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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教育产业化”是国家向人民转嫁教育成本的一个借口。
择校是一种权力、实力和财力的角逐。
我国的教育经费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仅与世界平均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至今连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都不及。
教育产业化：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教育产业化”传入我国是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面对国内经济持续低迷、通货紧缩状况，亚洲开发银行汤敏博士在1999年2月19日的《经济消息报》中提出，若3年内使我国高校的招生量增加1倍，达到年招生量200万人的水平，并一律实行全额收费，学费每年1万元，其他费用4000～5000元，高校可每年多收学费200亿元，在校消费约为40亿元，再用我国的产出乘数来匡算，这240亿元可拉动1000亿元的投资与最终消费。
这看似是多么美好的前景，但从逻辑和文化传承角度而言，“教育产业化”是一个伪命题。“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授做人、做事的道理，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世界观与个人品质永远是教师第一位的责任。因此，教育不可能也不应该被进行以“盈利”为目的的“产业化”。从本质上看，“教育产业化”是国家非法向人民转嫁教育成本的一个借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产业化”打开了教育乱收费和择校问题的“潘多拉盒子”。
“教育产业化”除了为国家节省一点理应支出的教育投入之外，就只是为各学校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些学校把学生当成了“摇钱树”，依靠国家提供的优质资源，向渴望接受更好教育的家长和学生收取各种赞助费、择校费。许多普通家庭因此陷入了贫困，为供儿女读书父母债台高筑已是司空见惯，更惨烈的还有卖血、卖肾，甚至愤而轻生。这种巨大的负面影响，恐怕是有违决策者们的初衷。由此看出，“教育产业化”的结果只能是社会的变质和腐败。
然而，在当今中国，不管你是愿意、不愿意；支持也好，反对也好，教育产业已经方兴未艾、全面“化”开。
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认为，对制度变革的分析仅停留在对其制度构成的分析上是不够的，还必须分析其深层次的合法性的构建，即该制度是否在文化认知上为所有社会群体所认可。教育产业化作为一种制度变革不被社会群体认同，而且这种认知上的不认同最终演变为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价值冲突，这就意味着教育产业化的制度危机来临了。
择校费，“绑架”了父母
对于“择校费”，家长苦恼的是没有“门路”把钱“送”出去，失去享受名校优质教育的机会。所以在户籍、花钱买房上动脑筋的家长在择校大军中只是小部分，更多的是通过各自的“人脉关系”在想办法把钱“送”出去。
择校是一种权力、实力和财力的角逐。不光是钱的问题，还要考量到父母的社会关系和人际网络。择校仅靠“孔方兄”助阵已经不行了。家长们有“银子”还得有“门子”，交“票子”还得递“条子”，有“金山”还需要“靠山”。经历过“择校”的家长都会心照不宣地达成一个共识，如果不找关系、不交赞助费，想上名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择校”需要有社会资本，但择校费必须得有前提条件。从幼儿园到高中，几乎所有阶段都存在“择校费”，而且近年来费用只涨不跌，被民间称为“永远的牛市”。中国的民间曾有“再穷不能穷教育”、“宁可砸锅卖铁也要供养孩子上学”之说，父母们省吃俭用、不惜血本也要让孩子进入重点学校接受良好教育。就这样，择校费“绑架”了父母。
供养一个孩子上学，从出生到小学毕业，家长花在孩子身上的钱从７万元至１０万元不等，加上中学、大学的估算费用，多数都在二十五六万，这还只是全国平均教育支出。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平均花费比一般城市还要高出几倍。
据《中国青年报》2009年11月28日报道：上海市妇联、上海市社会科学院联合发布的上海市家庭教育发展状况的最新调查显示，在拥有18岁以下子女的家庭中，孩子教育消费占全家总收入23.6%左右。该比例远高于美国、加拿大等国10%左右的居民教育支出比率。
国家教育部早在1984年就出台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要坚持让学生“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禁止招收跨区择校生。但时至今日，择校现象在各地依然存在。
父母最痛苦的还在于“自愿”。学校向学生收取的择校费，赞助费，从来不给学生开具收据。对学校的不合理收费，绝大部分学生家长一是缺乏直接证据，二是怕得罪了孩子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影响对孩子今后的教育，往往保持沉默，不愿意“较真”。
对择校费所谓的“自愿”，应该称之为“被自愿”较贴切。在教育者的强势面前，违心地“被自愿”就成了家长惟一的选择。这也许是“择校”的最高境界——我不仅收了你的钱，还要让你感恩戴德、亲口承认是“自愿”的。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孩子，家长只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要钱就给钱、让“自愿”就“自愿”。
