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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开启了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大门。近30年来，日元贷款为中国这艘庞大的飞行器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燃料，推动其冉冉升空。对此，中日媒体都怀有同样微妙的心情。或许只有对此众说纷纭之事正本清源,才会有清晰和理性的认识。
2007年12月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外长杨洁篪与日本外相高村正彦签署了本年度日元对华贷款政府换文。“这笔为数460亿日元的贷款，将用于中国六个环保项目的建设。”签字仪式后，日本外务省新闻官坂场三男透露说：“这将是日本最后一次对华提供低息长期贷款。”
作为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即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下文简称ODA）的主体，日元贷款肇始于1979年。这一年冬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访华，开启了ODA的大门；此后二十余年，日本以低息、长期为优惠条件，累计向中国发放贷款约3万2千亿日元（约合300亿美元）。而29年以后，它终于走到了尽头。
“ODA确实起了大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副所长，日本对华ODA问题资深专家金熙德感慨道：“你找不出来哪个大型工程没有日元贷款的影子。”——的确，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阶段，日元贷款为中国这艘庞大的飞行器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燃料，推动其冉冉升空。
或许正因如此，日本媒体心态微妙。《读卖新闻》撰文宣称：不要求中国人感谢，只希望中国人记得。然而，审视长达近30年的日本对华ODA之路，中国人同样怀有微妙的心情。
战争赔款的变种
说起日元贷款计划，不能不谈到日本的一个难言之隐：战后赔款。
1951年，在朝鲜战争爆发、冷战铁幕启动的背景下，美国决定还日本这个远东桥头堡以主权地位。当年9月，52个国家的代表齐聚旧金山，举行对日和会。除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外，大部分与会国都签署了《旧金山和约》。这个和约不仅结束了日本的被占领时代、确立了以军事同盟为基础的美日关系，条约第十四款还特别规定，与会各国“放弃对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
但这个和约远非完整、更不彻底，由是中国拒绝承认，菲律宾更是提出抵制和会，而朝鲜、缅甸、蒙古、越南、印尼等众多亚洲国家也纷纷表示反对。这给日本的亚洲外交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其潜在影响沿及今日。
催生日元贷款计划的另一个因素，则是海外市场的诱惑。1954年，日本的各项经济指标均已超过战前水平，获取海外资源、重返海外市场成为当务之急；而人口众多、工业落后的东亚，更是其低成本商品的主要倾销对象。这么一来，《旧金山和约》反而成为它占领这些市场的最大障碍。
为此，1954年，日本加入了以英国为主导、旨在援助东南亚的“科伦坡计划”。此后，它采取分别对待、各个突破的策略，旨在融化亚洲的坚冰：对态度强硬、坚持赔偿的国家，诸如缅甸、菲律宾、印尼、南越，它许诺逐年赔偿；对放弃赔偿的国家如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等，它签订了准赔偿协定即提供无偿援助；最后，1958年2月，一种更新、更体面的手法出现了：它与印度签订了一份日元贷款协定。至少在名义上，这是和战争赔款无关的政府间援助。
换而言之，和“无偿援助”一样，日元贷款不过是战争赔款的变种之一。依靠赔偿、“无偿援助”以及日元贷款，此后十余年，日本在亚洲各国攻城略地；到七十年代初期，它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性经济大国了。对此，原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曾长期参与赔款谈判的中川融坦言：“把战争赔偿与经济援助结合起来，从结果上看，对我国扩大贸易发挥了积极作用。”
终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将目光投向了中国。
当申请原则触及政治底线
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在建交谈判中，“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这是中日建交前后北京的三大姿态。这些姿态大大加快建交步伐的同时，也让后人为之争议不已。
其实不难理解这些姿态背后中国决策层的苦心。“一个孤独的、愤怒的巨人”，二十多年以后，尼克松这么描述当时的中国。如果说，正是因为被封锁、被忽视，这个巨人才如此愤怒的话，那么在被接纳、被认可的机会来临，也就注定了它的克制。更不必说在中日建交的问题上，还包含了那么多的现实考虑。
当此之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如此紧张，而它又如此需要日本进口的钢铁、化肥以及成套设备；中日贸易始终不动声色地、然而依旧迅猛地增长着。而中国始终以稀缺的石油资源来换取它所需要的一切。
