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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的环境和能源压力，反思中国现行具有明显偏向性的环境政策能否在促进减排的基础上实现节能。在经济增长理论体系框架下，梳理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的关系，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分析其非线性关系，指出环境规制节能的直接效应是绿色悖论和成本效应博弈的结果，间接效应则主要来自技术溢出和结构效应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引入生产技术进步、治污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环境规制的节能路径模型，并基于2003-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和门槛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人均能源消费呈现倒“U”型关系，即只有超越一定门槛，环境规制的节能效用才能凸显。然而，由于环保投资增速低于工业化速度，中国大部分省份都未能跨过这一道“门槛”，仍处在环境规制的节能悖论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存在水平较低、执行力不足等问题。环境规制的间接节能路径中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因技术进步的遵循成本效应与波特假说效应的不确定性，导致中国环境规制的节能作用中未能享受技术溢出的福利；而结构效应中仅能源消费结构交叉项显著为负，表明当前中国环境规制不仅未能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节能，反而因产业转移、产业逆淘汰现象加速了化石能源耗竭；高耗能产业的资本密集型特征导致要素投入结构对环境规制节能效果的强化作用不明显；中国特殊的资源禀赋现状决定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通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实现能源节约效果显著，未来持续发展的潜力巨大。同时证实存在中介变量的门槛效应，反映了不同技术水平和结构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不同。为此，建议未来环境政策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对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的引导作用，迫使能源峰值提前到来，实现其节能的政策目的。
关键词：环境规制；化石能源消耗；技术效应；结构效应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5）12-0035-10
以资源密集开采和快速消耗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中国经济随着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急速下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黑色困惑”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自深刻认识到环境和能源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以来，社会各界一直在探索实现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博弈均衡的方法。由于节能减排的公益性、外部性和动力缺乏性等导致了市场机制失灵，制度成为节能减排的突破口。其中，作为调控手段的环境规制制度是“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一直积极推行的政策制度之一，近年来不断得到强化和正规化，在节能减排领域初见成效。然而，基于减排导向的环境规制更加关注对中国环境压力的缓解，强调治污在环境政策决策中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节能的政策功能。节能和减排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同行业能耗和排放存在非对称性，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解决排放问题，重点应当是在经济发展中减少能耗，而不是能耗之后再去解决减排问题，因此，节能减排的根源是降低具有可耗竭性和环境负外部性的化石能源的消耗。我们不得不反思现行的具有明显偏向性的环境政策能否在促进减排的基础上实现节能，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的环境和能源压力。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约束作用是否显著、作用的强度及其影响路径和内在机理，以期纠正环境政策实践的偏差，引导后续环境政策的调整和完善。
1文献综述
关于环境规制和化石能源消耗的理论研究基本上都是放在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下，构建能源-环境-经济三元系统。不同假设（市场类型、效用函数、资源储量、污染类型等）和均衡条件下环境约束对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莫衷一是，相关文献的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第一类研究结论认为，考虑环境约束下的化石能源最优消耗路径会放缓[1-3]；第二类则认为，环境约束先抑制化石能源消耗，后加速其开采速度[4]；此外，还有研究表明由于外部因素不确定性，环境约束对化石能源的消耗的影响亦具有不确定性[5-7]。
当前，部分学者以能源效率为研究对象，就环境规制和化石能源消耗（或节能潜力）的关系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实证结果基本上亦可以划分为三类：①环境规制提高能源效率，促进节能潜力提升。如：Sabuj[8]根据对印度水泥工业的实证研究证明环境规制具有双重红利：降低污染、提升能源利用效率。Bi et al.[9]通过比较考虑环境约束前后火力发电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证明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能够同时提升环境效率和能源效率。②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具有“波特假说”效应。Valeria & Francesco[10]的研究表明在国际贸易背景下，环境规制对能源技术的出口动态影响符合波特假说。余永泽、杜晓芬[11]考察了我国政府采取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约束机制成效，发现只有当经济发展飞越过某一拐点后，环境规制的节能减排效应才能充分发挥积极作用。③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因经济-环境-能源系统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环境政策的节能效果取决于政策执行力和偏误程度。
已有文献将能源效率的改进情况作为评价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耗约束效果的标准，忽略了能源效率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回弹效应，在能源消费基数较大的情况下，降低能耗并非易事。然而，文献中很少从“量”上对节能效果进行评估，未能与理论研究相对应。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约束是多条影响路径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将从技术和结构两个方面探讨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果。
2环境规制的节能路径分析及模型构建
2.1环境规制节能机理分析
环境规制节能机理的最直接体现是“成本效应”，即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将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环境负外部性内生化，构成厂商的完全成本，从而提升均衡价格降低消耗量。然而，Sinn[12]的“绿色悖论”理论指出，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渐增，在可预见到未来更高的化石能源消耗成本情况下，厂商会提前开采能源，并在新的环境规制标准实施前出售完能源资产，造成短时间内环境和资源的迅速破坏。针对中国的实证研究中也同样发现“绿色悖论”现象[13-14]。因此，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直接效应体现为“成本效应”和“绿色悖论”拉锯的结果。 技术进步（技术效应）、结构优化（结构效应）等是节能减排的根本方法。环境规制通过自身政策导向功能引导不同类型的效应偏向。换句话说，环境约束机制的节能作用机理是通过引导技术进步方向和结构变革趋势从而实现能源资源节约（见图1）。有学者认为能源价格与技术发展是降低中国工业行业能耗强度的重要因素，不同类型技术的能耗不同[14]。若将能源以一种投入要素加入经济增长模型中，环境规制即是强制企业将能源资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引致要素市场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一方面导致相对昂贵要素生产下降，即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另一方面必然激发倾向于节约相对昂贵要素的技术进步发生[15]，相应的技术进步有三类：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主要降低稀缺性成本；污染治理型技术进步主要针对环境负外部性成本；后备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替代效应降低能源资源的使用价值。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节能效果由于需求市场对能源密集型产品价格弹性的大小而最终表现为回弹效应或者技术溢出效应，因此，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与能源消耗的关系不确定。由于能源密集型产品往往都是污染密集型产品，治污技术进步降低了能源密集型产品的成本，形成较低的均衡价格（或抵消遵循成本导致的价格上升），最终促进化石能源的消耗。新能源的替代会挤占化石能源的一部分市场，但新能源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会使资源开发者对未来悲观预期降低化石燃料的影子价格导致提前开采和消耗[16]，因此，后备技术进步对当前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取决于替代规模。然而，由于替代能源所占比重较低，且后备技术进步难以衡量，同时考虑到新能源和化石能源较强的替代性，本文以全要素能源效率代替生产技术进步，一定程度上涵盖了后备技术的作用，因此，在后文实证检验中不再考察后备技术进步的作用。
