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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已久的中国农业银行股票公开发行正在市场风暴中起航。对于坚定看好中国的人来说，农行在一个具有高竞争壁垒的部门中拥有3.2亿客户，这一点已足以保证其劈波斩浪，一往直前。其他人则认为农行既缺乏明晰的记录，又没有迫切的资本需求，主动要求上市实属疯狂之举，暗中觉得这桩交易不可能成功。
农行的上市进程将成为世界对中国看法的长期考验。6月9日，农行获准在上海上市。按照日程，下一日将会通过香港上市聆讯。6月14日，承销商将开始预路演。投资者名单包括多家主权财富基金，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将加人多家中国国家附属机构。定价安排在7月6日——无论是热捧还是恐慌，这么长的时间都已足够消化。
乐观者有两点理由。其一是农行的市场地位。A股招股意向书表明，农行分支机构达到23624家，是目前全球银行中最多的。其存款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很大一部分利息极低，这意味着它拥有所有银行梦寐以求之物——近乎免费的资金。农行经营范围非常分散，十分适合内地的财富分散。
其二是农行效率改善所带来的附加好处。比如，若能缩小其与其他中资银行的成本一收益比差距，其利润水平将获得极大改善。作为政府主导的银行坏账清理工作的一部分，农行的不良贷款率已从2007年的24％下降至2009年的3％。
但是，正是这一点直接导致了对农行的质疑。农行巨大的网络缺乏效率。过去的信贷决策负债累累。2008年，财政部向农行注资190亿美元，换取8180亿元的不良贷款；中央汇金公司亦向农行注资190亿美元。
农行的财务报表或已焕然一新，但其网点分布仍不尽合理，没能充分发挥作用。多达44万余人的员工队伍需要从体制内官僚转变为商业导向的银行家。去年政府还在再三强调继续“三农”政策对于农行的必要性。而农行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的一大惊奇之处正是这一业务规模之小、利润之薄。质疑者认为农行在亏损。
这些担忧只是冰山一角，海面之下隐藏着对整个银行系统的恐慌。作为刺激计划的一部分，2009年中国所有金融机构的贷款额均无一例外地出现了飙升。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不良贷款激增。其中，银行对房地产业的贷款尤其令人担忧。尽管农行并不被认为是开发商的主要支持者，也可能因此遭受损失。其在可疑市政项目上也有风险暴露。
所有这些都对已经摇摇欲坠的市场构成冲击。最近的股价下跌致使交通银行计划中的股票增发规模缩水。其他中资银行也有各自的市场融资计划，使资金之争愈演愈烈。大型投资者大都不愿意增加自己的中国风险，尤其是在信贷和管理令人担忧之时。但是，市场上可能无法找到更好的投资中国普通公民的未来的方式了。或许仅凭这一点便能保证航行顺利。
新富与精英卷起大陆新移民潮
大陆人说是“中国腾飞”，香港人说是“中国弹起”，无论如何，这都是用来形容中国经济崛起的词汇。但在这个中国人站起来的盛世年代，据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中国却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
一名来自大陆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就读的博士生在网上撰文指出，这股移民潮的主力军，还是中国新富和知识精英阶层。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末以及90年代初的头两波移民潮，这第三波的移民潮可能意味着中国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
文章说，大陆的移民潮，早在1957年内地实行人民公社运动时已经展开；第二次是1961年大跃进造成所谓“三年困难期”的外逃潮；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文革”逃亡潮；70年代末撤县建市期的偷渡潮。
对大陆移民中介业者而言，香港与新加坡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所谓高端移民市场的新插队成员，无论价格和审批准则都较为严格，因此一些太平洋的岛国，成为了大陆新富阶层移民的次要目标，或者是最终跳往美国的一块踏脚石。
文章说，今天的中国坐拥亿计、兆计的外汇储备，成功地举办了令国际社会叹为观止的奥运和世博会，大有万邦来朝的气象，好比当年的李唐盛世。然而，这样的国力却拦不住社会中坚阶层脚底抹油移民外国的风潮，难免让人感到奇怪。
香港有些舆论认为，这些中坚阶层急着移民出国，归根结底是对国家没信心。他们指出，中国目前社会矛盾、官员贪污和司法腐败、环境污染和食物安全等问题日益严重，难以留住新富和知识精英阶层的心，而拥有相对优质教育制度、清洁空气环境、廉洁政府架构、安全食品保证的美国、加拿大，遂成为了大陆移民的乌托邦。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月底在日本出席当地商界所设的午宴时谈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他说，政治改革为的就是要消除财富分配不公导致的不公平。但现在中国的情况显示，少数先富起来的大款、读书有成才艺出众的精英，他们人生最终的目的，原来是放弃祖国做个外国人，他们当中更有不少人是财富分配不公的得益者。