即使邓小平复出之初，也是如此。1975年8月18日，他谈到：“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要大力开采石油，尽可能多出口一些。煤炭也要考虑出口。”
1978年2月，东芝公司董事长、素有“经营之神”之称的土光敏夫，率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代表团访问中国。签署《中日长期经济协定》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接见了他们。一个细节就此发生了：李先念谈到，中国很需要日方的资金，“但利率太高了”。
日本代表团成员、钢铁大王稻山嘉宽迅速捕捉到了这个信息。他当即表示，负责日元贷款计划的OECF（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愿意以低息、长期的优惠条件，为中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对此，中方先是“很感兴趣”，甚至把它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当稻山嘉宽细细讲解有关ODA的知识、特别是谈到“申请原则”即受援国必须先提出贷款申请时，一切似乎都变得不可能了。它触及着坚冰未破、几十年间始终强调“自力更生”的政治底线。
60年代苏联撕毁对华援助协定，给中国经济建设造成巨大伤害的同时，也使中国对“外援”的总体认识蒙上了阴影。之后中国采取了“对外国的贷款、投资、援助不予接受”和“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政策。
“那时候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在我们看来是件非常自豪的事情。”刘志诚，这位参与了第一批日元贷款项目谈判，并在此后长达12年的时间里作为中国首席代表主持日本对华ODA项目的官员。在当时，要挑战“自力更生”这个被无限拔高与绝对化的意识形态禁区，所要承担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直到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ODA项目才迎来了关键转折。
访日之初，邓小平的态度依旧谨慎、模糊。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表示：“关于日本政府向我们提供贷款的形式，我们还没有考虑，但今后将对此进行研究”。
如果说，诸如“没有考虑”、“进行研究”这样的表态，还是让人感到遥遥无期的话，那么，在他乘坐新干线快车游览了小半个日本、并且回到北京后，态度迅速改变了。11月26日，会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时，邓小平主动谈到：“土光敏夫先生告诉我，高额贷款应在政府间进行，民间无力解决的事情应该在政府间解决。”
佐佐木更三试探性地发问：那么，“中国能否接受政府贷款呢？”邓小平毫不犹豫地回答：“能。”
次年春天，当一位中共元老强调，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和资金，不是不能考虑，但前提是“中国的主权不受侵害”时，邓小平针锋相对。他说，ODA不是政治问题，而仅仅是经济问题，“只要有偿还能力，300亿美元也不要紧。”
在邓小平的坚持下，1979年5月31日，中国政府一反此前的矜持，主动申请日元贷款项目，并“希望日方予以研究”。
几个月后，9月1日，谷牧副总理访日期间，更正式提出了具体的日元贷款方案：贷款总额为1.2万亿日元（折合55.4亿美元），涉及包括三个水电站、三条铁路与两个港口在内的八个大型项目。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访日期间分别与首相大平正芳、外相园田直、大藏相金子、通产相江崎、经济企划厅长官小坂等政要举行了会谈，还与经团联、日中经济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等经济界人士进行了座谈，向各界介绍了以农业、轻工业、能源、交通运输等部门建设为重点的中国经济建设基本方针，并再三强调，中国经济建设将主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但并不排斥使用外资，只要不损害主权，条件合适，愿意接受所有友好国家的贷款。希望日本政府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给予积极合作。
一波三折
中国政府提出日元贷款正式申请后，1979年9月6日，在第88次国会众议院大会上，公明党议员竹入义胜就有关日本政府对日中经济合作的基本态度以及如何回应中方提出的日元贷款要求等问题提出质疑。
大平正芳首相答辩：“对邻国中国的经济建设所进行的经济合作，我想用三个原则来对应。第一，我国要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协调；第二，要考虑到东盟等其他亚洲各国的平衡；第三，不能进行军事合作。”
大平所提出的三原则并非无的放矢，他的用意有三：打消欧美等国担心日本独占中国市场的疑虑；安抚接受日本ODA最多的东南亚各国；照顾到国内对华贷款持慎重态度的保守派。
彼时，美国因国内法律限制和财政紧张，尚无对华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之意，但却十分关注日本的动向，对日本先行一步对华贷款颇有微词，甚至在1979年10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援助政策规划会议上发难：警告日本，若不在对华日元贷款中采用“非束缚性”方式，将有可能导致新一轮日美经济摩擦。所谓“非束缚性”，是指日本贷款给中国，中国可以用这些贷款向美国等国家采购，而日本不得阻拦。