环境规制的结构效应主要从要素投入结构、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三个方面予以解释：要素禀赋假说认为能源（污染）密集型产品往往都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一般发达地区具有生产能源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但是较高的环境规制水平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优势，因此，环境规制通过调整要素禀赋从而实现化石能源节约。随着中国工业化（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兴起）的推进，产业结构作为节能减排的一条途径呈现严重的方向性偏误（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大），产业结构升级的节能减排效果甚微，在稳增长的前提下，环境政策能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节能还有待考量。此外，能源消耗从自身内部特征出发，还受到能源消费结构的制约，中国能源需求具有两大基本特征，即增长较快和以煤为主的一次能源结构，不同能源具有不同热值和排放系数，煤炭作为中国主要能源在热值和排放都不具优势，若环境规制通过改变能源消费结构，降低煤炭消耗比重，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能源需求的增长。
综上所述，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有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直接效应是环境规制通过内部化环境负外部提升开采使用成本降低化石能源消耗与主导厂商对未来的悲观预期致使化石能源提前消耗两者博弈的结果。间接路径是指环境规制通过引导结构调整偏向和技术进步偏向从而实现节能的政策目标。不论是直接或间接影响，环境规制的节能效应都受到规制强度的影响，即当环境规制达到合适强度时，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才能发挥积极作用，实现节能的目标。因此，本文首先利用面板数据判断环境规制和化石能源消耗的非线性关系存在与否及其类型，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检验环境规制节能的“门槛效应”，为不同地区制定最佳环境规制水平提供参考。
2.2计量模型构建
为检验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直接效应，借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分析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时采用的二次曲线分析方法，同时考虑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自相关，将其滞后一期纳入到解释变量中，构建如下动态模型：
3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3.1变量选择
化石能源消耗（fec）：化石能源主要包括煤、石油、天然气等。各省能源消耗总量中扣除非化石能源消费量作为化石能源消耗总量，并以人均能源消耗（各省化石能源消耗总量/总人口）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代指标。
环境规制（er1、er2）：借鉴张成等的方法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er1和er2，即：er1=各省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工业增加值，er2=各省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
技术进步变量：生产型技术进步（enve）和污染治理型技术进步（enve）分别以能源效率和环境效率作为其替代指标。本文秉承并拓展Wang et al.[17]的思路，考虑各年份省际间效率值的可比性，借鉴Wang et al.[18]的思想，结合超效率DEA和“能源-环境”效率评估模型测算中国30省份2003-2012年能源和环境效率。结构变量：经济结构（is），以第二产业增加值/GDP表示；要素投入结构（ins）以资本-劳动比表示；能源消费结构（ecs）以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衡量。
其他控制变量：人均收入（pgdp）以地方生产总值与总人口的比重表示；人均受教育水平（hl）将不同受教育等级分类并赋值，通过加权平均获得；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贸易开放程度（open）：以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分进出口总额与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
3.2数据说明
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高校财经数据库。样本期为2003-2012年。为保证数量级一致，对部分变量取对数，下文数据操作均在软件Stata12.0上完成。
4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实证检验
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较优，考虑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且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项因素中必然存在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故采用系统广义矩阵法（GMM），加入解释变量的滞后项，进行动态面板模型估计。 4.1直接效应分析
首先对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直接效应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可知模型通过检验，可有效用于下文分析。模型I中环境规制强度对人均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系数为正，说明环境规制不仅没有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反而促进其消耗，呈现“绿色悖论”现象。可能原因在于中国环境规制相关政策一直处在摸索阶段，环境规制政策尚未形成完善的系统化制度体系，环境规制强度水平与国际水平相比较低，加之逐渐恶化的生态环境压力及不断升级的国际舆论压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国内环境规制必将更加严格，厂商在短期内加速化石能源的开采，并在新的环境规制实施和新技术开发之前，快速销售完化石能源资源是符合理性选择的。同时，环境规制的效果还与规制政策的稳定性和形式密切相关，稳定、形式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规制效果越好[1]。因此，当前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发展阶段的中国环境规制政策未能实现节能反而促进化石能源的快速消耗是中国节能减排这一长期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短期“绿色悖论”现象。
模型II中环境规制强度变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分别为正数和负数，且在统计上显著，而模型III中环境规制的三次项系数不显著，说明环境规制与人均化石能源消耗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拐点大约在1.212E-02。与环境规制强度的均值4.2044E-03和中位数3.3231E-03相比，说明大部分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处在拐点水平之下，类似于“EKC”曲线，在普遍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下，中国大部分省份的人均化石能源消耗仍处在“爬坡”阶段。
整体上环境规制与人均化石能源消耗呈倒“U”型关系的原因在于：环境规制的直接节能效应是成本效应和“绿色
悖论”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规制水平较低的初期，绿色悖论现象占据主要角色，较低的环境规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化石能源的开采和消耗成本，但是由于环境规制水平较低，制度涵盖范围不够全面，并不能纠正中国资源市场长期以来的价格扭曲现象，加之，厂商由于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必然提前开采和销售更多的化石能源，导致化石能源
与非化石能源相比仍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此外，能源消费本身具有技术上的路径依赖性，技术进步是一个长期过程，短期内难以实现新能源技术大规模替代，化石能源仍继续占据主流能源地位。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逐渐提高，“成本效应”凸显，较高的化石能源成本逼迫部分厂商不得不突破行业壁垒退出市场，严格的环境规制倒逼留下来的厂商努力寻找降低成本的方法，环境规制的节能效果最终随着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显现出来。
模型I-III的回归结果中人均化石能源消耗的一阶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动态效应显著，上一期化石能源消耗对当期化石能源消耗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除生产技术进步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外，治污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及能源消费结构对人均化石能源消耗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均显著为正。说明生产技术进步促进能源利用率的提高并未呈现“回弹效应”，切实促进了化石能源的节约。治污技术进步作为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手段之一，促进了化石能源的消耗，说明当前环境规制水平下，企业通过末端治污的边际绩效较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压力，在“绿色生产”的庇护下加速了化石能源的耗竭。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均属能源密集型产业，反应了中国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是化石能源快速消耗的主要因素之一。要素禀赋假说认为能源密集型产品一般都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要素投入结构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中国尚未超越资源型产业攀升到工业阶梯之上。能源消费结构与人均化石能源消耗正相关，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现状诱导部分地区过渡依赖煤炭发展资源型经济，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必将成为减少化石能源消耗的瓶颈之一，能源资源富集地区应警惕“资源诅咒”现象的发生。
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呈现以下特征：人均收入显
著地与人均化石能源消耗正相关，说明中国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并未彻底改变，经济发展建立在能源资源的过渡开发利用之上。人均受教育水平反映的是人力资本的质量，体现一国对未来生产性投资的重视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节能意识的高低，人均受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反映了我国较低的人力资本质量加速了资源浪费，间接说明中国较低的教育投资以及极端不平衡的人力资本分布结构已经成为阻碍节能减排的潜在因素之一。外商直接投资与人均化石能源消耗在10%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中国在外资利用上缺乏科学的引导机制，导致FDI更多流向“两高一资”产业成为“坏”的资本，未能发挥其作为技术溢出载体的光环效应。贸易开放程度与被解释变量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进出口产品以资源型产品为主的结构。
