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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造营”系列选秀是当今最热门的选秀节目之一。在发展的过程中,节目内容与制作模式却被认为出现了文化工业理论所批判的标准化、同质化、商业化等特征,观众则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被动地位,成为了被文化工业操纵的对象。文章通过分析“创造营”系列选秀中颠覆性的王菊现象和利路修现象,认为受众具备一定的能动性,可以通过网络狂欢颠覆文化工业的规则,并对当代社会文化产生影响。
关键词 文化工业;狂欢理论;“创造营”系列选秀;反抗与颠覆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10-0087-05
自2005年《超级女声》开播以来,我国的偶像产业开始繁荣发展。在2018年,随着《偶像练习生》与《创造101》两档选秀综艺的播出,全民选秀再次开始在娱乐圈进行,2018年也因此被冠以“偶像元年”的称号。此后,各类选秀节目不断发展,其中“创造营”系列选秀在同类型节目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下最热门的选秀节目之一。“创造营”系列节目以腾讯视频为播放平台,先后举办了四场选秀节目:《创造101》《创造营2019》《创造营2020》《创造营2021》,并成功打造出了火箭少女101,R1SE男团、硬糖少女303三个偶像团队。数据显示,这四场选秀的累计收视量分别为55.82亿、41.45亿、84.26亿、51.34亿①。由此可见,“创造营”系列选秀获得了巨大关注,吸引了许多观众的参与。
然而,随着节目运作走向成熟与我国偶像产业持续发展,很多问题如节目同质化、选拔标准单一化等逐渐出现,节目对受众的隐性操纵也不断增强,呈现出许多法兰克福学派在文化工业理论所批判的现象。但与此同时,打破日益固定的偶像工业体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如《创造101》中凭借独立女性形象脱颖而出的王菊和《创造营2021》中因颠覆传统偶像形象而被关注的利路修。两次现象吸引了大量粉丝与观众的围观参与,形成了大规模的网络狂欢,并以此方式向偶像工业中的固有标准发起了挑战。基于上述现象,本文通过梳理“创造营”系列选秀的发展,将主要回答以下问题:1)选秀节目中是否存在着对受众的收编?又是以何种方式实现了这种操纵?2)网络狂欢是否能成为体现受众能动性、抵抗偶像文业控制的有效手段?
2.1 研究理论
文化工业理论由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将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控制下的大众文化。该理论认为,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与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呈现出标准化、同质化和商业化的特点,沦为了批量生产的产物。文化的交换价值取代了艺术价值,成为了被买卖的工业制品。更为严重的是,它通过娱乐实现了对受众的控制,牢牢占据了人们的空闲时间,让人逐渐失去独立思考能力。在文化工业的操纵下,人们沉迷在娱乐中,最终失去了反抗的动机与能力。就算“即使有时候公众偶尔会反抗快乐工业,这种反抗也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快乐工业早就算计好了”[ 1 ]。由此一来,艺术的崇高价值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标准化、同质化的文化商品,人们沉迷在娱乐所提供的快乐中,丧失了抵抗的意识,顺应了文化工业的控制,成为了完全被动的受众。
2.2 同质化与商品化:“创造营”系列节目中的文化工业现象
在“创造营”系列的选秀节目中,存在着许多上述理论所提出的问题,偶像工业在实质上成为了文化工业在选秀语境下的衍生物。“创造营”系列选秀改编于韩国的《produce101》节目,自2018年《创造101》播出以来,节目的制作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沿袭了选拔练习生—号召观众为之投票—组合成偶像团体出道的制作模式。这种制作模式所选拔出来的偶像团体多为符合“白幼瘦”标准的少女和“小鲜肉”,表现出单一化、同质化的特征,失去了个性化的特点。这一套制作模式现已不断走向成熟,有助于降低运营风险,并在短时间内获取经济效益,而对于这些偶像团体而言,由于其同质化的特征,大多成为了偶像工业流水線上的商品,面临着快速更新迭代的风险[2]。数据显示,无论是火箭少女101、R1SE男团还是去年出道的硬糖少女303,其关注度在节目结束后便呈现出下降趋势,且再也没有超过总决赛当晚的热度②。因此,节目的商业价值取代了艺术价值,选拔出的偶像团体成为了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商品,成为了文化工业的产物。
