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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大多数人没能很好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甚至一直有人对马克思主义持排斥态度，所以党中央号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早在2004年1月5日党中央就下发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其中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建设，提到我国需要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同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希望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成为用马克思主义做指导的、学贯中西的学问家。
为了履行党中央的要求，首先，我们很有必要认真研究和回答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央党校哲学部董德刚教授认为：当代中国至少有三种不同含义的马克思主义。第一种含义即狭义的马克思(及列宁)主义，是指作为个人学说的马克思(及列宁)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第二种含义即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及列宁)的观点和学说，而且包括后人的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第三种含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广义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它与狭义马克思主义基本一致，但也有重要区别。其科学内涵应是马列学说中“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并且具有普遍意义(即对当代中国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亦即普遍真理。其外延包括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由此展开而来的基本原理。
董德刚教授还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即其哲学，这就要求：一要着眼于特点，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性观点；二要着眼于应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现实的思想路线；此外还要着眼于根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还要着眼于发展、着眼于现实等。其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包括辩证决定论方法、社会本体论方法、实践标准等。第三，全面辩证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综合以往的认识成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可以概括为实践性、科学性、人民性(与无产阶级阶级性一致)、开放性。这些品格是统一的。需要全面而辩证地把握它们，既要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过时论”和将其“虚化”的倾向，又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其他文明成果对立起来的“自我孤立化”和“僵化”的倾向。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列学说中的普遍真理，它同古今中外人类其他文明成果是一致的和相容的。(见《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10年2月22日)
笔者曾撰文《语言学与政治经济学》(《汉字文化》杂志2009年第5期)，谈到徐德江先生借鉴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细胞分析方法，创建了细胞分析方法论语言文字学。徐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特立独行，不仅努力钻研、学习马克思主义，力求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密切联系实际，用于指导语言文字研究的实践活动。
徐先生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研究一切科学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长期以来，我们从事学术研究与实践的切身体验是：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指导，就不会有语言学、文字学，语言教学理论的创新。”(《徐德江语文论著选集》343页，王人龙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下文简称《选集》)
作为从事语言文字理论和语文教学研究的徐德江先生怎么会与《资本论》结下不解之缘了呢?他在著述中写下了自己的探索应用过程(见《选集》475－476页)：
原来，在广泛阅读了有关“语法”的语言文字理论著作之后，仍然不能得出寓于一切语言中的“人类语言的共性的‘语法’是什么”的科学解释，而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时，徐先生从《矛盾论》中得到了启发。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
接着毛泽东引述列宁的原话：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者)。”
“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
从《矛盾论》中受到启发，徐德江先生开始阅读《资本论》。对于习惯于形而上学思维的徐先生，很难理解同一个东西，比如，一个橘子，作为“产品”，其二因素是“有用劳动”和“自然物质”，为什么一进入交换，还是这个橘子，成为“商品”，其二因素就不是“有用劳动”和“自然物质”，而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了?而且，“使用价值”可由该商品单独表现出来，“交换价值”却不能由该商品单独表现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徐先生坚持反复研读，反复思考，最后，终于领悟：马克思这样分析，原来“产品”一旦进入交换领域，其一个因素“有用劳动”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与“自然物质”结合，生成为“有用价值”，另一部分，即成为“价值”，这个“价值”(交换价值)凝结在商品体——自然物质上。“商品”体的自身单独能表现出商品的“使用价值”，但却不能单独能表现出“价值”，必须是在交换中，由互相交换的两个商品体的自然物质来表现，正如磁铁需要正负极组成，缺一不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即“价值”的形态，就是这样。