东盟各国也纷纷表示担心与抗议，认为日本对华贷款将导致对自己援助的大幅削减，更担心中国将从此成为强劲的贸易竞争对手。对此，邓小平在1979年10月9日曾意味深长地说：“据我们所知，日本对东盟的关心度很高。中日关系加深了，不会影响日本与东盟的关系”。
不仅如此，苏联也就此事向日本发难，表示“极为关注”日本对华贷款，甚至表示“今后有可能要求日本对苏也提供与对华条件相等的优惠资金。”而在大平正芳访华之后，苏联当局就日元贷款此事向日本表达了强烈不满。
一时间日本政府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以至于在访华后回国的飞机上，羽田孜向大平正芳感慨道：“对华贷款导致日本与其他国家关系处于极为微妙的困难处境之中。”
尽管如此，中日两国还是在对华贷款的事项上越走越近。
1979年9月19日，日本政府派遣外务省经济合作局局长梁井新一为团长，外务、大藏、通产、经济企划厅、运输等5省厅14名代表组成的政府调查团访华，对中方提出的“日元贷款”项目进行实地考察。调查团解释了大平“三原则”的用意，并向中方索取日元贷款项目的各种资料和数据，对此中方给予了毫无保留的配合。
调查团还向中方详细说明了日本对外援助制度上对项目的“内资”部分不提供日元贷款，只将建设项目中的“外资”部分作为日元贷款援助对象，再加上预算限制，日本政府将对中方提出的日元贷款数额进行大幅度削减与调整，并希望中方重新提出不包括“内资”部分的日元贷款申请方案。谷牧副总理当即表示“内资部分”可由中方负责筹措，并同意减少申请金额。
经反复磋商，10月8日，日本调查团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明确表示由于先前中方提出的金额中包括中方的“内资”部分，所以日方将大幅削减、调整实际贷款总额。与此同时，中方接受日方建议，并按照国际惯例，将8个项目中的约30%作为内资部分，只向日本政府提出所需“外资”部分的日元贷款申请。
日本调查团带着中方的新提案回国后，日本政府有关省厅围绕对华日元贷款政策，特别是大平12月初访华是否应向中方承诺贷款的具体数额，以及如何应对欧美及东盟的反应展开了激烈讨论。
外务省积极主张对华贷款，通产省从能源角度考虑，也主张尽量满足中国的贷款要求，而掌握日本财政大权的大藏省则以财政困难为由，主张大幅度压缩中方提出的贷款额。
就在各省厅迟迟无法达成共识之际，自民党内部“慎重论”者旧调重弹。11月29日，自民党议员中川一郎、藤尾正形、玉置和郎等人声称：中国不是值得援助的弱国，而是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大国，且其正在向非洲提供援助。援助中国不仅刺激苏联，还会刺激东南亚各国。
此时，距12月5日大平正芳访华日期一天天临近，作为首相访华重头戏的对华日元贷款方案却迟迟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大平正芳的焦虑心情可向而知。就其个人而言，对中国始终抱有深深地负罪感，所以一直不遗余力想促成此事。11月30日下午，大平正芳召集所有政府要害部门负责官员，敦促其必须拿出对华贷款方案。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终于达成了共识。
1979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带着作为“礼物”的日元贷款协议如期访华。中日双方正式确定，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至1984年实施，贷款全额3309亿日元（约15亿美元），年利率3%，头十年只付息不还款，后二十年还本付息。
“综合考虑通胀等因素，日元贷款实际赠与成分约为57%”刘志诚说。对于日本积极推动对华贷款的目的，他解释说，“作为OECD成员，日本有着它的援助义务；此外，当然还有它的经济考量。”
而对华贷款是否就是民间猜测的“变相的战争赔款”？刘志成则回答，“在当时，我们私下也有这种分析议论，但在官方场合与谈判中从未提及。对此事的定性就是经济合作。”
合作之桥
1980年4月，49岁的刘志诚与时任国家建委办公室主任的张荃，被派往东京进行培训，学习ODA项目的资金来源、贷款程序、项目选择、贷款条件、采购方向、支付程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
“那时候真是一无所知，”刘志诚并不讳言当时对于外界世界的陌生感。然而当踏上日本土地上那一刻，密集如网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的新干线、繁华富庶的都市、文明守礼的社会风气……这一切都让他觉得非常震撼。
“我当时满心就一个念头：我们落后太多了，什么时候才能迎头赶上？时不我待啊。”于是在此后的一个月中，刘志诚几乎利用所有的闲暇时间，搭乘新干线从东京赶往大阪、神户、长崎等城市，参观考察松下、岛津、丰田等大型企业。先进的工业技术与日本人的勤劳都让他感慨不已：“我在一个渔业加工厂，看到全是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在将一筐筐鱼往流水线上搬，井井有条……这个民族实在是太勤劳太能吃苦了。”
正是这段经历使刘志诚和他的同僚们对ODA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与精力，他们深知日元贷款对于彼时中国发展经济的重大意义。
最初全权负责此事的是国家外资委员会副主任谢北一，刘志诚是他的副手。他们经过繁琐的程序与往来奔波，终于落实了第一年500亿日元的贷款，然而具体实施起来，又面临着数不清的障碍与困难。
“最主要的困难，一是国内配套资金不足，中方不断改变计划，将双方确定的首批六个项目改为四个；二是一些领导认为借钱就是把钱引进国内使用，而不是用来买技术装备以加快国内建设……”刘志诚回忆说。不合常规的做法以及具体操作过程的繁琐，让具体操作此事的人们日以继夜地操劳。1982年的一天，谢北一倒在了办公桌前。“累死的，心肌梗塞。同事进了办公室才发现的……”刘志诚提及此事，神情黯然。
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当时从高层到地方，以及日方的通力合作下，障碍被一一解决，合作之势无可阻挡。