2.3 沉迷娱乐与被动消费:选秀节目控制受众的有效手段
在受众层面,虽然节目反复强调粉丝的重要性,并以“创始人”称呼为选手投票的粉丝,但在本质上,粉丝成为了被娱乐节目隐蔽操纵的对象,被无意识地裹挟在以资本为导向选秀节目中。达拉斯·斯麦兹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中曾提出过“受众商品论”,认为对于受众而言,节目所提供的信息、娱乐乃至教育内容是用于吸引人的“免费的午餐”,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培养他们对于广告信息的关注度,进而诱使人们购买商品。简而言之,受众被媒体当作商品卖给了广告商[ 3 ]。同样的逻辑在“创造营”系列选秀中,依然可以得到验证。节目开播四年来,每一年都会与广告商进行合作。粉丝购买广告商提供的商品后,则可以比普通用户获得更多的投票机会。为了能让偶像获得出道机会,许多粉丝不得不大量购买广告商品,甚至联合进行集资。根据现有数据,在《创造营2021》中,最高集资经费已经超过1 000万③。《创造营2019》决赛播出之时,甚至出现了学生粉丝贷款为偶像集资的现象④。可见在一定程度上,选秀节目本身成为了诱饵式的“免费的午餐”,最终目的是通过将粉丝卖给广告商攫取商业利益。表面上粉丝赢得了决定选秀结果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伪能动性”,实际上维护了偶像工业以资本为导向的运营模式。回到文化工业理论的视角,粉丝沉迷在轰轰烈烈的造星活动中,失去了思考与抗争能力,顺应了资本逻辑,沦为了被动的受众。
3.1 狂欢:颠覆规则的有力武器
“狂欢”为前苏联学者巴赫金提出的重要概念。狭义的狂欢是指中世纪的一个传统节日,但在巴赫金的理论中,其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延展。狂欢具有全民性、平等性、仪式性和颠覆性的特征[ 4 ]。狂欢节的核心是合二为一的加冕与脱冕仪式,加冕的对象不再是国王,而是与国王有着天壤之别的小丑或奴隶,以此方式来贬低权威。而脱冕意味着另一次加冕,在脱冕时,人们不仅要剥下加冕者身上的华服,还要对他进行讥讽与殴打。该仪式说明了一切权势都具有“令人发笑的相对性”,同时蕴含着“交替和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即万事万物不是一成不变的[5]。如巴赫金所言,中世纪的人们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常规的、等级制度森严的生活,一种是狂欢式的生活,这种狂欢式的生活以对抗的方式将人们从规则中暂时解放出来,解构了官方权威与意识形态[6]。而本文认为,放眼大众文化领域,由观众构成的网络狂欢能凭借其颠覆性冲击文化工业的同质化和商业化,体现受众的抗争性与能动性。
3.2 王菊现象:同质化偶像审美标准的挑战
王菊是2018年《创造101》最饱受争议的选手之一。在节目初期,她因为皮肤黝黑、身材微胖被认为不符合传统的女团形象,并因此遭到嘲笑。拥有数十万粉丝的微博博主“老鸡灯儿”在王菊的照片上配文“地狱空荡荡,王菊在土创”,将其制作成表情包全网传播。但随着节目的播出,王菊现象发生了反转。在2018年5月26日的节目中,王菊公开表示对独立的追求。当被问及是否想回到过去符合“白幼瘦”审美的状态时,王菊表示:“不想回去。因为其实当时,你不知道自己心里美的标准是什么。自从我做模特经纪以来,做自己就是我自己的信条。精神独立,然后经济独立,对一个女性来说,我觉得太重要了。”在节目的拉票环节中,王菊对观众坦言道:“有人说我这样子的不适合做女团,可是做女团的标准是什么,在我这里标准和包袱都已经被我吃掉了,而你们手里握着的是重新定义中国第一女团的权力。”至此,王菊的口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独立自主、不屈服于主流审美的精神引发了广泛赞同。同年5月30日,王菊的百度指数突破12万,远超节目其他选手,引起了现象级的关注。
在王菊现象持续发酵、最后形成全民性网络大狂欢的过程中,由粉丝创造的王菊的表情包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此类二次加工改造的现象,学者詹金斯曾用“文本盗猎”加以解释。“盗猎”一词源于米歇尔·德赛都,用于“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描述为持久的对文本的所有权、对意义阐释控制权的争夺关系”[ 7 ]。詹金斯将此概念用于大众文化领域,认为粉丝可以用重读、加工等方式对原有内容进行“盗猎”,进而构成“参与性文化”。在王菊现象中,第一次盗猎源于其表情包。無论是前期的“地狱空荡荡,王菊在土创”还是后期为其拉票的表情包,都使王菊的关注度快速上涨。在第二次盗猎中,粉丝则利用其名字中的“菊”字制造出了许多饶有趣味的“菊花宝典”,将王菊现象推向高潮[8]。粉丝们自称“陶渊明”,创造出了一系列戏谑的词句如“菊手投足”(要把王菊投到首位才足够)“物以类菊”(所有优秀的“陶渊明”都因为喜欢王菊聚集在一起)以及“你一票,我一票,王菊还能继续跳”等,都凭借其搞笑性质在大众媒体上广泛传播。王菊的百度指数均值在一个月内都维持在三万以上⑤,最终形成了大规模的网络狂欢。如詹金斯所言,“粉丝借用大众文化中的形象,扭转其原有意义,建构自己的文化和社会身份,从这一行为中粉丝们往往会提出一些在主导媒体中无法言说的想法”[ 7 ]。粉丝以“文本盗猎”的方式,展现了狂欢中的快乐精神,并表达了对王菊本人及其所代表的反抗单一审美精神的支持,使王菊的点赞榜排名从首次公演的垫底一路攀升,甚至一度成为第一名,形成了一场充满叛逆性质的全民狂欢。