徐先生由此联系到语言现象，顿悟性地发现，人类语言的“语法”类似于商品的“交换价值”，当“认识”与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声音结合时，“认识”产生了分裂，对事物相对独立性的认识生成了语言的“标独功能”；对事物部分联系性的认识生成了语言的“结合功能”，这“结合功能”才是寓于人类一切语言中的共性语法。徐先生的这些独到发现，使他由此迈上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细胞分析方法论作指导的语言文字研究之路。
历史多有有趣的巧合。徐先生很早就注意到岑麒祥、叶蜚声二位先生为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所作的一条注解(见《教程》117页)。索绪尔从华尔拉斯的政治经济学的“不同类事物间的等价系统”的理论中，由“劳动”与“工资”的关系，受到启发，得出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关系，认识了语言的二重性，从而创建了结构主义方法论语言学；徐德江先生认识到理论指导在语言文字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则主观能动地，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商品结构理论中，受到启发，认识了研究语言细胞的重大意义，从而创建了细胞分析方法论的语言文字学，把以索 绪尔为代表的人类语言文字理论第一阶段——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推进到细胞分析语言文字理论的第二阶段。岑麒祥、叶蜚声二位先生为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所作的一条注解，一般人没有注意到，唯独徐先生注意到了，并对其重大意义作了深入研究，因而他在语言文字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突破。索绪尔借鉴了华尔拉斯的政治经济学的“不同类事物间的等价系统”的理论，而徐德江先生则借鉴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商品结构理论，进而研究语言文字的细胞。
笔者认为：正是这一飞跃性的借鉴和发现，成就了徐德江先生从一位普通语言文字学者提升为高端研究人才的质变。普通语言文字学者往往只注：意研究语言文字现象，这些现象是容易捕捉到的，而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更进一步上升到理论却需要具有马克思在“初版的序”中所说的“抽象力”，一般人恰恰在具备抽象力上面不足或欠缺，这恐怕是上述两种人才的根本区别点。
徐德江先生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商品的科学分析，是前人未曾做过的创举。其意义极其巨大。诚如马克思在“初版的序”中所说：“以货币形态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是极无内容，极简单的。但是二千余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还是毫无结果；同时，对一些内容丰富得多并且复杂得多的形态分析，却至少已近于成功。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是更容易研究的，并且，在经济形态的分析上，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那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二者。但是，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态或商品的价值形态，就是经济的细胞形态。在浅薄的人看来，这种形态的分析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细的事情。它所考究的，诚然是一些琐细的事情，不过和显微镜下的解剖，是做的一样的琐细的事情。”
徐先生感到：语言文字研究的状况，与马克思所说商品的研究状况惊人地契合。针对索绪尔的“关系”决定“单位”的外因决定论，徐先生指出：马克思倡导的这种细胞分析的方法论，不仅极其注重“关系”的作用，他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商品交换，也称之为“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区分开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而内部关系——“细胞”的内因，才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只有通过对“细胞”的科学分析，才能暴露整体事物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只有如此，才能实事求是地全面而正确地认识内部和外部的一切关系，才能正确揭示事物的本质。这样才能彻底解决索绪尔只重外部“关系”、“系统”——外因，而忽视甚至完全否定内部“关系”——内因的主观片面性。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当前语言文字学界至今还理不清楚的混乱的自相矛盾的理论及观念，诸如“汉字落后论”，什么是语言、文字，什么是语法、词汇等等。
徐德江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尝试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细胞分析的方法论，对语言文字和语文教学进行研究，将近40年，他解决了索绪尔想彻底解决而未能完全解决的语言学的一些根本问题，写出细胞分析的《普通语言文字学简论》(同心出版社，2009)。
这充分说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细胞分析的方法论，是科学的、是行之有效的，谁掌握了这种方法，并用于指导实践，谁就会获得成功，不管你是革命领袖，还是科学研究工作者，一律如此。
徐先生说：“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切身体验到毛泽东一句话的重大价值和伟大的意义(我们必须重复一遍)：‘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
徐先生在《普通语言文字学简论》中还说：
