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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留在过去的监狱里
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许多黑奴不愿意被解放，希望继续做奴隶。因为黑奴长年依附于白人奴隶主，一旦自由后竟然不知道该怎么生活，有些获得自由的黑奴甚至跑回到主人那里祈求住宿和食物而被白人射杀（他们也不敢接受奴隶，因为是违法的）。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就描写了奴隶对庄园主充满眷恋。北方大军打到南部重镇亚特兰大前夕，庄园主家的几个奴隶还骂参加解放战争的黑人是下流坯，不愿自由。
美国一部反映监狱生活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刻画了一个典型人物老布。他1905年入狱、在监狱里生活了大半辈子，一直当图书馆管理员。当他老了出狱后，已经无法适应外面的社会环境了，他写了一封信给曾经的狱友，透露了内心的绝望与恐惧，最后，在自己房间内上吊身亡。
奴隶的生活是很悲惨的，监狱更是个令人恐惧的地方，但那些长年当奴隶或囚犯的人，竟然眷恋起这里的生活，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生活悲惨，也不觉得人的自由和尊严有什么重要。
这些故事听起来如此不可思议，我们根本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但其实，在社会现实中，这样的观念桎梏可谓比比皆是。人长期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下，接受固定的观念灌输，会不自觉形成一个固定的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无论现实环境怎么变化，人们形成的观念和思维习惯总是难以改变，最终这些观念成为桎梏人们思想的监狱——身体已经摆脱了监狱，思想却还留在监狱里。
文化观念的监狱——
剪不剪辫子
清军入关后，多尔衮命礼部向全国发布了剃发令，提出“留发不留头”的律令，要求所有人剃发、留辫。然而，汉人却视这一行为是对自己的羞辱，宁愿被杀头也不肯剃头。江阴在归顺清朝后，因为反对剃发令而重新造反。一位意大利人在《鞑靼战纪》中记录了绍兴人的“头发保卫战”：满人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这座城市，他们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占领浙江南部的所有其他城镇。但是，当他们宣布了剃发令之后，士兵和老百姓都不约而同地拿起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得更英勇。
然而，到了清末民初，剪辫令如同当初的剃发令一样闹得沸沸扬扬。有人宣称“吾头可断，辫不可剪”。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实行强制剪辫法令，但不少守旧之士极力抵制这一法令，其中不乏汉人。声嘶力竭求饶者很多，哀号痛苦觉得没脸见人者很多，还有人要求将辫子拿回去，留着死后入殓时放进棺材里，落个“整尸首”，有的人甚至不出门，也拒不剪辫。国学大师王国维1927年投湖自杀时仍拖着一条长辫子。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人们对清朝的“Q”字发型，已经由抗拒变成被迫接受，然后麻木，最后不再视其为蛮夷之俗而视为天朝民俗加以固守。
像这样文化观念的监狱在世界各地都有。澳大利亚库尔奈人的一个部落，常常以天然地形如小河、小山岗、小丛林为界线分为两个半边，这两个半边之间彼此通婚，而在每一个半边内部通婚则被视为乱伦，要受到最严厉处罚，一般是处死，或驱逐出部落。
这样严格的伦理禁忌常常使部落里年轻男人找不着女人，女人找不着男人，最后连传宗接代都发生了危机。即使面临无法传宗接代的危险，库尔奈人依然以暴力固守他们奇怪的伦理禁忌。
信仰观念的监狱——
真理比生命更重要
任何宗教信仰的基本教义都是劝人向善，但宗教都有两个基本特征：要信徒盲目相信；排他性。当信徒相信了本宗教真的可以让人得到救赎时，他们就会从内心里排斥其他宗教，认为本教之外皆为邪教。于是，为了捍卫真理，各教派之间时常会发生冲突，西方国家在历史上曾发生过数千次宗教战争。
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的孩子们每天听到的都是“宿命论”、“自由意志”等描述“真正信仰”的观念。根据父母的意愿，这些孩子成为了天主教徒、路德派教徒、加尔文派教徒等，无论属于哪一派，他们都被告知只有本派才代表“真正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真理”就成了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他们会本能地攻击与自己想法不同的人。1572年8月24日，天主教徒暗中策划阴谋，利用新教徒在巴黎集中的机会，发动了一场对新教徒的屠杀，当晚有3000多人被杀戮。
这种冲突不仅会出现在基督教内部，也会表现在对异教徒的攻击。为了从伊斯兰教手中夺回耶路撒冷，罗马天主教教皇发动了多次十字军东征，使得很多人遭到杀害。而伊斯兰教也以“为真主而战”的名义发动了多起“圣战”。本·拉登更是将“圣战”的观念深入人心，发动了很多激进的恐怖袭击。耶稣教导人们学会宽恕，《古兰经》的教义也是以仁爱和平为主。然而，人们为了自己心中的“真理”，竟然不断让上帝和真主打架，实在荒谬。
