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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山东国投)的注册资本为16亿元人民币，知情人士透露，不久以后就会增加到32亿元。而与一些地方国资管理公司不同的是，山东国投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除投融资平台和国有不良资产处置平台外，山东的国有产权交易也由它来主导。
业内人士评价，山东国投的架构在国资改革模式上是一个创新，对山东国有资产未来的重组将发挥重大作用。而对国企改革深有研究的国资委研究中心李保民博士却指出，在探索实践中，国资监管与营运没有有机结合依旧是个突出问题。
所以，当山东国投蓬勃发展的时候，尤其赋予其很大的权力后，其监管与营运的结合应是我们注视的重点。当前，国资监管与营运存在不同程度的脱节，具体表现为监管体系不完整和资本运营主体不到位。另外，资本营运方面，国有资产改革强调了落实出资人地位。如果出资人到位的话，就要求把职责落实到人，这个人可以包括法人和自然人同时，在国资委的内部也应当落实到人，但是，李保民指出，现在这个工作还没有落实到人。所以，理论上非常清楚，但是在实践中还差得比较远。
瞩目：营运框架的建设
目前，在国资监管和营运过程中，采取的是“专门机构监管，授权委托营运”的方式。具体来说，就是政府授权国资委监管和营运国有资产，进行产权管理。国资委委托国有资产营运主体，以资本为纽带，理顺出资关系，具体行使所投资企业的投资人职责。在组织构架上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授权的国资委作为特设机构，代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第二层是在国资委授权委托下，具体行使所投资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营运主体，如，大型企业集团，资产经营公司等；第三层是国家投资企业，主要有国有独资、控股和参股的企业等等。
虽然理论上的设计已经趋于完整，但是，李保民强调，目前，国有资产监管的“三层架构”或“二层架构”，都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尤其是中间层资本运营主体“缺位”比较突出。
当前国有资产的三级监管体系(中央、省和地市)还没有建立起来，多数地市还没有组建国资委；有些地市国有企业已经寥寥无几，组建国资委也无从运作；而有些县区国有资产庞大却无权组建国资委，形成监管的“真空”，或拉大了监管的距离。李保民透露，到去年6月30号为止，地市这一级国资委只组建了52．8％，刚刚过了一半，任务还很重。国资委不组建将会影响整个改革进程。
在探索的过程中，各地的国资委实际上是把过去三个层次和两个层次合到一块儿。现在像深圳等地，把两层次和三层次合到一块儿，国资委同时直接取代投资公司的角色，直接管到生产经营企业，拥有股权。所以，现在两层次、三层次有交叉。李保民说，我们的倾向性的意见也是交叉，对于一些竞争性比较散的国有企业，我们组建大的集团公司以后，可以通过集团公司来持有它的股权，国资委就是监管。但是对于垄断型或者是特殊行业，直接由大集团公司去运作。但是目前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明确下来。
除了上述问题外，国有资产的横向监管体系目前还是没有理顺。国有资产在法律监管范围内的主体有财政、税收、工商、国土资源等部门，但由于国有资产(尤其是中央企业)的各项权利系统地集中在上面，导致的必然结果是监管真空。这个问题形势仍很严峻。
强调：地位和责任
资本营运方面，国资委强调了落实出资人地位。但是，国资委目前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具体表现在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方面职责不统一，不到位。
作为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政府直属特设机构，国资委根据政府授权依法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责。但是国资委只有负责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的权利，却不能行使政府的行政权。李保民说，目前一些重大决策，国资委肯定说了不算，最起码要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比如涉及到铁道体制改革，和铁道部不打招呼根本不可能；涉及到民航重组，涉及到电信重组，肯定和那些主管部门协商，不是国资委能说了算的事。选择管理者更能看出问题，中央国资委和各地国资委的权力是有划分的，所以现在国资委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出资人，一些责任也根本无法落实到人。
