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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7—1942年陕西宝鸡纺织工业兴盛,这是由国民政府对纺织业的有效扶持,战时对纺织工业的需求激增,陇海铁路西延,沦陷区纺织企业大量内迁,及宝鸡棉花增产等各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
关键词:宝鸡;纺织工业;内迁企业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034-03
1937年至1942年间,随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日益深入,宝鸡市纺织工业在国民政府政策的扶持下,在西迁民众和西北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发展速度特别快,笔者试图探析这期间宝鸡纺织工业兴盛原因。
一、国民政府对纺织工业的有效干预促进了宝鸡纺织业的发展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亲赴西北各省视察,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农矿工业管理条例》,规定包括纺织产品在内的一系列轻工业品均归军事委员会统一管理。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发布《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其规定政府对包括纺织企业的指定管制企业的设立、生产经营方法、购进原料的种类及储量、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劳工待遇、产品的数量、质量、售价及利润进行管理。[1]这在一定程度上排除民营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也为后来民营纺织业的建立发展创造了条件。1938—1939年,政府又先后颁布了《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励暂行条例》、《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核定厂矿请求协助借款原则》、《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经济部小型工业贷款暂行办法》以及《经济部小型工业贷款暂行办法》等法规,将纺织工业列为政府奖助工业,以期促进后方民营纺织业的发展。
国民党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对整个抗战后方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且其大部分政策在宝鸡都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事实,有效的促进了宝鸡纺织工业的发展。
二、战时对纺织产品需求的增加促进了宝鸡纺织业的发展
抗战时期,市场对纺织产品需求激增,这无疑促进了作为陕西纺织产品主要生产者——宝鸡纺织业的发展。
(一)战时宝鸡人口激增促进了对宝鸡纺织产品的消费;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为保存抗战力量,组织国民政府机关、部分高校、军工和重点民用企业开始大规模地西撤,大量的私营工商企业、难民也因战事不断的加剧而被迫西撤。据统计,1936年,陕西人口为9935818口,[2]到1945年,陕西人口为13717850口,比1936年增加人口378万多,年均增长率高达35.53‰[3],这使得宝鸡人口达到建国前的最高潮。据1938年6月陕西移民职业状况的统计资料显示,移民职业中工商业、学生、教室、政界占到总人口中的72.1%,其中商业占到了39.02%,而陕西移民人口的职业中农业人口不占多数。这部分人物质基础较好,对生活要求也相对较高,其对纺织产品的消费能力较高,这从客观上有效的扩大了宝鸡纺织产品的市场,有利于宝鸡纺织业的发展。
(二)战争使得纺织工业原料无法外运,促进了市场对本土纺织工业的呼唤;全面抗战爆发前,陕西纺织市场有相当份额被沿海及海外纺织产品占据,但随着全面侵华战争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社会的运输工具或被严重破坏,或根本无法运转,这直接导致宝鸡纺织业原料外运受阻。为避免产品滞销,卖出原料的一方要求建立与发展陕西本土纺织业,以期消化其产品;另一方面不得不降低价格。纺织业原料价格的降低,使得建立纺织企业获利更大,刺激了商人等阶层对本土纺织工业的投资,从客观上进一步开拓了陕西本土纺织工业的市场,为宝鸡纺织企业提供了更大的生存和获利空间,对宝鸡纺织工业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战争使得国家对纺织产品的军用需求增大,有利于市场的扩展;随着抗战的不断深入,对包括纺织产品在内的战争基础物资需要也越来越大,作为陕西纺织业发展中心的宝鸡地区自然担负起较其他西北地区更多的生产纺织产品的任务。以军服生产为例,为了保证军服供应,国民政府军需局与宝鸡地区较大规模的纺织企业签订订货合同,由这些厂家按规定生产军布,制作军服。宝鸡纺织企业从1938年起承担为国民政府制作军布的任务。一些大的纺织企业如大华纱厂、申新四厂、咸阳纺织厂其主要的生产就是军需的纺织产品,以大华纱厂为例,其从1938年起开始承制军布,军布数量每月3万余匹,在其整个产品中所占比例相当于70%～80%。可见军需对纺织品生产的巨大刺激作用,这也无疑促进了宝鸡纺织市场的拓展。