为了考察环境规制的节能效果的稳健性，以er2作为环境规制的衡量指标进行了类似的回归，下文中各个模型均进行了基于er2的类似回归，回归结果均与基于er1回归的结果相一致，限于篇幅，相应回归结果不再给出。
4.2间接效应分析
表2是环境规制的间接节能效应动态面板回归结果。本文以环境规制变量与技术进步变量和结构变量的交叉项分别体现环境规制影响化石能源消耗的间接途径。模型IV-XI均通过过渡识别检验，同时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说明工具变量选择合理，模型回归结果有效。
由模型IV-VIII的回归结果可知在控制单独间接路径条件下，仅环境规制与生产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交叉项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未能完全刻画环境规制的间接节能路径的情况下，环境规制与生产技术进步协同作用的结果反而促进了化石能源的消耗，与直接效应结果相比，生产技术进步的系数发生变化，说明在不存在生产技术进步回弹效应的情况下，环境规制抑制了生产技术进步，表现为“遵循成本”效应，并最终导致化石能源消耗高居不下。同理，环境规制与经济结构的交叉项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结合直接效应的回归结果，说明环境规制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并没有像理论预期一样，通过较高的成本挤出竞争力弱的企业，提高行业集中度的同时降低化石能源消耗。究其原因在于在环境规制政策开展初期，规制水平整体偏低，在较高的行业壁垒和技术锁定效应的作用下，加之，中国工业化进程对资源型产业的过度依赖以及中国阶梯发展的产业结构，参差不齐的环境规制政策给自东向西转移“两高一资”产业的权宜之计提供了保护伞，经济转型策略的现实绩效差强人意（特别是资源禀赋型产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实现间接节能的期望破灭。其他变量的交叉项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说明其作为单一间接路径的影响力较小，难以与环境规制制度产生共振的节能效应。 模型IX反映了在仅考虑技术效应时，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间接效应不显著，说明在整体水平偏低、规制不稳定、形式不甚合理的情况下，环境规制通过“倒逼”技术进步实现节能的效果甚微，并非缺乏先进的工业技术，而在于制度本身的缺陷[19]。模型X反应了仅考虑结构效应时，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间接影响。与模型VI-VIII比较分析可知，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交叉项对人均化石能源消耗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环境规制未能倒逼产业结构升级缓解化石能源消耗。原因在于：首先，大型能源企业国有化的性质导致其本身具有产业“拖累”效应[20]，起步较晚的资源市场化改革尚未完全解决这一历史性问题；其次，国际代工的背景下，中国建立在世界发达国家高级生产性服务高度发展和制造业生产非一体化基础上的快速工业化阻碍了服务业的发展[21]，“产业互促悖论”现象一定程度上抵消环境政策的效力；最后，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压力下，为逃避较发达地区高的环境规制，高能耗产业转向资源丰富和环境承载力相对较大的西部地区，产业阶梯发展模式使低规制地区成为“污染避难所”，加之，地区较弱的环保和节约意识以及不完善的配套设施反而加剧了化石能源的耗竭速度。环境规制与要素投入结构交叉项系数为负，虽然不显著，说明环境规制通过引导资本和劳动力流向，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资源配置结构，节约了化石能源要素。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面临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相对劣势的资源禀赋，环境规制通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切实缓解了增长过快的能源需求，国内煤炭行业下行间接反映了环境规制的节能效果。模型XI全面考虑了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其回归结果与前述非全面模型基本一致，检验了结果的稳健性。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与直接效应模型基本，限于篇幅，文中不再报告具体结果。
4.3门槛效应分析
为考察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非线性关系，探索最佳环境规制强度水平，同时深入了解间接路径对环境规制节能效果的影响，以erl为门槛依赖变量，分别以erl、enee、enve、is、ins、ecs作门槛变量进行回归（见表3）。门槛个数检验结果表明除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为三门槛外，其他均为双门槛模型，对应的门槛值分别为{0.001 3，0.001 9，0.004 1}、{0.631 1，0.518 8}、{0.177 8，0.226 2}、{0.395 8，0.428 7}、{6.016 6，2.876 6}、{0.562 9，0.581 7}。由表3可知，环境规制作为区间依存变量在三个门槛值前后整体呈现出反“N”型，这与直接效应模型的倒“U”型结果有所差异，但门槛值0.001 3与0.001 9差距较小，且数据中小于0.001 3的样本量较少（仅占15%左右），其对整体的影响较小。因此，可以说环境规制的门槛模型与直接效应模型结果并不冲突。回归结果显示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0.001 3水平时，环境规制降低人均化石能源消费，超过这一门槛值后，直到环境规制逐渐严格至0.004 1水平，这一区间内均对人均化石能
源消耗具有促进作用，跨越第三门槛值τ3后，环境规制对人均化石能源消耗的作用系数再次为负，但其绝对值明显小于区间1系数的绝对值。上述分析说明在政府实施环境规制初期，规制水平较低，企业一方面并未意识到政策的严重性和持续性，存在消极应对心理，以暂时的减产缓解税费压力，出现化石能源消耗下降的现象；随着环境规制政策不断发展，强度不断提高，厂商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和恐惧心理爆发，引发“绿色悖论”现象；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一定高度时，“遵循成本”已经不能由“薄利多销”而抵消，“成本效应”凸显，化石能源扭曲的价格比较优势逐渐消失，政府环境政策逐渐发挥节能的积极作用。
其他变量的门槛回归结果显示：①当enee≤0.518 8 时，er1的系数显著为负；当enee处在0.518 8-0.631 1 之间时，er1的系数变为正值，但不显著；当enee>0.631 1 时，er1的估计系数再次为负，统计上不显著。结果表明，能源效率较低时，环境规制抑制化石能源消费，随着能源效率的提升，环境规制反而促进化石能源消耗，当能源效率超过高门槛时，环境规制逐渐显现其节能效应。意味着存在生产技术进步门槛效应，可能原因在于当生产技术水平较低时，沉没成本相对较低，退出壁垒较低，环境规制有利于促进新能源的替代；作为技术进步的载体，人力资本的质量和结构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当技术水平较高时，这种依赖性是环境规制失效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能源效率较高的地区基本上都是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生活水平较高，环保意识较强，但能源消耗基数较大。因此，环境规制对人均化石能源消耗的作用方向不确定，回归结果不显著。
②当enve≤0.177 8 时，环境规制与人均化石能源消耗显著负相关；当enve>0.226 2 时，环境规制与人均化石能源消耗显著正相关，说明存在治污技术进步门槛效应。究其原因，末端治污作为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手段之一，在治污技术水平较低时，严格的环境规制必然阻碍相应化石能源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伴随治污技术进步，针对污染物的环境规制政策无法阻止高能耗产品披着环保的外衣回归市场。③只有当产业结构低于0.385 8 时，环境规制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产业结构是环境规制节能效应的门槛因素。原因在于第二产业比重较低，经济体对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依赖较低，环境规制政策较容易发挥作用实现节能。④由于一般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亦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要素投入结构作为门槛变量的回归结果与产业结构相类似则毋庸置疑。⑤煤炭相比于其他能源热值低、排放大，在煤
为更清晰的判断环境规制对中国各省区人均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趋势，本文将针对不同时期各省份的表现进行统计（见图2），从图2中可知，2005年以前环境规制强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高规制强度的省份增加，低规制强度的省份减少，2007年以后则出现反弹，直至2010年环境规制水平逐渐趋于稳定。反映出我国环境规制政策从最初的较低水平，经历盲目的提高，最终到逐渐走向成熟稳定，各省份的环境规制水平有所差异，但逐渐趋于均衡，处在节能区间的省份数量有所下降。面临经济增速下滑的经济压力和向现代国家治理形态转变的转型压力，环境规制炭比重相对较低的地区，环境规制诱使其他高效能源替代，从而实现节能；一旦能源消费结构大于0.562 9 门槛值，特别是在煤炭资源相对丰富的资源禀赋条件下，人们更倾向于发展治污技术作为环境规制的对策，而不愿放弃煤炭的使用，能源需求有增无减。其他控 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前述模型结果无较大差异，对此不再赘述。
为更清晰的判断环境规制对中国各省区人均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趋势，图2针对不同时期各省份的表现进行统计。从图2中可知，2005年以前环境规制强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高规制强度的省份增加，低规制强度的省份减少，2007年以后则出现反弹，直至2010年环境规制水平逐渐趋于稳定。反映出我国环境规制政策从最初的较低水平，经历盲目的提高，最终到逐渐走向成熟稳定，各省份的环境规制水平有所差异，但逐渐趋于均衡，处在节能区间的省份数量有所下降。面临经济增速下滑的经济压力和向现代国家治理形态转变的转型压力，环境规制政策不断发展，各项法规不断完善，但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说明中国环境规制并非“无法可依”，而是执行力方面存在问题，建立健全环境规制的监督监管机制是未来环境政策的重点工作之一。另一方面，环境政策实施环境不理想，配套的相关机制体系不完善，不利于环境政策的节能效应发挥。
2003年较多地区处在对节能有利的高区位和低区位，环境规制实施初期，节能效果初见成效。2011年环境规制高区位基本上都是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基本上都在中区位，不利于节能。
