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边，拿着枪的年轻人正在一边玩多米诺一边喝茶。隔着房间的钣金墙壁，巴巴乔·马马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
　　他们曾经是同一个民兵团的成员，一个拿着AK-47的少年旅。现在，马马一个人站着，穿着汗水浸湿的白色T恤衫。刚刚逃离了残酷战场的他，并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得救了。
　　“也许我应该回去，”他说，“战死总比饿死好。”
　　马马现在16岁，也许是17岁，或者18岁。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里，他都在跟步枪作伴，渐渐忘却了自己的具体年龄，他的世界里仿佛只剩下战斗。
　　2015年，在南苏丹内战平静期间，马马和另外1774名男孩向联合国保证，他们将再也不参加战争。在精心筹划的仪式上，他们上交了自己的军服。这次仪式，被认为是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儿童士兵解散仪式。
　　“我再也不參加战斗了，”仪式完成之后，马马跟一名社会工作者说，“我要回学校继续学习。”当时，救援组织在当地修筑了一所新小学。
　　可是两年后，这些孩子又回到了战场。意在帮助他们的发展项目终究还是以失败告终，那所小学也逐渐荒废。
　　联合国大会曾在2000年通过了一项议案，呼吁阻止任何国家再次招募儿童入伍。2014年，联合国发起了一项全球运动，旨在两年内让孩子们远离战场。
　　这些举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根据联合国数据，自2000年以来，全球已经有11.5万名儿童兵退出战场。但是在伊拉克和也门这些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儿童兵的数量一直有增无减。在南苏丹亦是如此。在那里，人们面临的问题不仅是要让这些孩子放下武器远离战争，还要防止他们再次参与战争。
　　在南苏丹皮博尔，前儿童兵在南苏丹冲突中加入了一系列武装组织——军队、叛军、民族武装组织等。这场冲突已经造成全球最严重的人道危机之一。
　　现在，轮到马马做决定了。他曾经是皮博尔最认真的学生之一，几乎走到哪都带着一本破旧的英语课本。多年来他一直穿着污损不堪且不合身的军装。脱下军装后的他，每天都会把那条卡其色的裤子和条纹牛津衫熨烫整齐。学校，给他带来了一丝希望——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但现在，马马每两天才能吃上一顿干山羊肉和辣椒。其他的男孩子也一样饥肠辘辘。战争破坏了大量农田，阻碍了商业的发展，甚至联合国也不再提供粮食援助。
　　“在兵营里，至少我们还有的吃。”马马的一个士兵朋友嘲笑他说。
　　回到宿舍，他权衡着自己的选择。
　　“我还能怎么办？”马马问道。

“准备好去打仗”

　　马马说，他第一次拿着AK-47朝一个男人开枪时只有十一二岁。枪抵在他瘦削的肩膀上，一股硝烟让他咳嗽不已，就这样他的指挥官宣布他成为了一名战士。
　　和其他数百名男孩一样，马马也加入了皮博尔一个名为“眼镜蛇派”的民兵组织。加入的方式很简单：找到该组织，讨要一把枪。就这样。然而，马马当时别无选择。
　　他的父母被敌对的民族武装组织杀害。没有任何亲人可以继续保护马马。他从没上过学。复仇成为这个男孩的唯一愿望。因此，在几周之内，马马背诵了眼镜蛇派的战歌，学会了开枪，大部分时间担任该组织头目大卫·尤尤的保镖。
　　“带上我的火箭弹，我已准备好战斗……”他唱道。
　　如今，整个经历——约4年的游击战争——经常反复出现在他的那些断断续续的噩梦中。在那4年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战友的尸体，那腐臭味让他作呕。有那么一段时间，在连续几天不间断的战斗之后，他彻底崩溃了。
　　“这就是我过去的生活。”他说。
　　那么，他的新生活呢？他每天早晨把自己的那双人造皮革凉鞋擦得锃亮，哪怕下午鞋子上就会沾满泥巴。在一个有数百名年轻男子携带着步枪的小镇里，他带着一把挂在钥匙扣上的指甲剪，走路去上学，指甲剪晃荡着发出清脆的声音。
　　在过去的6个月里，他两次在皮博尔破败的集市上遭遇交火，无助地躲在摊子后面。
　　“如果我有枪，至少可以朝着子弹飞来的方向回击过去。”他说。
　　南苏丹的战争十分复杂。有始于2013年南苏丹政客分歧的内战，有皮博尔穆尔勒部落与相邻部落之间的长久冲突，即便在皮博尔内部，来自不同组织的年轻人之间也在互相争斗。
　　2017年10月的某个周六，这一切猛然来袭。那时候，马马正在皮博尔男子小学的教室里上着英语课，在抄写黑板上的英语句子。接着，他透过窗户看到离学校不到百米距离的军事指挥部——一个用镀锡薄钢板和煤渣临时搭建的小屋边上，守着一群身穿迷彩服的男人。
　　“我想，我大概也只能加入他们了。”他说。