“在当今世界上，科学工作者，凡是认识到这句话的伟大意义而自觉运用于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研究的，就必然会取得重大的成功。”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7岁教授周涛为“一流人才”和“顶尖人才”下了定义：“一流人才首先是具有包容、大度的人格魅力，其次是具有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顶尖人才则是能够自己找到问题的人。”(《中国教育报》2010年6月4日)
笔者认为徐德江先生的过人之处，不仅仅在于他能刻苦钻研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更在于他能联系实际，在语言文字研究中自始至终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有了创新突破。周涛教授说“顶尖人才则是能够自己找到问题的人。”笔者认为“顶尖”有“顶峰”之嫌，故改称“高端人才”，徐德江先生毫无愧色地堪称为这样的“能够自己找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的高端人才。
彭真曾有两句名言，一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观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的一大“罪状”，但他始终认为这个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而坚信不疑，坚定不移。十几年后，他几次重提这件事，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我讲的，但并不是我的创造。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讲了，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这还不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解冷观《彭真的两句名言》，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见《北京日报》2010年6月12日“理论周刊”)彭真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可以说赋予了包括徐德江先生在内的所有人探究真理的权利。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人对徐德江先生持否定态度，更有甚者对其进行无端的攻击谩骂，使人不自觉地又想到了“文革”中某些人的做法。台湾学者柏杨说：“不要用斗臭代替说理”，“过去的事和主题有什么关系?”“因为中国人不断地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丑陋的中国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回答学生的提问时说：“王元化先生给我写来一封短信，说：‘十几年来，他们除了骂你，没写过其他任何像样的文字，而你，除了没有回骂，却写下了一切。这就够了。’感谢王元化先生。他们这么几个人，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人的响应?理由只有一条：沉积在中国文人心底的整人之恶，在‘文革’中爆发过一次，后来被压抑了，终于在我身上找到了一个倾泻的口道。为此，我深感荣幸。”余秋雨在“自序”中说：“我遇到过太多的中国文化人，把极端当作深刻，把嫉妒当作正义，把诽谤当作评论，把调唆当作舆论，致使文化的毁损机制远远超过了文化的创造机制。”(《问学》，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读了上面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话语，难道我们还不能从中吸取教训，洗心革面，弃恶扬善，构建自身内部与外部的和谐环境吗?
同样都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而我们一般人为什么做不到切实用于指导实践，从而有所突破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这里 还主要有个思维方式问题。我们一般人习惯于背逆性思维，而徐德江先生特别重视前瞻性思维和理论创新。中央编译局俞可平副局长说：习惯于背逆性思维，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言必称三王，行必提尧舜，理想的时代必定在古代。即使欲对传统有所突破，也要“托古改制”。带着沉重的怀古情结来观察和评判现实，一看到或听到新的观点和理论，往往不是冷静地分析，而是根据既定的标准进行指摘和抵触，这是我们的传统思维定式。全球化是现代化的延伸，是对传统的超越，无情地摧毁了过去的各种理想模式。在全球化时代，过去的和现存的每一种社会生活模式都暴露出其固有的缺点。它迫使人们进行前瞻陛的思考，把理想模式建立在未来，而不再是过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理论的创新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创新不仅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文化进步的动力。(《全球化催变思维方式》，《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10年2月22日)“只会一种思维，不能超越传统与现状的人是没有出息的。”(孙郁《吴冠中：在美学与文学之间》，《北京日报》2010年7月5日)
笔者在多年的语文教学中遇到诸多困惑，例如汉语语法规则面对汉语时总会有很多例外，即所谓“框不住”，又如西方词汇学理论不大适用于汉语等等，这种情况正如恩格斯所说：“因为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统治于理论自然科学中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都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达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反杜林论》20页，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0年12月第1版)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困惑，处在“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之中，也在课上课下学习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然而，自己没能像徐先生那样，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语言文字研究和语言文字教学，理论和实践两层皮，所以始终没能有多少创获。我深切体会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就会取得成功；反之，就会失败。另外，我还感到，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与你和什么人在一起有关。此前在导师指引下，我已学有所成，但自从博士毕‘业后，又师从徐先生，他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将步其后尘，宏扬其学术思想，吾辈虽然驽钝，能否望其项背尚不可知，但是，一息既存，绝不放弃努力。
