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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包容开放的时代，也是最为强盛的时代之一，尤其是中唐以前，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除了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外，精神上的追求也显得格外重要，其中对爱情这一永恒的话题更为执著。有唐一代，能够反映爱情亦或蕴含着爱情元素的载体很多，比如节日、传奇小说以及诗歌等这些人们常见的有形或无形的载体。除此之外，还有一类载体甚是少见，那就是陶瓷，兴盛于中晚唐时期的长沙窑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其开创了在瓷器上书写含有爱情意味的诗词之先河。
根据现有已公布的材料来看，在长沙窑瓷上书写含有爱情意味的诗词共有近十首，主要集中于瓷壶腹部，只有两件是书写在瓷枕面上，一件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另一件收藏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介绍如下：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瓷枕（图1、2），高7.3、长13、宽8.1厘米，1983年长沙市望城区蓝岸嘴出土。枕面诗词内容为“日红衫子合罗裙，尽日看花不厌春。更向妆台重注口，无那萧郎悭煞人”。此诗寄托着女子对心仪男士的爱慕之情，是为情诗。首句写她迎着朝霞，身着漂亮上衫和搭配得体又颇为美丽的丝绸套裙，风采雅致。次句说她身着这样美丽的衣裳，整天沉浸在明媚的春光里，尽情地欣赏春天里的美景。在此情景下，这位赏花女郎越看越按捺不住春与花对其心绪的撩动，潜意识里已经是见物移情，托物思人。通过前两句诗，可以看到女郎极为专注地等待心上人的到来，即使等到太阳西沉也不会厌倦。第三句着重叙述的是女子多次来到化妆台前，涂脂抹粉，这不知道是因为女子自惭容貌不如春花还是因为怀疑化妆技术欠缺呢。最后一句中的“无那”属于唐代习惯用语，意思是无可奈何。“萧郎”是古代传说中的神仙夫妇，指萧史善吹箫，能以箫作鸾凤之音，秦穆公女弄玉，也好吹箫，秦穆公就将其女嫁给萧史，并筑凤台给他们居住，数年后，弄玉乘凤，萧史乘龙，升天而去。此句点出萧郎，意在点明这位多情的女子与所期盼的人之间的关系，乃纯洁无瑕的爱情，而不是其他，以致这位女子才敢说：“我真无法对付我的这位心上人，他呀，感情上是个极端吝啬的人，舍不得到这里来与我相见。”该女子如此灼灼的爱和苦苦相思、等待竟然落空，诗中以一句揶揄粉饰过去，足见该女子性格善良，和对爱情渴望的深切。虽然此诗的结局不甚圆满，但是也反映出那个年代人们对爱的追逐是炽热的，是足以让人为之动容的。
本诗的特点是不言情而情笃深，不言怨有怨无声，前两句衬托后两句，一句一个层次地表现主人公内心凝重的波动和不欲外宣的娇羞心态。末句尤具性格特征，主人公不仅有青春的热情，尤其有她渴望自由飞翔的想象，而这些都是通过人物内心独白的方式，着眼于对主人公纯洁、真挚、高尚的感情描写，格调不俗，自然入妙。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瓷枕（图3、4），高7.5、长13.2、宽8.3厘米，长沙窑窑址出土。枕面则书写“熟练轻容软似绵，短衫披帛不緧缏。萧郎急卧衣裳乱，往往天明在花前”。此诗的内容是写结婚之夜，轻佻浮艳，颇幸含蓄，尚不失方寸。诗的第一、二句是写一个女子。先写女人体态，“熟练”是指洁白柔软的丝帛，这是比喻。“轻容”，无花的薄纱，表现其轻逸柔婉，丽而无骨。接着写这个女人穿着短袖单衣，披挂未经针线缝制的丝质绸巾，飘飘洒洒，绰约妖媚。第三、四句是写一个男子，面对这位风流女郎的热切行为。“急卧”“衣裳乱”是表述一种神情。末句是对一夜风流后还流连于风花雪月之中的美化。这样的诗，或是适应婚嫁之需、洞房之喜或是写一种冶游狎妓的放荡和不轨。
长沙窑所处位置远离唐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不像益州、扬州那样富庶，为何在这一地区会兴起这样一座影响深远的瓷场，并且在其瓷器上会有大量的反映爱情色彩的装饰风格，这就必须从当时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谈起。