5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先全面分析环境规制的节能机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讨论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路径和结果，构建了包含直接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节能路径图，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计量方程。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200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以包含环境规制高阶项的动态面板模型，证明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含有环境规制与结构因素及技术因素交叉项的动态模型探讨环境规制的间接节能效应，并以门槛回归模型证明环境规制分区间节能效果。研究发现：
（1）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之间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初期，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反而促进化石能源消耗，表现为“绿色悖论”现象，随着时间推移，环境规制的节能效果随之凸显出来。
（2）环境规制通过技术效应的节能效果不显著。环境规制对生产技术进步遵循成本效应和波特假说效应的不确定，导致环境规制与能源效率交叉项系数符号不定。
（3）存在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的门槛效应，环境规制与人均化石能源消耗之间呈反“N”型关系。且存在环境规制的技术因素门槛效应和结构因素门槛效应，不同技术水平、经济结构、资源禀赋条件下，各区域环境规制的节能效果呈现时空异质性。
基于上述结论，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存在水平较低、执行力不足等问题。环境保护相关投资增速低于工业化发展速度，依赖第二产业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致使整体上我国环境规制水平仍相对较低。中国在环境规制方面的法律法规从最初的学习发达国家到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健全，缺少的从来都不是法律法规，而是执行过程中由于各方利益主体博弈导致执行力不足的问题。应针对环境规制执行过程涉及到的各级政府、企业及相关行为主体，建立相应的监督监管机制和考核体系，最终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经济新常态下，环境规制间接节能收效甚微，如何发挥环境规制的间接节能效应是未来环保工作的重点。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同等重要，环境规制政策的设计不仅要关注技术创新激励，还应兼顾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供更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环境政策的制定应当转换思维，充分利用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的有效结合，协调工业化、环境保护和可持续之间的关系。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监督监管机制的基础上，注重价值观的引导作用，强化人们节能环保意识，提升节能环保“软实力”，最终通过环境政策有效激励技术创新，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变“生产制造型”为“生产服务型”，改“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迫使能源峰值提前到来。彼时，环境规制已经彻底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化石能源耗竭危机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3）资源禀赋差异，环境规制应因地制宜，警惕“资源诅咒”。资源禀赋差异导致中国阶梯发展模式，不同区域的节能压力和节能效果差异较大。针对处在不同区位的经济体，制定和实施有针对性的环境政策，不能盲目“一刀切”和“齐步走”，而应因地制宜，不同地区推行不同的环境规制战略。特别对于资源相对丰富的西部地区，慎重衡量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防止产业逆淘汰，警惕资源诅咒，结合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制定相应环境政策。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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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restriction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 on economic growth，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assess the energysaving performance of cur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hich aims at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rimarily， and makes some adjustmen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neoclassical growth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onliner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ossil energy consumption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We believe that the direct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the aggregate result of ‘green paradox’ and ‘cost effect’， and the indirect effect is the aggregate result of technical and structural effect. Then the models are given including the higher order term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cross terms with energy efficiency，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industrial structure， inputs structur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On this basis， we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nonliner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ossil energy consumption through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during 20032012， with sysGMM and threshold regression method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is an inverted ‘U’ 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er capita fossil energy consumption， which means only when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over a certain threshold， the positive energyconserving performance would emerge. But the phenomenon that there are a few of provinces with high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ue to much lower growth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 than the spee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reflect some problems abou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ts implementation. With the dynamic model for indirect impaction， we find the technical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of a nondistinctive character and only the cross term with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n the structural effect. It means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uld not cut down fossil energy consumption by technical change on account of the uncertainty of Porter Hypothesis and crowdingout effect. The result of structural effect shows： firstly， due to the truth of intersectional industrial shift and reverse elimin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uld not save energy by upgra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it could speed up the depletion of fossil energy； secondly， the factor input structure has no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nergysaving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or the truth that the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always are capitalintensive； thirdly， it is feasible to accelerate the energysaving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by adjusting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 China on accounting of its special resource endowment. Furthermore， the threshold regression of mediator variables showed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fossil energy consumption with different condition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In the end， in order to save fossil energy and force energy peak arrival in advance，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formulate environmental policy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make full use of indirect benefit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Key word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ossil energy consumption； technical effect； structural effect