王菊和“白幼瘦”同质化审美下女团成员的关系如同小丑与国王的关系。在这场狂欢中,王菊成为了被加冕的对象,变成了热度最高的选手之一,充分说明了偶像标准的相对性与流动性,打破了单一的偶像审美。而表情包以及“菊花宝典”作为“文本盗猎”的产物则使得王菊的热度在一段时间内高居不下,吸引了许多“菊外人”的参与,最终形成了巴赫金所说的“全民性”的大狂欢。王菊本人通过在第六期节目中模仿“地狱空荡荡,王菊在土创”的动作加入了本次狂欢,回应“文本盗猎”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也解绑了传统偶像-粉丝之间严格的等级关系,体现了狂欢中的平等和随意的人际关系。在这场狂欢中,人们用支持王菊的形式,实现了对文化工业中同质化审美标准的反抗和自我审美权力的表达,本质上是对独立自主精神和多元文化标准的诉求。与此同时,王菊现象也对社会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其独立精神与形象鼓励了非常多希望打破陈规束缚的当代女性。至此,在由王菊引发的网络狂欢中,偶像工业的规则被暂时取消,狂欢节的相对性精神颠覆了文化工业控制下的选秀形态和标准。在网络狂欢的席卷下,人们不再是被动接受同质化偶像形象、没有思考能力的受众,而是通过支持王菊、进行“文本盗猎”等活动反抗了偶像工业的标准化审美。
3.3 利路修现象:固化的造星模式与粉圈逻辑的反抗
在《创造101》中,王菊作为“白幼瘦”审美的对立面成为了被加冕的小丑,而在《创造2021》中,相似的情节再度发生,原本并非练习生的利路修成为了本次选秀中的加冕对象,其独特的选秀过程也吸引了大批观众。利路修为俄罗斯籍选手,本是《创造营2021》的工作人员,却因为节目选手数量不足被临时邀请参赛。面对难度颇高的歌曲与舞蹈训练,利路修的反应与其他选手截然不同,被评论为“被迫上班的打工人”。当别的练习生因为进入了F班(即评级最低的分班)时都情绪低落,而利路修却表示“F班意味着freedom(自由),应该回家”。其他言语如“希望没有很多人给我撑腰”等,都和其他符合偶像设定标准、认真练习的选手形成鲜明反差,并因此收获了意外关注。节目开播以来,其热度不断上升,微博热搜次数高达55次,成为了《创造营2021》讨论度最高的选手之一⑥。 利路修之所以能意外走红,一方面因其“打工人”形象切中了当今社会的焦虑热点,引起了观众强烈的身份认同与共鸣;另一方面,其节目表现也激发了观众的逆反心理,具体表现为利路修越是希望自己被尽快淘汰,观众就越是给他投票,以此获得控制他人人生与节目走向的满足感。此时利路修现象的走向已经与传统的选秀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观众不再以“打投出道”为导向、被资本逻辑所裹挟,转而追求满足猎奇心理的快乐,进而演变为了一场狂欢。其粉丝有意颠覆了许多偶像工业规则,戏谑地自称“笋丝”⑦,追求“以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快乐”。官方粉丝后援会明令阻止未成年人花钱投票、不强制成年人投票,在发酵初期甚至将人均集资上限定为一元钱,与“爱他就为他花钱”的现行粉圈逻辑形成对照。其微博超话也坚持以欢乐为出发点,不存在严格的发帖格式与内容限制,与其他偶像纪律严明的超话氛围截然不同。越来越多的观众被利路修及其粉丝的反差表现所吸引,加入了这场逆向选秀的活动,使利路修现象成为了“全民式”的狂欢。在粉丝们的努力下,利路修的人气一直高居不下,其微博超话排行榜稳居《创造营2021》所有选手中的第一位,在2021年4月17日的节目中,其名次也从初期的末位变为了10名。粉丝们沉迷在叛逆的狂欢中,以娱乐性取代了官方世界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并通过狂欢的力量颠覆了金钱至上的逻辑和日益固化的粉圈规则。
回顾整个现象,原为普通人的利路修由于机缘巧合进入了《创造营2021》的选秀,其反差化的身份与节目表现吸引了大量围观。在身份认同感和猎奇心理的双重驱使下,粉丝们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利路修的反叛精神与表现,以阻止利路修实现被淘汰的愿望为投票动机,并在此过程中有意突破了许多粉圈规则。一系列反常规的做法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加入,将利路修现象演变为一场叛逆性质的狂欢。粉丝成功为利路修加冕,在证明偶像标准的流动性的同时表达了对选秀节目差异化的渴望,本质上则是对日渐僵化的制作模式和选秀人设的颠覆与反抗。此时的利路修现象已经成为了巴赫金所说的“翻了个的生活”“反面的生活”[5],一切都与盛行的粉圈规则相反。种种反常规的做法之所以充满吸引力,也正是因为能让人沉浸在不需要金钱逻辑、不需要严格投票机制的狂欢中,看到了偶像工业的全新的可能性,其中也暗含着人们对僵化的粉圈模式的不满与抗争。至此,粉丝和利路修都以剑走偏锋的方式,构成了一场颠覆了标准化的造星模式和粉圈规则的狂欢。利路修现象也说明,粉丝绝不是文化工业理论中不能独立思考的被动受众,也不会完全被文化工业所欺骗、陷入资本主导下被动消费的状态,而是能以集体狂欢的方式对抗金钱至上的逻辑,为自身争得一定的主动权力。