多年之后，竹内克之，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OECF驻中国首席代表，回忆起那段岁月，也是百般感慨：“80年代初，我在考察黑龙江省的火车制造厂时，接到中国政府希望我们马上去山海关的请求。到达现场后，谈判一直持续到深夜，最终双方找到了解决办法，赶在项目竣工前解决了问题。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真是令人怀念。”
“当时日本国内，舆论、民间的声音都是一边倒的，都觉得这是应该的。”学者金熙德说：“但在补偿心理之外，他们也有经济上的考虑。……对长期进口中国能源给予厚望，这是对华日元贷款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因此，从1979年到1983年，这批日元贷款，全部投向了涉及煤炭开发的六个运输项目；这些项目，无一例外地和对日能源出口有关。在石油危机反复发作、日本频频感受着能源阵痛的年代，对华ODA对增加日本能源保障的意义显而易见。
尽管如此，作为对华ODA主要提供国，日本还是赢得了中国朝野的普遍好感。一时之间，“中日友好”成为从官方到民间耳熟能详的词汇了，“世世代代”的说法也频繁出现。而在这股大潮流中，还夹杂着日本遗孤归国、昔日老兵忏悔，以及三千青年学生访华的动人故事。毫无疑问，这些民间的浪花，也不断烘托着这个中日关系史上罕见的黄金时代。
在这样的氛围中，1984年3月，为期六年、总额4700亿日元的第二次ODA贷款协定顺利签署了；此后，1988年8月，中曾根康弘首相又许诺了第三次、为数8100亿日元的贷款项目。值得重视的是，在世界能源形势好转的情况下，这些贷款全部流向了中国的基础建设项目。
从这里开始，日元贷款在中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贷款毕竟是贷款、还需要付息偿还的话，那么，对华ODA清单中的无偿援助，则让一些中国人感念至今。从1981年开始，包括中日友好医院在内，涉及教育、医疗、农业、环保四个领域的98个项目，也成为ODA的组成部分。此后二十年，日本共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资金1297亿日元，大约占ODA总额的4%。
然而，签署第三次贷款协定后不久，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
鸡肋之困
1989年夏，中国遭受西方数国的制裁。7月14日，日本加入了其间。在各种制裁手段中，包括了对华ODA：日本单方面宣布冻结ODA项目。
尽管如此，日方并未彻底断绝对华ODA之路。那一年，刘志诚没有去日本进行例行签约，而是日本政府派代表■中笃来北京。“那年复兴门到八王坟地铁开工，用的就是1989年的日元贷款。■中笃出席了开工典礼，这就表明了日本政府的态度。”刘志诚说。
但在之后，日本对华ODA之路愈加不畅。1992年6月30日，当西方世界纷纷对中国解冻、中国更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之际。这一天，日本首相宫泽喜一郎签发了《ODA大纲》，这份政府文件规定，此后ODA将附加政治条件，包括“人权状况”等因素将成为ODA的“基本考量”。对此，金熙德认为，这“标志着日本的ODA政策由‘三位一体的开发援助型’向‘政治援助领先的开发援助型’转变。”
而到了1990年代，日本曾数次以ODA为要挟，已经让中国人对日元贷款产生“鸡肋”之感。与此同时，日本朝野对ODA的非议也越来越多。
2004年11月28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公开表示，对华ODA“已经到了该毕业的时候”。
在一所地方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公然断言，对华ODA是“一个典型的失败事例”。但这位教授显然没有进行过实地考察，他援引的案例里，包括了这么一个说法：“北京的地铁建设，使用了大约200亿日元。但2号线建好以后，记者……在建国门车站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竟未发现一位乘车人。”
对照北京地铁人山人海的景象，这个例子不啻于天方夜谭。但这恰恰说明了日本普通学者对日元对华贷款的误解。
在“失败论”之外，“不知感恩论”则有着更大的市场、更多的人群。2001年，曾任《产经新闻》中国总局局长的古森义久，发表题为《北京用日本的援助击败大阪申奥成功》的文章批评日本政府对华援助政策：“过去的20多年里，日本对北京投入了约4000亿日元的巨额援助，使其基础设施焕然一新。对大阪市民来说，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自己交纳的税金却成了导致申奥失败的工具。”
“对华ODA是日本媒体长期热心造势的话题。每逢出现中日外交摩擦，媒体总要把对华ODA端出来炒作一番。……”一位研究者谈到：“他们的主要攻击点，是中国没有‘感恩的表现’；他们还诉诸悲情，强调对中国的援助都来自民间的税金，而承担这一税金的主体是日本的年轻一代……”
2003年，自由撰稿人青木直人发表文章批判日本对华援助是部分“亲华”政治家对中国领导人的政治献金，而中国接受了6兆日元日本国民的“血税”援助，非但不感谢，反而有意向国民隐瞒日本对华援助的真相，并“持续进行反日宣传”。
2005年3月8日，《读卖新闻》甚至宣称，对华ODA有可能“被用于扩充军备”。
至此，对一衣带水、恩怨纠葛的两个国家来说，原本致力于中日和解，加深互助的ODA，反而带来的越来越深的误解。
2007年12月，正是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访华前夕，中日两国外长签署了最后一次日元贷款换文。此前，当日本政府决定停止对华ODA时，中国副外长武大伟已经表达过了谢意；然而这一天，在尘埃落定的时分，尽管杨洁篪也对它高度评价，日本共同社却注意到，杨洁篪没有说出“感谢”二字，“显示了双方在认识上的微妙差距”。
