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1月20日，当彭伊娜跨过拱北海关，第一次踏上澳门的土地时，心中默念“儿子，等着妈妈，两年后就回来”。而最终，当她真正回到内地工作时，已是13年后的2000年，儿子从襁褓中8个月大的婴儿变成了13岁的少年。
　　“我至今记得，临走那几天，有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彭伊娜说，尤其是离开家时，儿子从被窝中爬出，发出“妈妈、妈妈”的声音，那一刹那，初为人母的她再也控制不住强忍的泪水。而她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她明白，这场母子分别，是为了一次意义更崇高的母子重逢——澳门回归祖国。

人心不是争取来的，是换来的

　　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正式签署联合声明，向世界宣告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从那一天起，澳门回归进入倒计时。同年9月，新华社澳门分社在澳门正式挂牌成立。
　　“那时，在澳门有‘大新华社’概念。”彭伊娜说，由于澳门当时尚处于葡萄牙管制下，中国政府无法在澳门设立官方机构，所以就借用新华社澳门分社的名义，开展澳门回归的相关工作。彭伊娜进入了澳门分社宣教文体部，进行社会调研，这对澳门基本法的起草以及回归政策方针的制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她和诸多同事还有一个格外重要的任务——做好人心回归工作。
　　这项工作并不好做。“过海关时，从服装上几乎就一眼可以看出内地人和澳门人。”两地的明显差异，让彼此产生过不少误解。内地改革开放不久，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所以澳门人普遍还在观望，内地有没有能力管好澳门”。而在内地人心中，包括在彭伊娜想象中，澳门是一片“黄赌毒”聚集地。“真正到了澳门之后，才发现这里就像是一个宁静的欧洲小镇，生活舒适安逸。”亲身感受到这些，让彭伊娜和同事更加意识到，加强两地了解，特别是让澳门同胞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内地，格外重要。
　　在后来的十多年里，彭伊娜带着澳门各界人士组成的代表团，走遍内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让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她刚到澳门不久组织的一次澳门新闻访问团参观西藏活动。受当时国内一些风波的影响，这个行程一度引发担忧，但在澳门分社的争取下，最后还是成行了。“那时建立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最后不去，会有人觉得你是否有东西藏着掖着，怕给别人看？这种交流刚刚开始，涉及信任的基础，对后面工作的长期开展都有影响。”顶着巨大的压力，彭伊娜随宣教文体部部长，带着代表团出发了。
　　到拉萨后，从时任主要领导到西藏喇嘛、翻身农奴，代表团接触到了西藏各界。有一次，彭伊娜和代表团走在去往日喀则偏僻的山路上，看到山底下有一座房子，“能不能停车，我们走过去看看？”一名访问团记者临时提议，得到了所有人的附议，彭伊娜让司机停车，访问团走到了山脚下，采访房子的主人。“类似这样的事情，在那次访问中还有很多，回到澳门，这些都变成了一篇篇报道，改变了澳门同胞对内地的观感和印象。”彭伊娜说，那次集中报道后不久，就有澳门慈善家捐资到西藏，建设希望小学，成为一段佳话。
　　从1988年9月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公布，到1993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4年多的时间里，澳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也是一个人心回归的过程。“当时要协调澳门各界，充分考虑到他们的诉求。”彭伊娜记得，整个过程有一些反复，要在社会上发动咨询工作，逐条起草，起草完后，还要到社会倾听意见，来回几轮后，才能形成草案。不过，过程虽然繁复，但这种透明细致的操作，加强了澳门各界的参与和信任，也加强了同澳门同胞的沟通与联系。“人心回归工作，就是从那时开始，一点一滴做起来的。”彭伊娜说。
　　时任新华社澳门分社副社长宗光耀有一项爱好——打太极拳。每天清晨，他都会出现在公园打太极。坚持时间长了，每天晨练的人便围拢起来，和他一起练起来，后来又渐渐发展成一个群体。“我是亲眼见证，宗副社长将太极拳带到了社区，并以这种方式和澳门同胞们打成一片。彼此了解，才能凝聚人心。”彭伊娜说。
　　经过一段时间，彭伊娜发现，每个澳门人都有强烈的身份归属感。“澳门在几百年的发展中，形成稳定社会的主要途径有三个：社团、慈善组织和宗教。”其中社团的地位尤其突出，甚至有人称澳门为“社团社会”。“这些社团，有以爱好为内容的，比如戏曲、美术、舞蹈;有以同乡会为主的，不同籍贯的人加入不同社团;有以行业为主的，比如蛋业协会;有街坊社团，以你住在哪里界定归属。”彭伊娜说，一个人往往由于身上的多重身份，加入好几个不同的社团，并以这种方式维系社会关系。社团也是民众的发声渠道，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回归中，澳门基本法起草推广、回归问题的调研、特区政府及行政长官的产生，以及庆祝澳门回归祖国的各项活动，都与各种社团组织的参与分不开。彭伊娜通过走进社团，有机会接触到了澳门各界名流和普罗大众。
　　“这样的社会结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有人情味。”几年前，彭伊娜接到一个来自澳门的电话，是澳门文化界的一个朋友打来的，“说来惭愧，我都快忘记当年做过什么事了，他还没有忘记。他对我说，自己收拾旧东西时，翻到通讯录，就试着给我打来，最后他说，听到我的声音，回忆起很多往事，很想念我。”而那时，彭伊娜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这位老朋友了。不久之后，这位老朋友带着一帮老相识来深圳找到彭伊娜，叙旧情，让她深受感动。“澳门人是很长情的！”