关键词：环境规制；化石能源消耗；技术效应；结构效应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5）12-0035-10
以资源密集开采和快速消耗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中国经济随着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急速下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黑色困惑”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自深刻认识到环境和能源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以来，社会各界一直在探索实现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博弈均衡的方法。由于节能减排的公益性、外部性和动力缺乏性等导致了市场机制失灵，制度成为节能减排的突破口。其中，作为调控手段的环境规制制度是“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一直积极推行的政策制度之一，近年来不断得到强化和正规化，在节能减排领域初见成效。然而，基于减排导向的环境规制更加关注对中国环境压力的缓解，强调治污在环境政策决策中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节能的政策功能。节能和减排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同行业能耗和排放存在非对称性，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解决排放问题，重点应当是在经济发展中减少能耗，而不是能耗之后再去解决减排问题，因此，节能减排的根源是降低具有可耗竭性和环境负外部性的化石能源的消耗。我们不得不反思现行的具有明显偏向性的环境政策能否在促进减排的基础上实现节能，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的环境和能源压力。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约束作用是否显著、作用的强度及其影响路径和内在机理，以期纠正环境政策实践的偏差，引导后续环境政策的调整和完善。
1文献综述
关于环境规制和化石能源消耗的理论研究基本上都是放在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下，构建能源-环境-经济三元系统。不同假设（市场类型、效用函数、资源储量、污染类型等）和均衡条件下环境约束对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莫衷一是，相关文献的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第一类研究结论认为，考虑环境约束下的化石能源最优消耗路径会放缓[1-3]；第二类则认为，环境约束先抑制化石能源消耗，后加速其开采速度[4]；此外，还有研究表明由于外部因素不确定性，环境约束对化石能源的消耗的影响亦具有不确定性[5-7]。
当前，部分学者以能源效率为研究对象，就环境规制和化石能源消耗（或节能潜力）的关系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实证结果基本上亦可以划分为三类：①环境规制提高能源效率，促进节能潜力提升。如：Sabuj[8]根据对印度水泥工业的实证研究证明环境规制具有双重红利：降低污染、提升能源利用效率。Bi et al.[9]通过比较考虑环境约束前后火力发电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证明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能够同时提升环境效率和能源效率。②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具有“波特假说”效应。Valeria & Francesco[10]的研究表明在国际贸易背景下，环境规制对能源技术的出口动态影响符合波特假说。余永泽、杜晓芬[11]考察了我国政府采取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约束机制成效，发现只有当经济发展飞越过某一拐点后，环境规制的节能减排效应才能充分发挥积极作用。③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因经济-环境-能源系统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环境政策的节能效果取决于政策执行力和偏误程度。
已有文献将能源效率的改进情况作为评价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耗约束效果的标准，忽略了能源效率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回弹效应，在能源消费基数较大的情况下，降低能耗并非易事。然而，文献中很少从“量”上对节能效果进行评估，未能与理论研究相对应。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约束是多条影响路径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将从技术和结构两个方面探讨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果。
2环境规制的节能路径分析及模型构建
2.1环境规制节能机理分析
环境规制节能机理的最直接体现是“成本效应”，即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将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环境负外部性内生化，构成厂商的完全成本，从而提升均衡价格降低消耗量。然而，Sinn[12]的“绿色悖论”理论指出，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渐增，在可预见到未来更高的化石能源消耗成本情况下，厂商会提前开采能源，并在新的环境规制标准实施前出售完能源资产，造成短时间内环境和资源的迅速破坏。针对中国的实证研究中也同样发现“绿色悖论”现象[13-14]。因此，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直接效应体现为“成本效应”和“绿色悖论”拉锯的结果。 技术进步（技术效应）、结构优化（结构效应）等是节能减排的根本方法。环境规制通过自身政策导向功能引导不同类型的效应偏向。换句话说，环境约束机制的节能作用机理是通过引导技术进步方向和结构变革趋势从而实现能源资源节约（见图1）。有学者认为能源价格与技术发展是降低中国工业行业能耗强度的重要因素，不同类型技术的能耗不同[14]。若将能源以一种投入要素加入经济增长模型中，环境规制即是强制企业将能源资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引致要素市场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一方面导致相对昂贵要素生产下降，即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另一方面必然激发倾向于节约相对昂贵要素的技术进步发生[15]，相应的技术进步有三类：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主要降低稀缺性成本；污染治理型技术进步主要针对环境负外部性成本；后备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替代效应降低能源资源的使用价值。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节能效果由于需求市场对能源密集型产品价格弹性的大小而最终表现为回弹效应或者技术溢出效应，因此，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与能源消耗的关系不确定。由于能源密集型产品往往都是污染密集型产品，治污技术进步降低了能源密集型产品的成本，形成较低的均衡价格（或抵消遵循成本导致的价格上升），最终促进化石能源的消耗。新能源的替代会挤占化石能源的一部分市场，但新能源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会使资源开发者对未来悲观预期降低化石燃料的影子价格导致提前开采和消耗[16]，因此，后备技术进步对当前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取决于替代规模。然而，由于替代能源所占比重较低，且后备技术进步难以衡量，同时考虑到新能源和化石能源较强的替代性，本文以全要素能源效率代替生产技术进步，一定程度上涵盖了后备技术的作用，因此，在后文实证检验中不再考察后备技术进步的作用。
环境规制的结构效应主要从要素投入结构、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三个方面予以解释：要素禀赋假说认为能源（污染）密集型产品往往都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一般发达地区具有生产能源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但是较高的环境规制水平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优势，因此，环境规制通过调整要素禀赋从而实现化石能源节约。随着中国工业化（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兴起）的推进，产业结构作为节能减排的一条途径呈现严重的方向性偏误（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大），产业结构升级的节能减排效果甚微，在稳增长的前提下，环境政策能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节能还有待考量。此外，能源消耗从自身内部特征出发，还受到能源消费结构的制约，中国能源需求具有两大基本特征，即增长较快和以煤为主的一次能源结构，不同能源具有不同热值和排放系数，煤炭作为中国主要能源在热值和排放都不具优势，若环境规制通过改变能源消费结构，降低煤炭消耗比重，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能源需求的增长。
综上所述，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有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直接效应是环境规制通过内部化环境负外部提升开采使用成本降低化石能源消耗与主导厂商对未来的悲观预期致使化石能源提前消耗两者博弈的结果。间接路径是指环境规制通过引导结构调整偏向和技术进步偏向从而实现节能的政策目标。不论是直接或间接影响，环境规制的节能效应都受到规制强度的影响，即当环境规制达到合适强度时，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才能发挥积极作用，实现节能的目标。因此，本文首先利用面板数据判断环境规制和化石能源消耗的非线性关系存在与否及其类型，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检验环境规制节能的“门槛效应”，为不同地区制定最佳环境规制水平提供参考。