首先，从安史之乱起，唐王朝逐渐开始走向衰败。早在杜牧、李商隐时代就已经显示出了日薄西山、险象环生的局势。宦官把持朝政，生杀予夺;藩镇拥兵自重、飞扬跋扈;党派结群林立，勾心斗角，成为了安史之乱以来晚唐政治的顽疾。而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更使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唐朝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唐末中原鼎沸，生灵涂炭，而词曲一科，反成熟于此时期。盖当时任命颠沛流利者多，益以寄其愁苦生活于文酒花妓，《花间》《尊前》，已撷其菁英，惜乎此外摈而不录也。”寄情美酒美女的结果是，大量的娱乐文学被创制，具有爱情色彩的诗曲麻醉剂般地唱响。
其次，朝政的混乱使士人对此保持疏离的态度，唐晚期许多文人多遭遇过屡试不第，沉沦下僚的经历。而城市经济的繁荣和歌妓制度的发达则给文人们的声色享乐生活提供了方便条件，有相当数量的文人狎妓冶游，寄情闺阁，使爱情诗风靡一时。
再次，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对于文学而言，市民阶层逐渐兴起并壮大，市民的口味不容忽视。市井俗人有自己的审美标准、文化修养及好奇心理，他们对自己不清楚的事情都有窥视心理，特别是奇闻怪事以及男女艳情。所以为适应他们的要求，一批宫中题材和青楼题材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很广。
最后，从中唐开始，诗坛风气就逐渐开始了转变。白居易、元稹的“元和体”掀起了唐代写艳的一个风潮，诗风趋向通俗化、世俗化，呈现出诗歌历史转折时期的写实尚俗特征。元稹有“艷诗百首”，刘禹锡﹑李贺等都曾写有艳诗。到了晚唐，李商隐的无题诗，象征暗示，迷离悱恻，寓人生感受于妖娆艳情之中。
长沙窑能够运用爱情主题类的诗歌与绘画作为装饰，这是由于整个社会弥漫着情与爱的风气造成的。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社会大环境，所以长沙窑工为了能够在越窑青瓷、邢窑白瓷的夹缝中生存，便充分利用这一世俗文化的精髓，并结合自身的优点，创造性地将爱情主题类的诗歌与绘画运用到其装饰中，而这也正是长沙窑工以商品利益最大化为追逐对象的体现，也是其敢于面对自身不足、勇于探索的反映。当然，长沙窑工将爱情主题类的诗歌与绘画作为装饰题材，进而销售到大江南北，这也为此类题材的诗歌普及到广大民众提供了物质载体。
根据现有已公布的材料来看，在长沙窑瓷上书写含有爱情意味的诗词共有近十首，主要集中于瓷壶腹部，只有两件是书写在瓷枕面上，一件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另一件收藏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介绍如下：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瓷枕（图1、2），高7.3、长13、宽8.1厘米，1983年长沙市望城区蓝岸嘴出土。枕面诗词内容为“日红衫子合罗裙，尽日看花不厌春。更向妆台重注口，无那萧郎悭煞人”。此诗寄托着女子对心仪男士的爱慕之情，是为情诗。首句写她迎着朝霞，身着漂亮上衫和搭配得体又颇为美丽的丝绸套裙，风采雅致。次句说她身着这样美丽的衣裳，整天沉浸在明媚的春光里，尽情地欣赏春天里的美景。在此情景下，这位赏花女郎越看越按捺不住春与花对其心绪的撩动，潜意识里已经是见物移情，托物思人。通过前两句诗，可以看到女郎极为专注地等待心上人的到来，即使等到太阳西沉也不会厌倦。第三句着重叙述的是女子多次来到化妆台前，涂脂抹粉，这不知道是因为女子自惭容貌不如春花还是因为怀疑化妆技术欠缺呢。最后一句中的“无那”属于唐代习惯用语，意思是无可奈何。“萧郎”是古代传说中的神仙夫妇，指萧史善吹箫，能以箫作鸾凤之音，秦穆公女弄玉，也好吹箫，秦穆公就将其女嫁给萧史，并筑凤台给他们居住，数年后，弄玉乘凤，萧史乘龙，升天而去。此句点出萧郎，意在点明这位多情的女子与所期盼的人之间的关系，乃纯洁无瑕的爱情，而不是其他，以致这位女子才敢说：“我真无法对付我的这位心上人，他呀，感情上是个极端吝啬的人，舍不得到这里来与我相见。”该女子如此灼灼的爱和苦苦相思、等待竟然落空，诗中以一句揶揄粉饰过去，足见该女子性格善良，和对爱情渴望的深切。虽然此诗的结局不甚圆满，但是也反映出那个年代人们对爱的追逐是炽热的，是足以让人为之动容的。