与这个细节相比，能够佐证沧桑历史的，或许倒是这么一个事实：29年前，当邓小平访问东京、启动对华ODA时，接待他的日本首相名为福田赳夫。他正是福田康夫的父亲。
2007年12月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外长杨洁篪与日本外相高村正彦签署了本年度日元对华贷款政府换文。“这笔为数460亿日元的贷款，将用于中国六个环保项目的建设。”签字仪式后，日本外务省新闻官坂场三男透露说：“这将是日本最后一次对华提供低息长期贷款。”
作为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即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下文简称ODA）的主体，日元贷款肇始于1979年。这一年冬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访华，开启了ODA的大门；此后二十余年，日本以低息、长期为优惠条件，累计向中国发放贷款约3万2千亿日元（约合300亿美元）。而29年以后，它终于走到了尽头。
“ODA确实起了大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副所长，日本对华ODA问题资深专家金熙德感慨道：“你找不出来哪个大型工程没有日元贷款的影子。”——的确，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阶段，日元贷款为中国这艘庞大的飞行器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燃料，推动其冉冉升空。
或许正因如此，日本媒体心态微妙。《读卖新闻》撰文宣称：不要求中国人感谢，只希望中国人记得。然而，审视长达近30年的日本对华ODA之路，中国人同样怀有微妙的心情。
战争赔款的变种
说起日元贷款计划，不能不谈到日本的一个难言之隐：战后赔款。
1951年，在朝鲜战争爆发、冷战铁幕启动的背景下，美国决定还日本这个远东桥头堡以主权地位。当年9月，52个国家的代表齐聚旧金山，举行对日和会。除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外，大部分与会国都签署了《旧金山和约》。这个和约不仅结束了日本的被占领时代、确立了以军事同盟为基础的美日关系，条约第十四款还特别规定，与会各国“放弃对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
但这个和约远非完整、更不彻底，由是中国拒绝承认，菲律宾更是提出抵制和会，而朝鲜、缅甸、蒙古、越南、印尼等众多亚洲国家也纷纷表示反对。这给日本的亚洲外交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其潜在影响沿及今日。
催生日元贷款计划的另一个因素，则是海外市场的诱惑。1954年，日本的各项经济指标均已超过战前水平，获取海外资源、重返海外市场成为当务之急；而人口众多、工业落后的东亚，更是其低成本商品的主要倾销对象。这么一来，《旧金山和约》反而成为它占领这些市场的最大障碍。
为此，1954年，日本加入了以英国为主导、旨在援助东南亚的“科伦坡计划”。此后，它采取分别对待、各个突破的策略，旨在融化亚洲的坚冰：对态度强硬、坚持赔偿的国家，诸如缅甸、菲律宾、印尼、南越，它许诺逐年赔偿；对放弃赔偿的国家如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等，它签订了准赔偿协定即提供无偿援助；最后，1958年2月，一种更新、更体面的手法出现了：它与印度签订了一份日元贷款协定。至少在名义上，这是和战争赔款无关的政府间援助。
换而言之，和“无偿援助”一样，日元贷款不过是战争赔款的变种之一。依靠赔偿、“无偿援助”以及日元贷款，此后十余年，日本在亚洲各国攻城略地；到七十年代初期，它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性经济大国了。对此，原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曾长期参与赔款谈判的中川融坦言：“把战争赔偿与经济援助结合起来，从结果上看，对我国扩大贸易发挥了积极作用。”
终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将目光投向了中国。
当申请原则触及政治底线
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在建交谈判中，“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这是中日建交前后北京的三大姿态。这些姿态大大加快建交步伐的同时，也让后人为之争议不已。
其实不难理解这些姿态背后中国决策层的苦心。“一个孤独的、愤怒的巨人”，二十多年以后，尼克松这么描述当时的中国。如果说，正是因为被封锁、被忽视，这个巨人才如此愤怒的话，那么在被接纳、被认可的机会来临，也就注定了它的克制。更不必说在中日建交的问题上，还包含了那么多的现实考虑。
当此之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如此紧张，而它又如此需要日本进口的钢铁、化肥以及成套设备；中日贸易始终不动声色地、然而依旧迅猛地增长着。而中国始终以稀缺的石油资源来换取它所需要的一切。
即使邓小平复出之初，也是如此。1975年8月18日，他谈到：“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要大力开采石油，尽可能多出口一些。煤炭也要考虑出口。”
1978年2月，东芝公司董事长、素有“经营之神”之称的土光敏夫，率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代表团访问中国。签署《中日长期经济协定》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接见了他们。一个细节就此发生了：李先念谈到，中国很需要日方的资金，“但利率太高了”。