择校费问题是中国公共教育体制在社会变革中遭遇的一次严峻挑战。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涉及了人民群众通过什么途径实现普遍的受教育权利以及社会如何保证教育资源和机会公平分配的问题，并由此进一步涉及到在社会变迁的今天应如何科学界定“教育的性质和功能”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政府投入，咋就这么低？
过高的教育收费已严重影响许多家庭的正常生活，制约着大众教育的普及与提高。除了产业化的原因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国家对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大部分的教育投资均为家长自费，而非政府保障充足基础上的公费。
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可中国的教育经费仅占世界教育经费总和的1%。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世界平均水平为5.2%，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6%，高收入国家平均为5.5%。我国的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现已超过1000美元，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我国的教育经费所占其比例近年仍徘徊在3%左右，不仅与世界平均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至今连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都不及。很多人都说中国1年的教育投入，还比不上职务消费的2个小项——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
从社会学的角度上看，教育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行为。生产的发展，以及对文化的需求，使得知识阶层中的一部分人脱离出来，做专职教师。教育面对群体的受教行为，必须有必要的场地、相应的校舍、一定的辅助设施等，教学才得以实施。学生培养得以完成，全仰赖这些人力物力的综合搭配与组合，而所需的人力物力可经过一定数量的货币进行量化，因此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加大相应的投入来加以维系和运转。如果国家投入不足，学校为了维持正常教学，可能就只能从家长和学生那里攫取，这也是高昂的择校费产生的主要原因。
国之兴衰在教育，这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把教育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国家必须加大教育投入，必须迅速遏制不断增长的教育择校费，赞助费，不断强化平民受教育的权利。
（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社会热点面对面：百姓最关注的热点问题》 作者：钱民辉）
择校是一种权力、实力和财力的角逐。
我国的教育经费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仅与世界平均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至今连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都不及。
教育产业化：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教育产业化”传入我国是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面对国内经济持续低迷、通货紧缩状况，亚洲开发银行汤敏博士在1999年2月19日的《经济消息报》中提出，若3年内使我国高校的招生量增加1倍，达到年招生量200万人的水平，并一律实行全额收费，学费每年1万元，其他费用4000～5000元，高校可每年多收学费200亿元，在校消费约为40亿元，再用我国的产出乘数来匡算，这240亿元可拉动1000亿元的投资与最终消费。
这看似是多么美好的前景，但从逻辑和文化传承角度而言，“教育产业化”是一个伪命题。“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授做人、做事的道理，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世界观与个人品质永远是教师第一位的责任。因此，教育不可能也不应该被进行以“盈利”为目的的“产业化”。从本质上看，“教育产业化”是国家非法向人民转嫁教育成本的一个借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产业化”打开了教育乱收费和择校问题的“潘多拉盒子”。
“教育产业化”除了为国家节省一点理应支出的教育投入之外，就只是为各学校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些学校把学生当成了“摇钱树”，依靠国家提供的优质资源，向渴望接受更好教育的家长和学生收取各种赞助费、择校费。许多普通家庭因此陷入了贫困，为供儿女读书父母债台高筑已是司空见惯，更惨烈的还有卖血、卖肾，甚至愤而轻生。这种巨大的负面影响，恐怕是有违决策者们的初衷。由此看出，“教育产业化”的结果只能是社会的变质和腐败。
然而，在当今中国，不管你是愿意、不愿意；支持也好，反对也好，教育产业已经方兴未艾、全面“化”开。
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认为，对制度变革的分析仅停留在对其制度构成的分析上是不够的，还必须分析其深层次的合法性的构建，即该制度是否在文化认知上为所有社会群体所认可。教育产业化作为一种制度变革不被社会群体认同，而且这种认知上的不认同最终演变为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价值冲突，这就意味着教育产业化的制度危机来临了。
择校费，“绑架”了父母