本诗的特点是不言情而情笃深，不言怨有怨无声，前两句衬托后两句，一句一个层次地表现主人公内心凝重的波动和不欲外宣的娇羞心态。末句尤具性格特征，主人公不仅有青春的热情，尤其有她渴望自由飞翔的想象，而这些都是通过人物内心独白的方式，着眼于对主人公纯洁、真挚、高尚的感情描写，格调不俗，自然入妙。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瓷枕（图3、4），高7.5、长13.2、宽8.3厘米，长沙窑窑址出土。枕面则书写“熟练轻容软似绵，短衫披帛不緧缏。萧郎急卧衣裳乱，往往天明在花前”。此诗的内容是写结婚之夜，轻佻浮艳，颇幸含蓄，尚不失方寸。诗的第一、二句是写一个女子。先写女人体态，“熟练”是指洁白柔软的丝帛，这是比喻。“轻容”，无花的薄纱，表现其轻逸柔婉，丽而无骨。接着写这个女人穿着短袖单衣，披挂未经针线缝制的丝质绸巾，飘飘洒洒，绰约妖媚。第三、四句是写一个男子，面对这位风流女郎的热切行为。“急卧”“衣裳乱”是表述一种神情。末句是对一夜风流后还流连于风花雪月之中的美化。这样的诗，或是适应婚嫁之需、洞房之喜或是写一种冶游狎妓的放荡和不轨。
长沙窑所处位置远离唐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不像益州、扬州那样富庶，为何在这一地区会兴起这样一座影响深远的瓷场，并且在其瓷器上会有大量的反映爱情色彩的装饰风格，这就必须从当时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谈起。
首先，从安史之乱起，唐王朝逐渐开始走向衰败。早在杜牧、李商隐时代就已经显示出了日薄西山、险象环生的局势。宦官把持朝政，生杀予夺;藩镇拥兵自重、飞扬跋扈;党派结群林立，勾心斗角，成为了安史之乱以来晚唐政治的顽疾。而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更使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唐朝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唐末中原鼎沸，生灵涂炭，而词曲一科，反成熟于此时期。盖当时任命颠沛流利者多，益以寄其愁苦生活于文酒花妓，《花间》《尊前》，已撷其菁英，惜乎此外摈而不录也。”寄情美酒美女的结果是，大量的娱乐文学被创制，具有爱情色彩的诗曲麻醉剂般地唱响。
其次，朝政的混乱使士人对此保持疏离的态度，唐晚期许多文人多遭遇过屡试不第，沉沦下僚的经历。而城市经济的繁荣和歌妓制度的发达则给文人们的声色享乐生活提供了方便条件，有相当数量的文人狎妓冶游，寄情闺阁，使爱情诗风靡一时。
再次，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对于文学而言，市民阶层逐渐兴起并壮大，市民的口味不容忽视。市井俗人有自己的审美标准、文化修养及好奇心理，他们对自己不清楚的事情都有窥视心理，特别是奇闻怪事以及男女艳情。所以为适应他们的要求，一批宫中题材和青楼题材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很广。
最后，从中唐开始，诗坛风气就逐渐开始了转变。白居易、元稹的“元和体”掀起了唐代写艳的一个风潮，诗风趋向通俗化、世俗化，呈现出诗歌历史转折时期的写实尚俗特征。元稹有“艷诗百首”，刘禹锡﹑李贺等都曾写有艳诗。到了晚唐，李商隐的无题诗，象征暗示，迷离悱恻，寓人生感受于妖娆艳情之中。
长沙窑能够运用爱情主题类的诗歌与绘画作为装饰，这是由于整个社会弥漫着情与爱的风气造成的。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社会大环境，所以长沙窑工为了能够在越窑青瓷、邢窑白瓷的夹缝中生存，便充分利用这一世俗文化的精髓，并结合自身的优点，创造性地将爱情主题类的诗歌与绘画运用到其装饰中，而这也正是长沙窑工以商品利益最大化为追逐对象的体现，也是其敢于面对自身不足、勇于探索的反映。当然，长沙窑工将爱情主题类的诗歌与绘画作为装饰题材，进而销售到大江南北，这也为此类题材的诗歌普及到广大民众提供了物质载体。