　　长期与澳门同胞打成一片，融入澳门社会，让彭伊娜逐步明白，自己的人品性情，以及在澳门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祖国，“我们深入他们、倾听他们，成为他们信任的朋友，他们也就信任了祖国。”所以，人心回归就成为他们在澳门日日夜夜生活的一部分。“在澳门，人心不是争取来的，而是走进同胞，用真心是换来的。我们参与的每一项回归工作、调研，都有澳门同胞的参与和声音。只要用真心待人，人心就会随着澳门一同回归。”

何鸿燊借地又捐钱，供养一朵金莲花

　　1998年初，澳门一系列的回归活动逐步展开，彭伊娜由澳门分社宣教文体处转任文化处处长，负责回归中的一系列文化工作。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名单，彭伊娜又被抽调至筹委会秘书处工作。这样，她就身兼两项职务，变得异常忙碌。
　　这种忙碌背后，是澳门同胞迎接回归的巨大热情。在1999年春节前夕，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报名工作开始，澳门特区首届政府即将由推委会选举产生。报名非常火热，在一个月中收到报名表近万份，彭伊娜和同事天天忙到深夜，一直到大年二十九晚上还在加班。
　　“虽然忙了一些，但这恰恰反映出澳门同胞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彭伊娜说，400多年来，在葡萄牙的管制下，澳门人很少有机会参与政治，而澳门回归祖国，将由他们选出自己的特首，澳门人非常期待这样的机会。
　　这种政治热情，恰恰和澳门“社团社会”的特征相符。“澳门人是非常爱国的，澳门回归祖国，所有澳门人无论身份地位，都将找到一种国家归属，因此焕发出极大的热情。”让彭伊娜印象最深的是“赌王”何鸿燊。
　　1999年9月，中央赠送给澳门的3米高金莲花雕塑已建好，经过权衡，准备在政权交接仪式举办地附近摆放。最终选定的地块，是何鸿燊的公司计划建造商品住房的。
　　宗光耀找到何鸿燊，商谈在这块地上摆金莲花，何鸿燊非常爽快地回答“愿意低价转让”。宗光耀接着说：“我不是买你的地，而是向你无偿借用。”何鸿燊又爽快地说：“就这样，我无偿借地一年。”这块工地很快清理干净，供金莲花摆放。不过，既然是中央赠送的礼物，就有特殊的意义，将来必然成为澳门的一道景观，因此摆放必须有一定的规格和标准，这又涉及相关配套设施，比如广场、喷水池、旗杆、基座、台阶、灯光等。基于这样的考虑，需要选用好的建筑材料，宗光耀粗略估算了一下，大概需要1000万元人民币。
　　“从情理上说，既然中央赠送了礼品，就不好再要中央出一笔摆放礼品的费用;另一方面，礼品是中央送的，也不便向澳督求助。想来想去，宗副社长又找到何鸿燊。”彭伊娜回忆，当何鸿燊听到宗光耀的请求后，笑着说：“有没有搞错？要我无偿借地，又无偿出钱？”宗光耀说：“咱们两家三七分摊吧。”何鸿燊抢先说：“那就新华社出七，我出三。”宗光耀回答：“是你们出七，新华社出三，新华社用的也是国家的钱，只能象征性出一点。”何鸿燊再次爽快回答：“我听宗副社长的，我很乐意，这也是为迎接澳门回归祖国做的一件大事嘛。”宗光耀感谢他，何鸿燊却说：“千万不能这样讲，是我应该感谢，你遇到了事首先想到我。这件事关系到澳门回归祖国、庆贺特区政府成立的大事。能为国家、为社会尽一点微薄的绵力，是我和娱乐公司同仁的光荣。”
　　后来，金莲花广场保留下来，成为澳门标志性景点。

