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之后，视听资料作为独立的证据形式被写进了现行刑事诉讼法，为我们办理贪污、贿赂等经济案件拓宽了证据来源，也为庭审公诉增加了一种有力的举证方式。首先，视听资料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其不仅能够准确地记录、储备和再现有关案件的多种情况，且在形成过程中受主、客观因素影响而失真的可能性较小；其次，视听资料具有高度的直观性，其他证词作为证据均是以语言、文字等方式再现储存的信息，而视听资料是以画面和音响将实际情况加以直观的再现；第三，视听资料具有动态连续性，各种实物证据是以静态的方式反映案件的某个片断或个别情况，视听资料能够动态地、连续性地反映有关案件的情况。从以上特点我们可以看出，视听资料作为证据具有其他证据无法替代的优越性。
　　由于视听资料这一新型证据实施时间较短，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基层县院尚未得到广泛应用，许多办案人员头脑中缺乏积极主动收集视听资料证据的观念，在侦查及庭审阶段运用视听资料揭露并证实犯罪的案例很少。其实，视听资料证据的获取并非很深奥的东西，对它的收集和运用可以贯穿在侦查过程的每一环节中。
　　
　　一、通过对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搜查、采取强制措施等侦查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收集并运用视听资料证据
　　
　　这类视听资料是最常见的，它一般不需太多技术手段，采取的是公开录制法。如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不间断地对整个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在录制开始时应告之根据刑诉法规定，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一种，希望嫌疑人如实回答问题。在录制结束前，被录者要说明：“以上内容属实，我本人自愿录音、录像”。录制完后，要将同步文字记录材料交嫌疑人签字，并要求在摄录的像带上写上当时的时间，以便对当事人造成心理压力。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从去年九月份开始，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成功经验，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从检察官进入讯问室那一刻起开始，讯问结束，办案检察官无权处理视听资料，由技术人员同步制成视听资料证据交由专门部门保管，使视听资料更加合法化，这种做法值得借鉴之处在于对嫌疑人的整个讯问过程进行摄录。按一般的理解及现有的操作，都是在对嫌疑人进行讯问并有突破后，为了“固定证据”而要求嫌疑人配合进行摄录，而对整个讯问过程进行摄录，有利于掌握嫌疑人的整个交待过程、心态变化，从中发现新的疑点和侦查方向。因为在讯问初期，侦查人员往往只掌握了部分犯罪事实，正常的讯问笔录只记录一些与事实部分有关的情况，在同嫌疑人对话时，对方不知底细，对有的问题有很多特殊的反应，这些反应只是一瞬间的事，只有通过摄录才有可能捕捉到。所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办案人员在讯问时，对整个讯问过程全程摄录，运用策略，“投石问路”，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对案件重要证人的询问也可在询问室进行全程录音、录像，但须事先征得证人本人同意，只有经其本人同意，才能作为证据使用，否则只能作为办案参考。以上视听资料一般做为备用，因其内容都已形成文字材料附卷，犯罪嫌疑人只要不当庭翻供，一般不需要播放，一旦翻供，就可当庭播放，一方面可以增加法庭对该证据的采信度，另一方面对犯罪分子产生心理压力，迫使其在事实面前放弃翻供念头。第三，也对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具证明作用。
　　
　　二、巧妙收集、运用视听资料技术，利用矛盾，瓦解罪犯
　　
　　在大多数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中，共同犯罪的嫌疑人之间、嫌疑人与证人或受贿人与行贿人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有的订有攻守同盟，艰难突破，这时如多动脑筋、策略运用视听技术，将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辽宁省铁岭市检察院在查处昌图县粮食系统倒卖资材特大案件中，了解到该案主犯桂秉权生活作风腐化，姘头多，其中一个叫郭伟的也因涉嫌贪污被拘留。审讯中，郭伟拒不交待所知的桂某有关经济问题。对此，办案人员在审讯室秘密安装了录音、录像设备，再利用提审的机会同桂“闲聊”，桂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谈到了如何到泰国、如何找姘头及同郭伟的不正当关系，这一切均被摄录，后将该录像带放一段给郭，郭认为桂“出卖”了她，一气之下，交待了桂的一些重大犯罪问题。又如，在共同贪污或受贿案的查处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主犯，往往会把责任推到其他嫌疑人身上，为了减少自己的实得部分，往往会说其他嫌疑人如何“贪”，办案人员将这些情况进行摄录，相互交差播放，也可以起到很好的瓦解分化作用，有可能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三、精心策划，周密布置，为嫌疑人“主动交待”创造条件，策略收集视听资料
　　
　　犯罪嫌疑人一旦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思想斗争十分激
　　烈，在交待与否问题上左右不定。不如实交待问题，怕从重处理，如实交待问题，又怕“不打自招”，此时最想知道地无非是“办案人员究竟掌握了多少？有关知情人是否交待了”等问题。办案人员可有意识的安排嫌疑人同外界接触，如利用生日、生病或送东西之际，安排同家人或知情人会面，在此之前，在会见场所秘密安装好监听、录像设备。在会面时，侦查人员故意“失误”，让见面双方单独在一起。这时嫌疑人为急于打听外面情况及交待事项，就会或用手势、或用语言、或用眼神“主动交待”。之后，办案人员通过对获取的视听资料的语言、图像或口型进行分析，就可以获得有价值的材料。一方面，记录的音像资料本身说明了案情，另一方面可充分利用这些资料，如将这些视听资料放给嫌疑人看，迫使其交待问题，或找会面的另一方，将视听资料反映的情况告之，“你们所谈的ＸＸＸ内容，嫌疑人都如实交待了，你还瞒得住。”由于会面的另一方并不知道有视听资料，他认为嫌疑人已交待了，也会很快如实反映。
　　
　　四、对收集到的声像进行技术处理，多方位、深层次地运用视听资料
　　
　　对在侦查过程中收集到的视听资料，要举一反三地加以运用、开发，充分发挥其特有的、其他证据无法替代的作用。如在制作询问证人视听资料时，要正确安排好前后次序，开始做证人的工作，使其主动要求交待问题，然后开始交待。之后，将该视听资料放给嫌疑人听、看，当看到证人主动要求交待问题时，可以关闭声音，并可告之交待的内容不能让他听，因法律存在诱供问题，只能让他看图像。这样嫌疑人只知道证人交待了知情的问题，不知道具体交待了什么。办案人员就可以根据自己掌握或尚未完全掌握的线索讯问嫌疑人，进而扩大战果。
　　五、在不便外出取证的情况下，运用电话录音收集证据
　　在办案过程中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些情况：有的证人不在本地又不愿同办案人员接触，但通过电话可向办案人员提供情况。有的因找某证人证明的犯罪金额不大，外出取证经济上不合算。在这种情况下，视听资料就有了其他证据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电话了解并进行同步录音，再把电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文字寄给对方，告之如内容属实，请对方签字按手印后寄回。由于电话交谈在办案人员的参与下进行，该证据较对方个人的情况说明更具真实性和合法性。通过这种方法，视听资料证据有效地转化成了诉讼证据。
　　总之，视听资料证据的收集和运用没有固定的模式，办案人员要因人而异，全方位、多层次地收集并加以运用，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特有的证明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