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腓尼基妇女》的世俗性伦理与超越性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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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同样是以俄狄浦斯家族的悲剧为主题,欧里庇得斯却在《腓尼基妇女》中自觉偏离传统神话与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悲剧中的女性形象,不仅对伊俄卡斯忒的死亡进行再塑,还对歌队的人员构成进行颠覆,在代表了世俗性伦理的伊俄卡斯忒和代表了超越性伦理的歌队的对立中,反映了诗人独特的创作特点和思考方式。
  关键词:欧里庇得斯;腓尼基妇女;世俗性伦理;超越性伦理
  《腓尼基妇女》是欧里庇得斯在戏剧比赛中为数不多的“获奖”作品。故事发生在“俄狄浦斯弑父娶母”预言成真之后,讲述了俄狄浦斯与其母所生子女的悲剧命运,而同样取材于此的,还有埃斯库罗斯的《七将攻忒拜》和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恰如亚里士多德所想,“当惨痛事件发生在近亲之间,比如发生了兄弟杀死或企图杀死兄弟”时,更能使观众产生畏惧和怜悯之情,而这三部悲剧便都选自这样一个“兄弟杀死兄弟”的神话。但在《腓尼基妇女》中,同样不能忽视女性人物在悲剧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是欧里庇得斯自觉偏离传统神话与前人所作悲剧,在剧中塑造了在《七将攻忒拜》和《安提戈涅》等作品中都不曾直接登场的女性人物——伊俄卡斯忒和由腓尼基妇女组成的歌队。这些女性恰恰是诗人所要重点塑造的,在这些偏离甚至颠覆传统形象认知的女性人物身上,不仅反映了诗人独特的创作特点和思考方式,还体现了他对其所处时代之人所遵循的世俗性伦理与超越性伦理的思考与关怀。
  一、伊俄卡斯忒:世俗性伦理
  《腓尼基妇女》由伊俄卡斯忒开场,上台的同时伴有大段叙事性独白,由此交代后文所要发生之事的起因与背景。观众对在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中便有登场的伊俄卡斯忒并不陌生,但无论是索福克勒斯还是之前的埃斯库罗斯均未对故事发展前期便已自杀身亡的伊俄卡斯忒作额外的处理,因此在《七将攻忒拜》和《安提戈涅》中,她并未直接上场。而在《腓尼基妇女》中,诗人选择重塑伊俄卡斯忒这一女性人物,与此同时,为使观众理解人物形象偏离后的新故事,不惜违背舞台技巧,借人物之口,以大段独白开场对背景进行铺垫,而这也恰恰成为欧里庇得斯悲剧创作的一大特点。
  不同于《俄狄浦斯王》中称呼自己亲儿为“那婴儿”,甚至以死撇清母子乱伦关系的伊俄卡斯忒,欧里庇得斯笔下的伊俄卡斯忒毫不避讳自己“俄狄浦斯之母”的世俗身份,亲切唤他为“我的儿子”。也正是因为她对“母亲”这样一个充满人性的世俗身份更为认可,即便得知自己因违反神谕造成诅咒实现,也一直坚强地活着,作为五个孩子的母亲而活着。她选择苟活并不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是甘愿作为母亲接受命运的挑战。因此,她对死亡的理解也是基于对自己世俗身份的认可之上,这就使她在《腓尼基妇女》中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死亡原因。雖然伊俄卡斯忒的不幸依旧来源于她的子女,但欧里庇得斯笔下的伊俄卡斯忒则甘之如饴:当她得知两个儿子手足相残、同归于尽之时便悲痛地当场自刎,临死却不忘用最后一丝力气去拥抱他们。形象的偏离之间,伊俄卡斯忒自身对身份的定位、对死亡的理解都使她敛去了传统故事中超越性的光芒,反而是其身上世俗的母性使她自愿走向死亡的深渊。
  尽管如尼采所说,“靠了欧里庇得斯,世俗的人从观众厅挤上舞台”。诚然,欧里庇得斯将大众所熟知的俗事摆在了舞台之上,但他笔下的世俗生活并不是低俗不堪的。对伊俄卡斯忒,诗人更多的是以一颗悲悯之心去塑造这一女性人物,以其感人至深的台词使观众将定势思维中她的原有身份抹去,转为对重塑后的世俗化身份加以肯定;以其悲壮的死亡方式令观众理解她对诅咒和死亡质朴无华的选择,从而发现她的人格魅力,换位思考之下能对她遵循的世俗性伦理有所感悟甚至产生共鸣。
  二、腓尼基妇女:超越性伦理
  本剧的歌队是一群来自腓尼基的妇女,她们不属于城邦,无法拥有发言权,更无法左右事情的进展,但这却是欧里庇得斯的匠心所在。因为无论是《七将攻忒拜》还是《安提戈涅》,歌队都由忒拜人组成,他们的命运与城邦紧密相连,这就使他们无法袖手旁观,而是从参与者的角度出发,通过合唱歌发表自己的观点。在《七将攻忒拜》中,歌队由忒拜妇女组成,作为守卫城邦的一份子她们敌我意识分明,不仅亲身经历着这场战乱,而且自身处境还与城邦的未来休戚相关,因此对战争的到来充满恐惧与不安,合唱歌中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无独有偶,《安提戈涅》中的歌队由忒拜城长老组成,他们不仅会发表一些代表作者思想的言论,更会以歌队长之口带给主要人物许多举足轻重的忠告,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影响着故事的进程与走向。而在欧里庇得斯巧妙构思之下,由外邦人组成的歌队方便了剧中人物情感的直接宣泄。