内地与澳门，有一条从未剪断的脐带

　　“如果时光倒流到20多年前，现在的哪些事情是您没有预料到的？”《环球人物》记者问彭伊娜。“有很多，但最想不到的就是澳门的经济发展这么好。”彭伊娜回忆，在澳门回归前夕，筹委会担心澳门资源有限，将来的发展会受到诸多限制，“但澳门经过20年发展，今非昔比，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预期”。
　　澳门回归后，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赌权开放”，博彩公司由一家变多家，由垄断变竞争。彭伊娜认为，这是澳门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博彩行业的发展，给澳门娱乐业带来发展的新理念，并且起到了产业集聚效应，提升了澳门的全球竞争力，带动了澳门旅游业、服务业的全面发展，带来大量就业岗位。目前，澳门人均GDP已跃升全球第二，社会就业率高达98.2%。
　　澳门越来越繁华，但这座城市依然保持了原有的生活节奏和淳朴民风。
　　刚到澳门工作时，彭伊娜经常参加一些名流酒会。“我家楼下有家很小、很破旧的面店，每天上班匆忙从这里过，会发现一些酒会上的名流都来这里吃面。”看到名流都在这里吃面，她也想品尝一下，但她发现面店营业时间几乎和她上班时间重合，所以总是吃不到，“有次我终于吃到了，果然特别好吃，于是就问这个老板为何不多开几家分店，老板说：钱够花就行了。”
　　現在，彭伊娜每年都要回澳门看一看，一些老朋友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我有一个同乡会的朋友，父亲是货车司机，当时全家挤在很小的房子里。1999年借钱在新口岸买了几个便宜的铺位做美容生意，现在涨得不行了，她转租了两个铺位，自己继续做生意，维持原来的生活。她说了和面店老板差不多的话：钱够花就行了。”彭伊娜向《环球人物》记者细数着她的澳门朋友们，从政府公职人员，到小商人，再到打工仔，每个人的生活质量都提高了，但在她眼中，他们依然没有改变，他们用心地经营着自己安逸的生活，不会好高骛远，最大的特质就是惜福、乐观，“澳门人不像是生活在大都市中，身上或多或少都留有一种小镇气质”。
　　澳门也在尽力守护着自身的宁静。2019年8月，香港反对派议员陈惠达被澳门拒绝入境，理由是有强烈迹象显示其“企图入境澳门从事危害澳门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活动”。
　　尽管香港修例风波已经持续了6个月，但彭伊娜依然相信大多数香港人和澳门人一样，是爱国的。“如果翻看历史就会发现，从大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成立时期、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香港和澳门，一直有一条秘密战线，用资金、医药等重要物资支援着革命前方。”
　　在澳门回归工作期间，有澳门朋友主动向彭伊娜提起了她的曾祖母周凤，这让彭伊娜多少有些意外。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彭湃兄弟和家属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周凤将自己的儿女一一安排，有的去了自己的娘家，有的送给别人寄养，有的则送到香港、澳门、越南逃生。她自己带着七儿媳和孙儿彭锡明逃往澳门避难，从此隐姓埋名，靠糊火柴盒、做鞭炮、砍柴割草为生。即便这样艰苦，她仍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为地下党员提供掩护，运送各种物资。因为她坚信，自己的四子彭湃选择的革命道路是正确的。
　　1928年3月，周凤的二子彭达伍、三子彭汉垣被澳葡警方逮捕。此前，周恩来安排彭汉垣到澳门参加地下工作，并以开店为掩护，设置交通站。但一到澳门就被国民政府特务跟踪，遭到澳葡警方逮捕后，与二兄彭达伍一同被引渡到广州，壮烈牺牲。
　　“我之前只了解一些爷爷的故事，但曾祖母、二爷爷、三爷爷的故事，在澳门工作期间才略有了解。”她这才发觉，这一片自己奋斗的热土，原来祖辈们早就用鲜血和生命耕耘过。将近100年后，澳门依然有人提起曾祖母的名字，更让她意识到，那颗属于中国的人心，从未被割让：“内地与澳门，有一条从未剪断的脐带，两头都流淌着中华民族的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