文章指出，看来温家宝总理所需要改革的恐怕是更深层次的矛盾，而不只是他所形容的“涉及经济以及收入问题的政治体制改革”。
副部级大学真能取消吗
在一年一度的高考前夕，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决定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其中最受关注、阻力最大的是大学的行政级别取消问题，因为多名副部长级的大学校长曾公开反对。
内地现有30所副部级大学，即校长和党委书记享有副部长待遇，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这些副部长级校长不少大有来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中南大学党委书记高文兵等曾官至教育部的司长，而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都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办主任。
今年3月，大学行政级别将取消的消息传出时。纪宝成曾公开表示反对： “当一个社会以行政级别来衡量所有人的社会地位时，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而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等虽认同取消行政级别是大势所趋，但也不赞成现时付诸实施。
一旦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教育部司局长就少了60个升任副部长的机会，而现任校长及大学官员也要失去相等的政治待遇。30所副部级大学中，过往曾有三位非中共校长，包括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现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济大学校长万钢(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技部部长)、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无党派，现任广西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但现有校长清一色为中共党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还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无论是由于仕途或政治前景，大学行政级别的取消都会遇到重大阻力。况且，中共要继续在大学灌输其政治理念，也少不了依靠这些党员校长。在寺庙的方丈都在为局级、处级待遇而竞争时，要取消大学校长的副部长级别，谈何容易?恐怕到2020年《纲要》实施期满时，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农行的上市进程将成为世界对中国看法的长期考验。6月9日，农行获准在上海上市。按照日程，下一日将会通过香港上市聆讯。6月14日，承销商将开始预路演。投资者名单包括多家主权财富基金，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将加人多家中国国家附属机构。定价安排在7月6日——无论是热捧还是恐慌，这么长的时间都已足够消化。
乐观者有两点理由。其一是农行的市场地位。A股招股意向书表明，农行分支机构达到23624家，是目前全球银行中最多的。其存款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很大一部分利息极低，这意味着它拥有所有银行梦寐以求之物——近乎免费的资金。农行经营范围非常分散，十分适合内地的财富分散。
其二是农行效率改善所带来的附加好处。比如，若能缩小其与其他中资银行的成本一收益比差距，其利润水平将获得极大改善。作为政府主导的银行坏账清理工作的一部分，农行的不良贷款率已从2007年的24％下降至2009年的3％。
但是，正是这一点直接导致了对农行的质疑。农行巨大的网络缺乏效率。过去的信贷决策负债累累。2008年，财政部向农行注资190亿美元，换取8180亿元的不良贷款；中央汇金公司亦向农行注资190亿美元。
农行的财务报表或已焕然一新，但其网点分布仍不尽合理，没能充分发挥作用。多达44万余人的员工队伍需要从体制内官僚转变为商业导向的银行家。去年政府还在再三强调继续“三农”政策对于农行的必要性。而农行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的一大惊奇之处正是这一业务规模之小、利润之薄。质疑者认为农行在亏损。
这些担忧只是冰山一角，海面之下隐藏着对整个银行系统的恐慌。作为刺激计划的一部分，2009年中国所有金融机构的贷款额均无一例外地出现了飙升。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不良贷款激增。其中，银行对房地产业的贷款尤其令人担忧。尽管农行并不被认为是开发商的主要支持者，也可能因此遭受损失。其在可疑市政项目上也有风险暴露。
所有这些都对已经摇摇欲坠的市场构成冲击。最近的股价下跌致使交通银行计划中的股票增发规模缩水。其他中资银行也有各自的市场融资计划，使资金之争愈演愈烈。大型投资者大都不愿意增加自己的中国风险，尤其是在信贷和管理令人担忧之时。但是，市场上可能无法找到更好的投资中国普通公民的未来的方式了。或许仅凭这一点便能保证航行顺利。
新富与精英卷起大陆新移民潮
