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与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教育制度体系逐步得以恢复、完善和优化,教育系统各领域、各层次、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从无序走向有序、从集中走向分权、从规制走向赋能、从管理走向治理,基本形成了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分级管理的教育管理体制和保障教育优先发展的现代教育财政制度、多元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逐步形成,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教育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教育对外开放制度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逐步走向为全球教育治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机 构】
: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教育治理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
【基金项目】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课题“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研究”(VGA160003)项目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与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教育制度体系逐步得以恢复、完善和优化,教育系统各领域、各层次、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从无序走向有序、从集中走向分权、从规制走向赋能、从管理走向治理,基本形成了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分级管理的教育管理体制和保障教育优先发展的现代教育财政制度、多元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逐步形成,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教育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教育对外开放制度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逐步走向为全球教育治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教育开放质量水平不断提升,正形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
其他文献
在大多数国家都大幅度调低准备金率的背景下,墨西哥实行了零准备金制度,它具有货币乘数弹性大、商业银行盈利机会多、稳定利率效果好、调控方式简便等特点。尽管我国目前一再提高准备金率,但是我们还是要深入分析和研究墨西哥的零准备金制度,做好建立零准备金制度的必要准备,促进我国金融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
近代中国时处过渡时代,在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化史中,名相的模棱恐怕是过渡时代一个极为常见的现象。近代中国方方面面难以定型,尤其需要留意名相的惰性和时空变易性。一方面,心理对变化的顺应不一定与物质层面同步:另一方面,名相传播和传承通过具体的人进行,受其个性影响。名相模棱乃是过渡时期常态,因此思想史研究很难“系统全面”。
清末以来“学生群体”这一新兴阶层诞生、壮大,进而在政治、文化等社会各领域的转型进程中产生巨大影响。瞿骏新著在考察近代思想文化变革时,注意从学生群体的“在场”经验入手探索新路,这有助于更加深入认识近代社会变革。庞大的学生群体,一定程度上成为近代思想文化变革与社会转型的基本动力。
《国际金融研究》是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会刊,由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承办。《国际金融研究》创刊近20年来,依托中国银行遍布五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分支机构网络和数千家代理行的独特优势,搭起了国内各界了解国际金融领域理论与实务的桥梁。
社会组织与经济结构的变动是思想变革的基底。分析近现代中国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需要从经济社会变动等事实处着眼,将思想与“存在”结合。两方合力方能推动历史进程。从社会与经济的结构中体察思想运动的脉络和流变,研究无疑更为周全。
我追踪着柔情的月光
打开通达心灵的门窗
探寻着风的伟岸形象
月亮沉在林涛里摇晃
夜莺在替星星们歌唱
风送花香为小伙姑娘
美国波士顿时间2018年6月15日,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先生应邀与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一场极富启发性的“合作式对话”。两位著名学者围绕社会共同体和“共同体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碰撞出精彩的学术火花。李德顺教授总结了《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一书中涉及的三种基本价值观念: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和“共同体德性主义”,并认为现实中“共同体主义”落实到位需要共同体主体的意识。桑德尔教授则指出,对于共同体的描述及建立于其上的权利理论都是多元的,而参与共同活动有助于创造共享认同。对话内
1993年,格林斯潘宣布美联储货币政策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实行以调整实际利率为手段、钉住通货膨胀目标的中性货币政策。中性货币政策下的利率调整要求既不刺激也不抑制经济增长,从而使经济以自身潜能在低通货膨胀下持久稳定地增长。观察2006年之后美国货币政策是否会发生转向.一个重要事件是2月1日主政美联储长达18年之久的格林斯潘卸任,伯南克继之成为美联储成立以来第14任主席。就任前,伯南克曾经承诺将维持格林斯潘政策的延续性。
教育结构与教育质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教育结构在宏观上影响甚至决定着教育质量。好的教育结构能够维系和支撑社会发展对人力资源的要求,满足不同人的多样化需求;不好的教育结构,不但不利于人和社会的发展,浪费教育资源,还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这种情况早在30年前就引起了国际上注意。
改革开放40年来,体制改革始终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中之重,其主要特征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通过中央政府逐步向地方政府放权,两级政府逐步向高校、社会放权,确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市场)参与、高校自主办学的高等教育新格局。作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高等教育的权力下放主要目的是释放地方在高等教育投入、管理等方面的积极性,激发高校在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等方面的活力,引导社会参与举办高等教育。与此同时,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方式也从直接管理逐步转向以立法、评估、监督等手段进行间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