为了履行党中央的要求，首先，我们很有必要认真研究和回答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央党校哲学部董德刚教授认为：当代中国至少有三种不同含义的马克思主义。第一种含义即狭义的马克思(及列宁)主义，是指作为个人学说的马克思(及列宁)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第二种含义即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及列宁)的观点和学说，而且包括后人的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第三种含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广义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它与狭义马克思主义基本一致，但也有重要区别。其科学内涵应是马列学说中“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并且具有普遍意义(即对当代中国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亦即普遍真理。其外延包括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由此展开而来的基本原理。
董德刚教授还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即其哲学，这就要求：一要着眼于特点，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性观点；二要着眼于应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现实的思想路线；此外还要着眼于根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还要着眼于发展、着眼于现实等。其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包括辩证决定论方法、社会本体论方法、实践标准等。第三，全面辩证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综合以往的认识成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可以概括为实践性、科学性、人民性(与无产阶级阶级性一致)、开放性。这些品格是统一的。需要全面而辩证地把握它们，既要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过时论”和将其“虚化”的倾向，又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其他文明成果对立起来的“自我孤立化”和“僵化”的倾向。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列学说中的普遍真理，它同古今中外人类其他文明成果是一致的和相容的。(见《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10年2月22日)
笔者曾撰文《语言学与政治经济学》(《汉字文化》杂志2009年第5期)，谈到徐德江先生借鉴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细胞分析方法，创建了细胞分析方法论语言文字学。徐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特立独行，不仅努力钻研、学习马克思主义，力求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密切联系实际，用于指导语言文字研究的实践活动。
徐先生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研究一切科学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长期以来，我们从事学术研究与实践的切身体验是：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指导，就不会有语言学、文字学，语言教学理论的创新。”(《徐德江语文论著选集》343页，王人龙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下文简称《选集》)
作为从事语言文字理论和语文教学研究的徐德江先生怎么会与《资本论》结下不解之缘了呢?他在著述中写下了自己的探索应用过程(见《选集》475－476页)：
原来，在广泛阅读了有关“语法”的语言文字理论著作之后，仍然不能得出寓于一切语言中的“人类语言的共性的‘语法’是什么”的科学解释，而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时，徐先生从《矛盾论》中得到了启发。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
接着毛泽东引述列宁的原话：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者)。”
“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
从《矛盾论》中受到启发，徐德江先生开始阅读《资本论》。对于习惯于形而上学思维的徐先生，很难理解同一个东西，比如，一个橘子，作为“产品”，其二因素是“有用劳动”和“自然物质”，为什么一进入交换，还是这个橘子，成为“商品”，其二因素就不是“有用劳动”和“自然物质”，而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了?而且，“使用价值”可由该商品单独表现出来，“交换价值”却不能由该商品单独表现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徐先生坚持反复研读，反复思考，最后，终于领悟：马克思这样分析，原来“产品”一旦进入交换领域，其一个因素“有用劳动”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与“自然物质”结合，生成为“有用价值”，另一部分，即成为“价值”，这个“价值”(交换价值)凝结在商品体——自然物质上。“商品”体的自身单独能表现出商品的“使用价值”，但却不能单独能表现出“价值”，必须是在交换中，由互相交换的两个商品体的自然物质来表现，正如磁铁需要正负极组成，缺一不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即“价值”的形态，就是这样。