尽管如此，国资委还是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在重大决策制订方面，曾经把重大决策细化成7项。但是，在重大投资方面，重大的投资到底如何划分，多大额度算重大投资仍存争议。李保民说：“就是这个事情，现在各地国资委和集团控股公司打架比较多，到底是5个亿算重大投资，还是1个亿算重大投资，还是5000万算重大投资?需要我们认真做工作，这其实才刚刚开始。”
总结以上问题，在强化出资人地位和责任方面，李博士提出了几点个人意见。首先，要在牢牢把握出资人职责定位的基础上，逐步改变国资委内部的议事方式，从出资人应当从关注特定问题入手，逐步由公共管理部门通常采用的“议决制”改为股东会或董事会的“票决制”。为此，在现阶段，需要按分工合理设置专业委员会及重大决策表决方式，实行权利与责任一致的个人责任追究制度。
其次，根据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要求和近来工作的实际情况，在国资委内部应尽快补充设置相关机构，如，负责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预算局；负责协调地方与行业产权关系的综合局；特别是结合当前的情况，还应该成立一个监事局，或者叫审计局，出资人的审计和监督应该加强。李保民解释说，我们现在和有关部门打交道的时候需要综合协调，现在也没有一个归口的机构，也很麻烦，所以，需要有这么一个综合机构。尤其是应该结合我们的新任务，特别是最近国务院国资委给研究中心的三项任务上又加了一项任务，就是研究企业技术创新。这样就需要我们更多考虑这个事情。所以，在新形势下我们要尽快建立这些机构。
完善：监管的机制
法人治理结构是加强国资监管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国资委今年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按照《公司法》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对国资委来说，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科学地选聘代表，代表国有股权的董事会成员，依法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除了企业内部董事以外，独立公正的外部董事的来源显然是国资委应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我国目前还不具备竞争性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也没有比较充分的独立董事候选阶层，但李保民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以下四个方面的人员：一是国内外专家(包括留学归国人员和外国人)；二是社会知名的专家学者；三是60~70岁之间，身体健康，有一定专业特长的退休省部和厅局干部；四是现有监事会主席。这既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也可以制度化地向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过渡，其中，重点是董事会制度。 此外，加强监管继续要做的还是把责任主体和法律主体明确下来。举一个例子，MBO的争论持续了很久，去年4月12号颁布了《企业管理权转让的办法》，此外，在78号令里就明确地讲，大、重、上、特这四类国有企业暂时不做MBO。具体说就是，大型的、重要的上市公司还有特殊行业，尽管很小，但是这些特殊的行业，比如造币厂、印钞厂，还有政府的印刷厂都很小也不做MBO。
尽管如此，但小企业要做MBO的后路却并没有堵死，前提是地方的国资委或者是履行出资人的法律主体和责任主体要明确。这就出现一个矛盾，一方面说MBO在小企业做，可是这些小企业都在地县这一级，地县这一级又明确说地这一级不成立国资委。这个责任主体和法律主体怎么弄?这是我们当前加快国有资产机构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所以，李保民总结各地的经验，认为有五条出路，可以把责任主体和法律主体明确下来。
(1)北京的平谷县没有多少国有资产，但是成立了国资局，放在财政局下面。了解的情况是，它是一个党组，对外挂两块牌子，也叫国资局，也有局长、副局长，但只是一个党组，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国资委。在豫北区，也成立一个国资局，放在相应的综合部门里。
(2)广东顺德这些地方由于经济发展比较快，尽管是县级市，也是县一级的架构，但是国有资产比较多，怎么办?没有组建国资委，把国有资产直接授权县一级的资产管理公司。现在到了国有资本进行调整重组的时候，让它负责，授权它来经营，有点象新加坡的淡马锡一样，淡马锡有四个机构来做，既有监管又有运营。
(3)直接委托授权社会上的一些中介机构，比如一些信托机构、托管机构来行使国有股东的权力。
(4)内蒙因为国有资产量不大，只在包头和呼市组建国资委，其它地方不打算组建。这时候就把其他州、地市的国有资产让包头市或者是呼和浩特市的国资委委托管理。
(5)此外，虽然包头组建了国资委，但包钢比较大，包钢不组建国资委，而是内蒙区国资委直接派出一个机构监管这一块的资产就行。