大陆人说是“中国腾飞”，香港人说是“中国弹起”，无论如何，这都是用来形容中国经济崛起的词汇。但在这个中国人站起来的盛世年代，据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中国却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
一名来自大陆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就读的博士生在网上撰文指出，这股移民潮的主力军，还是中国新富和知识精英阶层。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末以及90年代初的头两波移民潮，这第三波的移民潮可能意味着中国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
文章说，大陆的移民潮，早在1957年内地实行人民公社运动时已经展开；第二次是1961年大跃进造成所谓“三年困难期”的外逃潮；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文革”逃亡潮；70年代末撤县建市期的偷渡潮。
对大陆移民中介业者而言，香港与新加坡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所谓高端移民市场的新插队成员，无论价格和审批准则都较为严格，因此一些太平洋的岛国，成为了大陆新富阶层移民的次要目标，或者是最终跳往美国的一块踏脚石。
文章说，今天的中国坐拥亿计、兆计的外汇储备，成功地举办了令国际社会叹为观止的奥运和世博会，大有万邦来朝的气象，好比当年的李唐盛世。然而，这样的国力却拦不住社会中坚阶层脚底抹油移民外国的风潮，难免让人感到奇怪。
香港有些舆论认为，这些中坚阶层急着移民出国，归根结底是对国家没信心。他们指出，中国目前社会矛盾、官员贪污和司法腐败、环境污染和食物安全等问题日益严重，难以留住新富和知识精英阶层的心，而拥有相对优质教育制度、清洁空气环境、廉洁政府架构、安全食品保证的美国、加拿大，遂成为了大陆移民的乌托邦。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月底在日本出席当地商界所设的午宴时谈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他说，政治改革为的就是要消除财富分配不公导致的不公平。但现在中国的情况显示，少数先富起来的大款、读书有成才艺出众的精英，他们人生最终的目的，原来是放弃祖国做个外国人，他们当中更有不少人是财富分配不公的得益者。
文章指出，看来温家宝总理所需要改革的恐怕是更深层次的矛盾，而不只是他所形容的“涉及经济以及收入问题的政治体制改革”。
副部级大学真能取消吗
在一年一度的高考前夕，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决定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其中最受关注、阻力最大的是大学的行政级别取消问题，因为多名副部长级的大学校长曾公开反对。
内地现有30所副部级大学，即校长和党委书记享有副部长待遇，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这些副部长级校长不少大有来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中南大学党委书记高文兵等曾官至教育部的司长，而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都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办主任。
今年3月，大学行政级别将取消的消息传出时。纪宝成曾公开表示反对： “当一个社会以行政级别来衡量所有人的社会地位时，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而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等虽认同取消行政级别是大势所趋，但也不赞成现时付诸实施。
一旦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教育部司局长就少了60个升任副部长的机会，而现任校长及大学官员也要失去相等的政治待遇。30所副部级大学中，过往曾有三位非中共校长，包括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现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济大学校长万钢(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技部部长)、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无党派，现任广西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但现有校长清一色为中共党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还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无论是由于仕途或政治前景，大学行政级别的取消都会遇到重大阻力。况且，中共要继续在大学灌输其政治理念，也少不了依靠这些党员校长。在寺庙的方丈都在为局级、处级待遇而竞争时，要取消大学校长的副部长级别，谈何容易?恐怕到2020年《纲要》实施期满时，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