徐先生由此联系到语言现象，顿悟性地发现，人类语言的“语法”类似于商品的“交换价值”，当“认识”与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声音结合时，“认识”产生了分裂，对事物相对独立性的认识生成了语言的“标独功能”；对事物部分联系性的认识生成了语言的“结合功能”，这“结合功能”才是寓于人类一切语言中的共性语法。徐先生的这些独到发现，使他由此迈上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细胞分析方法论作指导的语言文字研究之路。
历史多有有趣的巧合。徐先生很早就注意到岑麒祥、叶蜚声二位先生为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所作的一条注解(见《教程》117页)。索绪尔从华尔拉斯的政治经济学的“不同类事物间的等价系统”的理论中，由“劳动”与“工资”的关系，受到启发，得出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关系，认识了语言的二重性，从而创建了结构主义方法论语言学；徐德江先生认识到理论指导在语言文字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则主观能动地，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商品结构理论中，受到启发，认识了研究语言细胞的重大意义，从而创建了细胞分析方法论的语言文字学，把以索 绪尔为代表的人类语言文字理论第一阶段——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推进到细胞分析语言文字理论的第二阶段。岑麒祥、叶蜚声二位先生为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所作的一条注解，一般人没有注意到，唯独徐先生注意到了，并对其重大意义作了深入研究，因而他在语言文字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突破。索绪尔借鉴了华尔拉斯的政治经济学的“不同类事物间的等价系统”的理论，而徐德江先生则借鉴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商品结构理论，进而研究语言文字的细胞。
笔者认为：正是这一飞跃性的借鉴和发现，成就了徐德江先生从一位普通语言文字学者提升为高端研究人才的质变。普通语言文字学者往往只注：意研究语言文字现象，这些现象是容易捕捉到的，而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更进一步上升到理论却需要具有马克思在“初版的序”中所说的“抽象力”，一般人恰恰在具备抽象力上面不足或欠缺，这恐怕是上述两种人才的根本区别点。
徐德江先生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商品的科学分析，是前人未曾做过的创举。其意义极其巨大。诚如马克思在“初版的序”中所说：“以货币形态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是极无内容，极简单的。但是二千余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还是毫无结果；同时，对一些内容丰富得多并且复杂得多的形态分析，却至少已近于成功。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是更容易研究的，并且，在经济形态的分析上，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那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二者。但是，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态或商品的价值形态，就是经济的细胞形态。在浅薄的人看来，这种形态的分析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细的事情。它所考究的，诚然是一些琐细的事情，不过和显微镜下的解剖，是做的一样的琐细的事情。”
徐先生感到：语言文字研究的状况，与马克思所说商品的研究状况惊人地契合。针对索绪尔的“关系”决定“单位”的外因决定论，徐先生指出：马克思倡导的这种细胞分析的方法论，不仅极其注重“关系”的作用，他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商品交换，也称之为“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区分开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而内部关系——“细胞”的内因，才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只有通过对“细胞”的科学分析，才能暴露整体事物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只有如此，才能实事求是地全面而正确地认识内部和外部的一切关系，才能正确揭示事物的本质。这样才能彻底解决索绪尔只重外部“关系”、“系统”——外因，而忽视甚至完全否定内部“关系”——内因的主观片面性。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当前语言文字学界至今还理不清楚的混乱的自相矛盾的理论及观念，诸如“汉字落后论”，什么是语言、文字，什么是语法、词汇等等。
徐德江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尝试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细胞分析的方法论，对语言文字和语文教学进行研究，将近40年，他解决了索绪尔想彻底解决而未能完全解决的语言学的一些根本问题，写出细胞分析的《普通语言文字学简论》(同心出版社，2009)。
这充分说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细胞分析的方法论，是科学的、是行之有效的，谁掌握了这种方法，并用于指导实践，谁就会获得成功，不管你是革命领袖，还是科学研究工作者，一律如此。
徐先生说：“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切身体验到毛泽东一句话的重大价值和伟大的意义(我们必须重复一遍)：‘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
徐先生在《普通语言文字学简论》中还说：
“在当今世界上，科学工作者，凡是认识到这句话的伟大意义而自觉运用于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研究的，就必然会取得重大的成功。”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7岁教授周涛为“一流人才”和“顶尖人才”下了定义：“一流人才首先是具有包容、大度的人格魅力，其次是具有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顶尖人才则是能够自己找到问题的人。”(《中国教育报》2010年6月4日)
