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11日清晨，邓小平和同学们从上海黄浦码头出发，乘坐邮船“盎特莱蓬”号去往法国。“盎特莱蓬”号是一艘往来于欧、亚、美三洲的法国万吨级巨型邮船。而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坐的四等舱，实际上是半明半暗的最底层的货舱，里面还堆放着各种货物，这是专为留法学生临时开设的。近百号人挤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忍受着蚊虫的叮咬，日子并不好过。
　　9月14日，邮船经香港停留一日。邓小平虽然看到香港“树木阴翳，商旅云集，街市宽阔，房屋整齐”，“近已成为一个沿海最繁华、最紧要的商埠”，但一想到香港此刻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心底不免生出屈辱感。9月18日，邮船经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停留三日。邓小平等人上岸参观。当局规定，中国人上岸，必须经过一道道关口的检查，还要到警署注册登记。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如此低下，这让邓小平再一次感到了屈辱。9月24日，邮船到达新加坡，停留一日。邓小平等人上岸参观。他又目睹了两国之间的贫富差距，更加深了对中国当前社会的认识。
　　除了忍受恶劣的环境外，邓小平和同学们也面临着海上航行未知的危险。9月底，邮船经过印度洋时，经历了三天的风暴。风暴裹挟着海水，掀起山峰般的巨浪。四万吨的邮船在这样的风暴中犹如一叶扁舟，被反复掀上浪尖，又打下谷底。邓小平和同学们“不但一点东西也吃不进，就连胆汁都要吐出来了”。10月初，邮船行经阿拉伯海。由于此海域有许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留下的危险物，为防不测，邓小平和同学们一起在船上进行救生练习。虽然戴上了救生圈，但大家“心中总是忐忑不安，如有所失一般”。
　　10月19日，邮船抵达法国马赛港。这时，邓小平已历经了39天的海上航行，行程达1.5万多公里。这段日子虽然艰苦，但也让邓小平眼界大开。次日，《小马赛人报》报道：“一百名中国青年到达马赛的安德列勒蓬桥上。他们的年龄在15岁到25岁之间，穿着西式和美式服装，戴着宽边帽，穿着尖皮鞋，显得彬彬有礼、温文尔雅。”
　　就在到達法国马赛港的第三天，根据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安排，邓小平与20多名中国学生一起来到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小城巴耶，开始了在巴耶中学的寄宿制学习生活。小城的风光有点像四川的广安，对于人口只有15000人的巴耶来说，一下子来了20多名中国学生，在当时成了新闻。10月22日，《巴耶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学生到巴耶》的消息：“二十多名中国学生在两名法文讲得非常流利的同乡带领下，于昨天晚上到达巴耶市。这些年轻人是寄宿制学生，由他们的政府派往法国，在巴耶中学学习他们感兴趣的课程，以便使他们了解法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
　　学生们在巴耶中学学习的主要课程是法语。学校作息管理严格，早上6时起床，6时半自习，上午8时至11时、下午2时至4时为上课时间，晚8时就寝，9时熄灯。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学校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每天很早就要上床睡觉。才上了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得却很坏。
　　此时，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两年，法国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已经不像一战期间那样紧迫，这样的局面直接影响到了勤工俭学学生们的境遇。到1920年底，在法国的1000多名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中，能够找到工作的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
　　尽管省吃俭用，邓小平随身所带的费用仍然很快用尽了。1921年3月13日，邓小平与其他18位同学一起告别学校，前往法国中部城市克鲁梭，加入了打工族的行列。据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开支细目账记载，邓小平当月应付学校费用244法郎65生丁，其中生活费200法郎，浆洗缝补费7法郎，卧具租金7法郎，校方收费12法郎，杂支费18法郎65生丁。从那之后，邓小平不得不开始四处寻找工作，希望通过劳动挣钱，继续读书。邓小平在法国唯一的一次正规学校教育至此画上了句号。
