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好多年前的一个中午,我和一家报社的摄影部主任在快餐店吃饭。他要了一份炒饭,吃着吃着他皱起了眉头,原来炒饭里掺进了一张小指甲大小的纸片,他夹起纸片,正待发作,忽然愣住了,原来这张碎片上写着“某某摄”,而这个某某正好是他部门的摄影记者。
作家保罗·奥斯特在他的《红色笔记本——真实的故事》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作家朋友的女儿,当时大腹便便,已经比预产期晚了好几周。那天她坐在自家客厅沙发上,打开电视机,电视上正好在放一部由奥黛丽·赫本主演的好莱坞老电影《修女传》,她很高兴有它来分分神,看到一半,她感到分娩的阵痛,于是丈夫开车送她去了医院,而她一直不知道电影后半段是怎么回事。
三年后,她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她坐在沙发上,打开了电视机,电视上居然又在放那部《修女传》。更奇特的是,电影恰好播放到三年前她看到的那段,于是这次她把电影看完了。十五分钟后,她的羊水破了,进了医院生了第二个孩子。
我们习惯把这些事件称为灵异事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阿尔瓦雷茨也遇到了生命中不寻常的事情:有一天,他打开报纸,读了一小段内容后,他的思绪飘散开来,他突然想起了几乎要忘记的一个大学时代的旧识。他接着随手翻到下一页的时候,惊奇地发现报纸上刊登了那个旧识去世的讣告。
也许此时我们已经背冒冷汗,这不是“灵异第六感”吗?而这位物理学家的想法却和我们不同,他认为超自然解释是不可信的,于是开始刨根问底,着手计算这种巧合出现的可能性大致是多少。
阿尔瓦雷茨首先估计了普通人交际圈的大小,以及普通人产生这种联想的频率。在对这些内容作出合理而保守的估计后,他计算的结果是,在得知一个人死讯的大约5分钟前,突然想到这个人的年均概率大约是3乘以10的负5次方。根据美国现有人口计算,那么在美国本土,每年大约会发生3000起这样的巧合事件,也就是每天10起。
英国统计学家大卫·汉德说,极其不可能的事件其实很平常。它们是一组更加基本的法则的结果,这些法则组合在一起,就会导致极其不可能的事情必然会发生。根据真正的大数法则,只要给定的机会足够多,任何奇怪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比如,如果我们一直扔硬币,扔的时间够长的话,可以肯定地说,在某个时间,我们会连续扔出十个人头朝上。
对待这类“灵异事件”,美国行为经济学家托马斯·吉洛维奇说:产生错误直觉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对待它们,我们有多少次能站在世界总人口的角度去观察。
(摘自《南方都市报》)
作家保罗·奥斯特在他的《红色笔记本——真实的故事》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作家朋友的女儿,当时大腹便便,已经比预产期晚了好几周。那天她坐在自家客厅沙发上,打开电视机,电视上正好在放一部由奥黛丽·赫本主演的好莱坞老电影《修女传》,她很高兴有它来分分神,看到一半,她感到分娩的阵痛,于是丈夫开车送她去了医院,而她一直不知道电影后半段是怎么回事。
三年后,她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她坐在沙发上,打开了电视机,电视上居然又在放那部《修女传》。更奇特的是,电影恰好播放到三年前她看到的那段,于是这次她把电影看完了。十五分钟后,她的羊水破了,进了医院生了第二个孩子。
我们习惯把这些事件称为灵异事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阿尔瓦雷茨也遇到了生命中不寻常的事情:有一天,他打开报纸,读了一小段内容后,他的思绪飘散开来,他突然想起了几乎要忘记的一个大学时代的旧识。他接着随手翻到下一页的时候,惊奇地发现报纸上刊登了那个旧识去世的讣告。
也许此时我们已经背冒冷汗,这不是“灵异第六感”吗?而这位物理学家的想法却和我们不同,他认为超自然解释是不可信的,于是开始刨根问底,着手计算这种巧合出现的可能性大致是多少。
阿尔瓦雷茨首先估计了普通人交际圈的大小,以及普通人产生这种联想的频率。在对这些内容作出合理而保守的估计后,他计算的结果是,在得知一个人死讯的大约5分钟前,突然想到这个人的年均概率大约是3乘以10的负5次方。根据美国现有人口计算,那么在美国本土,每年大约会发生3000起这样的巧合事件,也就是每天10起。
英国统计学家大卫·汉德说,极其不可能的事件其实很平常。它们是一组更加基本的法则的结果,这些法则组合在一起,就会导致极其不可能的事情必然会发生。根据真正的大数法则,只要给定的机会足够多,任何奇怪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比如,如果我们一直扔硬币,扔的时间够长的话,可以肯定地说,在某个时间,我们会连续扔出十个人头朝上。
对待这类“灵异事件”,美国行为经济学家托马斯·吉洛维奇说:产生错误直觉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对待它们,我们有多少次能站在世界总人口的角度去观察。
(摘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