综上所述,随着“创造营”系列选秀在中国市场的流行与火爆,在制作模式走向成熟的同时出现了许多文化工业理论所批判的特征,如节目内容标准化、偶像同质化等。观众在观看选秀节目的过程中,为了帮助偶像顺利出道,不得不陷入被动消费的怪圈,表面上看似争夺了控制选秀结果的主动权,实际上维护了文化工业的资本逻辑。然而,王菊和利路修现象所引发的网络狂欢却让人们看到了改变被动地位、挣脱文化工业限制的可能性。两场现象的中心人物均和同质化的偶像形象有着巨大差别,并在不同程度上契合了社会痛点问题,进而引发了广泛关注。在王菊现象中,人们通过为王菊加冕表达了对“白幼瘦”单一化审美的反抗和对多元文化标准的支持,并以“文本盗猎”的形式将整场现象推向高潮,最终演绎为一场网络狂欢,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大众审美的革新。而在利路修现象中,人们在叛逆心理的推动下为逆向选秀的利路修投票加冕,象征着对差异化节目内容的渴望和标准化造星模式的反抗。同时,粉丝们反常规的戏谑行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加入,挑戰了日益僵化的粉圈规则,最终形成了一场全民的颠覆性狂欢。如美国学者约翰·费斯克所说,粉丝和文化工业之间的斗争始终存在,文化工业试图对粉丝进行收编,而粉丝却可以用反收编的方式对文化工业进行抵抗[9]。王菊和利路修现象让人们看到了以狂欢的形式颠覆文化工业逻辑的可能性,也佐证了受众并非完全因为沉迷娱乐而丧失独立精神与思考能力。诚然,受众并非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狂欢也面临着消散与结束的风险。在已经结束的王菊现象中,王菊本人并没有因为颠覆性狂欢就顺利出道,传统的“白幼瘦”审美在后期的选秀中也依然流行。但是,狂欢本身的影响力却不容否认,它象征着受众的反抗性诉求以及自身的能动性,让人看到了流水线偶像工业外的另一种可能性,在一定时间内也对大众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冲击。无论是在“创造营”系列选秀还是其他的选秀活动中,粉丝和文化工业的冲突会持续存在,二者以收编和反收编的方式进行妥协和抗争,这种动态关系也将继续影响社会文化的发展,并为之注入新的活力。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灯塔专业版App,其中《创造营2021》由于尚未结束,文中数据为2021年4月18日的统计结果。
②数据源于百度指数。
③数据源于桃叭App。截至2021年4月18日,刘宇为《创造营2021》集资经费最高的选手,具体数据为1224.92万。
④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42370013/。
⑤文中数据为2018年5月15日至6月15日的百度指数。
⑥文中数据为云合数据平台2021年4月18日的统计结果。
⑦“笋丝”源于网络用语“夺笋”(多损),用于表达搞笑、戏谑之意。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7-152.
[2]霍连彬.媒体奇观视角下网络选秀节目的批判性解读:以《偶像练习生》为例[J].新媒体研究,2018,4(12):119-121.
[3]Smythe,D.Communications:Blindspot of WesternMarxism[J].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ety Theory,1977,1(3):1-28.
[4]陆道夫.狂欢理论与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02(4):21-27,15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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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慧.狂欢中的契合:巴赫金狂欢理论与大众文化[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5):132-137,148.
[7]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M].郑熙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8]江怡.粉丝文化参与偶像工业的新可能:以《创造101》中的“文本盗猎”事件为例[J].艺术广角,2020(1):47-53.