对于“择校费”，家长苦恼的是没有“门路”把钱“送”出去，失去享受名校优质教育的机会。所以在户籍、花钱买房上动脑筋的家长在择校大军中只是小部分，更多的是通过各自的“人脉关系”在想办法把钱“送”出去。
择校是一种权力、实力和财力的角逐。不光是钱的问题，还要考量到父母的社会关系和人际网络。择校仅靠“孔方兄”助阵已经不行了。家长们有“银子”还得有“门子”，交“票子”还得递“条子”，有“金山”还需要“靠山”。经历过“择校”的家长都会心照不宣地达成一个共识，如果不找关系、不交赞助费，想上名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择校”需要有社会资本，但择校费必须得有前提条件。从幼儿园到高中，几乎所有阶段都存在“择校费”，而且近年来费用只涨不跌，被民间称为“永远的牛市”。中国的民间曾有“再穷不能穷教育”、“宁可砸锅卖铁也要供养孩子上学”之说，父母们省吃俭用、不惜血本也要让孩子进入重点学校接受良好教育。就这样，择校费“绑架”了父母。
供养一个孩子上学，从出生到小学毕业，家长花在孩子身上的钱从７万元至１０万元不等，加上中学、大学的估算费用，多数都在二十五六万，这还只是全国平均教育支出。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平均花费比一般城市还要高出几倍。
据《中国青年报》2009年11月28日报道：上海市妇联、上海市社会科学院联合发布的上海市家庭教育发展状况的最新调查显示，在拥有18岁以下子女的家庭中，孩子教育消费占全家总收入23.6%左右。该比例远高于美国、加拿大等国10%左右的居民教育支出比率。
国家教育部早在1984年就出台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要坚持让学生“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禁止招收跨区择校生。但时至今日，择校现象在各地依然存在。
父母最痛苦的还在于“自愿”。学校向学生收取的择校费，赞助费，从来不给学生开具收据。对学校的不合理收费，绝大部分学生家长一是缺乏直接证据，二是怕得罪了孩子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影响对孩子今后的教育，往往保持沉默，不愿意“较真”。
对择校费所谓的“自愿”，应该称之为“被自愿”较贴切。在教育者的强势面前，违心地“被自愿”就成了家长惟一的选择。这也许是“择校”的最高境界——我不仅收了你的钱，还要让你感恩戴德、亲口承认是“自愿”的。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孩子，家长只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要钱就给钱、让“自愿”就“自愿”。
择校费问题是中国公共教育体制在社会变革中遭遇的一次严峻挑战。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涉及了人民群众通过什么途径实现普遍的受教育权利以及社会如何保证教育资源和机会公平分配的问题，并由此进一步涉及到在社会变迁的今天应如何科学界定“教育的性质和功能”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政府投入，咋就这么低？
过高的教育收费已严重影响许多家庭的正常生活，制约着大众教育的普及与提高。除了产业化的原因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国家对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大部分的教育投资均为家长自费，而非政府保障充足基础上的公费。
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可中国的教育经费仅占世界教育经费总和的1%。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世界平均水平为5.2%，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6%，高收入国家平均为5.5%。我国的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现已超过1000美元，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我国的教育经费所占其比例近年仍徘徊在3%左右，不仅与世界平均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至今连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都不及。很多人都说中国1年的教育投入，还比不上职务消费的2个小项——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
从社会学的角度上看，教育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行为。生产的发展，以及对文化的需求，使得知识阶层中的一部分人脱离出来，做专职教师。教育面对群体的受教行为，必须有必要的场地、相应的校舍、一定的辅助设施等，教学才得以实施。学生培养得以完成，全仰赖这些人力物力的综合搭配与组合，而所需的人力物力可经过一定数量的货币进行量化，因此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加大相应的投入来加以维系和运转。如果国家投入不足，学校为了维持正常教学，可能就只能从家长和学生那里攫取，这也是高昂的择校费产生的主要原因。
国之兴衰在教育，这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把教育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国家必须加大教育投入，必须迅速遏制不断增长的教育择校费，赞助费，不断强化平民受教育的权利。
（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社会热点面对面：百姓最关注的热点问题》 作者：钱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