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代人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非常有手段确保自己的孩子能享有特权，也非常有手段确保其他阶层的孩子只有有限的机会加入他们的阶层。
　　他们完成第一项任务—助自己孩子一臂之力的方式非常明确。过去的几十年中，中上阶层美国人采取的行为模式，就是把培养出一个有作为的孩子当作生活的中心。一赚到钱，就对孩子投资。
　　中上阶层的父母比不太富裕的父母有更多的办法，可以花上后者2到3倍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学龄前子女。1996年以来，富裕群体的教育支出增长了近300%，而其他群體的支出基本持平。
　　随着其他中产阶级的生活越来越糟，中上阶层的父母着了魔一样要确保自己的孩子永远不会落到那步田地，当然，一切为了孩子也是无可厚非。
　　而这些人的第二项任务—把其他人的孩子排除在同等机会之外，就存在道德风险了。布鲁金斯学会的理查德·里夫斯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梦想囤积者》（Dream Hoarders）的书，书中详细介绍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操纵整个体制的方式。
　　最重要的是住宅区划限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往往生活在波特兰、纽约和旧金山这样的地方，那里有一些住房和建筑规则，能把穷人和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挡在拥有好学校和好工作的地方之外。
　　这些规则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破坏性影响。经济学家谢长泰和恩里科·莫雷蒂的研究表明，全美220个地铁区域的区划限制使美国经济的总体增长率从1964年到2009年降低了50%以上。
　　这些限制在加剧不平等方面是重要推手。
　　里夫斯提出的第二个结构性壁垒是关于大学招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和最好的老师住在同一个社区，当地公立学校的费用对他们来讲也不在话下，他们还能从传承录取规则中受益，从奖赏有过丰富旅行经历的孩子的招生规则中受益，以及从带来工作机会的非带薪实习中受益。
　　难怪在全美200所最有竞争力的学校中，有70%的学生来自收入分配排在全美前1/4的家庭。按照它们的入学标准，美国的精英学校建在了巨大的特权山顶上，然后再借助它们的奖学金政策，为其他青年人提供入学通道，来宽慰自己的良心。
　　里夫斯的书给我带来了一些影响，但是在和他谈过几次之后，我才认识到，他所强调的结构性壁垒并不如那些将80%的低收入群体隔离的非正式的社会壁垒来得要紧。
　　最近我带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朋友去吃午饭，我不自觉地带她进了一家美食三明治店。当她看到名为“Padrino”和“Pomodoro”的三明治和“soppressata”“capicollo”和“striata baguette”的佐料时，我注意到她的脸上突然变得僵硬。我连忙问她是不是想去别的地方，她急切地点了点头，于是我们去吃了墨西哥菜。
　　如今我们已经完全无法辨认美国中上阶层文化所包含的文化意义，除非你正好在这个阶层中长大。
　　想要在机会丰富的地方如鱼得水，你需要了解正确的芭蕾舞技术，使用正确的婴儿背带，听正确的播客，吃正确的快餐，喝正确的茶和红酒，更不用说要对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抚养后代、性别规范和交集性问题保持正确的态度。
　　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已经建立起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网络来排除异己。身份规则中部分是有关相互勾结，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吸引到你的圈子里，收紧你们之间的联系纽带，把其他人排除在外。我们已经在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里建立起了流动性的壁垒，这种无形的壁垒更具毁灭性。其他美国人不知道它叫什么，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它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