三、以陇海铁路为中心的交通运输网的建立促进了宝鸡纺织业的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宝鸡交通主要以陆路为主,公路运输虽有发展,但大半利用旧有的官方驿道改造而成,通过力不高,货物运输主要靠客货运输的车夫、脚夫承担。1937年陇海铁路延至宝鸡境内,这极大改善了宝鸡及其周边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有利于纺织原料和纺织产品的流通。“陇海沿路棉花山积,出产之多,品质之良,远迈往年,大约已报运者值二千四百万元,实在已流入陕西之现洋已逾一千万,且棉花大量输出,一切打包搬运等附属事业亦即发达,人民购买力大增”。[4]陇海铁路的通车也使宝鸡人口激增,这有利于刺激纺织业的扩大再生产。宝鸡在1935年人口只有735062人,随着陇海铁路的通车,仅1937年6月宝鸡人口就比上年6月净增127037人,人口总数为867083人。[5]陇海铁路的通车使得宝鸡商业迅速繁荣,加速了纺织产品的流动。据1941年调查,宝鸡商业分运输、绸布、百货、盐、食品、国药、油、粮食等业,行业齐备,共计556家,资本总额145余万元。[6]除铁路外,宝鸡的公路线路也有较大的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和陕西当局在原有公路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较大的改善和续修,并修筑了起自宝鸡,中经千阳、陇县,到甘肃东部重镇平凉,全长191公里的宝平铁路。此外又修筑了修建起自西安西面的三桥镇,偏西南经长安县的斗门、户县的涝店,向西沿渭河南岸过周至、眉县达于与宝鸡隔河相望的益门镇的长益铁路,全长219公里。这些交通运输线路使得宝鸡形成了以陇海铁路为中心,贯通省内各地又连接四邻省区的交通运输网骨架。
四、东部纺织企业大量内迁促进了宝鸡纺织业的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整个工业布局极不合理,大部分集中于沿海和东北地区。1937年除东北外全国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有3935家,陕西约有工厂10家,占全国的0.25%。[7]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的东部企业为躲避战火内迁至西南西北等地,1940迁陕纺织企业有19家,而其中有12家迁入宝鸡地区,占内迁陕西纺织企业的63%。迁入宝鸡的纺织企业使得当地的纺织生产能力大增,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内迁企业为宝鸡纺织工业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如汉口震寰纱厂落户宝鸡后,将其1.6万枚纱锭租与大华纱厂;湖北官纱局和官布局的2万枚纱锭、200台织布机中有相当一部分租与了申新纱厂。申新第四纺织厂的机器大多购自英国.共有纺纱机2.8万台,布机300台。随着大量技术设备输入宝鸡,原来工业基础落后的宝鸡纺织工业逐步繁荣起来,宝鸡成为以申新纱厂为中心的西北纺织工业中心。(2)内迁纺织企业带来大量熟练纺织工人,促进了宝鸡纺织工业的发展;随着工厂的大量内迁,大批纺织技术工人也来到宝鸡。据统计,由战区内迁的技术工人1.2万人,其中迁入宝鸡的纺织技术工人约有100余人。此外国民政府还制定了《技工招募办法》,动员万余名技工内迁,到香港、上海、河北、山东等地招募技术工人。这使得大批流散失业的技术工人从沿海涌向内地。到1940年底所招的技术工人有12614人,其中纺织业1688人。[8]这为宝鸡纺织工业输入了大量的人才。
五、宝鸡地区棉花增产,降低了宝鸡纺织业发展成本