日本代表团成员、钢铁大王稻山嘉宽迅速捕捉到了这个信息。他当即表示，负责日元贷款计划的OECF（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愿意以低息、长期的优惠条件，为中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对此，中方先是“很感兴趣”，甚至把它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当稻山嘉宽细细讲解有关ODA的知识、特别是谈到“申请原则”即受援国必须先提出贷款申请时，一切似乎都变得不可能了。它触及着坚冰未破、几十年间始终强调“自力更生”的政治底线。
60年代苏联撕毁对华援助协定，给中国经济建设造成巨大伤害的同时，也使中国对“外援”的总体认识蒙上了阴影。之后中国采取了“对外国的贷款、投资、援助不予接受”和“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政策。
“那时候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在我们看来是件非常自豪的事情。”刘志诚，这位参与了第一批日元贷款项目谈判，并在此后长达12年的时间里作为中国首席代表主持日本对华ODA项目的官员。在当时，要挑战“自力更生”这个被无限拔高与绝对化的意识形态禁区，所要承担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直到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ODA项目才迎来了关键转折。
访日之初，邓小平的态度依旧谨慎、模糊。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表示：“关于日本政府向我们提供贷款的形式，我们还没有考虑，但今后将对此进行研究”。
如果说，诸如“没有考虑”、“进行研究”这样的表态，还是让人感到遥遥无期的话，那么，在他乘坐新干线快车游览了小半个日本、并且回到北京后，态度迅速改变了。11月26日，会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时，邓小平主动谈到：“土光敏夫先生告诉我，高额贷款应在政府间进行，民间无力解决的事情应该在政府间解决。”
佐佐木更三试探性地发问：那么，“中国能否接受政府贷款呢？”邓小平毫不犹豫地回答：“能。”
次年春天，当一位中共元老强调，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和资金，不是不能考虑，但前提是“中国的主权不受侵害”时，邓小平针锋相对。他说，ODA不是政治问题，而仅仅是经济问题，“只要有偿还能力，300亿美元也不要紧。”
在邓小平的坚持下，1979年5月31日，中国政府一反此前的矜持，主动申请日元贷款项目，并“希望日方予以研究”。
几个月后，9月1日，谷牧副总理访日期间，更正式提出了具体的日元贷款方案：贷款总额为1.2万亿日元（折合55.4亿美元），涉及包括三个水电站、三条铁路与两个港口在内的八个大型项目。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访日期间分别与首相大平正芳、外相园田直、大藏相金子、通产相江崎、经济企划厅长官小坂等政要举行了会谈，还与经团联、日中经济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等经济界人士进行了座谈，向各界介绍了以农业、轻工业、能源、交通运输等部门建设为重点的中国经济建设基本方针，并再三强调，中国经济建设将主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但并不排斥使用外资，只要不损害主权，条件合适，愿意接受所有友好国家的贷款。希望日本政府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给予积极合作。
一波三折
中国政府提出日元贷款正式申请后，1979年9月6日，在第88次国会众议院大会上，公明党议员竹入义胜就有关日本政府对日中经济合作的基本态度以及如何回应中方提出的日元贷款要求等问题提出质疑。
大平正芳首相答辩：“对邻国中国的经济建设所进行的经济合作，我想用三个原则来对应。第一，我国要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协调；第二，要考虑到东盟等其他亚洲各国的平衡；第三，不能进行军事合作。”
大平所提出的三原则并非无的放矢，他的用意有三：打消欧美等国担心日本独占中国市场的疑虑；安抚接受日本ODA最多的东南亚各国；照顾到国内对华贷款持慎重态度的保守派。
彼时，美国因国内法律限制和财政紧张，尚无对华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之意，但却十分关注日本的动向，对日本先行一步对华贷款颇有微词，甚至在1979年10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援助政策规划会议上发难：警告日本，若不在对华日元贷款中采用“非束缚性”方式，将有可能导致新一轮日美经济摩擦。所谓“非束缚性”，是指日本贷款给中国，中国可以用这些贷款向美国等国家采购，而日本不得阻拦。
东盟各国也纷纷表示担心与抗议，认为日本对华贷款将导致对自己援助的大幅削减，更担心中国将从此成为强劲的贸易竞争对手。对此，邓小平在1979年10月9日曾意味深长地说：“据我们所知，日本对东盟的关心度很高。中日关系加深了，不会影响日本与东盟的关系”。
不仅如此，苏联也就此事向日本发难，表示“极为关注”日本对华贷款，甚至表示“今后有可能要求日本对苏也提供与对华条件相等的优惠资金。”而在大平正芳访华之后，苏联当局就日元贷款此事向日本表达了强烈不满。