[9]约翰·费斯克.粉都的文化经济[C]//陶东风,杨玲.《粉丝文化读本》.陆道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18.
关键词 文化工业;狂欢理论;“创造营”系列选秀;反抗与颠覆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10-0087-05
1 问题的提出
自2005年《超级女声》开播以来,我国的偶像产业开始繁荣发展。在2018年,随着《偶像练习生》与《创造101》两档选秀综艺的播出,全民选秀再次开始在娱乐圈进行,2018年也因此被冠以“偶像元年”的称号。此后,各类选秀节目不断发展,其中“创造营”系列选秀在同类型节目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下最热门的选秀节目之一。“创造营”系列节目以腾讯视频为播放平台,先后举办了四场选秀节目:《创造101》《创造营2019》《创造营2020》《创造营2021》,并成功打造出了火箭少女101,R1SE男团、硬糖少女303三个偶像团队。数据显示,这四场选秀的累计收视量分别为55.82亿、41.45亿、84.26亿、51.34亿①。由此可见,“创造营”系列选秀获得了巨大关注,吸引了许多观众的参与。
然而,随着节目运作走向成熟与我国偶像产业持续发展,很多问题如节目同质化、选拔标准单一化等逐渐出现,节目对受众的隐性操纵也不断增强,呈现出许多法兰克福学派在文化工业理论所批判的现象。但与此同时,打破日益固定的偶像工业体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如《创造101》中凭借独立女性形象脱颖而出的王菊和《创造营2021》中因颠覆传统偶像形象而被关注的利路修。两次现象吸引了大量粉丝与观众的围观参与,形成了大规模的网络狂欢,并以此方式向偶像工业中的固有标准发起了挑战。基于上述现象,本文通过梳理“创造营”系列选秀的发展,将主要回答以下问题:1)选秀节目中是否存在着对受众的收编?又是以何种方式实现了这种操纵?2)网络狂欢是否能成为体现受众能动性、抵抗偶像文业控制的有效手段?
2 文化工业:控制节目与收编受众的幕后操手
2.1 研究理论
文化工业理论由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将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控制下的大众文化。该理论认为,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与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呈现出标准化、同质化和商业化的特点,沦为了批量生产的产物。文化的交换价值取代了艺术价值,成为了被买卖的工业制品。更为严重的是,它通过娱乐实现了对受众的控制,牢牢占据了人们的空闲时间,让人逐渐失去独立思考能力。在文化工业的操纵下,人们沉迷在娱乐中,最终失去了反抗的动机与能力。就算“即使有时候公众偶尔会反抗快乐工业,这种反抗也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快乐工业早就算计好了”[ 1 ]。由此一来,艺术的崇高价值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标准化、同质化的文化商品,人们沉迷在娱乐所提供的快乐中,丧失了抵抗的意识,顺应了文化工业的控制,成为了完全被动的受众。
2.2 同质化与商品化:“创造营”系列节目中的文化工业现象
在“创造营”系列的选秀节目中,存在着许多上述理论所提出的问题,偶像工业在实质上成为了文化工业在选秀语境下的衍生物。“创造营”系列选秀改编于韩国的《produce101》节目,自2018年《创造101》播出以来,节目的制作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沿袭了选拔练习生—号召观众为之投票—组合成偶像团体出道的制作模式。这种制作模式所选拔出来的偶像团体多为符合“白幼瘦”标准的少女和“小鲜肉”,表现出单一化、同质化的特征,失去了个性化的特点。这一套制作模式现已不断走向成熟,有助于降低运营风险,并在短时间内获取经济效益,而对于这些偶像团体而言,由于其同质化的特征,大多成为了偶像工业流水線上的商品,面临着快速更新迭代的风险[2]。数据显示,无论是火箭少女101、R1SE男团还是去年出道的硬糖少女303,其关注度在节目结束后便呈现出下降趋势,且再也没有超过总决赛当晚的热度②。因此,节目的商业价值取代了艺术价值,选拔出的偶像团体成为了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商品,成为了文化工业的产物。
2.3 沉迷娱乐与被动消费:选秀节目控制受众的有效手段