宝鸡地处陕西关中地区,这里土地肥沃,地势平坦,适宜喜温喜光的短日照作物—棉花的种植,是陕西省的主要产棉区。“陕西全省九十二县,产棉者共有八十五县,以关中区各县为最盛”。[9]这无疑为身处关中腹地的宝鸡就近提供了纺织工业所需的原料,减少了棉纺织产品的实际生产成本,促进了宝鸡纺织业的发展,加之国民党十分重视宝鸡棉花的增产,当局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促进棉花增产。如禁种鸦片,烟田一律改种为棉麦等农作物,另外国民政府设立农田水利贷款、生产贷款、商品农业贷款、农业改进补助费等,并推广棉花优良品种,兴建一系列水利工程,使径水、渭水流域和汉水流域的许多县份的农业生产有了保障,促进了宝鸡棉花的增产,纺织工业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大发展。以大华纱厂为例,由于该厂所需棉花产于关中本地,不需远运,且货源充足,成本较低,加上机器设备先进,经营管理有方,使得该厂经营效益非常好,其盈余由1937年的130万元,增加到1939年的495万元。[10]
综上所述,1937年至1942年,由于国民政府对纺织业的扶持,战时对纺织工业的需求激增,陇海铁路西延至宝鸡,东部纺织企业大量内迁,加之宝鸡地区棉花增产,在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宝鸡纺织工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也使宝鸡纺织工业在抗战时期成为陕西经济的一大支柱,为宝鸡地区后来纺织工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2]路遇,滕泽之著:《中国人口通史》(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7页。
[3]路遇,滕泽之著:《中国人口通史》(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7页。
[4]《沈昌谈关中建设:潼西路年内可通西安,继续西展已勘测完竣》,《大公报》,1934年12月14日。
[5]宝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宝鸡市志》(上),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6]陕西银行经济研究室调查处:《宝鸡经济调查》,《陕行汇刊》第7卷第1期(1943年2月)。
[7]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95页。
[8]吴文建:《中国工矿业之内迁运动》,《新经济》第7卷第9期,1942年8月1日。
[9]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陇海西兰线陕西段经济调查》
[10]政协甘肃、陕西、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暨西安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北近代工业》,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8页。
关键词:宝鸡;纺织工业;内迁企业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034-03
1937年至1942年间,随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日益深入,宝鸡市纺织工业在国民政府政策的扶持下,在西迁民众和西北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发展速度特别快,笔者试图探析这期间宝鸡纺织工业兴盛原因。
一、国民政府对纺织工业的有效干预促进了宝鸡纺织业的发展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亲赴西北各省视察,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农矿工业管理条例》,规定包括纺织产品在内的一系列轻工业品均归军事委员会统一管理。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发布《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其规定政府对包括纺织企业的指定管制企业的设立、生产经营方法、购进原料的种类及储量、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劳工待遇、产品的数量、质量、售价及利润进行管理。[1]这在一定程度上排除民营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也为后来民营纺织业的建立发展创造了条件。1938—1939年,政府又先后颁布了《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励暂行条例》、《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核定厂矿请求协助借款原则》、《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经济部小型工业贷款暂行办法》以及《经济部小型工业贷款暂行办法》等法规,将纺织工业列为政府奖助工业,以期促进后方民营纺织业的发展。