　　1921年3月，经过不断努力，邓小平终于获得了在法国的第一份工作。法国最大的军工厂——施耐德钢铁厂录用了他。施耐德工厂的档案中，现在还存有当年工厂人事部雇用登记处留下的邓小平的登记卡。上面记载：“工卡号：○七三九六；姓名：邓希贤；年龄：十六岁；出生年月：一九○四年七月十二日（农历）；婚姻状况：单身；出生地：四川省重庆市；职业：学生；过去工作及其他有关情况：系邓文明及淡氏之子，受哥伦布市（巴黎西郊小城市）法中救济委员会派遣在巴耶中学求学；身体状况：一九二一年四月二日体检；服务部门：轧钢车间；工种：杂工；工作能力：很好；工作表现：好；日薪金：六法郎六十生丁；评语：志愿来工厂工作。”
　　在施耐德工厂，像邓小平这样没有技术的工人，只能当散工。散工，即杂工。他们没有固定工种，视工作情况需要流动。散工的地位很低，而且劳动强度很大，经常遭到工头的责骂。因散工的法文发音为“马篓五”，学生们就戏称“马老五”。有一位四川籍的学生还自娱自乐地写了一首《散工曲》，倒也能体现散工的辛苦：“做工苦，做工苦，最苦莫过‘马老五’。‘舍夫’（法文，即“工头”）光喊‘郎德舅’（法文，意为“非上帝的善类”），‘加涅’（法文，意为“赚得”）不过‘德桑苏’（法文，即10法郎）。”
　　刚进工厂的邓小平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工作就是人工拖送热轧的钢材。轧钢车间内温度在40℃以上，而邓小平必须身着厚厚的工作服。为了防止火星灼伤脚背，邓小平的脚上要穿一种特制的木鞋。木鞋坚硬，不利于行走，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如果摔倒在钢材上，全身就会被烫伤。更可怕的是，有时轧钢机发生故障，被轧的钢条向外弹射，很容易造成伤亡事故。邓小平的夫人卓琳谈到这段做工经历时说：“老爷子在法国留学实际上是去做苦工，拉红铁，就是把铁烧了，那么粗的铁，烧红了，拉出来，弄得细一点，一遍一遍最后弄成铁丝，他就做这个工作。” 　　工作强度如此之大，劳动环境如此危险，每天却只能换来6个多法郎的薪金，连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积攒上学的费用了。邓小平肩负着家人的殷殷期望，怀着“工业救国”的美好理想千里迢迢来到法国，然而，他在这里体验了劳动者被压榨的悲惨境遇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体验了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处境。恶劣的工作环境、微薄的薪水和远超出年龄的高强度劳动，让邓小平不得不做出了离开的决定。4月23日，邓小平辞去在施耐德钢铁厂的工作，去了巴黎。厂方在辞职原因一栏注明：“体力不支，自愿离开。”这个说明非常符合实际情况。后来，邓小平多次说，他个子小的原因就是因为年轻时干了重活，吃不饱饭。
　　邓小平第一次失业了。
　　4月下旬，邓小平回到巴黎，住进华侨协社，等待做工机会。从4月26日起至10月，邓小平只能靠领取中国驻法公使馆发放的每天6法郎维持生活。他每天只吃两顿饭，主要是面包加自来水。在此期间，邓小平曾做过饭馆招待、火车站码头搬运工、清洁工等各种杂工。他后来回忆说：“生活的痛苦，资本家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痛恶略有感觉。”
　　到了1922年，法国的经济开始好转，一些工厂逐渐恢复招工。1922年2月，邓小平从巴黎乘火车到达位于巴黎以南120公里处的蒙塔尔纪，随后又步行数公里，来到一个叫夏莱特的小城。夏莱特靠近农村，生活费用较低，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喜欢聚集于此。邓小平在这里找到了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到哈金森橡胶制品厂做工。哈金森橡胶厂当时是欧洲唯一的橡胶厂，以生产胶鞋和自行车内外胎而出名。邓小平被分配到制鞋车间工作，工号为5370。
　　工作相对稳定后，邓小平有了一点积蓄。他想继续求学。10月17日，邓小平辞掉哈金森橡胶厂的工作。11月3日，他帶着做工挣得的一点钱和家里寄来的一小笔钱，离开夏莱特来到塞纳，打算在夏狄戎中学学习，但因学费不足，最终没能入学。
　　邓小平的求学之梦彻底破灭了。无奈之下，1923年2月初，邓小平再次回到夏莱特市，继续到哈金森工厂制鞋车间做工。一个多月后，他又一次离开哈金森工厂。档案卡上所注的离开原因是“拒绝工作”。厂方人事部对他非常不满，在他的工卡上写着“永不录用。”
　　邓小平之所以放弃这样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新的人生目标——共产主义。
　　〔本刊责任编辑 姚 梅〕
　　〔原载《中外书摘》
　　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