工作相当严格。邢清泉回忆说，离开家时只告诉妻子有命题任务，自己都不知道要去哪里，被封闭多久。他还回忆说，自己的一个孩子也在那年参加高考，结果数学没及格，没能考上。
其他省市的情况也大体相同。有的省还采用试卷折角的方式来提高保密性。即答卷第一页右上角折叠后密封，上面贴张小纸 片，印有考生的准考证号，考生在核对无误后撕掉小纸片，这样答卷上就没有任何标记了，折角里保存的，只有准考证号。考生交卷后，监考人员再用浆糊将考生的试卷、答卷和草稿纸粘贴在一起。
黑龙江省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较多的省份，省招办预测报名人数绝不会少。为了缓解报考人员过于集中的矛盾，省里制定了“地市初选”和“统一考试”的两级考试办法。这种两级考试的办法其他省份也有采用的。
27万学子怀揣《录取通知书》走进大学校园，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高考如期而至。1977年12月5日，570余方名考生拿着《准考证》在规定的时间走进考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从来没有参加过正规的考试，眼前的一切对他们都是那么新鲜而又那么陌生。
考场一般设在当地规模较大的中学里。由于年久失修，教室大多显得破旧衰败。天气正值隆冬，南方还好些，北方则天寒地冻，考场里冷得很。考生们身穿厚重的棉衣，一边往手上呵着热气，一边紧张地答题。他们已经离开教室太久了，加上复习时间仓促，缺少必要的资料，初进考场，参加“大考”，心情难免紧张：但谁都明白，考试的机会来之不易，他们的脸上都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兴奋。
考场的布置没有全国统一标准，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自身实际安排。有的省安排了单人单桌，有的地方还在考场门口安排有持枪民兵把守。但多数省份就像普通中学生上课一样，两人一桌，一个考场两人监考。那时人们的纪律观念比较强，很老实，很少有考场违纪行为。
那年的高考还有一个与以后历届高考的不同点，就是不公布分数，招生办要求考生在家里等初选通知和录取通知书。凡是接到初选通知书的人，开始填报志愿，然后等待正式通知书。
填报志愿也是当年困扰考生的大问题。人们已经久违了正常的学习环境，对于大学的情况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连大学分为本科与专科这类常识都很少有人知晓。在这样的背景下填报志愿，难免有些盲目。有的考生力求多填几个学校，以为多多益善；有的几个志愿都填了同一所学校。又由于大学与中专、中技等类学校同时报名，同时考试，结果有的高中毕业生报考了中专，也有的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报了大学本科。
春天到了，《录取通知书》发下来了。在570多万名考生中，27万多人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录取比例为21:1。
许多当年的大学生都写过文章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他们说，进入大学以后，同学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学习，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经常看到有人晚餐后带着一壶开水、一个馒头去了自习室，一个个不眠之夜就在紧张的读书学习中度过。还有人回忆，衣服脏了没有时间洗，女生不梳妆打扮，男生不修边幅，头发长了没有时间理、胡子没有时间剃。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总是座无虚席，有的同学为了能在图书馆占一个位子，常常顾不上吃饭，下了课就从教室直奔图书馆。强烈的求知欲、责任感与使命感，让他们抓紧一分一秒的时间来学习，大家都在与时间赛跑。
恢复高考，实质上恢复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工作作风
3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冤案尚未平反，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北京起重机厂一车间做铆焊工。1977年通过高考，他考入北京师范学院。谈及当年的高考，如今已戴中将军衔的刘源表示，恢复高考决策的英明和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毕竟它挽救了这么多人”。
和刘源一道步入大学校园的那27万多名大学生，在30年后的今天，大多成为我国学术、教育、经济、政治等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成为幸运的时代骄子。是那一年的高考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当然，与那一年的570余万考生总数相比，进入大学校门的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历史的机遇与个人的奋斗成就了这些考生的人生，也使他们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更多的人虽然参加了考试但未能进入大学校门，他们回到各自的岗位继续着往日的劳动与生活。如今，已经很少有文章讲到他们了。其实，今天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那场考试不仅改变了27万余名“金榜题名”者的命运，更是一场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左的思想束缚、从动荡徘徊中拯救出来的大突围。邓小平是这场突围的总设计师，而包括所有“落榜生”和“金榜题名”者在内的570余万名考生则是冲锋陷阵的勇士。站在这样的高度来回眸30年前的那场高考，我们应当对所有的考生心存感激和敬意!
恢复高考，使国人亲身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那570余万名考生就是身边的榜样。此后，拿镰刀的，拿斧头的，劳作之余都拿起了笔，中小学生更是看到了光明的前景。1978年，有更多的人走进了考场，也有更多的人如愿以偿地走进了大学校园。1979年仍有部分社会考生参加高考，但高考的主体已经成为应届高中毕业生。经过三年的艰辛过渡，高考终于恢复了常态。而与此同时，知识就是力量，搞现代化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样的社会信念已经不可动摇了。
恢复高考，实质上恢复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长期以来，受左的一套束缚，人们想问题、办事情，习惯于背语录、抄文件、翻档案、“查三代”，不注重人的真才实学和现实表现。而恢复高考，从作出决策、制定政策到落实细节，全都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想问题、定方案、抓落实。恢复高考的巨大成功，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丁作作风深深打动了人心，此后，不仅招生考试，其他如征兵、招工、提干等工作，在政审、考核等环节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工作作风渐渐占了上风，“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凡是”等左的一套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恢复高考，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预演。虽然，1977年的高考只不过是对1966年取消高考的一种否定之否定，在形式上并无创新，但在恢复高考的同时，明确推翻了压在教育界头上的“两个估计”，把“臭老九”位置上的知识分子纳入工人阶级行列，使知识界如沐春风。在“两个凡是”尚未被触动之时，教育战线率先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冲锋号，成为后来真理标准讨论和全面改革开放的先声。它为我国的全面改革与对外开放赢得了人心，准备了人才，摸索了经验，凝聚了力量。
责 编 肖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