国民党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对整个抗战后方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且其大部分政策在宝鸡都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事实,有效的促进了宝鸡纺织工业的发展。
二、战时对纺织产品需求的增加促进了宝鸡纺织业的发展
抗战时期,市场对纺织产品需求激增,这无疑促进了作为陕西纺织产品主要生产者——宝鸡纺织业的发展。
(一)战时宝鸡人口激增促进了对宝鸡纺织产品的消费;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为保存抗战力量,组织国民政府机关、部分高校、军工和重点民用企业开始大规模地西撤,大量的私营工商企业、难民也因战事不断的加剧而被迫西撤。据统计,1936年,陕西人口为9935818口,[2]到1945年,陕西人口为13717850口,比1936年增加人口378万多,年均增长率高达35.53‰[3],这使得宝鸡人口达到建国前的最高潮。据1938年6月陕西移民职业状况的统计资料显示,移民职业中工商业、学生、教室、政界占到总人口中的72.1%,其中商业占到了39.02%,而陕西移民人口的职业中农业人口不占多数。这部分人物质基础较好,对生活要求也相对较高,其对纺织产品的消费能力较高,这从客观上有效的扩大了宝鸡纺织产品的市场,有利于宝鸡纺织业的发展。
(二)战争使得纺织工业原料无法外运,促进了市场对本土纺织工业的呼唤;全面抗战爆发前,陕西纺织市场有相当份额被沿海及海外纺织产品占据,但随着全面侵华战争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社会的运输工具或被严重破坏,或根本无法运转,这直接导致宝鸡纺织业原料外运受阻。为避免产品滞销,卖出原料的一方要求建立与发展陕西本土纺织业,以期消化其产品;另一方面不得不降低价格。纺织业原料价格的降低,使得建立纺织企业获利更大,刺激了商人等阶层对本土纺织工业的投资,从客观上进一步开拓了陕西本土纺织工业的市场,为宝鸡纺织企业提供了更大的生存和获利空间,对宝鸡纺织工业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战争使得国家对纺织产品的军用需求增大,有利于市场的扩展;随着抗战的不断深入,对包括纺织产品在内的战争基础物资需要也越来越大,作为陕西纺织业发展中心的宝鸡地区自然担负起较其他西北地区更多的生产纺织产品的任务。以军服生产为例,为了保证军服供应,国民政府军需局与宝鸡地区较大规模的纺织企业签订订货合同,由这些厂家按规定生产军布,制作军服。宝鸡纺织企业从1938年起承担为国民政府制作军布的任务。一些大的纺织企业如大华纱厂、申新四厂、咸阳纺织厂其主要的生产就是军需的纺织产品,以大华纱厂为例,其从1938年起开始承制军布,军布数量每月3万余匹,在其整个产品中所占比例相当于70%～80%。可见军需对纺织品生产的巨大刺激作用,这也无疑促进了宝鸡纺织市场的拓展。
三、以陇海铁路为中心的交通运输网的建立促进了宝鸡纺织业的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宝鸡交通主要以陆路为主,公路运输虽有发展,但大半利用旧有的官方驿道改造而成,通过力不高,货物运输主要靠客货运输的车夫、脚夫承担。1937年陇海铁路延至宝鸡境内,这极大改善了宝鸡及其周边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有利于纺织原料和纺织产品的流通。“陇海沿路棉花山积,出产之多,品质之良,远迈往年,大约已报运者值二千四百万元,实在已流入陕西之现洋已逾一千万,且棉花大量输出,一切打包搬运等附属事业亦即发达,人民购买力大增”。[4]陇海铁路的通车也使宝鸡人口激增,这有利于刺激纺织业的扩大再生产。宝鸡在1935年人口只有735062人,随着陇海铁路的通车,仅1937年6月宝鸡人口就比上年6月净增127037人,人口总数为867083人。[5]陇海铁路的通车使得宝鸡商业迅速繁荣,加速了纺织产品的流动。据1941年调查,宝鸡商业分运输、绸布、百货、盐、食品、国药、油、粮食等业,行业齐备,共计556家,资本总额145余万元。[6]除铁路外,宝鸡的公路线路也有较大的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和陕西当局在原有公路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较大的改善和续修,并修筑了起自宝鸡,中经千阳、陇县,到甘肃东部重镇平凉,全长191公里的宝平铁路。此外又修筑了修建起自西安西面的三桥镇,偏西南经长安县的斗门、户县的涝店,向西沿渭河南岸过周至、眉县达于与宝鸡隔河相望的益门镇的长益铁路,全长219公里。这些交通运输线路使得宝鸡形成了以陇海铁路为中心,贯通省内各地又连接四邻省区的交通运输网骨架。