以上考虑的是5种形式，把78号令里要求的法律主体和责任主体明确下来。但是，整个国资委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和框架方面任务也很重，按照十六大讲的“三统一”、“三结合”，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业内人士评价，山东国投的架构在国资改革模式上是一个创新，对山东国有资产未来的重组将发挥重大作用。而对国企改革深有研究的国资委研究中心李保民博士却指出，在探索实践中，国资监管与营运没有有机结合依旧是个突出问题。
所以，当山东国投蓬勃发展的时候，尤其赋予其很大的权力后，其监管与营运的结合应是我们注视的重点。当前，国资监管与营运存在不同程度的脱节，具体表现为监管体系不完整和资本运营主体不到位。另外，资本营运方面，国有资产改革强调了落实出资人地位。如果出资人到位的话，就要求把职责落实到人，这个人可以包括法人和自然人同时，在国资委的内部也应当落实到人，但是，李保民指出，现在这个工作还没有落实到人。所以，理论上非常清楚，但是在实践中还差得比较远。
瞩目：营运框架的建设
目前，在国资监管和营运过程中，采取的是“专门机构监管，授权委托营运”的方式。具体来说，就是政府授权国资委监管和营运国有资产，进行产权管理。国资委委托国有资产营运主体，以资本为纽带，理顺出资关系，具体行使所投资企业的投资人职责。在组织构架上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授权的国资委作为特设机构，代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第二层是在国资委授权委托下，具体行使所投资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营运主体，如，大型企业集团，资产经营公司等；第三层是国家投资企业，主要有国有独资、控股和参股的企业等等。
虽然理论上的设计已经趋于完整，但是，李保民强调，目前，国有资产监管的“三层架构”或“二层架构”，都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尤其是中间层资本运营主体“缺位”比较突出。
当前国有资产的三级监管体系(中央、省和地市)还没有建立起来，多数地市还没有组建国资委；有些地市国有企业已经寥寥无几，组建国资委也无从运作；而有些县区国有资产庞大却无权组建国资委，形成监管的“真空”，或拉大了监管的距离。李保民透露，到去年6月30号为止，地市这一级国资委只组建了52．8％，刚刚过了一半，任务还很重。国资委不组建将会影响整个改革进程。
在探索的过程中，各地的国资委实际上是把过去三个层次和两个层次合到一块儿。现在像深圳等地，把两层次和三层次合到一块儿，国资委同时直接取代投资公司的角色，直接管到生产经营企业，拥有股权。所以，现在两层次、三层次有交叉。李保民说，我们的倾向性的意见也是交叉，对于一些竞争性比较散的国有企业，我们组建大的集团公司以后，可以通过集团公司来持有它的股权，国资委就是监管。但是对于垄断型或者是特殊行业，直接由大集团公司去运作。但是目前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明确下来。
除了上述问题外，国有资产的横向监管体系目前还是没有理顺。国有资产在法律监管范围内的主体有财政、税收、工商、国土资源等部门，但由于国有资产(尤其是中央企业)的各项权利系统地集中在上面，导致的必然结果是监管真空。这个问题形势仍很严峻。
强调：地位和责任
资本营运方面，国资委强调了落实出资人地位。但是，国资委目前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具体表现在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方面职责不统一，不到位。
作为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政府直属特设机构，国资委根据政府授权依法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责。但是国资委只有负责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的权利，却不能行使政府的行政权。李保民说，目前一些重大决策，国资委肯定说了不算，最起码要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比如涉及到铁道体制改革，和铁道部不打招呼根本不可能；涉及到民航重组，涉及到电信重组，肯定和那些主管部门协商，不是国资委能说了算的事。选择管理者更能看出问题，中央国资委和各地国资委的权力是有划分的，所以现在国资委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出资人，一些责任也根本无法落实到人。
尽管如此，国资委还是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在重大决策制订方面，曾经把重大决策细化成7项。但是，在重大投资方面，重大的投资到底如何划分，多大额度算重大投资仍存争议。李保民说：“就是这个事情，现在各地国资委和集团控股公司打架比较多，到底是5个亿算重大投资，还是1个亿算重大投资，还是5000万算重大投资?需要我们认真做工作，这其实才刚刚开始。”