科学观念的监狱——
权威的力量
人们被传统观念束缚的例子在科学史上也很常见。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提出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得更快。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就得到人们的认可，在此后两千年的时间里没有人质疑过。直到1590年，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扔下两个不同重量的铁球，结果铁球同时着地，这才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其实，这一理论是否正确很容易验证，只要自己找两个物体试验一下就知道了。但为什么人们过了两千年都没发现这个谬误呢？亚里士多德被后世称为最博学的科学家，所以人们在观念中会认为他的理论一定是正确的，从而坚定不移地奉为真理，即使日常生活中出现与这一理论矛盾的地方，人们也不会认为是这一理论出错了。而随着这一理论越来越深入人心，人们也就会将它作为真理直接接受了。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这个世界就是三维的。当有人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有很多维度的，此时我们是无法想象那个画面的，所以我们也不可能认可这一说法。但越来越多的著名科学家不断宣称这个世界是多维的，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这一点，虽然很多人仍然无法想象多维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们在学校学的都是欧式几何，所以对非欧几何的理论就很难接受，如“不存在相似的多边形”或“过直线外一点至少存在两条直线和已知直线平行”。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些理论不符合实际，其实是因为我们默认了几个前提，如“直线可以任意延长”、“任意两点间可以画一条直线”等。也许我们会觉得这些前提是理所当然的，但正是这些潜在的观念阻碍了我们对非欧几何的理解。
人生活在社会上，势必会受到社会和周围人的制约，人们长期遵循一定的理念，就会在潜意识里滋长一些条条框框的自我约束。同时，也会用这些条条框框去约束别人，人们为了得到他人的肯定和接纳，便会自愿地臣服于这些“观念”。要想突破传统观念，就必须具备足够的气魄和力量。
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许多黑奴不愿意被解放，希望继续做奴隶。因为黑奴长年依附于白人奴隶主，一旦自由后竟然不知道该怎么生活，有些获得自由的黑奴甚至跑回到主人那里祈求住宿和食物而被白人射杀（他们也不敢接受奴隶，因为是违法的）。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就描写了奴隶对庄园主充满眷恋。北方大军打到南部重镇亚特兰大前夕，庄园主家的几个奴隶还骂参加解放战争的黑人是下流坯，不愿自由。
美国一部反映监狱生活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刻画了一个典型人物老布。他1905年入狱、在监狱里生活了大半辈子，一直当图书馆管理员。当他老了出狱后，已经无法适应外面的社会环境了，他写了一封信给曾经的狱友，透露了内心的绝望与恐惧，最后，在自己房间内上吊身亡。
奴隶的生活是很悲惨的，监狱更是个令人恐惧的地方，但那些长年当奴隶或囚犯的人，竟然眷恋起这里的生活，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生活悲惨，也不觉得人的自由和尊严有什么重要。
这些故事听起来如此不可思议，我们根本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但其实，在社会现实中，这样的观念桎梏可谓比比皆是。人长期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下，接受固定的观念灌输，会不自觉形成一个固定的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无论现实环境怎么变化，人们形成的观念和思维习惯总是难以改变，最终这些观念成为桎梏人们思想的监狱——身体已经摆脱了监狱，思想却还留在监狱里。
文化观念的监狱——
剪不剪辫子
清军入关后，多尔衮命礼部向全国发布了剃发令，提出“留发不留头”的律令，要求所有人剃发、留辫。然而，汉人却视这一行为是对自己的羞辱，宁愿被杀头也不肯剃头。江阴在归顺清朝后，因为反对剃发令而重新造反。一位意大利人在《鞑靼战纪》中记录了绍兴人的“头发保卫战”：满人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这座城市，他们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占领浙江南部的所有其他城镇。但是，当他们宣布了剃发令之后，士兵和老百姓都不约而同地拿起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得更英勇。