在受众层面,虽然节目反复强调粉丝的重要性,并以“创始人”称呼为选手投票的粉丝,但在本质上,粉丝成为了被娱乐节目隐蔽操纵的对象,被无意识地裹挟在以资本为导向选秀节目中。达拉斯·斯麦兹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中曾提出过“受众商品论”,认为对于受众而言,节目所提供的信息、娱乐乃至教育内容是用于吸引人的“免费的午餐”,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培养他们对于广告信息的关注度,进而诱使人们购买商品。简而言之,受众被媒体当作商品卖给了广告商[ 3 ]。同样的逻辑在“创造营”系列选秀中,依然可以得到验证。节目开播四年来,每一年都会与广告商进行合作。粉丝购买广告商提供的商品后,则可以比普通用户获得更多的投票机会。为了能让偶像获得出道机会,许多粉丝不得不大量购买广告商品,甚至联合进行集资。根据现有数据,在《创造营2021》中,最高集资经费已经超过1 000万③。《创造营2019》决赛播出之时,甚至出现了学生粉丝贷款为偶像集资的现象④。可见在一定程度上,选秀节目本身成为了诱饵式的“免费的午餐”,最终目的是通过将粉丝卖给广告商攫取商业利益。表面上粉丝赢得了决定选秀结果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伪能动性”,实际上维护了偶像工业以资本为导向的运营模式。回到文化工业理论的视角,粉丝沉迷在轰轰烈烈的造星活动中,失去了思考与抗争能力,顺应了资本逻辑,沦为了被动的受众。
3 网络狂欢:粉丝反抗文化工业的途径
如上文所述,“创造营”系列中的偶像工业体系不断走向完备,在本质上是文化工业在选秀语境中的具体表现,节目单一化、同质化、商品化的特征愈发明显,同时以被动消费和娱乐的方式对受众进行控制。但纵观“创造营”系列选秀的发展历程,颠覆性现象也偶有发生,并打破了偶像同质化的僵局、挑战了资本逻辑。其中讨论度最高、颠覆性最强的选手当属《创造101》中的王菊和《创造营2021》中的利路修。两次现象看似出发点不同,实际上则皆以网络大狂欢的形式,打破了偶像工业中的陈规与标准。因此,本文认为,文化工业控制与操纵虽然强大,但不是绝对的,受众并非完全丧失了主动性与思考能力,而是可以借助狂欢的力量反抗文化工业的同质化标准、挑战其中的资本逻辑。3.1 狂欢:颠覆规则的有力武器
“狂欢”为前苏联学者巴赫金提出的重要概念。狭义的狂欢是指中世纪的一个传统节日,但在巴赫金的理论中,其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延展。狂欢具有全民性、平等性、仪式性和颠覆性的特征[ 4 ]。狂欢节的核心是合二为一的加冕与脱冕仪式,加冕的对象不再是国王,而是与国王有着天壤之别的小丑或奴隶,以此方式来贬低权威。而脱冕意味着另一次加冕,在脱冕时,人们不仅要剥下加冕者身上的华服,还要对他进行讥讽与殴打。该仪式说明了一切权势都具有“令人发笑的相对性”,同时蕴含着“交替和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即万事万物不是一成不变的[5]。如巴赫金所言,中世纪的人们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常规的、等级制度森严的生活,一种是狂欢式的生活,这种狂欢式的生活以对抗的方式将人们从规则中暂时解放出来,解构了官方权威与意识形态[6]。而本文认为,放眼大众文化领域,由观众构成的网络狂欢能凭借其颠覆性冲击文化工业的同质化和商业化,体现受众的抗争性与能动性。
3.2 王菊现象:同质化偶像审美标准的挑战
王菊是2018年《创造101》最饱受争议的选手之一。在节目初期,她因为皮肤黝黑、身材微胖被认为不符合传统的女团形象,并因此遭到嘲笑。拥有数十万粉丝的微博博主“老鸡灯儿”在王菊的照片上配文“地狱空荡荡,王菊在土创”,将其制作成表情包全网传播。但随着节目的播出,王菊现象发生了反转。在2018年5月26日的节目中,王菊公开表示对独立的追求。当被问及是否想回到过去符合“白幼瘦”审美的状态时,王菊表示:“不想回去。因为其实当时,你不知道自己心里美的标准是什么。自从我做模特经纪以来,做自己就是我自己的信条。精神独立,然后经济独立,对一个女性来说,我觉得太重要了。”在节目的拉票环节中,王菊对观众坦言道:“有人说我这样子的不适合做女团,可是做女团的标准是什么,在我这里标准和包袱都已经被我吃掉了,而你们手里握着的是重新定义中国第一女团的权力。”至此,王菊的口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独立自主、不屈服于主流审美的精神引发了广泛赞同。同年5月30日,王菊的百度指数突破12万,远超节目其他选手,引起了现象级的关注。