  初一登场,这群来自腓尼基的妇女们便不同于自私堕落的城邦众人,她们始终对神灵怀着虔诚而又恭敬的态度:“我成为福玻斯的使女,有如是金子打成的光荣的供品。”即使身为外邦人,歌队众人依旧以柔软而又同情的内心为身处硝烟中的城邦众人而担忧,在合唱歌中还呼吁神明去拯救这片曾经因备受神灵眷顾而辉煌闪耀的土地:“救助这国土吧!一切事在神们都是容易做的”。仿佛听到了歌队虔敬的祷告,听从神谕自愿牺牲的墨诺叩斯像是从天而降,让歌队不仅看到了城邦的希望,更看到了信仰的光芒。
  这群由腓尼基妇女组成的歌队作为一群与忒拜有着同一祖先的外邦人,她们好像不受世俗的干扰,依旧热爱自然、富有同情,虔诚恭敬的形象更是有始有终。她们不似城邦众人以人的世俗身份作为评定个人价值的依据,而是出于信仰伦理以人们对神、对神谕的态度为参照物:对神谕坚信如墨诺叩斯,她们称他为“好儿子”,对神明不敬如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涅刻斯,她们便以“野兽”和“嗜血的魂灵”来形容。一直到悲剧的最后,她们依然虔敬如初,哀切地将所见之事化为声声感慨,希望台下的观众不要忘了虔诚的初心、曾经的信仰,因为违反神谕、自甘堕落之人终将自食其果。
  三、对立与冲突
  《腓尼基妇女》中的歌队虽与故事发展联系松散,但她们却一直在场旁观伊俄卡斯忒与二子厄忒俄克勒斯、波吕涅刻斯的对话,见证了硝烟四起、谈和未成、两败俱伤等一系列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在对待厄忒俄克勒斯、波吕涅刻斯二人的态度上,歌队与伊俄卡斯忒出现了矛盾,这也代表着超越性伦理与世俗性伦理的冲突。   第一场中,当歌队与波吕涅刻斯初次见面,歌队礼数周到地向他行跪拜之礼,而波吕涅刻斯却直呼她们为“外邦的女人”。待伊俄卡斯忒迈着颤抖的脚步上场,苦心孤诣地对许久未见的幼子进行规劝,歌队长亦在一旁见证了全程,她这样感慨到:“自己所生的子女对于妇女的力量真是伟大的,整个的女性都爱着她们的儿女。”显然歌队长担忧这种世俗的“母亲的力量”会产生负面效果,但此时,她依然把兄弟二人和解的希望寄托于伊俄卡斯忒身上,因为她知道,爱着儿子的母亲会为了他们的未来选择尽全力阻止这场争斗。于是,当歌队长看到厄忒俄克勒斯前来和解,便对伊俄卡斯忒说:“母亲伊俄卡斯忒,这是你的事来说那样的话,好叫你的儿子们得到和解呀。”但伊俄卡斯忒并没有完全听从。而当歌队长听到狂妄自大的厄忒俄克勒斯将“野心”奉为神灵,道出“神中最伟大的君权”这样的亵渎话语,甚至还口无遮拦地狡辩时,她已看穿他对神灵的阳奉阴违。不同于《七将攻忒拜》中在厄忒俄克勒斯呵斥下不议论政治的妇女,虔诚的歌队长被触及逆鳞,她的话语不再婉转,态度更是发生了转变,毫不留情地批评道:“对于不美的行为,说得好是无用的,因为这本是不美的,却是违反了正义。”同时歌队长也认识到厄忒俄克勒斯对权力的欲望已使他丧失理智,她便对“母亲的力量”是否能起到作用产生了怀疑,转而把希望寄托于神明:“啊,神们呵!但愿你们给转移那些祸害,怎么的叫俄狄浦斯的儿子们和好吧!”伊俄卡斯忒软弱的做法令她们失望透顶,在她们后来的话语里不仅暗示了兄弟俩注定死亡的结局,更暗示了整个家族即将衰败的悲惨命运。
  曾有人说埃斯库罗斯是在信仰中带有一丝怀疑,而欧里庇得斯则是在怀疑中带有一丝信仰。在《腓尼基妇女》中,众神虽然缺席,但被世俗沾染的城邦却被信仰所救赎,在伊俄卡斯忒与歌队的对立中,显示了欧里庇得斯对世俗性之上超越性伦理的思考。诗人借歌队之口告诫人们,即使以世俗性伦理为指引,也依然要保持本心,切勿骄傲自大、顺从欲望,在追求人生价值的过程中也许注定经历失败甚至死亡,但比失败和死亡更为可怕的是人性的沉沦与堕落。
  在《腓尼基妇女》中,欧里庇得斯集中笔力于人与人的维度,在众神缺席的情况下,不仅对伊俄卡斯忒进行了重塑,更引入了腓尼基妇女作为独特视角,将本是互为对立冲突的世俗与超越、个人与城邦、理性与信仰在悲剧中完美展现。欧里庇得斯从女性人物实现自身价值的出发点及其过程切入,将其中显露出的人性作为探索之处,一方面公然违背希腊人所普遍相信的神话,选择将伊俄卡斯忒死亡背后的世俗性放大;但另一方面,他依然歌頌着歌队信仰伦理中所含的超越价值,在双方的矛盾对立中,不动声色地将其对世俗性伦理和超越性伦理的思考与理解隐秘地植根于作品之中。
  参考文献:
  [1]陈洪文,水建馥.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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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吉尔伯特.古希腊文学史[M].孙席珍,蒋炳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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