然而，到了清末民初，剪辫令如同当初的剃发令一样闹得沸沸扬扬。有人宣称“吾头可断，辫不可剪”。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实行强制剪辫法令，但不少守旧之士极力抵制这一法令，其中不乏汉人。声嘶力竭求饶者很多，哀号痛苦觉得没脸见人者很多，还有人要求将辫子拿回去，留着死后入殓时放进棺材里，落个“整尸首”，有的人甚至不出门，也拒不剪辫。国学大师王国维1927年投湖自杀时仍拖着一条长辫子。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人们对清朝的“Q”字发型，已经由抗拒变成被迫接受，然后麻木，最后不再视其为蛮夷之俗而视为天朝民俗加以固守。
像这样文化观念的监狱在世界各地都有。澳大利亚库尔奈人的一个部落，常常以天然地形如小河、小山岗、小丛林为界线分为两个半边，这两个半边之间彼此通婚，而在每一个半边内部通婚则被视为乱伦，要受到最严厉处罚，一般是处死，或驱逐出部落。
这样严格的伦理禁忌常常使部落里年轻男人找不着女人，女人找不着男人，最后连传宗接代都发生了危机。即使面临无法传宗接代的危险，库尔奈人依然以暴力固守他们奇怪的伦理禁忌。
信仰观念的监狱——
真理比生命更重要
任何宗教信仰的基本教义都是劝人向善，但宗教都有两个基本特征：要信徒盲目相信；排他性。当信徒相信了本宗教真的可以让人得到救赎时，他们就会从内心里排斥其他宗教，认为本教之外皆为邪教。于是，为了捍卫真理，各教派之间时常会发生冲突，西方国家在历史上曾发生过数千次宗教战争。
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的孩子们每天听到的都是“宿命论”、“自由意志”等描述“真正信仰”的观念。根据父母的意愿，这些孩子成为了天主教徒、路德派教徒、加尔文派教徒等，无论属于哪一派，他们都被告知只有本派才代表“真正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真理”就成了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他们会本能地攻击与自己想法不同的人。1572年8月24日，天主教徒暗中策划阴谋，利用新教徒在巴黎集中的机会，发动了一场对新教徒的屠杀，当晚有3000多人被杀戮。
这种冲突不仅会出现在基督教内部，也会表现在对异教徒的攻击。为了从伊斯兰教手中夺回耶路撒冷，罗马天主教教皇发动了多次十字军东征，使得很多人遭到杀害。而伊斯兰教也以“为真主而战”的名义发动了多起“圣战”。本·拉登更是将“圣战”的观念深入人心，发动了很多激进的恐怖袭击。耶稣教导人们学会宽恕，《古兰经》的教义也是以仁爱和平为主。然而，人们为了自己心中的“真理”，竟然不断让上帝和真主打架，实在荒谬。
科学观念的监狱——
权威的力量
人们被传统观念束缚的例子在科学史上也很常见。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提出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得更快。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就得到人们的认可，在此后两千年的时间里没有人质疑过。直到1590年，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扔下两个不同重量的铁球，结果铁球同时着地，这才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其实，这一理论是否正确很容易验证，只要自己找两个物体试验一下就知道了。但为什么人们过了两千年都没发现这个谬误呢？亚里士多德被后世称为最博学的科学家，所以人们在观念中会认为他的理论一定是正确的，从而坚定不移地奉为真理，即使日常生活中出现与这一理论矛盾的地方，人们也不会认为是这一理论出错了。而随着这一理论越来越深入人心，人们也就会将它作为真理直接接受了。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这个世界就是三维的。当有人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有很多维度的，此时我们是无法想象那个画面的，所以我们也不可能认可这一说法。但越来越多的著名科学家不断宣称这个世界是多维的，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这一点，虽然很多人仍然无法想象多维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们在学校学的都是欧式几何，所以对非欧几何的理论就很难接受，如“不存在相似的多边形”或“过直线外一点至少存在两条直线和已知直线平行”。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些理论不符合实际，其实是因为我们默认了几个前提，如“直线可以任意延长”、“任意两点间可以画一条直线”等。也许我们会觉得这些前提是理所当然的，但正是这些潜在的观念阻碍了我们对非欧几何的理解。
人生活在社会上，势必会受到社会和周围人的制约，人们长期遵循一定的理念，就会在潜意识里滋长一些条条框框的自我约束。同时，也会用这些条条框框去约束别人，人们为了得到他人的肯定和接纳，便会自愿地臣服于这些“观念”。要想突破传统观念，就必须具备足够的气魄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