2.2计量模型构建
为检验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直接效应，借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分析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时采用的二次曲线分析方法，同时考虑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自相关，将其滞后一期纳入到解释变量中，构建如下动态模型：
3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3.1变量选择
化石能源消耗（fec）：化石能源主要包括煤、石油、天然气等。各省能源消耗总量中扣除非化石能源消费量作为化石能源消耗总量，并以人均能源消耗（各省化石能源消耗总量/总人口）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代指标。
环境规制（er1、er2）：借鉴张成等的方法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er1和er2，即：er1=各省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工业增加值，er2=各省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
技术进步变量：生产型技术进步（enve）和污染治理型技术进步（enve）分别以能源效率和环境效率作为其替代指标。本文秉承并拓展Wang et al.[17]的思路，考虑各年份省际间效率值的可比性，借鉴Wang et al.[18]的思想，结合超效率DEA和“能源-环境”效率评估模型测算中国30省份2003-2012年能源和环境效率。结构变量：经济结构（is），以第二产业增加值/GDP表示；要素投入结构（ins）以资本-劳动比表示；能源消费结构（ecs）以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衡量。
其他控制变量：人均收入（pgdp）以地方生产总值与总人口的比重表示；人均受教育水平（hl）将不同受教育等级分类并赋值，通过加权平均获得；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贸易开放程度（open）：以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分进出口总额与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
3.2数据说明
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高校财经数据库。样本期为2003-2012年。为保证数量级一致，对部分变量取对数，下文数据操作均在软件Stata12.0上完成。
4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实证检验
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较优，考虑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且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项因素中必然存在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故采用系统广义矩阵法（GMM），加入解释变量的滞后项，进行动态面板模型估计。 4.1直接效应分析
首先对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直接效应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可知模型通过检验，可有效用于下文分析。模型I中环境规制强度对人均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系数为正，说明环境规制不仅没有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反而促进其消耗，呈现“绿色悖论”现象。可能原因在于中国环境规制相关政策一直处在摸索阶段，环境规制政策尚未形成完善的系统化制度体系，环境规制强度水平与国际水平相比较低，加之逐渐恶化的生态环境压力及不断升级的国际舆论压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国内环境规制必将更加严格，厂商在短期内加速化石能源的开采，并在新的环境规制实施和新技术开发之前，快速销售完化石能源资源是符合理性选择的。同时，环境规制的效果还与规制政策的稳定性和形式密切相关，稳定、形式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规制效果越好[1]。因此，当前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发展阶段的中国环境规制政策未能实现节能反而促进化石能源的快速消耗是中国节能减排这一长期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短期“绿色悖论”现象。
模型II中环境规制强度变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分别为正数和负数，且在统计上显著，而模型III中环境规制的三次项系数不显著，说明环境规制与人均化石能源消耗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拐点大约在1.212E-02。与环境规制强度的均值4.2044E-03和中位数3.3231E-03相比，说明大部分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处在拐点水平之下，类似于“EKC”曲线，在普遍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下，中国大部分省份的人均化石能源消耗仍处在“爬坡”阶段。
整体上环境规制与人均化石能源消耗呈倒“U”型关系的原因在于：环境规制的直接节能效应是成本效应和“绿色
悖论”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规制水平较低的初期，绿色悖论现象占据主要角色，较低的环境规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化石能源的开采和消耗成本，但是由于环境规制水平较低，制度涵盖范围不够全面，并不能纠正中国资源市场长期以来的价格扭曲现象，加之，厂商由于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必然提前开采和销售更多的化石能源，导致化石能源
与非化石能源相比仍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此外，能源消费本身具有技术上的路径依赖性，技术进步是一个长期过程，短期内难以实现新能源技术大规模替代，化石能源仍继续占据主流能源地位。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逐渐提高，“成本效应”凸显，较高的化石能源成本逼迫部分厂商不得不突破行业壁垒退出市场，严格的环境规制倒逼留下来的厂商努力寻找降低成本的方法，环境规制的节能效果最终随着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显现出来。
模型I-III的回归结果中人均化石能源消耗的一阶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动态效应显著，上一期化石能源消耗对当期化石能源消耗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除生产技术进步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外，治污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及能源消费结构对人均化石能源消耗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均显著为正。说明生产技术进步促进能源利用率的提高并未呈现“回弹效应”，切实促进了化石能源的节约。治污技术进步作为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手段之一，促进了化石能源的消耗，说明当前环境规制水平下，企业通过末端治污的边际绩效较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压力，在“绿色生产”的庇护下加速了化石能源的耗竭。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均属能源密集型产业，反应了中国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是化石能源快速消耗的主要因素之一。要素禀赋假说认为能源密集型产品一般都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要素投入结构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中国尚未超越资源型产业攀升到工业阶梯之上。能源消费结构与人均化石能源消耗正相关，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现状诱导部分地区过渡依赖煤炭发展资源型经济，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必将成为减少化石能源消耗的瓶颈之一，能源资源富集地区应警惕“资源诅咒”现象的发生。
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呈现以下特征：人均收入显
著地与人均化石能源消耗正相关，说明中国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并未彻底改变，经济发展建立在能源资源的过渡开发利用之上。人均受教育水平反映的是人力资本的质量，体现一国对未来生产性投资的重视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节能意识的高低，人均受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反映了我国较低的人力资本质量加速了资源浪费，间接说明中国较低的教育投资以及极端不平衡的人力资本分布结构已经成为阻碍节能减排的潜在因素之一。外商直接投资与人均化石能源消耗在10%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中国在外资利用上缺乏科学的引导机制，导致FDI更多流向“两高一资”产业成为“坏”的资本，未能发挥其作为技术溢出载体的光环效应。贸易开放程度与被解释变量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进出口产品以资源型产品为主的结构。
为了考察环境规制的节能效果的稳健性，以er2作为环境规制的衡量指标进行了类似的回归，下文中各个模型均进行了基于er2的类似回归，回归结果均与基于er1回归的结果相一致，限于篇幅，相应回归结果不再给出。
4.2间接效应分析
表2是环境规制的间接节能效应动态面板回归结果。本文以环境规制变量与技术进步变量和结构变量的交叉项分别体现环境规制影响化石能源消耗的间接途径。模型IV-XI均通过过渡识别检验，同时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说明工具变量选择合理，模型回归结果有效。