在王菊现象持续发酵、最后形成全民性网络大狂欢的过程中,由粉丝创造的王菊的表情包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此类二次加工改造的现象,学者詹金斯曾用“文本盗猎”加以解释。“盗猎”一词源于米歇尔·德赛都,用于“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描述为持久的对文本的所有权、对意义阐释控制权的争夺关系”[ 7 ]。詹金斯将此概念用于大众文化领域,认为粉丝可以用重读、加工等方式对原有内容进行“盗猎”,进而构成“参与性文化”。在王菊现象中,第一次盗猎源于其表情包。無论是前期的“地狱空荡荡,王菊在土创”还是后期为其拉票的表情包,都使王菊的关注度快速上涨。在第二次盗猎中,粉丝则利用其名字中的“菊”字制造出了许多饶有趣味的“菊花宝典”,将王菊现象推向高潮[8]。粉丝们自称“陶渊明”,创造出了一系列戏谑的词句如“菊手投足”(要把王菊投到首位才足够)“物以类菊”(所有优秀的“陶渊明”都因为喜欢王菊聚集在一起)以及“你一票,我一票,王菊还能继续跳”等,都凭借其搞笑性质在大众媒体上广泛传播。王菊的百度指数均值在一个月内都维持在三万以上⑤,最终形成了大规模的网络狂欢。如詹金斯所言,“粉丝借用大众文化中的形象,扭转其原有意义,建构自己的文化和社会身份,从这一行为中粉丝们往往会提出一些在主导媒体中无法言说的想法”[ 7 ]。粉丝以“文本盗猎”的方式,展现了狂欢中的快乐精神,并表达了对王菊本人及其所代表的反抗单一审美精神的支持,使王菊的点赞榜排名从首次公演的垫底一路攀升,甚至一度成为第一名,形成了一场充满叛逆性质的全民狂欢。
王菊和“白幼瘦”同质化审美下女团成员的关系如同小丑与国王的关系。在这场狂欢中,王菊成为了被加冕的对象,变成了热度最高的选手之一,充分说明了偶像标准的相对性与流动性,打破了单一的偶像审美。而表情包以及“菊花宝典”作为“文本盗猎”的产物则使得王菊的热度在一段时间内高居不下,吸引了许多“菊外人”的参与,最终形成了巴赫金所说的“全民性”的大狂欢。王菊本人通过在第六期节目中模仿“地狱空荡荡,王菊在土创”的动作加入了本次狂欢,回应“文本盗猎”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也解绑了传统偶像-粉丝之间严格的等级关系,体现了狂欢中的平等和随意的人际关系。在这场狂欢中,人们用支持王菊的形式,实现了对文化工业中同质化审美标准的反抗和自我审美权力的表达,本质上是对独立自主精神和多元文化标准的诉求。与此同时,王菊现象也对社会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其独立精神与形象鼓励了非常多希望打破陈规束缚的当代女性。至此,在由王菊引发的网络狂欢中,偶像工业的规则被暂时取消,狂欢节的相对性精神颠覆了文化工业控制下的选秀形态和标准。在网络狂欢的席卷下,人们不再是被动接受同质化偶像形象、没有思考能力的受众,而是通过支持王菊、进行“文本盗猎”等活动反抗了偶像工业的标准化审美。
3.3 利路修现象:固化的造星模式与粉圈逻辑的反抗
在《创造101》中,王菊作为“白幼瘦”审美的对立面成为了被加冕的小丑,而在《创造2021》中,相似的情节再度发生,原本并非练习生的利路修成为了本次选秀中的加冕对象,其独特的选秀过程也吸引了大批观众。利路修为俄罗斯籍选手,本是《创造营2021》的工作人员,却因为节目选手数量不足被临时邀请参赛。面对难度颇高的歌曲与舞蹈训练,利路修的反应与其他选手截然不同,被评论为“被迫上班的打工人”。当别的练习生因为进入了F班(即评级最低的分班)时都情绪低落,而利路修却表示“F班意味着freedom(自由),应该回家”。其他言语如“希望没有很多人给我撑腰”等,都和其他符合偶像设定标准、认真练习的选手形成鲜明反差,并因此收获了意外关注。节目开播以来,其热度不断上升,微博热搜次数高达55次,成为了《创造营2021》讨论度最高的选手之一⑥。 利路修之所以能意外走红,一方面因其“打工人”形象切中了当今社会的焦虑热点,引起了观众强烈的身份认同与共鸣;另一方面,其节目表现也激发了观众的逆反心理,具体表现为利路修越是希望自己被尽快淘汰,观众就越是给他投票,以此获得控制他人人生与节目走向的满足感。此时利路修现象的走向已经与传统的选秀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观众不再以“打投出道”为导向、被资本逻辑所裹挟,转而追求满足猎奇心理的快乐,进而演变为了一场狂欢。其粉丝有意颠覆了许多偶像工业规则,戏谑地自称“笋丝”⑦,追求“以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快乐”。官方粉丝后援会明令阻止未成年人花钱投票、不强制成年人投票,在发酵初期甚至将人均集资上限定为一元钱,与“爱他就为他花钱”的现行粉圈逻辑形成对照。其微博超话也坚持以欢乐为出发点,不存在严格的发帖格式与内容限制,与其他偶像纪律严明的超话氛围截然不同。越来越多的观众被利路修及其粉丝的反差表现所吸引,加入了这场逆向选秀的活动,使利路修现象成为了“全民式”的狂欢。在粉丝们的努力下,利路修的人气一直高居不下,其微博超话排行榜稳居《创造营2021》所有选手中的第一位,在2021年4月17日的节目中,其名次也从初期的末位变为了10名。粉丝们沉迷在叛逆的狂欢中,以娱乐性取代了官方世界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并通过狂欢的力量颠覆了金钱至上的逻辑和日益固化的粉圈规则。