笔者认为徐德江先生的过人之处，不仅仅在于他能刻苦钻研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更在于他能联系实际，在语言文字研究中自始至终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有了创新突破。周涛教授说“顶尖人才则是能够自己找到问题的人。”笔者认为“顶尖”有“顶峰”之嫌，故改称“高端人才”，徐德江先生毫无愧色地堪称为这样的“能够自己找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的高端人才。
彭真曾有两句名言，一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观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的一大“罪状”，但他始终认为这个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而坚信不疑，坚定不移。十几年后，他几次重提这件事，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我讲的，但并不是我的创造。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讲了，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这还不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解冷观《彭真的两句名言》，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见《北京日报》2010年6月12日“理论周刊”)彭真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可以说赋予了包括徐德江先生在内的所有人探究真理的权利。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人对徐德江先生持否定态度，更有甚者对其进行无端的攻击谩骂，使人不自觉地又想到了“文革”中某些人的做法。台湾学者柏杨说：“不要用斗臭代替说理”，“过去的事和主题有什么关系?”“因为中国人不断地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丑陋的中国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回答学生的提问时说：“王元化先生给我写来一封短信，说：‘十几年来，他们除了骂你，没写过其他任何像样的文字，而你，除了没有回骂，却写下了一切。这就够了。’感谢王元化先生。他们这么几个人，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人的响应?理由只有一条：沉积在中国文人心底的整人之恶，在‘文革’中爆发过一次，后来被压抑了，终于在我身上找到了一个倾泻的口道。为此，我深感荣幸。”余秋雨在“自序”中说：“我遇到过太多的中国文化人，把极端当作深刻，把嫉妒当作正义，把诽谤当作评论，把调唆当作舆论，致使文化的毁损机制远远超过了文化的创造机制。”(《问学》，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读了上面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话语，难道我们还不能从中吸取教训，洗心革面，弃恶扬善，构建自身内部与外部的和谐环境吗?
同样都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而我们一般人为什么做不到切实用于指导实践，从而有所突破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这里 还主要有个思维方式问题。我们一般人习惯于背逆性思维，而徐德江先生特别重视前瞻性思维和理论创新。中央编译局俞可平副局长说：习惯于背逆性思维，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言必称三王，行必提尧舜，理想的时代必定在古代。即使欲对传统有所突破，也要“托古改制”。带着沉重的怀古情结来观察和评判现实，一看到或听到新的观点和理论，往往不是冷静地分析，而是根据既定的标准进行指摘和抵触，这是我们的传统思维定式。全球化是现代化的延伸，是对传统的超越，无情地摧毁了过去的各种理想模式。在全球化时代，过去的和现存的每一种社会生活模式都暴露出其固有的缺点。它迫使人们进行前瞻陛的思考，把理想模式建立在未来，而不再是过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理论的创新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创新不仅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文化进步的动力。(《全球化催变思维方式》，《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10年2月22日)“只会一种思维，不能超越传统与现状的人是没有出息的。”(孙郁《吴冠中：在美学与文学之间》，《北京日报》2010年7月5日)
笔者在多年的语文教学中遇到诸多困惑，例如汉语语法规则面对汉语时总会有很多例外，即所谓“框不住”，又如西方词汇学理论不大适用于汉语等等，这种情况正如恩格斯所说：“因为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统治于理论自然科学中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都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达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反杜林论》20页，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0年12月第1版)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困惑，处在“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之中，也在课上课下学习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然而，自己没能像徐先生那样，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语言文字研究和语言文字教学，理论和实践两层皮，所以始终没能有多少创获。我深切体会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就会取得成功；反之，就会失败。另外，我还感到，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与你和什么人在一起有关。此前在导师指引下，我已学有所成，但自从博士毕‘业后，又师从徐先生，他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将步其后尘，宏扬其学术思想，吾辈虽然驽钝，能否望其项背尚不可知，但是，一息既存，绝不放弃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