一时间日本政府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以至于在访华后回国的飞机上，羽田孜向大平正芳感慨道：“对华贷款导致日本与其他国家关系处于极为微妙的困难处境之中。”
尽管如此，中日两国还是在对华贷款的事项上越走越近。
1979年9月19日，日本政府派遣外务省经济合作局局长梁井新一为团长，外务、大藏、通产、经济企划厅、运输等5省厅14名代表组成的政府调查团访华，对中方提出的“日元贷款”项目进行实地考察。调查团解释了大平“三原则”的用意，并向中方索取日元贷款项目的各种资料和数据，对此中方给予了毫无保留的配合。
调查团还向中方详细说明了日本对外援助制度上对项目的“内资”部分不提供日元贷款，只将建设项目中的“外资”部分作为日元贷款援助对象，再加上预算限制，日本政府将对中方提出的日元贷款数额进行大幅度削减与调整，并希望中方重新提出不包括“内资”部分的日元贷款申请方案。谷牧副总理当即表示“内资部分”可由中方负责筹措，并同意减少申请金额。
经反复磋商，10月8日，日本调查团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明确表示由于先前中方提出的金额中包括中方的“内资”部分，所以日方将大幅削减、调整实际贷款总额。与此同时，中方接受日方建议，并按照国际惯例，将8个项目中的约30%作为内资部分，只向日本政府提出所需“外资”部分的日元贷款申请。
日本调查团带着中方的新提案回国后，日本政府有关省厅围绕对华日元贷款政策，特别是大平12月初访华是否应向中方承诺贷款的具体数额，以及如何应对欧美及东盟的反应展开了激烈讨论。
外务省积极主张对华贷款，通产省从能源角度考虑，也主张尽量满足中国的贷款要求，而掌握日本财政大权的大藏省则以财政困难为由，主张大幅度压缩中方提出的贷款额。
就在各省厅迟迟无法达成共识之际，自民党内部“慎重论”者旧调重弹。11月29日，自民党议员中川一郎、藤尾正形、玉置和郎等人声称：中国不是值得援助的弱国，而是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大国，且其正在向非洲提供援助。援助中国不仅刺激苏联，还会刺激东南亚各国。
此时，距12月5日大平正芳访华日期一天天临近，作为首相访华重头戏的对华日元贷款方案却迟迟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大平正芳的焦虑心情可向而知。就其个人而言，对中国始终抱有深深地负罪感，所以一直不遗余力想促成此事。11月30日下午，大平正芳召集所有政府要害部门负责官员，敦促其必须拿出对华贷款方案。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终于达成了共识。
1979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带着作为“礼物”的日元贷款协议如期访华。中日双方正式确定，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至1984年实施，贷款全额3309亿日元（约15亿美元），年利率3%，头十年只付息不还款，后二十年还本付息。
“综合考虑通胀等因素，日元贷款实际赠与成分约为57%”刘志诚说。对于日本积极推动对华贷款的目的，他解释说，“作为OECD成员，日本有着它的援助义务；此外，当然还有它的经济考量。”
而对华贷款是否就是民间猜测的“变相的战争赔款”？刘志成则回答，“在当时，我们私下也有这种分析议论，但在官方场合与谈判中从未提及。对此事的定性就是经济合作。”
合作之桥
1980年4月，49岁的刘志诚与时任国家建委办公室主任的张荃，被派往东京进行培训，学习ODA项目的资金来源、贷款程序、项目选择、贷款条件、采购方向、支付程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
“那时候真是一无所知，”刘志诚并不讳言当时对于外界世界的陌生感。然而当踏上日本土地上那一刻，密集如网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的新干线、繁华富庶的都市、文明守礼的社会风气……这一切都让他觉得非常震撼。
“我当时满心就一个念头：我们落后太多了，什么时候才能迎头赶上？时不我待啊。”于是在此后的一个月中，刘志诚几乎利用所有的闲暇时间，搭乘新干线从东京赶往大阪、神户、长崎等城市，参观考察松下、岛津、丰田等大型企业。先进的工业技术与日本人的勤劳都让他感慨不已：“我在一个渔业加工厂，看到全是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在将一筐筐鱼往流水线上搬，井井有条……这个民族实在是太勤劳太能吃苦了。”
正是这段经历使刘志诚和他的同僚们对ODA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与精力，他们深知日元贷款对于彼时中国发展经济的重大意义。
最初全权负责此事的是国家外资委员会副主任谢北一，刘志诚是他的副手。他们经过繁琐的程序与往来奔波，终于落实了第一年500亿日元的贷款，然而具体实施起来，又面临着数不清的障碍与困难。
“最主要的困难，一是国内配套资金不足，中方不断改变计划，将双方确定的首批六个项目改为四个；二是一些领导认为借钱就是把钱引进国内使用，而不是用来买技术装备以加快国内建设……”刘志诚回忆说。不合常规的做法以及具体操作过程的繁琐，让具体操作此事的人们日以继夜地操劳。1982年的一天，谢北一倒在了办公桌前。“累死的，心肌梗塞。同事进了办公室才发现的……”刘志诚提及此事，神情黯然。
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当时从高层到地方，以及日方的通力合作下，障碍被一一解决，合作之势无可阻挡。
多年之后，竹内克之，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OECF驻中国首席代表，回忆起那段岁月，也是百般感慨：“80年代初，我在考察黑龙江省的火车制造厂时，接到中国政府希望我们马上去山海关的请求。到达现场后，谈判一直持续到深夜，最终双方找到了解决办法，赶在项目竣工前解决了问题。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真是令人怀念。”