总结以上问题，在强化出资人地位和责任方面，李博士提出了几点个人意见。首先，要在牢牢把握出资人职责定位的基础上，逐步改变国资委内部的议事方式，从出资人应当从关注特定问题入手，逐步由公共管理部门通常采用的“议决制”改为股东会或董事会的“票决制”。为此，在现阶段，需要按分工合理设置专业委员会及重大决策表决方式，实行权利与责任一致的个人责任追究制度。
其次，根据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要求和近来工作的实际情况，在国资委内部应尽快补充设置相关机构，如，负责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预算局；负责协调地方与行业产权关系的综合局；特别是结合当前的情况，还应该成立一个监事局，或者叫审计局，出资人的审计和监督应该加强。李保民解释说，我们现在和有关部门打交道的时候需要综合协调，现在也没有一个归口的机构，也很麻烦，所以，需要有这么一个综合机构。尤其是应该结合我们的新任务，特别是最近国务院国资委给研究中心的三项任务上又加了一项任务，就是研究企业技术创新。这样就需要我们更多考虑这个事情。所以，在新形势下我们要尽快建立这些机构。
完善：监管的机制
法人治理结构是加强国资监管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国资委今年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按照《公司法》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对国资委来说，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科学地选聘代表，代表国有股权的董事会成员，依法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除了企业内部董事以外，独立公正的外部董事的来源显然是国资委应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我国目前还不具备竞争性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也没有比较充分的独立董事候选阶层，但李保民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以下四个方面的人员：一是国内外专家(包括留学归国人员和外国人)；二是社会知名的专家学者；三是60~70岁之间，身体健康，有一定专业特长的退休省部和厅局干部；四是现有监事会主席。这既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也可以制度化地向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过渡，其中，重点是董事会制度。 此外，加强监管继续要做的还是把责任主体和法律主体明确下来。举一个例子，MBO的争论持续了很久，去年4月12号颁布了《企业管理权转让的办法》，此外，在78号令里就明确地讲，大、重、上、特这四类国有企业暂时不做MBO。具体说就是，大型的、重要的上市公司还有特殊行业，尽管很小，但是这些特殊的行业，比如造币厂、印钞厂，还有政府的印刷厂都很小也不做MBO。
尽管如此，但小企业要做MBO的后路却并没有堵死，前提是地方的国资委或者是履行出资人的法律主体和责任主体要明确。这就出现一个矛盾，一方面说MBO在小企业做，可是这些小企业都在地县这一级，地县这一级又明确说地这一级不成立国资委。这个责任主体和法律主体怎么弄?这是我们当前加快国有资产机构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所以，李保民总结各地的经验，认为有五条出路，可以把责任主体和法律主体明确下来。
(1)北京的平谷县没有多少国有资产，但是成立了国资局，放在财政局下面。了解的情况是，它是一个党组，对外挂两块牌子，也叫国资局，也有局长、副局长，但只是一个党组，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国资委。在豫北区，也成立一个国资局，放在相应的综合部门里。
(2)广东顺德这些地方由于经济发展比较快，尽管是县级市，也是县一级的架构，但是国有资产比较多，怎么办?没有组建国资委，把国有资产直接授权县一级的资产管理公司。现在到了国有资本进行调整重组的时候，让它负责，授权它来经营，有点象新加坡的淡马锡一样，淡马锡有四个机构来做，既有监管又有运营。
(3)直接委托授权社会上的一些中介机构，比如一些信托机构、托管机构来行使国有股东的权力。
(4)内蒙因为国有资产量不大，只在包头和呼市组建国资委，其它地方不打算组建。这时候就把其他州、地市的国有资产让包头市或者是呼和浩特市的国资委委托管理。
(5)此外，虽然包头组建了国资委，但包钢比较大，包钢不组建国资委，而是内蒙区国资委直接派出一个机构监管这一块的资产就行。
以上考虑的是5种形式，把78号令里要求的法律主体和责任主体明确下来。但是，整个国资委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和框架方面任务也很重，按照十六大讲的“三统一”、“三结合”，还有很多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