由模型IV-VIII的回归结果可知在控制单独间接路径条件下，仅环境规制与生产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交叉项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未能完全刻画环境规制的间接节能路径的情况下，环境规制与生产技术进步协同作用的结果反而促进了化石能源的消耗，与直接效应结果相比，生产技术进步的系数发生变化，说明在不存在生产技术进步回弹效应的情况下，环境规制抑制了生产技术进步，表现为“遵循成本”效应，并最终导致化石能源消耗高居不下。同理，环境规制与经济结构的交叉项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结合直接效应的回归结果，说明环境规制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并没有像理论预期一样，通过较高的成本挤出竞争力弱的企业，提高行业集中度的同时降低化石能源消耗。究其原因在于在环境规制政策开展初期，规制水平整体偏低，在较高的行业壁垒和技术锁定效应的作用下，加之，中国工业化进程对资源型产业的过度依赖以及中国阶梯发展的产业结构，参差不齐的环境规制政策给自东向西转移“两高一资”产业的权宜之计提供了保护伞，经济转型策略的现实绩效差强人意（特别是资源禀赋型产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实现间接节能的期望破灭。其他变量的交叉项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说明其作为单一间接路径的影响力较小，难以与环境规制制度产生共振的节能效应。 模型IX反映了在仅考虑技术效应时，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间接效应不显著，说明在整体水平偏低、规制不稳定、形式不甚合理的情况下，环境规制通过“倒逼”技术进步实现节能的效果甚微，并非缺乏先进的工业技术，而在于制度本身的缺陷[19]。模型X反应了仅考虑结构效应时，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间接影响。与模型VI-VIII比较分析可知，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交叉项对人均化石能源消耗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环境规制未能倒逼产业结构升级缓解化石能源消耗。原因在于：首先，大型能源企业国有化的性质导致其本身具有产业“拖累”效应[20]，起步较晚的资源市场化改革尚未完全解决这一历史性问题；其次，国际代工的背景下，中国建立在世界发达国家高级生产性服务高度发展和制造业生产非一体化基础上的快速工业化阻碍了服务业的发展[21]，“产业互促悖论”现象一定程度上抵消环境政策的效力；最后，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压力下，为逃避较发达地区高的环境规制，高能耗产业转向资源丰富和环境承载力相对较大的西部地区，产业阶梯发展模式使低规制地区成为“污染避难所”，加之，地区较弱的环保和节约意识以及不完善的配套设施反而加剧了化石能源的耗竭速度。环境规制与要素投入结构交叉项系数为负，虽然不显著，说明环境规制通过引导资本和劳动力流向，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资源配置结构，节约了化石能源要素。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面临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相对劣势的资源禀赋，环境规制通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切实缓解了增长过快的能源需求，国内煤炭行业下行间接反映了环境规制的节能效果。模型XI全面考虑了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其回归结果与前述非全面模型基本一致，检验了结果的稳健性。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与直接效应模型基本，限于篇幅，文中不再报告具体结果。
4.3门槛效应分析
为考察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非线性关系，探索最佳环境规制强度水平，同时深入了解间接路径对环境规制节能效果的影响，以erl为门槛依赖变量，分别以erl、enee、enve、is、ins、ecs作门槛变量进行回归（见表3）。门槛个数检验结果表明除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为三门槛外，其他均为双门槛模型，对应的门槛值分别为{0.001 3，0.001 9，0.004 1}、{0.631 1，0.518 8}、{0.177 8，0.226 2}、{0.395 8，0.428 7}、{6.016 6，2.876 6}、{0.562 9，0.581 7}。由表3可知，环境规制作为区间依存变量在三个门槛值前后整体呈现出反“N”型，这与直接效应模型的倒“U”型结果有所差异，但门槛值0.001 3与0.001 9差距较小，且数据中小于0.001 3的样本量较少（仅占15%左右），其对整体的影响较小。因此，可以说环境规制的门槛模型与直接效应模型结果并不冲突。回归结果显示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0.001 3水平时，环境规制降低人均化石能源消费，超过这一门槛值后，直到环境规制逐渐严格至0.004 1水平，这一区间内均对人均化石能
源消耗具有促进作用，跨越第三门槛值τ3后，环境规制对人均化石能源消耗的作用系数再次为负，但其绝对值明显小于区间1系数的绝对值。上述分析说明在政府实施环境规制初期，规制水平较低，企业一方面并未意识到政策的严重性和持续性，存在消极应对心理，以暂时的减产缓解税费压力，出现化石能源消耗下降的现象；随着环境规制政策不断发展，强度不断提高，厂商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和恐惧心理爆发，引发“绿色悖论”现象；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一定高度时，“遵循成本”已经不能由“薄利多销”而抵消，“成本效应”凸显，化石能源扭曲的价格比较优势逐渐消失，政府环境政策逐渐发挥节能的积极作用。
其他变量的门槛回归结果显示：①当enee≤0.518 8 时，er1的系数显著为负；当enee处在0.518 8-0.631 1 之间时，er1的系数变为正值，但不显著；当enee>0.631 1 时，er1的估计系数再次为负，统计上不显著。结果表明，能源效率较低时，环境规制抑制化石能源消费，随着能源效率的提升，环境规制反而促进化石能源消耗，当能源效率超过高门槛时，环境规制逐渐显现其节能效应。意味着存在生产技术进步门槛效应，可能原因在于当生产技术水平较低时，沉没成本相对较低，退出壁垒较低，环境规制有利于促进新能源的替代；作为技术进步的载体，人力资本的质量和结构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当技术水平较高时，这种依赖性是环境规制失效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能源效率较高的地区基本上都是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生活水平较高，环保意识较强，但能源消耗基数较大。因此，环境规制对人均化石能源消耗的作用方向不确定，回归结果不显著。
②当enve≤0.177 8 时，环境规制与人均化石能源消耗显著负相关；当enve>0.226 2 时，环境规制与人均化石能源消耗显著正相关，说明存在治污技术进步门槛效应。究其原因，末端治污作为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手段之一，在治污技术水平较低时，严格的环境规制必然阻碍相应化石能源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伴随治污技术进步，针对污染物的环境规制政策无法阻止高能耗产品披着环保的外衣回归市场。③只有当产业结构低于0.385 8 时，环境规制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产业结构是环境规制节能效应的门槛因素。原因在于第二产业比重较低，经济体对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依赖较低，环境规制政策较容易发挥作用实现节能。④由于一般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亦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要素投入结构作为门槛变量的回归结果与产业结构相类似则毋庸置疑。⑤煤炭相比于其他能源热值低、排放大，在煤
为更清晰的判断环境规制对中国各省区人均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趋势，本文将针对不同时期各省份的表现进行统计（见图2），从图2中可知，2005年以前环境规制强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高规制强度的省份增加，低规制强度的省份减少，2007年以后则出现反弹，直至2010年环境规制水平逐渐趋于稳定。反映出我国环境规制政策从最初的较低水平，经历盲目的提高，最终到逐渐走向成熟稳定，各省份的环境规制水平有所差异，但逐渐趋于均衡，处在节能区间的省份数量有所下降。面临经济增速下滑的经济压力和向现代国家治理形态转变的转型压力，环境规制炭比重相对较低的地区，环境规制诱使其他高效能源替代，从而实现节能；一旦能源消费结构大于0.562 9 门槛值，特别是在煤炭资源相对丰富的资源禀赋条件下，人们更倾向于发展治污技术作为环境规制的对策，而不愿放弃煤炭的使用，能源需求有增无减。其他控 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前述模型结果无较大差异，对此不再赘述。
为更清晰的判断环境规制对中国各省区人均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趋势，图2针对不同时期各省份的表现进行统计。从图2中可知，2005年以前环境规制强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高规制强度的省份增加，低规制强度的省份减少，2007年以后则出现反弹，直至2010年环境规制水平逐渐趋于稳定。反映出我国环境规制政策从最初的较低水平，经历盲目的提高，最终到逐渐走向成熟稳定，各省份的环境规制水平有所差异，但逐渐趋于均衡，处在节能区间的省份数量有所下降。面临经济增速下滑的经济压力和向现代国家治理形态转变的转型压力，环境规制政策不断发展，各项法规不断完善，但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说明中国环境规制并非“无法可依”，而是执行力方面存在问题，建立健全环境规制的监督监管机制是未来环境政策的重点工作之一。另一方面，环境政策实施环境不理想，配套的相关机制体系不完善，不利于环境政策的节能效应发挥。
2003年较多地区处在对节能有利的高区位和低区位，环境规制实施初期，节能效果初见成效。2011年环境规制高区位基本上都是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基本上都在中区位，不利于节能。
5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先全面分析环境规制的节能机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讨论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路径和结果，构建了包含直接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节能路径图，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计量方程。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200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以包含环境规制高阶项的动态面板模型，证明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含有环境规制与结构因素及技术因素交叉项的动态模型探讨环境规制的间接节能效应，并以门槛回归模型证明环境规制分区间节能效果。研究发现：
（1）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之间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初期，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反而促进化石能源消耗，表现为“绿色悖论”现象，随着时间推移，环境规制的节能效果随之凸显出来。