“当时日本国内，舆论、民间的声音都是一边倒的，都觉得这是应该的。”学者金熙德说：“但在补偿心理之外，他们也有经济上的考虑。……对长期进口中国能源给予厚望，这是对华日元贷款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因此，从1979年到1983年，这批日元贷款，全部投向了涉及煤炭开发的六个运输项目；这些项目，无一例外地和对日能源出口有关。在石油危机反复发作、日本频频感受着能源阵痛的年代，对华ODA对增加日本能源保障的意义显而易见。
尽管如此，作为对华ODA主要提供国，日本还是赢得了中国朝野的普遍好感。一时之间，“中日友好”成为从官方到民间耳熟能详的词汇了，“世世代代”的说法也频繁出现。而在这股大潮流中，还夹杂着日本遗孤归国、昔日老兵忏悔，以及三千青年学生访华的动人故事。毫无疑问，这些民间的浪花，也不断烘托着这个中日关系史上罕见的黄金时代。
在这样的氛围中，1984年3月，为期六年、总额4700亿日元的第二次ODA贷款协定顺利签署了；此后，1988年8月，中曾根康弘首相又许诺了第三次、为数8100亿日元的贷款项目。值得重视的是，在世界能源形势好转的情况下，这些贷款全部流向了中国的基础建设项目。
从这里开始，日元贷款在中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贷款毕竟是贷款、还需要付息偿还的话，那么，对华ODA清单中的无偿援助，则让一些中国人感念至今。从1981年开始，包括中日友好医院在内，涉及教育、医疗、农业、环保四个领域的98个项目，也成为ODA的组成部分。此后二十年，日本共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资金1297亿日元，大约占ODA总额的4%。
然而，签署第三次贷款协定后不久，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
鸡肋之困
1989年夏，中国遭受西方数国的制裁。7月14日，日本加入了其间。在各种制裁手段中，包括了对华ODA：日本单方面宣布冻结ODA项目。
尽管如此，日方并未彻底断绝对华ODA之路。那一年，刘志诚没有去日本进行例行签约，而是日本政府派代表■中笃来北京。“那年复兴门到八王坟地铁开工，用的就是1989年的日元贷款。■中笃出席了开工典礼，这就表明了日本政府的态度。”刘志诚说。
但在之后，日本对华ODA之路愈加不畅。1992年6月30日，当西方世界纷纷对中国解冻、中国更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之际。这一天，日本首相宫泽喜一郎签发了《ODA大纲》，这份政府文件规定，此后ODA将附加政治条件，包括“人权状况”等因素将成为ODA的“基本考量”。对此，金熙德认为，这“标志着日本的ODA政策由‘三位一体的开发援助型’向‘政治援助领先的开发援助型’转变。”
而到了1990年代，日本曾数次以ODA为要挟，已经让中国人对日元贷款产生“鸡肋”之感。与此同时，日本朝野对ODA的非议也越来越多。
2004年11月28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公开表示，对华ODA“已经到了该毕业的时候”。
在一所地方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公然断言，对华ODA是“一个典型的失败事例”。但这位教授显然没有进行过实地考察，他援引的案例里，包括了这么一个说法：“北京的地铁建设，使用了大约200亿日元。但2号线建好以后，记者……在建国门车站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竟未发现一位乘车人。”
对照北京地铁人山人海的景象，这个例子不啻于天方夜谭。但这恰恰说明了日本普通学者对日元对华贷款的误解。
在“失败论”之外，“不知感恩论”则有着更大的市场、更多的人群。2001年，曾任《产经新闻》中国总局局长的古森义久，发表题为《北京用日本的援助击败大阪申奥成功》的文章批评日本政府对华援助政策：“过去的20多年里，日本对北京投入了约4000亿日元的巨额援助，使其基础设施焕然一新。对大阪市民来说，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自己交纳的税金却成了导致申奥失败的工具。”
“对华ODA是日本媒体长期热心造势的话题。每逢出现中日外交摩擦，媒体总要把对华ODA端出来炒作一番。……”一位研究者谈到：“他们的主要攻击点，是中国没有‘感恩的表现’；他们还诉诸悲情，强调对中国的援助都来自民间的税金，而承担这一税金的主体是日本的年轻一代……”
2003年，自由撰稿人青木直人发表文章批判日本对华援助是部分“亲华”政治家对中国领导人的政治献金，而中国接受了6兆日元日本国民的“血税”援助，非但不感谢，反而有意向国民隐瞒日本对华援助的真相，并“持续进行反日宣传”。
2005年3月8日，《读卖新闻》甚至宣称，对华ODA有可能“被用于扩充军备”。
至此，对一衣带水、恩怨纠葛的两个国家来说，原本致力于中日和解，加深互助的ODA，反而带来的越来越深的误解。
2007年12月，正是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访华前夕，中日两国外长签署了最后一次日元贷款换文。此前，当日本政府决定停止对华ODA时，中国副外长武大伟已经表达过了谢意；然而这一天，在尘埃落定的时分，尽管杨洁篪也对它高度评价，日本共同社却注意到，杨洁篪没有说出“感谢”二字，“显示了双方在认识上的微妙差距”。
与这个细节相比，能够佐证沧桑历史的，或许倒是这么一个事实：29年前，当邓小平访问东京、启动对华ODA时，接待他的日本首相名为福田赳夫。他正是福田康夫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