四、东部纺织企业大量内迁促进了宝鸡纺织业的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整个工业布局极不合理,大部分集中于沿海和东北地区。1937年除东北外全国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有3935家,陕西约有工厂10家,占全国的0.25%。[7]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的东部企业为躲避战火内迁至西南西北等地,1940迁陕纺织企业有19家,而其中有12家迁入宝鸡地区,占内迁陕西纺织企业的63%。迁入宝鸡的纺织企业使得当地的纺织生产能力大增,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内迁企业为宝鸡纺织工业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如汉口震寰纱厂落户宝鸡后,将其1.6万枚纱锭租与大华纱厂;湖北官纱局和官布局的2万枚纱锭、200台织布机中有相当一部分租与了申新纱厂。申新第四纺织厂的机器大多购自英国.共有纺纱机2.8万台,布机300台。随着大量技术设备输入宝鸡,原来工业基础落后的宝鸡纺织工业逐步繁荣起来,宝鸡成为以申新纱厂为中心的西北纺织工业中心。(2)内迁纺织企业带来大量熟练纺织工人,促进了宝鸡纺织工业的发展;随着工厂的大量内迁,大批纺织技术工人也来到宝鸡。据统计,由战区内迁的技术工人1.2万人,其中迁入宝鸡的纺织技术工人约有100余人。此外国民政府还制定了《技工招募办法》,动员万余名技工内迁,到香港、上海、河北、山东等地招募技术工人。这使得大批流散失业的技术工人从沿海涌向内地。到1940年底所招的技术工人有12614人,其中纺织业1688人。[8]这为宝鸡纺织工业输入了大量的人才。
五、宝鸡地区棉花增产,降低了宝鸡纺织业发展成本
宝鸡地处陕西关中地区,这里土地肥沃,地势平坦,适宜喜温喜光的短日照作物—棉花的种植,是陕西省的主要产棉区。“陕西全省九十二县,产棉者共有八十五县,以关中区各县为最盛”。[9]这无疑为身处关中腹地的宝鸡就近提供了纺织工业所需的原料,减少了棉纺织产品的实际生产成本,促进了宝鸡纺织业的发展,加之国民党十分重视宝鸡棉花的增产,当局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促进棉花增产。如禁种鸦片,烟田一律改种为棉麦等农作物,另外国民政府设立农田水利贷款、生产贷款、商品农业贷款、农业改进补助费等,并推广棉花优良品种,兴建一系列水利工程,使径水、渭水流域和汉水流域的许多县份的农业生产有了保障,促进了宝鸡棉花的增产,纺织工业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大发展。以大华纱厂为例,由于该厂所需棉花产于关中本地,不需远运,且货源充足,成本较低,加上机器设备先进,经营管理有方,使得该厂经营效益非常好,其盈余由1937年的130万元,增加到1939年的495万元。[10]
综上所述,1937年至1942年,由于国民政府对纺织业的扶持,战时对纺织工业的需求激增,陇海铁路西延至宝鸡,东部纺织企业大量内迁,加之宝鸡地区棉花增产,在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宝鸡纺织工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也使宝鸡纺织工业在抗战时期成为陕西经济的一大支柱,为宝鸡地区后来纺织工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2]路遇,滕泽之著:《中国人口通史》(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7页。
[3]路遇,滕泽之著:《中国人口通史》(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7页。
[4]《沈昌谈关中建设:潼西路年内可通西安,继续西展已勘测完竣》,《大公报》,1934年12月14日。
[5]宝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宝鸡市志》(上),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6]陕西银行经济研究室调查处:《宝鸡经济调查》,《陕行汇刊》第7卷第1期(1943年2月)。
[7]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95页。
[8]吴文建:《中国工矿业之内迁运动》,《新经济》第7卷第9期,1942年8月1日。
[9]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陇海西兰线陕西段经济调查》
[10]政协甘肃、陕西、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暨西安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北近代工业》,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