回顾整个现象,原为普通人的利路修由于机缘巧合进入了《创造营2021》的选秀,其反差化的身份与节目表现吸引了大量围观。在身份认同感和猎奇心理的双重驱使下,粉丝们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利路修的反叛精神与表现,以阻止利路修实现被淘汰的愿望为投票动机,并在此过程中有意突破了许多粉圈规则。一系列反常规的做法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加入,将利路修现象演变为一场叛逆性质的狂欢。粉丝成功为利路修加冕,在证明偶像标准的流动性的同时表达了对选秀节目差异化的渴望,本质上则是对日渐僵化的制作模式和选秀人设的颠覆与反抗。此时的利路修现象已经成为了巴赫金所说的“翻了个的生活”“反面的生活”[5],一切都与盛行的粉圈规则相反。种种反常规的做法之所以充满吸引力,也正是因为能让人沉浸在不需要金钱逻辑、不需要严格投票机制的狂欢中,看到了偶像工业的全新的可能性,其中也暗含着人们对僵化的粉圈模式的不满与抗争。至此,粉丝和利路修都以剑走偏锋的方式,构成了一场颠覆了标准化的造星模式和粉圈规则的狂欢。利路修现象也说明,粉丝绝不是文化工业理论中不能独立思考的被动受众,也不会完全被文化工业所欺骗、陷入资本主导下被动消费的状态,而是能以集体狂欢的方式对抗金钱至上的逻辑,为自身争得一定的主动权力。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创造营”系列选秀在中国市场的流行与火爆,在制作模式走向成熟的同时出现了许多文化工业理论所批判的特征,如节目内容标准化、偶像同质化等。观众在观看选秀节目的过程中,为了帮助偶像顺利出道,不得不陷入被动消费的怪圈,表面上看似争夺了控制选秀结果的主动权,实际上维护了文化工业的资本逻辑。然而,王菊和利路修现象所引发的网络狂欢却让人们看到了改变被动地位、挣脱文化工业限制的可能性。两场现象的中心人物均和同质化的偶像形象有着巨大差别,并在不同程度上契合了社会痛点问题,进而引发了广泛关注。在王菊现象中,人们通过为王菊加冕表达了对“白幼瘦”单一化审美的反抗和对多元文化标准的支持,并以“文本盗猎”的形式将整场现象推向高潮,最终演绎为一场网络狂欢,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大众审美的革新。而在利路修现象中,人们在叛逆心理的推动下为逆向选秀的利路修投票加冕,象征着对差异化节目内容的渴望和标准化造星模式的反抗。同时,粉丝们反常规的戏谑行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加入,挑戰了日益僵化的粉圈规则,最终形成了一场全民的颠覆性狂欢。如美国学者约翰·费斯克所说,粉丝和文化工业之间的斗争始终存在,文化工业试图对粉丝进行收编,而粉丝却可以用反收编的方式对文化工业进行抵抗[9]。王菊和利路修现象让人们看到了以狂欢的形式颠覆文化工业逻辑的可能性,也佐证了受众并非完全因为沉迷娱乐而丧失独立精神与思考能力。诚然,受众并非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狂欢也面临着消散与结束的风险。在已经结束的王菊现象中,王菊本人并没有因为颠覆性狂欢就顺利出道,传统的“白幼瘦”审美在后期的选秀中也依然流行。但是,狂欢本身的影响力却不容否认,它象征着受众的反抗性诉求以及自身的能动性,让人看到了流水线偶像工业外的另一种可能性,在一定时间内也对大众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冲击。无论是在“创造营”系列选秀还是其他的选秀活动中,粉丝和文化工业的冲突会持续存在,二者以收编和反收编的方式进行妥协和抗争,这种动态关系也将继续影响社会文化的发展,并为之注入新的活力。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灯塔专业版App,其中《创造营2021》由于尚未结束,文中数据为2021年4月18日的统计结果。
②数据源于百度指数。
③数据源于桃叭App。截至2021年4月18日,刘宇为《创造营2021》集资经费最高的选手,具体数据为1224.92万。
④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42370013/。
⑤文中数据为2018年5月15日至6月15日的百度指数。
⑥文中数据为云合数据平台2021年4月18日的统计结果。
⑦“笋丝”源于网络用语“夺笋”(多损),用于表达搞笑、戏谑之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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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约翰·费斯克.粉都的文化经济[C]//陶东风,杨玲.《粉丝文化读本》.陆道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