让孩子们卸下武装

　　定期搭乘直升飞机进入皮博尔和马马生活的援助人员已经花了数年在非洲解散儿童兵。
　　在利比亚、莫桑比克、乌干达和卢旺达，他们解散了成千上万名武装儿童，让他们与家人重新团聚。随着未成年战斗人员的数量激增，这项任务在近些年显得日益紧迫。儿童兵人数激增的部分原因，在于连小孩子都可以操作的轻型步枪的扩散。
　　解散儿童兵的流程，在每个国家大同小异。男孩们交出他们的武器，然后上学校或参加职业课程等。最终，武装儿童变成了非武装的平民年轻人。
　　但是在南苏丹，解散儿童兵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难题。在这里，战争从未真正停止。在战火停歇时，男孩们放下他们手中的武器，当战火再次燃起，那些武器再次回到他们手中。他们几乎没有选择。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料，在南苏丹，约有72%的儿童没有读完小学，这个比例高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而在皮博尔，未读完小学的儿童占到98%。
　　在皮博尔，暴力和战争将在其他国家得以帮助儿童兵的援助项目一一摧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皮博尔为男孩们造了一家面包店，但是当道路被冲突阻断时，面粉的供应也随之被切断。该机构还开办了一个石匠班，但武装人员拦截了制砖原料。援助人员为男孩们送来了山羊，但是大多数山羊，也包括马马的山羊，都被敌对民族武装组织抢走了。
　　2017年3月，6名建造青年中心的援助工作人员在前往皮博尔的途中，遭遇不明武装人员袭击，全部丧生。
　　现在，马马靠洗衣服维持生计，每天可以挣2—3美元。
　　“在南苏丹遣散儿童兵，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困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负责儿童保护事务的南苏丹负责人维多斯托·南桑旺科说道。南桑旺科也曾在卢旺达、乌干达和斯里兰卡工作过。
　　问题的根源在南苏丹由来已久。2011年，南苏丹宣布独立后，数千名未成年战士被各种武装组织遣散。然而，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料显示，2013年南苏丹内战一爆发，1.5万名儿童随即被招募。随着战火重新燃起，2015年大规模儿童兵解散后沸腾在皮博尔的乐观情绪烟消云散。如今，南苏丹全国仍有约1.8万名儿童武装人员。
　　在皮博尔，曾经一度非常有希望的遣散儿童兵项目说失败就失败了。
　　2017年初，学校的入学人数大幅减少，不少孩子突然离开课堂，重新拿起武器以抵御敌对民族武装组织的入侵。在一个20人的班级里，有13人表示自己参与了那次冲突。
　　接着是医院。2017年10月的某一天，两名马马的前战友挨着躺在一起，等待身上的枪伤康复。
　　其中一个男子名叫安杨·尼耶洛，23岁，是在为反政府武装力量战斗时肩膀中弹。他说：“我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心烦意乱，只好加入了反对派。他们给了我一把枪，跟我说，‘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

挥之不去的战争生活

　　某个星期一下午，曾经的丛林游击兵，现在的四年级学生马马穿上了他的牛津衬衫和卡其色裤子，沿着那条通向皮博尔男子小学的泥泞小路默默地走着。
　　在他的周围，有背着AK-47的士兵，有穿着传统服装的年轻人，系着珠绣腰带和腰饰，也背着AK-47。在城外，有更多的年轻男子，看护着他们的牛群，同样手里拿着AK-47。
　　从20世纪90年代到最近，苏丹政府向皮博尔的反叛分子空投武器，以此來瓦解控制该国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敌人。等到南苏丹在2011年宣布独立时，这里已然是一个巨大的武器仓库。
　　如今，南苏丹到处充斥着暴力。当马马一步步走近学校时，他经过了一个大约由100名赤裸着上身，系着腰带，带着木棍的男子组成的平民防卫部队。这些人吹着口哨，威胁要对另一个组织进行打击报复。马马发现，其中有不少人，曾经是他在眼镜蛇派时的战友。
　　马马摇了摇头，继续走自己的路，胳膊底下夹着一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文件夹。
　　等到了教室，他默默地坐在长凳上。他的老师，一个名叫亚当的矮个子男人，迟到了45分钟。
　　“拿些粉笔来。”亚当对马马说。接着，他对英语的过去式进行了快速的解释。英语虽是南苏丹的官方语言，但在皮博尔很少有人教。
　　马马记着笔记。他身体前倾，手肘支在桌子上，以便看得更清楚些。
　　然后，亚当问他：“How old are you？” （你几岁了？）
　　马马大脑一片空白。学习英语并不容易，尤其是对刚刚开始学习字母的人来说，况且他还一整天没有吃过东西，对自己的年龄也的确不甚了解。
　　马马回答说：“I have 16 years.”（我有16年。）
　　坐在他后面的男孩们哈哈大笑起来。“你不止16岁。”有人用当地语言说道。
　　但马马什么都没说。他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下那些句子，然后直勾勾地盯着黑板。
　　一整天的课程，上课时间仅有半小时。由于政府破产，教师已经几个月没领到薪水，所以课程时间也越来越短。
　　当马马走出教室时，太阳依旧当空照着。附近，那些男人们仍在嘶吼着挥舞手中的木棍。
　　“所有人都在打仗！”一股怒气没来由地窜上心头，马马默默地走回自己的金属棚。
　　那里，既没有食物也没有睡的地方，他只能睡在地上。边上的架子上，有两片肩章，是马马在前线作战时赢得的。
　　每个肩章的中央绣着一颗金色的星星。他曾经是一名中尉。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直留着这些肩章，但他很高兴自己一直留着这些肩章。
　　〔本刊责任编辑 姚 梅〕
　　〔原载《看世界》2017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