（2）环境规制通过技术效应的节能效果不显著。环境规制对生产技术进步遵循成本效应和波特假说效应的不确定，导致环境规制与能源效率交叉项系数符号不定。
（3）存在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的门槛效应，环境规制与人均化石能源消耗之间呈反“N”型关系。且存在环境规制的技术因素门槛效应和结构因素门槛效应，不同技术水平、经济结构、资源禀赋条件下，各区域环境规制的节能效果呈现时空异质性。
基于上述结论，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存在水平较低、执行力不足等问题。环境保护相关投资增速低于工业化发展速度，依赖第二产业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致使整体上我国环境规制水平仍相对较低。中国在环境规制方面的法律法规从最初的学习发达国家到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健全，缺少的从来都不是法律法规，而是执行过程中由于各方利益主体博弈导致执行力不足的问题。应针对环境规制执行过程涉及到的各级政府、企业及相关行为主体，建立相应的监督监管机制和考核体系，最终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经济新常态下，环境规制间接节能收效甚微，如何发挥环境规制的间接节能效应是未来环保工作的重点。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同等重要，环境规制政策的设计不仅要关注技术创新激励，还应兼顾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供更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环境政策的制定应当转换思维，充分利用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的有效结合，协调工业化、环境保护和可持续之间的关系。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监督监管机制的基础上，注重价值观的引导作用，强化人们节能环保意识，提升节能环保“软实力”，最终通过环境政策有效激励技术创新，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变“生产制造型”为“生产服务型”，改“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迫使能源峰值提前到来。彼时，环境规制已经彻底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化石能源耗竭危机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3）资源禀赋差异，环境规制应因地制宜，警惕“资源诅咒”。资源禀赋差异导致中国阶梯发展模式，不同区域的节能压力和节能效果差异较大。针对处在不同区位的经济体，制定和实施有针对性的环境政策，不能盲目“一刀切”和“齐步走”，而应因地制宜，不同地区推行不同的环境规制战略。特别对于资源相对丰富的西部地区，慎重衡量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防止产业逆淘汰，警惕资源诅咒，结合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制定相应环境政策。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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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restriction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 on economic growth，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assess the energysaving performance of cur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hich aims at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rimarily， and makes some adjustmen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neoclassical growth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onliner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ossil energy consumption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We believe that the direct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the aggregate result of ‘green paradox’ and ‘cost effect’， and the indirect effect is the aggregate result of technical and structural effect. Then the models are given including the higher order term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cross terms with energy efficiency，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industrial structure， inputs structur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On this basis， we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nonliner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ossil energy consumption through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during 20032012， with sysGMM and threshold regression method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is an inverted ‘U’ 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er capita fossil energy consumption， which means only when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over a certain threshold， the positive energyconserving performance would emerge. But the phenomenon that there are a few of provinces with high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ue to much lower growth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 than the spee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reflect some problems abou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ts implementation. With the dynamic model for indirect impaction， we find the technical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of a nondistinctive character and only the cross term with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n the structural effect. It means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uld not cut down fossil energy consumption by technical change on account of the uncertainty of Porter Hypothesis and crowdingout effect. The result of structural effect shows： firstly， due to the truth of intersectional industrial shift and reverse elimin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uld not save energy by upgra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it could speed up the depletion of fossil energy； secondly， the factor input structure has no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nergysaving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or the truth that the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always are capitalintensive； thirdly， it is feasible to accelerate the energysaving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by adjusting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 China on accounting of its special resource endowment. Furthermore， the threshold regression of mediator variables showed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fossil energy consumption with different condition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In the end， in order to save fossil energy and force energy peak arrival in advance，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formulate environmental policy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make full use of indirect benefit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Key word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ossil energy consumption； technical effect； structural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